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思想的原初含义及当代意义
——基于《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分析

张金星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自1848年正式出版以来，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从各个视角对其展开研究。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认为，“马克思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宣言》是他的第一部纲领之作，他后来的一切学说在其中已经有了完整的体现”［1］。英国新左派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自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以来，这本小册子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单篇政治文献”［2］。但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研究者的解读将《宣言》中的世界历史思想简化为一种描述性的全球化理论，这样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3］34。世界历史虽然包含全球化的维度，但并非仅有单一的全球化维度。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宣言》文本，从中深入研究“世界历史”思想的原初含义，进而揭示其当代意义。

一、世界历史生成的社会前提：资本主义社会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开章辟节以具体阐释世界历史思想，而是将其置于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析之中，将世界历史的肇始归于以大工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简言之，世界历史归因于资本逻辑，正是资本逻辑的建立，才开辟了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

《宣言》开宗明义对人类发展至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之前的历史作出了界定，提出这种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尽管后来恩格斯作了补充，认为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原始社会以后的人类历史，而非整个已知的历史，但就资产阶级的诞生历程而言，社会中的阶级分化、整合、斗争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至资本主义阶段呈现出的典型的历史特点。具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从两个方面揭示了这些特点。第一，在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呈现出“极化”的趋势。《宣言》的创作背景大多参照英国和法国的实际历史发展状况，这为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变化提供了必要的经验材料和历史依据。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演进中，社会结构的变化体现为人从自由民、奴隶、贵族、平民、领主、农奴、行会师傅、帮工等多阶层的“等级存在”向资产者、无产者两大阶层的“阶级存在”的历史转变，这种趋势体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马克思以“劳动异化”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极化”现象，此后一直延续至《资本论》，持续追问这种“极化”现象的根源所在，并以“剩余价值”解出“极化”现象的历史之谜。第二，现代社会并未消除历史发展中的阶级对立，而是代之以新的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4］592，即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发展过程中，一切其他的社会形式，如奴隶制、封建制等都已逐渐退出了世界历史的舞台。这是因为，现代资产阶级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4］33。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资产阶级的普遍性，从而瓦解了其他的阶级力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是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的形成一方面推动了现代资产者这一革命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极大地瓦解了封建制度的存在，为资产阶级从一个特殊阶层转变为普遍阶级奠定了基础。

世界市场的发展推动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但资产阶级自身的发展也是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表现为不同的存在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迁，体现了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过程，也是一部现代社会的形成史。资产阶级的形成经历了由农奴、城镇市民到资产阶级分子的“上升”过程。就政治形态的发展而言，马克思认为，“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专制君主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5］654。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存在有被统治阶级形态和统治阶级形态两种，前者如封建社会中的被压迫阶级、君主国中纳税的第三等级等，后者即政治国家或现代国家形态，资产阶级从被统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其政治统治建立的标志正是现代代议制国家的形成。

资产阶级在获得政治统治权的过程中，瓦解了一切旧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这些旧有的关系或是封建的宗法关系，或是感性的神圣关系，或是温情的家庭关系，但都被取而代之以现代的雇佣关系。与以往的一切关系不同，新关系的产生具有资产阶级的“革命”意义，这种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经常性的变化发展之中，因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4］34。随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从民族、国家向外部复制，从时间和空间上将全世界的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卷入到世界市场之中，但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历史才得以生成。

从根本而言，资本逻辑作为现代社会的内在力量推动人类历史从民族的、国家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此外，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历史诞生的重要地理学基础，它推动了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了全球性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展了潜在的世界市场，这种世界市场不仅意味着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市场容量扩大，更代表着世界性的殖民活动、黑奴贸易以及工商业、航海业的发展。地理大发现及其伴随而来的交通业的发展对资本逻辑的空间拓展与时间加速起到了推动作用，它一方面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逐渐取代了行会手工业，另一方面促进了传统“行业分工”的瓦解，厂内分工逐步取代传统的行业分工并构建起新的行业分工标准。同时，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形成，这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生产基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5］566，这种历史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构成单位（如民族、国家、部落等）开始被卷入一个统一的生活生产体系当中，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在人类社会中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世界历史”从时间上说是大工业生产以来的人类历史，或者说是具有经济意义的全球史。这种全球史打破了生产的民族基础，生产的原料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区、民族、国家，而是遍布全球，生产产品的消费对象也不再囿于某一区域或国家，而是覆盖到全世界范围。

强调世界历史的社会前提，在于“‘世界历史’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发展中带有本质意义的转折点”［6］，而马克思、恩格斯进行历史分析的切入点恰恰也是人类社会。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造就了特定的社会阶段，因此，通过剖析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发展，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全球一体化的形成。

