国家在场对“非遗”传承与创新的实践
——以国家艺术基金项目“黄河流域鼓舞编导创新人才培养”为例

●孟庆艺

国家在场理论主要是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为我们探讨国家层面的文化政策与社会现象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有利视角。“‘国家在场’主要是指国家权力在社会的存在和体现，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将民间社会纳入其庞大的管理体系以达到强有效的管理目的。”①武沐、姚金燕：《“国家在场”视域下国家认同探究——以精准扶贫中民族地区G乡为例》，《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国家艺术基金是国家通过艺术资助的政策来促进社会中的艺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非遗”作为国家文化与历史的凝结物，国家力量的在场，将是保障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全球影响的世界遗产计划，2003 年10 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迄今为止联合国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我国在2004年作为第六个缔约国加入了该公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缔约国的推动下，“非遗”的概念迅速影响了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中国对“非遗”的重视由来已久，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对民间歌谣进行的记录整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非遗”工作卓有成效地全面展开。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和实践将“非遗”变成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传承与创新“非遗”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行动。

2023 年5 月1 日至6 月7 日，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下，太原师范学院组织实施了“黄河流域鼓舞编导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笔者作为项目组的学员之一与其他29位学员经历了38天的理论授课、实践授课、采风调研、创作实践、学术研讨，受到了来自国家与地方的31 位名师专家的共同传授，并以题为《鼓之舞之以远歌》的展演晚会来体现项目对“非遗”鼓舞传承与创新的实践成果。本文以该项目为例，分析国家在场对“非遗”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实践作用。把国家在场的理论作为方法论，阐述国家艺术基金对“非遗”的实践状况，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复杂互动，进而揭示国家对促进“非遗”传承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国家作为符号的在场

黄河与鼓舞作为中华民族象征性的符号，具有表征中国历史文化的权威性力量。该项目通过运用黄河与鼓舞这两个具有国家意味的符号，体现了项目的国家在场与国家身份。

（一）黄河的符号意义

国家艺术基金经国务院批准，于2013 年12 月成立，是旨在繁荣艺术创作、打造和推广精品力作、培养艺术人才、推进国家艺术事业健康发展的公益性基金。国家艺术基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样的指导方针引导下，项目主体太原师范学院紧跟时代的步伐，顺应党的方针政策，于2021年9月申请了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域的项目。黄河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国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黄河流域由于风沙堆积和流水沉积等作用，形成了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气候温和、降水丰富的环境，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使得这一区域成为古代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方，因此将黄河称为母亲河。如此重要的文化与历史价值，使黄河流域成为国家与人民关注的焦点。“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①新华社：《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表主要讲话》，《中国水土保持》2019年第10期。是2019 年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指示。2020 年10月，我国推出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方案》。2021 年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2022 年6 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制定了《“十四五”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黄河流域一时间成为文化保护的热点区域，太原师范学院申报的“黄河流域鼓舞编导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于2022年3 月获批立项资助。“国家在场”为黄河领域及其相关文化的保护、研究、传承、创新提供了各种场域和有力支持。

黄河全长5464 公里，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 个省区，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性符号。黄河流域文化遗产资源富集，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也孕育了代表民族文化的“黄河派歌舞”。1986 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中，山西选送的舞蹈《元宵夜》《江河水》《捣米》等13 个节目全部获奖。这批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作品，震动了全国，也让文化界鼓起了信心。原山西省文化厅给山西省歌舞剧院下达了两个任务：打造一台交响乐晚会，打造一台以山西民歌为主的歌舞晚会。于是在1987 年，《黄河儿女情》隆重上演。这部作品开创了“全国民族风情舞蹈”的先河。其后的《黄河一方土》《黄河水长流》都成为当年的热门艺术话题。黄河派歌舞以现象级的歌舞艺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河歌舞艺术作为可以代表国家形象的歌舞派别诞生了。

（二）鼓舞的符号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主题报告，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年第30期。的要求。传统文化被提高到了国家的战略层面。项目主办方太原师范学院以鼓舞为研究对象，不仅是为了从编导层面提高国家艺术人才的创新能力，也是一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传统舞蹈类项目一共有356 项。其中，鼓舞分布在全国17 个省（区），总数量为55 个。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拥有的鼓舞“非遗”数量为19 项，分别为青海1项、四川1 项、山西5 项、陕西4 项、甘肃4项、山东4 项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https：//www.ihchina.cn/project#target1。。我国舞蹈种类丰富，然而“非遗”鼓舞能占“非遗”舞蹈总数的15%。同时，我国有34 个省级行政区，其中黄河流域9 省的鼓舞数量能占全国“非遗”鼓舞数量的35%。通过这些数据，我们足以证明鼓舞在中国舞蹈的重要地位，以及黄河流域的鼓舞在全国省区鼓文化中的主要地位。

