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考察

2023-03-07 04:47刘明诗李圣楠
晋中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哲学理论艾思奇辩证法

刘明诗,李圣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1]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辉煌时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知识分子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之一,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梳理和总结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总结经验,对于推动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诉求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事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出于革命实践,迫切需要哲学理论的创新以指导革命运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

(一)中国社会内外矛盾复杂尖锐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日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分析现阶段国内外的主次矛盾,发挥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以引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持续推进的同时,“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潮开始扰乱党内同志及广大群众的思想,为了避免这些错误思潮危害革命事业,亟须科学有力的哲学理论给予指导。在民族矛盾存在的同时,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中国共产党在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同时,也面临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之间的斗争。1939 年到1943 年,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这一严峻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成了党不得不解决的另一重大课题。与此同时,中国革命性质、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问题,也都需要适合于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正确指导。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尖锐的矛盾与问题,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或照搬别国经验是绝对行不通的。为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党的领袖及知识分子必须从哲学高度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积极思考适合于中国实际的哲学理论。

(二)各种错误思潮造成了社会思想的混乱

延安时期,在军事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各种错误思潮从不同的角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起挑战和攻击。20 世纪30 年代,以张东荪、叶青为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唯物辩证法,发起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和诽谤声浪。张东荪相继发表了《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辩证法的各种问题》等文章和著作,否定了辩证法是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强调辩证法自身存在着诸多不可解的问题。叶青假借批判张东荪哲学的名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肆意篡改,提出了包括“哲学消灭论”“物心综合论”在内的一系列假马克思主义观点,造成了思想界极大的混乱。抗日战争时期,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阎锡山的“中”的哲学大肆宣扬反动哲学理论,他们企图通过这些反动哲学理论来控制人民群众的思想。陈立夫的“唯生论”否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强调“仁爱心、‘同情心’、良知等是人性,是世界大同的动力”[2]561。以“唯生论”的“本体论”为基础,蒋介石又提出并发展了“力行哲学”,片面强调“行”的作用,主张“行”是世界万物的本体。随着抗日战争的蓬勃发展,阎锡山也开始极力宣传自己“中”的哲学,与唯物论辩证法相抗衡。除上述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外,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战国策派哲学”、宣扬中国传统哲学中唯心主义观点的“新理学”“新心学”也一时甚嚣尘上。总之,这一时期存在诸多错误思潮,这就需要党的知识分子从理论上给予回应与批判,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

(三)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党中央和红军历经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并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体现中国共产党有着坚强领导力的同时,也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接连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究其错误根源,均缘于当时领导者思想上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为了防止教条主义倾向再次危害党在陕北开创的大好革命局面,就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批判和揭露教条主义的错误根源,引领和推动党的思想建设。除思想建设外,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建设也亟待加强。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较短,加之当时严峻的革命战争形势,使得全党上下没有充足的时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系统学习。受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多来源于苏联领袖及哲学家的著作,而并非直接来源于马恩的经典原著,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不论是在对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理解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上,都存在着认识的偏差和误区,进而导致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遭受了一些挫折。总而言之,一切加强党自身建设的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就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满足党自身建设的需求。

二、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引领下,以艾思奇、陈伯达、陈唯实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积极进行哲学著作的译编出版,在理论阐释和创新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学理性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

延安时期,针对叶青等人以“把握中国特殊论”为由,大肆散布马克思主义不适于中国的言论,党的知识分子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必要性和路径作出了说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学理性依据。

艾思奇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概念的第一人。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艾思奇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3]491。不仅如此,艾思奇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进行了阐释,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4]250。和培元同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进行了说明。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只是把一些哲学名词变成中国语言,其本质在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的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的结合”[5]。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艾思奇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角度进行了阐释,指出马克思主义虽具有一般正确性,但“不能不依着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条件而采取着不同的表现形式”[3]779,要把握中国的特殊性。在张如心看来,离开中国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抽象空洞的,因此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使之每一表现都带着中国的特性”。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艾思奇表示,“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有着它的阶级的社会的基础”[4]49。这一时期,我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不断发展,这就对科学理论的指导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是非常幼稚的,正如和培元所指出的,“我们哲学理论的研究大大落后于中国革命的实践”[5]。基于此,就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同时,知识分子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在艾思奇看来,首先要把握辩证法唯物论本身的基本观点;其次是要对现实事物本身做具体的考察;最后在辩证法唯物论的引导下对现实事物进行分析,并把握其中的一切联系。陈伯达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进行了发挥。1938 年,陈伯达在《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一文中指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应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增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无限价值”[6]。

