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品牌能提高劳动力定居意愿吗

2023-03-02 06:00毛丰付胡慧翠王雯雯
商学研究 2023年6期
关键词:意愿异质性劳动力

毛丰付,胡慧翠,王雯雯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言

近三十年来,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发展随之迈向了注重人本理念的新型城镇化阶段。城市竞争日益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竞争”,劳动力要素是城市“存量竞争”的关键。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较2010年增长了69.73%,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要素。但在发展型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人们对城市拥有综合性需求,流动人口可以“用脚投票”[1],如何让劳动力“留下来”成为各城市关注的重点。

与城市化发展阶段相适应,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也在发生深刻转变,由最初的经济因素驱动,经历社会因素驱动,开始步入高品质生活驱动阶段。已有研究显示,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进程初期,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最为关注的是其能够实际获得的经济效益,如就业率和工资水平[2]、产业结构[3]以及住房特征[4]等。到21世纪初城市化加速阶段,户籍制度[5]、地方公共服务[6]、方言距离[7]等社会因素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增大,其中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城市化步入中后期,劳动力个体需求的多元化与高品质化不断增强,其在进行定居决策时更为注重人居环境、生活品质提升带来的效用增加[8]。已有研究从不同侧面考虑到注重精神生活驱动和追求品质生活,如城市更名改革[9]、创建全国文明城市[10]及中西部网红城市的宣传等对劳动力的影响,但是从整体视角来研究劳动力驱动因素变化,明确提出劳动力流动已经发展到注重精神生活驱动和城市高品质生活的第三阶段,并对此展开论证的文献还比较少见。

城市品牌建设作为城市空间品质的外在化表现,也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已逐渐成为各城市塑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着力点。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强调加强品牌建设,地方政府积极响应,积极探索差异化发展的路线,不断通过打造城市地标和创建文明城市等手段打造城市名片,提升城市空间品质,进而在人口红利缩减阶段增强核心竞争力、集聚经济。因此,探究城市品牌建设与劳动力定居决策之间的关系,成为城市发展形态多样化和劳动力需求高品质化背景下的重要议题。

综上所述,本文拟从城市品牌角度审视高品质生活对劳动力要素“用脚投票”的驱动机制和效应。本文对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品牌进行了定量评估,将构建的城市品牌综合评价指标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进行匹配,建立二元选择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城市品牌建设对劳动力定居意愿的影响。本文主要考察以下问题:城市品牌作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外在化表现,能否提高劳动力定居意愿?城市品牌影响劳动力定居选择背后的传导机制是什么?这种影响在受教育水平、年龄、有无房产等方面具有不同特征的劳动力之间存在怎样的异质性表现?这些问题的梳理与探索对促进流动劳动力安居乐业、科学推进城市品牌建设和实现全体人民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至关重要。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城市品牌建设的角度出发,较为细致地分析城市品牌对劳动力定居意愿产生的影响及其背后可能的原因,指出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已经发展到由精神生活驱动的第三阶段,丰富了劳动力定居意愿的研究;第二,在作用机制上,通过梳理既有研究来构建城市品牌通过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活渠道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城市品牌影响劳动力定居决策的理论深度;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在劳动力异质性与城市异质性相匹配的框架下,探究城市综合特征与异质性劳动力的关系,拓展搜寻与匹配理论在劳动力流动中的应用深度。

二、文献综述

劳动力流动决策本质上是比较成本—收益追求更高效用目标的结果。影响劳动力定居意愿的因素主要有个体和城市两个层面:个体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状况、流入时长、婚姻状况、家庭配偶及子女是否随迁等;城市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制度因素、心理因素及环境因素等[11]。随着劳动力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强,我国由城市间吸引劳动力的竞争转向生活舒适度的竞争。空气污染、生态健康水平等城市生态文明程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发现污染会导致劳动力的空间流动,且高技能劳动力表现得更为敏感,即更倾向于通过迁移应对污染[12-13]。与此同时,城市消费娱乐便利性、宜居性已成为劳动力定居选址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发现,城市消费娱乐设施的微小变动会对人口密度产生巨大差异,且便利性提升会刺激房价高涨,尤其是对于住房供给弹性较低的地区[14],但对于高技能、高薪资的劳动力来说,追求生活质量的提升比工资收入更为重要[8]。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宜居性与劳动力定居意愿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已有研究关注到了文明城市、智慧城市、低碳城市评比带来的品牌效应对劳动力迁移的显著影响[10,15-16]。

