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动力机制研究

卢 崎，刘晓彤

(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 214122)

近代以来，面对千年变局，中国开启了现代化求索之路。经过百余年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了富有特色、动力强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我们党勇于改革创新，不断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1]当前，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动力机制的研究虽有涉猎，但尚缺乏系统性。“现代化是系统的过程。一个因素的变化将联系并影响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变化。”[2]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系统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自由自觉”的历史主体能动机制

“历史主体是社会中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具有物质性、能动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等特征。”[3]历史主体有个人与群体之分：个人主体就是一个个具体的现实的人[4]，群体主体则由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所构成。当代中国，最主要的群体主体即为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在物质动因和使命引领的双重驱动下，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进而推动“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5]。

(一)“现实的人”自发动力机制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6]146所谓“有生命的个人”即为“现实的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6]151。“现实的人”的劳动构成社会历史的起点，推动历史发展。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人”劳动这一“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活动却衍化为“异化劳动”，在财富创造与分配上处于极端失衡地位，劳动者仅能获得维持本人和后代生存需要的极少收入。劳资对立和两极分化最终必定引发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治理困境，削弱社会发展动力，甚至造成社会停滞和倒退。社会主义社会尽管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7]，但由于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原则，劳动的类本质活动得以展现，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得以彰显。对劳动者来说，生存性需求进阶为发展性需求，美好生活从应然向实然转化具备了更多现实性。生产力不过是现实的个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各种工具和生产手段不过是现实的个人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8]。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的现代化，也是“现实的人”本质力量不断呈现和拓展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现实的人”成为现代化的主动参与者而非被动裹挟者，“现实的人”的劳动意愿得以增强、劳动能力得以提升、劳动精神得以弘扬，其对美好生活更高层次的主动追求，也会促使各种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不断更新迭代，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跃升。从价值取向上讲，中国式现代化说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旨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忽视“现实的人”的正当利益诉求，即“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9]351。

(二)人民群众主体动力机制

唯物史观以“现实的人”为前提考察社会形态变迁，分析了社会各阶级的不同历史地位，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由于不同阶级、阶层、集团、个人之间的利益不尽一致甚至对立冲突，“现实的人”作为个人主体无法随意左右历史发展。恩格斯指出：“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0]历史归根到底是由人民群众这一群体主体的意志和力量所决定的。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充盈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精神财富，而且在社会变革中还起着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1]135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谋发展，坚持发展为人民。“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广大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和奋斗精神都堪称世界之最，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动力。”[12]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肯定了人民群众自由、自主、自立的主体地位，内蕴着共建、共治、共享的人本逻辑，体现了财富创造与分配正义、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正是因为其积极且有序的参与和配合，其自身在发展实践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才得到了巨大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亦才赢得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和认同。”[13]新征程上，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人民群众继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的磅礴力量。

(三)先进政党引领动力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5]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战胜一切风险挑战提供了根本保证。“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1]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开辟，更不可能取得“当惊世界殊”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9]267-268作为超大规模型国家，中国面临远比其他国家更为复杂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实现现代化的难度可想而知。“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4]作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体现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政治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核心领导力，是“党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中所展现出来的政治能力及其运作的效果”[15]。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领导力根本上是要确保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引领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领导力，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领导力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本固元、凝聚人心。群众组织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领导力。“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16]，必须将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转化为群众组织力，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组织动员人民群众依靠自身力量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号召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领导力，是党影响、动员、引导、凝聚社会各方力量的能力，必须不断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以最大同心圆和最大公约数将各方面力量紧密凝聚在党的周围。

二、“多元协同”的经济基础运行机制

经济基础是指“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相应的经济制度的总和”[1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单一公有制的经济格局被打破，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由于科技革命技术进步效应和开放政策结构调整效应的赋能加持，中国式现代化驶入了“快车道”和“超车道”,从“跟跑”阶段逐步向“并跑”“领跑”过渡。

(一)科技创新领跑动力机制

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引擎。美国学者布莱克将科学革命看作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历经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以蒸汽化、电气化、信息化为显著特征。如今，德国学者乌尔里希·森德勒又提出了工业4.0概念，标志着人类迎来了以智能化为标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历次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都推动一批国家实现社会整体跃升。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并将其纳入“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通过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高新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自主创新和前沿技术开发等多种方式，中国逐步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代差。进入新时代，通过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中国在6G通信、大数据、云计算、工业机器人、高速铁路、船舶制造、国际空间站等众多领域开始领先世界。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显示，“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2年的第11位，连续10年稳步提升，位居36个中高收入经济体之首”[18]。但与此同时，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仍面临“卡脖子”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19]因此，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抓住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去中心化特点和多元性、跨界性特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首先，必须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战略科学家，树立战略眼光和全球视野，以政治关怀、顶尖服务为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优质平台。其次，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牢牢掌握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和主动权。同时，也不能忽视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先进技术的迭代升级。再次，要构建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以体系优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系统性保障。