(二)系统研究与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知识分子群体在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形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研究、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典型代表,张如心发表了多篇著作和文章,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阐发和宣传。1941年2 月,张如心在《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虽没有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内涵作具体阐述,但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提供了雏形。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张如心开始尝试从体系化角度研究与阐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张如心将毛泽东哲学思想划分为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政治路线和政治科学、军事路线和军事科学三部分,突出强调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完整性与科学性,指出毛泽东是“中国最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艾思奇十分重视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阐发。1941 年9 月至1942 年10 月,艾思奇接连发表了《反对主观主义》等五篇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武器,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全力捍卫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除了阐释和宣传外,艾思奇还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些重要论述作了科学概括。如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指出认识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循环往复的形式下不断发展的,艾思奇将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概括为“人类认识的总规律”。艾思奇还积极同这一时期的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批判了叶青的闭关自守主义,并指出毛泽东哲学“才是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4]433,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扫清了阻碍。

此外,陈伯达、和培元等其他知识分子也都自觉地将研究与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重要的哲学任务。陈伯达不仅注重对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研究,还敏锐地发掘了毛泽东早期的著作,撰写了《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在系统解读毛泽东哲学著作的基础上,陈伯达指出毛泽东自研究哲学之始便注重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就“能够正确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地指出中国革命发展规律”[7]。和培元则极力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巨大价值,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指示着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

(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他们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之处,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一时期,知识分子首先证实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就已然有辩证法唯物论思想。陈唯实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一书中指出,“从中国古代哲学上,探究辩证法的概念,认识中国也有辩证法发见。”[8]在《哲学“研究提纲”》一文中,艾思奇在分析自然发生的辩证法唯物论时同样强调,“中国自己的哲学中有着丰富的自然发生的辩证法唯物论的遗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中国本身就有着思想的根源”[3]554。在毛泽东的启发和鼓励下,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全面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既注重对其中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发扬,也注重对其中形而上学和唯心论思想的批判。

陈伯达作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旗手,率先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清算”。1939 年,陈伯达撰写了《老子的哲学思想》,着重分析了老子哲学中唯心论与唯物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同年,陈伯达又撰写了《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系统客观地分析了孔子的“正名”和“中庸”思想以及墨子的“知行”观和因果论等。对于孔子的“中庸”思想,陈伯达指出,这是孔子在一定程度上对认识论中“质”的概念的发现,是孔子的一大功绩;同时又指出,孔子对“质”的规定是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的,把“质”看成是主观的东西,否认“质”的变化发展。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分析孔子的“中庸”思想,是陈伯达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挖掘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积极尝试。对于墨子的“知行观”,陈伯达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陈伯达指出,墨子主张行是第一位的,知是第二位的,知由行而证明,行是知的目的,这均体现出墨子对知行关系做了唯物的解释。1938 年,艾思奇《共产主义与道德》一文中同样对墨子的唯物论思想作出了评价,认为墨子是中国古代最好的唯物论代表者。在研究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基础上,陈伯达、艾思奇、陈唯实对其中积极的因素进行了提升改造,重新概括了知行问题。在他们看来,知、行是历史范畴,具有历史性,是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进步的,知识是否正确也必须经过历史的检验。他们还对知行的正确关系进行了阐述,指出行是知的基础,知对行有指导作用,知行可以相互转化。

(四)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

延安时期,在党的领袖群体的重视和领导之下,知识分子从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两方面,尝试构建起了具有中国风格、民族特色的哲学话语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做到了内容上的中国化、时代化,也做到了语言形式上的民族化、通俗化。

从话语内容来看,知识分子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过程中,增加了诸多贴合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实际的内容。艾思奇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发起者,在进行哲学探讨时尤为注重联系中国具体实际。在《民族解放与哲学》一文中,艾思奇借分析当时中国面临的民族解放问题,广泛探讨了对立统一法则、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大众哲学》里,艾思奇以当时工农大众所面对的失业生活难、日本侵略等问题为切入点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不仅如此,在《大众哲学》历次的修订中,艾思奇都重新编入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重大改变。陈唯实在研究哲学之初便指出了“新哲学只有具体化才能发挥真实的作用”[9]9。这一时期,他接连出版了《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体系讲话》等著作,始终以群众生活实践及当下革命实践为中心来阐述唯物论和辩证法。