国内外对于城市品牌的研究大都起源于Keller[17]提出的城市品牌化的概念,从不同的视角看,城市品牌具有不同的含义,但总的来说,城市品牌是城市内部各种特质与资源的综合体现[18],旨在树立一个清晰、独特的城市形象[19]。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城市规划学和市场营销学的角度探讨如何打造和宣传城市品牌,近年来,城市品牌的经济效应逐渐凸显,从而在学术研究上也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在现有关于城市品牌效应的研究上,主要采用是否当选全国文明城市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衡量城市品牌[15,20],在研究内容上重点关注城市品牌对企业绩效和城市绩效方面的影响[9]。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较少文献直接研究城市品牌建设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学者从宏观层面展开研究发现城市品牌建设有利于总人口的增加[9],也有部分学者从文明城市评比的角度切入研究其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10]。

综上所述,劳动力流动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既有研究从多个维度分析了劳动力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然而,关于城市品牌的学术研究相对不足,已有研究中学者多是对城市品牌进行定性阐述,探讨城市品牌的概念界定和发展路径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关注到了城市品牌的经济效应,但主要从企业和城市绩效的角度进行分析,较少有文献分析城市品牌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尤其对其背后的影响机制阐述不足,且现有研究中对城市品牌的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在城市品牌和劳动力定居决策的分析框架下,对城市品牌影响劳动力定居意愿进行实证研究,并尝试梳理其中的作用机制,以拓展城市品牌和劳动力流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

现阶段劳动力的基本生存需要已普遍得到满足,劳动力转向追求更高品质的物质生活,尤其是不断改善自身居住条件,以提升生活质量。但城市品牌会引起住房价格大幅上涨,增加劳动力定居的购房成本,可能会抑制劳动力的定居意愿。首先,根据特征价格理论,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意味着住房所具备的特征要素及功能属性能带给消费者的效用有所增加,会引起城市住房价格的上涨[8],再加之劳动力大量迁入对住房的需求上涨,根据需求价格理论,这会进一步推高城市住房价格,加剧劳动力的购房压力。其次,受制于购房支出和偿还住房贷款的压力,劳动力通常会缩减其他消费支出[21],因此其相对效用水平难以提升。最后,高房价会带来更高的生活消费成本,甚至高于劳动力迁移带来的收入增长,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相对收入会有所降低[22],对劳动力的定居意愿产生抑制作用。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城市品牌将通过加剧劳动力的购房压力从而对其定居意愿产生抑制作用。

对于流动劳动力而言,随着就业和收入的日趋稳定,其对公共服务质量的需求愈加明确[23]。当城市品牌建设水平提升后,流动劳动力对公共服务的偏好若能得到满足,就会选择长期定居在本地。城市品牌具有公共价值属性,其建设的过程也是城市公共价值创造的过程[10]。以“人本主义”为导向的城市品牌建设能够激励地方政府加大力度提升包括科研教育、文化体育和生态环境等因素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质量[24],有利于城市以更高的标准和效率创造公共价值,使劳动力能够享用到或预期获得更高质量的社会福利,进而对其定居决策形成拉力,尤其是长期在外流动的劳动力[6]。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城市品牌将通过提升劳动力获得公共福利质量从而提升劳动力的定居意愿。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除了对物质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需要,还有高品质精神生活的需要。根据社会融入理论,在精神层面上,劳动力心理上认同城市生活的价值体系,对城市生活的喜爱、追求和向往是其主动与城市融合的最高形态[25]。一方面,城市品牌作为传递城市质量信息的重要信号,对外宣传效益较高,能够向劳动力传递科教水平和创新活力等反映城市质量的信息。因此,城市品牌有益于帮助劳动力降低信息搜寻成本,突破其与流入城市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困境[26],继而降低劳动力向该城市迁移的心理成本,增强劳动力对城市的关注度和品牌认同感,吸引劳动力要素集聚[27],最终增大流动劳动力选择定居的概率。另一方面,城市品牌也代表了城市所能提供的较高生活质量的背书,能够提高劳动力通过定居于此来改善生活品质的心理预期,进而提升劳动力对城市的喜爱度、品牌认同感。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城市品牌能够提升劳动力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感进而激励劳动力行为上的定居选择。