(二)市场主体竞争动力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截至2021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达到1.54亿户，同比增长11.1%，其中，企业4842.3万户，个体工商户1.03亿户。”[21]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根基，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合法、公平、有序的竞争则是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没有竞争的市场，甚至比没有市场更危险和可怕。”[22]世界经济史表明，市场失去竞争，往往与官僚特权和行政干预紧密相连，引发腐败风险。没有竞争的市场也会导致“印度综合征”“马科斯陷阱”“拉美现象”等迟滞现代化的消极后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以竞争经济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但市场经济本身有其无法克服的缺陷。市场经济一方面要求充分竞争，另一方面却通过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导致垄断。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垄断企业往往通过掠夺性定价、设置独家交易规则和搭售等方式打压竞争对手，从而使竞争者被迫退场甚至无法入场。垄断扭曲市场机制，损害公平竞争环境，无论是对市场主体还是消费者都极其不利，这就需要国家通过法律或政策等方式进行有效干预。近些年来，平台经济迅速扩张，在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的同时，也出现了“大数据杀熟”和“赢者通吃”等新现象。尤其是大型平台企业，通过占有大量用户信息、数据引导、数据滥用等方式，在网络效应和虹吸效应的影响下，更容易锁定用户，从而利用其垄断地位迫使供应商和消费者对其形成依赖。为了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功能、维护市场经济健康运行，中国确立了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组合拳”积极引导市场健康发展，确保市场主体有序竞争，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内驱力。

(三)开放环境外部动力机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市场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世界市场的开辟和形成，将人类从区域社会带入世界历史，将区域交往转化为世界交往。世界市场扩大化进一步引发了全球化运动，将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促使各国由国内分工向国际分工转变。可以说，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都无法脱离世界市场而单独进行。苏联解体后，“两个平行市场”被打破，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必须打开国门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由于抓住了历史契机，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得以充分利用世界市场汇聚全球生产要素，形成基于自身禀赋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内外经济的循环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3]面对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只有坚定不移实行开放政策，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复合动力。当然，开放环境一方面为各国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另一方面也会产生利益争端甚至利益冲突。这就需要客观看待彼此之间的立场和诉求，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建构基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交往规则，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包容取代排他，以对话消解疑虑，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惠及他国发展。面对当前国际社会出现的波动和挑战，必须强化底线思维，抓紧构建新发展格局，确保“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24]。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增强国内各经济板块有机衔接和发展动能，以更好吸引国际市场的优质资源要素，在对外开放中争取战略主动。新形势下要进一步创新开放方式、优化开放布局、提升开放质量，“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25]，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动力支撑。

三、“守正创新”的上层建筑促进机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基础，相反，上层建筑一经建立起来，就对经济基础发生巨大的反作用。”[26]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以守正创新为原则，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使上层建筑变革与经济基础变化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完善的顶层设计保障。

(一)科学思想指导动力机制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27]马克思主义以发现问题把握时代脉搏，以解决问题推动时代发展，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近代中国曾多次向西方学习，企图移植西方现代化模本，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尽管缘由复杂，但缺乏科学思想理论指导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推进现代化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党成立伊始，就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从那时起，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已经实质上宣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时期，《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理论经典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在薄弱的国民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深刻认识到，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28]。党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显著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2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1]。党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从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战略安排等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二)优越制度保障动力机制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11]119现代化模式之间的本质差别归根到底在于制度不同。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实现了对以往现代化模式的扬弃与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形态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优越社会制度，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因应时代发展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党和人民推进制度创新的时代结晶。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成熟的制度保障优势和稳定的制度推动力。从宏观上讲，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在于既能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又能稳步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发展方式与发展价值的统一。从微观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集中体现于重构劳资关系、重塑自然生态、重建政府市场关系等方面。就重构劳资关系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破除了西方式现代化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两极分化魔咒，另一方面也破除了苏联现代化模式对资本要素的忽视导致的发展动能不足。就重塑自然生态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处理“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关系，夯实了人类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就重建政府市场关系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求更好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有效治理作用，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此外，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还体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效能、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的治理效能等诸多方面。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中国实际、契合人民意愿的先进社会制度。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成熟稳定的制度保障。

(三)中华文化激励动力机制

“没有特定的精神动力，现代化不可能真正发生，也不可能真正持续。”[29]文化作为精神的载体，对精神力量的内在激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当代中华文化思想内核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盈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为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着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道路认同的保障激励作用。“从历史发展上看，现代化倾向本身就是人类传统文明的健康的继续和延伸。”[30]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同本国历史、本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以“立己达人”的人文关怀和“家国同构”的儒家思想为基础，孕育了“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先进的思想理念，涵养了“多元一体”的民族团结精神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外交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3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精神滋养、增进了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32]数千年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儒、释、墨、道、法等众多思想流派形成了融通和谐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系，推动着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种背对时代和时代精神的民族精神无一不走向衰落。”[33]因应时代发展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要求，必须探索如何实现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时代课题。新时代，必须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合发展，构筑文化认同基础之上的广泛政治认同和道路认同，激发中华儿女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

四、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与发展是由多元主体、多种要素所构成的复杂动力机制协同推进的结果，这些动力机制以“历史的合力”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持久、可靠的发展动能。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系统把握各项动力机制的作用机理，持续优化各项动力系统，不断推动各项动力机制之间实现结构互补和协同联动，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