符号作为文化传承的运载工具和传递手段，凝聚着文化的表面能指与底层所指。符号是民族内部约定俗成的共同体，受本民族所有成员的认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通过符号的行使，特定的社会群体可以塑造和维持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从而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和选择产生影响①〔法〕皮埃尔·布尔迪厄、J.-C.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21，第12-27页。。综上所述，黄河与鼓舞这两个符号具有中华文化代言人的权力，是国家文化认同的基础，获得了全民族的身份认可，因此这些符号具有从社会群体那里获得造就群体的力量，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前提。这种权威性可以稳定社会成员的文化价值观和习惯，引导人们的国家认同。因此，本项目也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

二、“非遗”传承与创新的过程策略

国家艺术基金拥有国家在场的优势，通过运用现有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完成项目的运作，对“非遗”的传承与创新进行了一次重要实践。项目实施过程中，全体学员接受了题为《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观》的专题学习。社会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会接受并内化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和习惯，这些价值观和习惯将会对人们的行为和决策起指导作用。就本堂课而言，学员理解了国家政策与文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对后续整个学习的影响，所有的文艺观要建构于社会主义话语下，艺术工作者要从意识形态的层面观照政治，创作出符合国家建设的作品。只有当中国舞蹈艺术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够充分提升中国公民的精神文明高度。这使得“非遗”传承与创新的过程被赋予了国家建设的政治高度，因此，国家在场是传承与创新“非遗”实践过程的动力和底层逻辑。

传承与创新既是对“非遗”的延续，也是对它们的解构与重组。该项目为“非遗”传承与创新的落实提供了战略性的规划，学习的内容丰富，获取信息的方式多元，采用了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发展基于“非遗”形式的文化。在国家在场的语境下，通过遵循一系列步骤，舞蹈工作者可以识别和记录传统的“非遗”形式，分析和整理他们的发现，并利用这些发现来创造新的艺术作品。

（一）挖掘：传承与创新的素材来源策略

传承与创新过程的第一步是挖掘。在这个过程中，舞蹈工作者扮演着人类学家的角色。他们深入地方，或保持局外人的立场进行观察记录，或参与其中与地方民众交流和生活进而获得一手的体验，这些都是通过挖掘得到的原始数据，是进行后续传承与创新的基础素材，舞蹈工作者的创作因此与本土“非遗”素材相关联。

该项目安排了鼓舞采风与实践调查的环节，学员们远赴不同省市，深入博物馆、艺术馆、黄河壶口瀑布、鼓舞传承基地调研，还观看了鼓舞传承人的表演与地方小学生的“非遗”表演。这是项目中国家在场的不同力量来源，这为素材的获取创造了多元化的渠道。一套动作序列、一件服装、一个生活仪式、一种道具、一句诗经、一瞬间的感受，都可能成为挖掘到的成果，为传承与创新“非遗”提供基本素材。

（二）整理：传承与创新的素材筛选策略

传承与创新过程的第二步是对挖掘到的基本素材进行整理。这个步骤是舞蹈工作者在对挖掘到的材料进行筛选和甄别，哪些材料是可利用的，哪些是不可利用的。舞蹈工作者只保留他们认为适合他们发展和研究的民间素材。这种吸收与抛弃的选择体现的是自我意识的过程，并且在特定时间内应该吸收什么和应该抛弃什么会因为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导向而有所不同。保留哪些元素和排除哪些元素的过程是传承与创新的必要组成部分。

该项目为学员在对素材进行吸收与抛弃的选择上提供了指引。安排的各种理论课程使学员对当下的文艺政策、文化环境、专业发展情况和舞蹈编导理论得到了全面的掌握，进而影响了学员在对“非遗”进行传承与创新中的整理过程。

（三）创造：传承与创新的素材利用策略

传承与创新的最后一个过程是创造。这是体现该项目培养编导人才的最明显的阶段。舞蹈工作者使用从地方上挖掘出来的素材来创作新的、原创的舞蹈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创造的过程也塑造了舞蹈工作者的身份，即舞蹈工作者通常被称为他们创造的新作品的编导。创造过程的主要目标是使传统舞蹈符合当下的时代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不断变化，表演实践必须不断适应新的社会与文化环境，才能与时俱进。通过对现有的民间形式进行创新，舞蹈工作者帮助这些形式适应新的空间和偏好，才能确保它们继续被欣赏。