四、模型设定、数据与变量说明

(一)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参考周颖刚等[28]的模型设计,采用二值相应Probit模型考察城市品牌对劳动力定居意愿的影响。具体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Pr(Will_stayijt=1|CB,β1)=

(1)

式中:被解释变量Will_stayijt表示流动劳动力的长期定居意愿。其中:下标i代表流动人口个体;j代表所在地,在本文中指代地级及以上城市;t为年份。核心解释变量CB为城市j在t-1年的城市品牌评价指标得分。X为劳动力个体以及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集,系数β1的正负用于判别城市品牌CB对劳动力定居决策Will_stayijt的影响方向,ε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流动劳动力的长期定居意愿

本文对采用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进行了如下处理:(1)因针对问卷中“您今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的问题回答“没想好”的个体未表露其是否定居的意愿,剔除了此部分受访者数据;(2)本文将研究对象设定为流动劳动力群体,故剔除16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的非劳动年龄流动人口;(3)剔除流动范围较小的“市内跨县”的样本;(4)与地级以上城市层面的数据相匹配,本文最终获得2017年274个城市的99 084个有效样本。将原始问卷中“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及“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结果,重新编码成5年内的长期定居意愿,并将定居意愿的变量处理为二分类编码,构建长期定居意愿的虚拟变量。若流动劳动力会在本地居留5年以上,则视为该劳动力有长期定居意愿,赋值为1,否则为0。

2.核心解释变量:城市品牌

借鉴2017年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的《品牌评价城市》国家标准,把城市品牌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质量、服务、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技术创新5个品牌要素,包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废物排放强度和城市网络日均搜索量等21个二级指标,指标体系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其中,城市层面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库、CnOpenData数据库,并采用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补充缺失值,最终采用插值法补齐数据。此外,部分数据是作者采用网络爬虫技术和手工收集整理得到。

表1 城市品牌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将上述城市品牌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算,最终得到274个地级以上城市范围在[0,1]的城市品牌评价得分(CB),以此来反映城市品牌建设水平,城市品牌评价得分越高,城市品牌建设水平越高。

3.控制变量

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婚姻状况、户口类型、流动时长和随迁家属数量,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政府规模、人口规模和人才住房政策。为缓解双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对城市层面的变量统一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此外,人才住房政策是作者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抓取各城市人民政府网站、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网站公布的人才住房政策文件,用“北大法宝”检索库进行补充,得到地级以上城市人才住房政策文本数据库,采用文本计量法进行量化,按照城市是否实施人才住房政策设置0~1变量,以此来控制具有技能偏向性的城市政策对劳动力决策的影响。

4.机制变量

选取购房压力、社会福利和心理认同为控制变量。第一个机制变量为购房压力。住房价格的上涨会加重劳动力购房负担,进而导致劳动力生活压力增大和相对效用水平下降。考虑到城市住房价格以及劳动力个体支付能力的差异,本文用商品房销售额比商品房销售面积求得的城市商品房平均售价衡量城市的住房价格,进一步用住房价格除以CMDS 2017年数据中劳动力个体上个月所获得的工资收入,得到购房压力变量。第二个机制变量为社会福利。尽管城市品牌形象好的城市有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但流动劳动力可能会因户籍等因素被排斥在社会福利制度之外,无法享受城市中就业和医疗等福利待遇[29],因此本文试图以“社会福利”变量来衡量劳动力在本地享受社会福利的实际情况。本文根据问卷中“您是否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及“您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两个问题的回答构建社会福利的虚拟变量,若劳动力回答“是”且在“本地”参加,赋值为1,否则为0。第三个机制变量是心理认同。心理认同体现了劳动力对城市品牌的偏好,心理认同度越高,劳动力对城市品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越强。本文参考林李月和朱宇[30]的研究,以“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地方”这一问题来衡量劳动力对城市的心理认同度,把回答“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统一归为“同意”一类,赋值为1;把回答“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统一归为“不同意”一类,赋值为0。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量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3报告了采用Probit回归估计城市品牌对劳动力长期定居意愿的影响:第(1)列仅考虑城市品牌得分对劳动力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品牌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平均边际效应为0.057,表明城市品牌对劳动力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2)列考虑控制个体层面的因素,结果表明城市品牌仍然对劳动力长期定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且平均边际效应为0.035;第(3)列在前两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城市特征,并且为控制不同省份间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差异对劳动力定居意愿的影响,本文控制了劳动力流入地的省份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城市品牌对劳动力定居城市的作用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其平均边际效应为0.302,较前两列回归结果都大幅增长。