二、世界历史展开的双重维度：全球化与现代国家

世界历史研究的任务是揭示人类发展的运动规律。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开启的世界历史，并非呈现为单一的经济全球化样态，世界历史的展开，不仅体现为全球化的发展历程，还应包括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4］9，提出了历史的构成包括经济、政治、精神三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意义上强调现代世界历史的开启，也并未忽视历史演进中的政治因素——阶级斗争，现代国家正是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获胜的历史产物，“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4］33。现代国家是由经济发展中生产资料等要素的集聚化（资本积累）而建立起来的，随着各种差异的消灭形成了一个统一体。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必然是世界历史的又一个重要维度。如果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决定着政治的发展，那么政治同样能够反作用于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促进了现代国家的建立，同时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自身发展，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推动力，前文强调的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经济动因，这里则突出世界历史形成的政治因素。

现代国家的产生，一方面消灭了之前的社会形态中建立在狭隘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人的愚昧、落后、贫穷，推动了人类进步。另一方面，也将整个世界带入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二元结构之中，不仅民族、国家内部的统治方式发生了改变，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代国家的发展并非以军事征服、领土占领等为目的，而是以现代生产方式为基础，以廉价的商品交换为形式，以获取剩余价值为根本追求，体现资本的权力与意志，由此形成了以文明—愚昧、西方—东方划分民族的世界历史结构，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国际关系结构。这种结构既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的扩大化，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复制。简言之，世界历史的政治结构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在全球范围内的重现，“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5］757。由此，世界历史的政治结构（国际关系结构）源于世界市场中以民族或国家为单位的经济关系结构。

毫无疑问，世界历史中支配与被支配的二元结构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结构，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世界历史的形成也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将全球化理解为人的全球性共同生活才能抓住其本质。世界市场呈现出的全球性物质生产和消费，体现了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相互依赖、相互交往的程度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类物质交换的不断深入，精神产品也会由一种民族文化发展为普遍的世界文化，这种世界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人类全球性生活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文化诉求。需要指出的是，世界文化的生成必然是一个从民族的特殊性上升为世界的普遍性的过程，虽然民族文化在世界历史舞台依然存在，但是世界文化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理念，其重要性与日俱增，我们在这里要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民族文化有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发展的可能，由此可以说民族文化是人类地域性生活的精神产品，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同样，世界文化不仅从形式上包括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而且还具有超越各民族文化局限性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把世界文化理解为全球性文化，表达人类社会的全球性共同价值。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特殊性（民族性、地方性）不断消除，普遍性（全球性、世界性）逐渐增加的过程。因此，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本质上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全球性共同生活。

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从内在逻辑而言是资本本性的必然要求，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现代国家是构成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维度，如果把全球化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这既忽略了人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也是对世界历史的片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将带来全球性变革，由生产和贸易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将受国际整体趋势的影响。但《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相信世界将整体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并没有设定这一过程中是否必然遵循一种模式，也关注到可能会出现不同现象或反向发展，这说明世界历史理论不是一种封闭的理论，对于我们研究当今世界发展趋势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三、世界历史的扬弃手段：无产阶级革命

虽然马克思在1859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系统地阐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但是《宣言》中已经开始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分析世界历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于分工—异化逻辑对世界历史进行矛盾分析，从而强调无产阶级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要性不同，《宣言》中已经清晰地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逻辑，这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得到了发展，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在不断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他们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与历史发展相适应的一对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的同时，强调这种生产力产生的历史基础源于封建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因为封建生产关系无法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相适应。同样，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已经到了难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显露出来，并表现为周期性的商业危机、生产过剩（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危机）等，即使通过消灭生产力和扩大市场也无法消除这种矛盾，而且只可能造就更大的危机。“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7］，这就需要构建新的生产关系，而能够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的社会阶级只能是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产生的无产阶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建立的现代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即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或者说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本来作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起“革命”作用（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性）的积极因素，现在则变成“迟滞”的力量，如果要“改变世界”，就需要新的革命阶级，这也是他们对“无产者”的期待。由于现代社会的结构是自然的极化，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并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极化一方面是新的现代生产关系的建立、扩大，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中间阶层不断被消灭，从而进入无产阶级队伍中。此时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正如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样，无产阶级也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无产者自身觉悟不断提高并联合成为规模越来越大的阶级。从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中转化为无产阶级的人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素质，资产阶级理论家可以转变为无产阶级理论家，无产阶级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成为革命的阶级？首先，无产阶级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马克思认为，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中，除了无产阶级之外，其他一切阶级都没落了。就历史的发展而言，资产阶级所构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逻辑上必然要求由无产阶级承担这一历史使命。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592，“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4］592。也就是说，解决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条件只能从社会自身寻找，这预示着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必须建立起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才能够消除危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就是革命阶级本身。”［5］655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的劳动（雇佣劳动）是创造生产力的根本，也代表着历史的进步。但在参与阶级斗争时，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出无产阶级同时具有保守性和革命性。保守性是指，工人阶级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生存维护一种旧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落后的、反动的。革命性是指，工人阶级不断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从而产生立场的转变，从自身的保守立场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中。