该项目安排了一系列培养学员创造力的实践课程。首先，学员们接受了不同风格舞种的身体训练，不仅可以鉴赏，也可以为创造提供借鉴与灵感。其次，学员们有针对性地学习了编创技法，为创造力的落实提供工具。最后，学员们实践了自己的创造，将自己挖掘到的素材经过解构与结构以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传统舞蹈转换为正式的艺术词汇，完成了传承与创新的整个过程。

由此看来，该项目通过完成挖掘、整理与创造这一过程，树立了国家在场对“非遗”进行传承与创新的范例。挖掘、整理和创造为从过去到现在，从共享遗产到个性创造的转化提供了过程策略。挖掘、整理和创造在该项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贡献被理解为同时具有传承性和创新性。因此，挖掘、整理和创造，作为一种思考和实践艺术的方式，使得传承与创新成为“非遗”保护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与之对立。对于希望借鉴现有“非遗”并将其发展成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形式的舞蹈工作者来说，在国家的平台上，挖掘、整理和创造可以提供一种阐明和开展此类工作的方法，从而为“非遗”的发展提供一个可借鉴的过程策略。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民间与个人也参与了促进“非遗”的传承与创新，它们有各自的特征，并且依托项目的运作，精诚合作，完成了互动与沟通，体现了社会群体的国家意识，这更具有积极意义。

三、“非遗”传承与创新的实践意义

“实践”是来自马克思的概念。马克思指出，人的存在是实践的，而非观念的，人在实践中创造历史。“实践既是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个人行动，也是再造文化和社会秩序的途径。”①宗晓莲：《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因此，对“非遗”进行传承与创新的实践，可以再造文化和社会秩序，是具有实际意义的。这次项目对“非遗”鼓舞的实践，是在国家在场的背景下完成的。追寻整个项目的运行轨迹，其主要的特征就在于国家艺术基金建构和重组“非遗”。以此次项目为实践“非遗”的缩影，传承与创新“非遗”，使其不仅具有作为“非遗”本身该有的意义，更是产生了更大层面的社会意义。

（一）“非遗”传承的意义

1.保护原生态的方式

“原生态”是随着杨丽萍的《云南印象》而走红的专业术语，其意义是指具有原生态的内涵，而不是真正的原生态。正如杨丽萍的自述：“在村子里面（跳舞）比较散漫，比较喜欢围一个圆圈，围着髯火，节奏没有这么快，一般不拉横排，不拉竖排。”②慕羽：《“原生态”改造了原生态——看〈云南映象〉》，《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然而舞台上的呈现是一定有队形调度的。因此，被加工过的文化一定不是真正的原生态。真正的原生态是民俗学所探求的本真性。真正的原生态“只存在于民族的生活中，是生活的文化、百姓的文化、俗世的文化，是一方水土独特的产物，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源头、根基和底层，是民族个性特征与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③慕羽：《“原生态”改造了原生态——看〈云南映象〉》，《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在这个定义中，原生态暗示了一种真实性，既强调未被污染的原始，也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同时，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落后的，没有与时俱进的。在这个互联网普及的地球村时代，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或自己拥有的东西是落后的，没有与时俱进的。这便导致很多原生态民间传统不被重视甚至被排斥。截至2023 年8 月，我国分别于2006 年5 月、2008 年6 月、2011 年5 月、2014 年7 月和2021 年5 月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国家赋予的声誉与切实的经济利益，挽救了濒临灭绝的原生态民间传统，使其走上了被发展与建构的道路。

然而，只有“非遗”之名，没有后续的传承，也不能形成“非遗”良性发展的闭环。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热衷于“申报自己地方上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①范可：《“申遗”：传统与地方的全球化再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在申遗的热潮下，“非遗”项目的频频立项，是时候要求我们把关注点从“非遗”的申请上转移到“非遗”的传承上了。本次的项目课程内容安排了“非遗”鼓舞传承人的授课，《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规定了在培训期间聘请专业人士授课需支付教师教辅费。传承人凭借自己掌握的“非遗”核心技能艺能，不仅给其创造了来自国字号声誉上的荣耀，也为其带来了切实的利益。这将调动“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有利于“非遗”传承工作的良性开展。

“非遗”使原生态民间传统成为了“地方的遗产、民族—国家的遗产”②刘晓春：《谁的原生态?为何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原生态现象分析》，《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只有持续的传承，才是永葆原生态文化不可估量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力的永动机。

2.迈向现代化的动力

全球化促进了文化的频繁交流，然而带来的悖论就是文化采借与挪用的便利，这导致了文化的趋同。然而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宣称自己拥有独特的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是证明其主权长久独立与稳定的方式之一。因此，“非遗”制造了这种话语。