表3 城市品牌对劳动力定居意愿的影响

从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来看,婚姻状况、户口类型、流动时长和随迁家属数量均对劳动力的长期定居决策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已婚、流入当地时间较长、随迁家属数量较多的劳动力在流入地的生活已较为稳定,尤其对于在本地具有较大亲属网络规模的劳动力而言,能够更为便利地提供人情、传递信息[31],因此更倾向于选择在本地定居。相反地,性别对劳动力选择定居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即男性劳动力定居的概率会有所降低,可能是由于在城市品牌影响下以住房成本为主的定居成本较高,而男性劳动力面临更大的婚配竞争,且受到购房压力的挤出效应较大。

关于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产业结构、政府规模和人才住房政策会促进劳动力定居,这可能是因为产业结构优化能为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进而激励劳动力在本地定居;政府支出增加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人才住房政策具有集聚人力资本和激活城市创新发展的能力,尤其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引作用更强[32]。因此,以上三个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提高流动劳动力的潜在收入水平,最终对流动劳动力的定居决策产生正向激励。然而,人口规模会对劳动力定居产生明显的负向作用,可能是因为流向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时,低技能劳动力会因生活成本和就业竞争而流出城市,而大专以上学历的高技能劳动力通常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对高额定居成本的支付能力较强[33]。

(二)稳健性检验

1.调整检验样本及更换计量模型

参照Alder等[34]的研究方法,本文剔除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样本,表4中第(1)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品牌在地级城市仍然会显著地吸引劳动力定居,且其平均边际效应略大于基准回归,约为0.307,可能是由于城市品牌的提升带动直辖市的房价上涨,若劳动力长期定居于非直辖市的城市,租购住房的压力相对较小,可以享受到更高质量的生活。此外,本文采用非线性Logit模型进行回归,如表4中第(2)列所示,城市品牌对劳动力长期定居意愿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基本保持一致,故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稳健的。

表4 稳健性检验

2.替换被解释变量

除了按照是否打算5年内在本地定居以衡量劳动力的定居意愿以外,一部分学者通过是否打算永久定居来进行衡量[35],也有学者将是否愿意获得流入地户口作为衡量标准[36]。因此,本文将针对“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这一问题构建“永久定居”变量,仅选择“定居”的劳动力视为具有长期定居意愿,同时基于CMDS 2017年数据中“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这一问题构建二元选择变量“落户意愿”,以替代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4的第(3)列、第(4)列均显示,城市品牌对劳动力永久定居和落户意愿的影响依旧显著为正,即城市品牌能够吸引劳动力在流入地落户定居,与前文结论一致。

3.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计量模型

参考张海峰等[13]的研究,本文将CMDS 2017年的样本按照本次流动开始年份和流入城市分类,加总得到2014—2017年各城市的流入劳动力数量。经处理,最终得到974个城市样本,并进一步采用计数模型对城市品牌的时间效应进行检验。表4中第(5)列报告了面板负二项(Nbreg)回归的结果,城市品牌滞后一期的影响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吻合,这表明城市品牌效应在时间维度上的结果仍然保持稳健。

(三)异质性分析

上述研究分析了城市品牌对劳动力定居意愿的整体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存在个体和城市异质性特征。下面将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对城市品牌对于劳动力定居意愿的异质性影响展开分析。