其次，无产阶级在社会的两极分化中为了生存必须革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要使人民革命同市民社会特殊阶级的解放完全一致”［5］15，就需要一个“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5］15的普遍等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无产者的生活条件却不断下降。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的发展依靠雇佣劳动（或者说无产阶级），而无产者垂死挣扎意味着资本不可能再继续发展，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继续发展，从而也就意味着社会需要变革生产关系。这个使命，在马克思看来只能由无产阶级完成，是无产阶级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5］17，无产阶级的存在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是对这种社会制度的否定。因此，要想改变自身的不幸命运，只有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

再次，无产阶级如何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答案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发出这个号召，原因在于人类社会已经被卷入“世界历史”的统一体中，世界市场就是这种统一体的真实存在。在他们看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8］。也就是说，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前提，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都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世界性革命。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资产阶级只维护部分人即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并且以现代国家的形式维护自身的利益，虽然资产阶级以世界市场为目标追逐剩余价值，但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资产阶级始终存在着剧烈的利益冲突，无法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总体存在。而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之间并不存在利益的冲突，因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为无产者的世界性联合奠定了基础。“工人没有祖国。”［4］50其意义就在于此，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改变自己的命运。

四、“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既肯定了世界历史的原初动力，又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从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两个维度展开，同时还指明了世界历史的扬弃只能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这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有效的解释力。

世界历史意味着现代化的生成必须从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两个方面展开，现代化建设包括国家建设和全球建设两个方面。从历史进程看，人类历史正处于从资产阶级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历史语境。将世界历史等同于全球化的理解是片面的，这种片面理解带来的问题是，似乎西方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式应该复制西方。这就走入了极大的误区，忽视了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生成这一特殊语境。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沃土，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参与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展开，它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不仅属于本民族而且属于全世界，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指引下，中国历经了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探索，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团结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奋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宽广道路，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其次，这种现代化不是孤立的自我发展，它展现了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是同世界紧密联系的现代化，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期待。再次，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有本质不同，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

学术界常常有一种争论，中国的现代化到底是外源性的现代化，还是内生性的现代化？这种思维显然是以一种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来审视现代化，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前提，是从西欧国家的社会形态转变开始的，并不意味现代化在西方是内生性的。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秉持的是一种世界历史思维，而非站在民族国家立场来看待现代化问题。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9］地理大发现、航海技术的发展等都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外因。因此，现代化本质上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西方发达国家因其有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为支撑，故现代化的推进相对平稳、顺利，即使出现某些波动，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消化、协调。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在“挑战—应战”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面临的内外矛盾和问题格外错综复杂，解决起来颇为艰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走向独立的现代政治革命中还是在现代化建设中，大多都没能正确地处理外来经验与本国国情之间的关系，无法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可见，能否实现由外源型向内生型转变，形成内外结合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世界历史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具有全球性意义。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从模仿学习到自主探索、从封闭落后到全面开放、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转变，深刻反映了现代化道路接续性、积累性、渐进性发展的历史特质，这些特质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中有所预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与话语霸权。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开放包容中形成的能够有效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宝贵成果，它超越了西方固有的单一线性、渐次发展的现代化模式。世界历史理论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广阔视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症候中率先揭示西方现代化的困境，并从中提出发展现代化新形态的现实条件。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一宏观背景下，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度危机及重大调整。工业革命推动了全球化，使人类命运与共的关系更加凸显，但是由于西方现代化模式下环境与发展的内在冲突不可调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基础难以真正建立。历史和实践正在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一条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现代性的进一步反思、升华，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10］探索人类命运将去往何处是世界历史理论现阶段的叙事主题，也是我们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从全球发展来看，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和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未来终归光明。另一方面，人类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局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发展鸿沟不断加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严重制约了人的生存与发展，整个世界都在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未来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的政治生活，并认为未来中国文明将会对全世界构成挑战。这显然是一种资本的狭隘视野和敌对思维的表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其进行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世界历史的“资本逻辑”必将让位于以人为核心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逻辑，资本主义社会“虚幻的共同体”必将让位于“自由人的联合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世界发展的前途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导向，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世界不同文明相处提供了新范式，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为世界各国交流交往提供了新观念，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新方案，是对传统国际关系权力观、利益观、发展观、治理观、秩序观的创新和超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始终坚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用实际行动为建设美好世界作出了应有贡献。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了世界历史理论的精髓要义并遵循其核心逻辑，回应了世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凸显了促进人类自由解放的共同价值理念，必将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