我国一直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这个概念揭示了利用有形和无形的遗产作为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主义想象的方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不竭动力，是实现梦想的路径。“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独特性的标志，人民只有通过认识到自己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来确定自己的身份。“非遗”也是社会群体的代言人，拥有最权威的权力，是人民长期文化认同的最终结果。这样一来，“非遗”作为国家民众的集体记忆，通过每个人的怀旧之情将集体大众连结在一起，这种情绪作为一种非政治手段，可以激起一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能量。因此，传承“非遗”可以促进国家稳定继而不断发展不断向现代化迈进。

（二）“非遗”创新的意义

《国家艺术基金章程》规定了国家艺术基金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是基金在鼓励具有现代性的创造。同时，《国家艺术基金2022 年度项目评审报告》又指明“文化遗产原貌传承保护类的项目，因国家另有专门资金支持，原则上不纳入资助范围。”①《国家艺术基金2022 年度项目评审报告》，国家艺术基金，https：//www.cnaf.cn/annual_report_detail/2361.html，2022年3月1日。这表明基金不鼓励延续本土习俗的“非遗”。该项目“黄河流域鼓舞编导创新人才培养”，就是强调对“非遗”的创新。艺术创新是在“非遗”基础上的延伸和超越，是对“非遗”的传承与发展的统一体现。因此，在“非遗”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实践，是国家艺术基金发挥艺术创作“孵化器”②彭澳丽：《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做好艺术创作的“风向标”“助推器”和“孵化器”》，《中国文化报》2023年6月16日第1版。作用的初衷。

在创新的语境下，舞蹈工作者在实践的过程中扮演着“非遗”代理人的角色，实践结果的成功不是以现存形式保存得有多严格来衡量的，而是对“非遗”的创新是否符合当下国家的文化与社会环境来衡量的。因此在完成实践时，不能采用创新与保守的二分法，而是要兼顾守正与创新。该项目对创新的强调，为发展“非遗”的新经验和新想法的出现提供了可能。随着每一个创新的出现，就像基因库中出现的新表型一样，一条新的遗传线路出现了，这为塑造新的后代提供了可能。

综上所述，“非遗”能够产生，并且在国家在场的语境下得到传承并不断创新，是因为“非遗”成为了一种文化认同的方式：对于原生态的落后含义，人们讳莫如深，“非遗”的出现缓解了这种紧张状态，并且通过不断的传承使原生态的保护得以实现；现代化的建设又需要以团结的人心为根基，“非遗”也创造了这样一种公共话语，对其进行传承，是促进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不竭动力。同时，“非遗”也是维系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因为“非遗”可以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产物，创新是使其能够永远伴随国家建设进程的方式，每一代被创新的“非遗”都将成为过去的“非遗”，不断被创新的“非遗”必须符合当下的国家叙事才说得上是成功的实践。在这些过程中，国家在场是不可缺失的角色，通过国家力量的渗透，“非遗”具有了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表达了对国家的归属与认同。同时，传承与创新是对“非遗”的动态发展，这使“非遗”不再停留在本身的民间意涵上，更具有了民族文化身份的价值。因此，传承与创新在国家在场的背景下，使“非遗”成为文化认同的永恒基础。

四、结论：国家在场是传承与创新“非遗”的重要力量

对“非遗”的传承与创新离不开国家在场的推动，传承与创新使“非遗”成为国家认同的永恒基础。“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治理的重要目标，对内以维护和谐稳定发展，对外以彰显国际定位和角色。”①武沐、姚金燕：《“国家在场”视域下国家认同探究——以精准扶贫中民族地区G乡为例》，《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因此，传承与创新“非遗”具有国家战略的意义。

从国家艺术基金与“非遗”的互动关系中发现，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实践，得到了自下而上的回应。在国家层面，政府、高校和专家为了促进“非遗”能通过项目的实践得到发展，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或安排相应的培训计划。在社会层面，学员、民众和“非遗”利益相关者为了传承与创新“非遗”，也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需强调“实践”是发展“非遗”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家和社会形成了一个实践团体，这是驱动“非遗”传承与创新的必要条件。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政府主导、需要群众广泛参与的覆盖全社会的文化运动，同时也是一项需要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的文化事业。”②田宇：《实践与反思：“非遗”保护的理念与广西实践》，《歌海》2020年第3期。经过国家艺术基金对“非遗”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在场是阐释文化变迁的方法论。国家在场提供了关于“非遗”传承与创新的国家决策和社会努力的交集，实现了家国一体的全面协调发展，建立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国家在场可以最大化转化与利用“非遗”，是传承与创新“非遗”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