1.个体异质性分析

上述研究均是基于劳动力对城市品牌的偏好进行的同质性假设,接下来,本文将分别从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年龄差异、房产拥有情况差异对劳动者个体差异进行异质性分析。表5中第(1)列、第(2)列报告了受教育水平的异质性作用,发现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定居城市都会受到城市品牌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高技能劳动力受城市品牌正向激励的平均边际效应更大。可能是因为高技能劳动力比低技能劳动力更加重视工作、生活的环境和品质,从而在作出定居决策时会更加关注城市品牌建设水平。

表5 异质性分析:个体异质性

表5中第(3)列、第(4)列报告了不同年龄阶层的劳动力定居意愿受城市品牌影响的异质性作用,可知无论是中青年劳动力还是中老年劳动力,都会显著地受到城市品牌的正向影响效应,但中老年劳动力受到平均边际效应影响较小。可能是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劳动力对生态文明质量、服务多样性水平等城市特征的依赖度和感知状况存在较大差异,中青年劳动力会更多地考虑城市工作、生活质量的提升,较为关注城市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服务、创新等方面,因此在定居决策中对反映城市质量的城市品牌表现得更为敏感。

进一步的,本文基于原始问卷中“您现住房属于下列何种性质”的问题,若流动劳动力当前居住于自购商品房、自购保障性住房、自购小产权住房或自建房,则视为其在本地已有房产,其他选项视为该劳动力在本地无房产。从表5中第(5)列、第(6)列回归结果来看,城市品牌对本地已拥有房产的劳动力的吸引力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其平均边际效应仅为0.064,对无房产的劳动力定居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且其定居概率是有房劳动力的5.14倍。正如前文所言,住房具有财富效应[37],城市品牌建设推动了房价上涨,使得本地有房产的劳动力的名义资产总额增加或预期收入提高,因而在本地有房的劳动力向城市品牌更佳的城市迁移动力增强。为验证这一猜测,本文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构建了虚拟变量“返乡意愿”,将劳动力是否拥有本地房产与返乡意愿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已有房产的劳动力并不倾向于返乡;二是本文作者整理、对比了CMDS 2017年数据中已有房产的劳动力的未来流向,发现他们大多倾向于流向城市品牌更佳的城市。以上结论显示了城市品牌对城市吸纳丰富的人力资本流入、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重要意义。

2.城市异质性分析

本文主要从城市地理位置和人口规模分析城市异质性影响。研究将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进行分组回归来考察城市品牌的影响差异,结果如表6前两列所示,城市品牌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都会对劳动力定居产生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且在内陆地区的平均边际效应更大。一种可能性解释是沿海地区的城市品牌建设水平较高,城市生活环境和品牌价值都高于内陆城市,这也引起了房价的大幅攀升,劳动力定居于此需要支付更高的住房、生活成本,即高房价产生的挤出效应大于内陆城市,削弱了部分社会福利效应和心理认同效应。

表6 异质性分析:城市异质性

表6后两列报告了城市人口规模的异质性影响,系数均为正,说明对于大中小城市来说,城市品牌都会在1%的水平上显著地促进劳动力长期定居。从边际效应上来看,城市品牌吸引效应在小城市更为突出,可能是因为尽管大城市的发展机遇和经验累积更为丰富,就业概率和工资收入更高[38],但其高额房价可能是劳动力选择流出城市的重要“推手”,即城市品牌的购房压力效应居于主导地位。

(四)进一步分析

为了验证理论假说,本文进一步从购房压力、社会福利以及心理认同三方面来揭示城市品牌吸引劳动力定居城市的内在逻辑。参考周颖刚等[28]的研究设定机制模型如下:

Pr(Will_stayijt=1|CB,X)=

(2)

其中:被解释变量M是本文的机制变量,包含购房压力、社会福利以及心理认同;核心解释变量CB为城市j在t年的城市品牌评价得分;X为城市j在t年的产业结构、人口规模、政府规模等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系数α2的正负可用于判别机制变量M对城市品牌影响长期定居意愿Will_stayijt的作用方向;ε为随机误差项。

通过对购房压力渠道进行检验,根据表7中第(1)列的结果,城市品牌与购房压力变量的交互项是在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的,即购房压力增大将会削弱城市品牌对劳动力定居意愿的改善作用,城市品牌会加剧购房压力,从而对劳动力的长期定居意愿产生负向作用,H1得以验证。高房价不仅意味着较高的租购住房压力,还具有类似于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会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总生活成本,这种“高成本+低收益”的潜在机制势必会降低劳动力生活质量,最终往往导致劳动力流出城市[39]。由此可见,多措并举规范住房市场,推进“房住不炒”、实现“住有所居”对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表7 机制检验

通过对社会福利渠道进行检验,根据表7中第(2)列的结果,发现城市品牌与公共福利变量的交互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这一结果可知,改善公共福利有利于增强城市品牌对劳动力长期定居意愿的正向激励,即城市品牌会通过公共福利效应对劳动力的长期定居意愿产生正向影响,H2得到验证。可见,当今改善公共福利仍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驱动力,在此背景下,各地不断推进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切实使流动劳动力均等化享受公共福利发展成果,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通过对心理认同渠道进行检验,结果如表7第(3)列所示,城市品牌与心理认同变量的交互项的平均边际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城市品牌能够通过提高劳动力对城市的心理认同度,进一步显著增强劳动力选择长期定居的意愿。精神需要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最高层次的需要,也是我国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那么在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地方政府更应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并且利用好互联网平台对“城市名片”的宣传作用,不断拓宽城市旅游和消费的空间层次和领域,广泛持久地开展相关品牌塑造工作。

总的来说,以上机制检验证实了城市品牌能够通过购房压力挤出效应、社会福利改善效应以及心理认同增强效应影响劳动力定居意愿。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城市品牌影响劳动力定居决策的理论框架,定量测度了城市品牌综合评价指标,并将其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匹配,构建二元选择Probit模型,检验城市品牌对劳动力长期定居意愿的影响方向及其传导机制。通过各种稳健性检验发现,城市品牌会对劳动力定居城市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向城市品牌评分高的城市。其中,城市品牌对劳动力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个体和城市异质性,不同技能水平、年龄阶段和有无房产以及城市地理区位、规模大小等因素都会影响劳动力的定居意愿。具体而言,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都会受到城市品牌的正向影响,且对高技能劳动力影响更大;中青年劳动力对城市品牌的影响效应更为敏感;有无房产的劳动力都会受到城市品牌的正向影响,其中无房产的劳动力更为显著;内陆地区比沿海地区的城市品牌对劳动力的吸引作用更强;中小城市比大城市的城市品牌对劳动力更具吸引力。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品牌会通过加剧劳动力购房压力、改善社会福利以及增强心理认同三条途径影响劳动力定居决策,最终促进劳动力在流入地定居。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品牌建设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根植于地域文化,着力打造自身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竞争力。地方政府应立足于当地资源禀赋和发展状况发掘品牌价值,注意避免千城一面的同质化问题,以动态发展的眼光谋发展,建设充满活力、独具特色的城市品牌。随着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文化习俗变迁等因素及时调整规划,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打造特色文化街区、线上推广文旅服务等渠道多方位推进城市特色品牌建设,增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二,降低劳动力迁移成本,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增强认同感与归属感。首先要以劳动力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导向,提高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者的内在激励。各地政府采取“增供给”“调需求”“防炒房”“享同权”等手段,多措并举地稳定住房市场、减缓劳动力购房压力。其次要满足流动劳动力对科教文卫体等公共服务的需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城市品牌发展在“实”处,落脚于民生福祉的提升。最后要发挥融媒体优势,运用自媒体、社交媒体宣传城市形象,将城市魅力引入公众视野,提高劳动力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切实增强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三,重视劳动力偏好异质性,提高其与城市品牌的适配性,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在城市进行品牌规划与建设以吸引劳动力流入的过程中,各地需要正视异质性劳动力的偏好差异,提高政策针对性,有效地均衡当地劳动力技能结构、年龄结构、行业结构等,以保证城市劳动力需求与流入劳动力供给相适应,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在城市层面,内陆城市和中小城市应抢抓城市品牌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增强城市吸引力,从而为地区招商引资、引导劳动力流入以及高质量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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