从语言表达方式来看,知识分子注重采用生动通俗的语言、灵活的写作形式来进行阐述。艾思奇以《大众哲学》而闻名,全书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诸多生活中常见的实例,毛泽东称赞此书为“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在此之后,艾思奇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从题目的拟订到内容的表达,都使用了诸多极具生活气息的短句,如“吃了亏的人的哲学”“有冤无处诉”等。陈唯实同样强调要“把讲话或文字的形式通俗化,使一般人都能听懂、看懂、理解它、接受它”[9]2。同时,陈唯实还注重区分通俗化与庸俗化的不同,指出语言形式的浅显易懂并不意味着内容是简单附会的,强调既要坚持哲学的通俗化,也要反对哲学的庸俗化。不仅如此,知识分子还积极打破传统哲学写作结构。艾思奇在《哲学与生活》一书中,采用问答对话的方式来阐述哲学理论,具有学术性、针对性的同时又实现了与生活的融合。陈唯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形式的革新突出体现在其层次分明、通俗简单的体系结构中。如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一书中,陈唯实对辩证法的阐释分为“研究哲学的先决问题”“唯物辩证法的引用”“辩证法的规律”“辩证法学说发展史”四部分。这样的体系结构虽存在着不完整性,却也有着明了易懂的优点,适用于当时没有太多专业基础的读者。

三、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启示

总结历史的目的在于启迪现实。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回顾和总结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给予新时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新境界以深刻的启示。

(一)坚持以经典著作研究为路径的基础理论探索

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是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前提条件,百年来党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无一不证明了这一点。在新征程中,我们更应坚持以经典著作研究为路径的基础理论探索,筑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根基。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全党上下掀起了译编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热潮。知识分子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通过哲学学习小组等形式,积极开展对马列经典著作的集体研读与个人研读。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这就要求我们应继续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断从经典著作这一“源头活水”中汲取养分。其一,要做好经典著作译编这一基础性工作,为新时代理论学习提供译文更准确、格式更规范、资料更翔实的基础文本。其二,要站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实践性立场。实践性的根本立场要求我们: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要立足于不同著作的特定时代语境,从特定时代语境出发掌握其所揭示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现实的关照,在经典著作研究中突出中国特色和问题导向,敏锐捕捉新时代实践对经典著作研究提出的新要求。其三,加强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和反思。研究方法是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之间的中介,影响着最终研究的成果。面对时代的发展和实践需求的不断变化,我们要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方法的规范和创新,继续探索能体现文本实义、满足现实需要、展现中国特色的科学研究方法。

(二)立足现实问题不断创新

对现实问题的批判和思考是哲学理论创新的动力,是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切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10]。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关键在于党的领袖及知识分子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理论导向,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创新发展存在短板、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挑战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这更需要我们“立足现实,将现实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在综合创新中发展”[11]。诚然,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实问题的结合绝非易事,要着重做到以下三点。首先,要坚持长期地结合。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国情党情错综复杂,具体实际日新月异,正确认识和把握现实问题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要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其次,要坚持主动地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不仅由于其自身的科学性、进步性,还源于其符合中国现实问题的需要,但这种结合绝不是天然的、自发形成的结合,而要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发挥“中介”作用,积极主动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同中国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最后,要坚持有针对性地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只有“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2]。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现实问题结合的过程中,要以最具普遍性、一般性、必然性的问题为中心,着力研究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问题,不能盲目随意。

(三)注重发挥不同主体间的良性互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党的领袖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的互动发挥着融合、促进的关键作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的发展面临着更高要求,因此,整合两大主体理论创新动力,构建上下融通的创新路径至关重要。

一方面,党的领袖群体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核心力量,要从宏观上把控整个发展过程。其一,要率先垂范,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的发展,积极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其二,要加大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注重对知识分子的发现与培养,探索一种富有弹性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寻找“‘管’与‘不管’之间的最佳结合点”[13]。其三,要尊重知识分子工作的内在规律,引导知识分子的学术取向,推动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同我国的现实发展相结合。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力量,要充分发挥在理论创新中的基础作用。其一,知识分子要心怀学术追求与学术担当,以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己任,不断增强自身理论前沿意识、提升自身理论研究水平。其二,知识分子要积极响应领袖群体的号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开展理论研究,配合领袖群体完成理论创新和批判任务。其三,知识分子要深入群众,既注重文献研究,也注重实地调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14]。同时,知识分子要当好领袖群体同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桥梁,发挥好向上总结和升华群众的实践经验、向下宣传和普及党的思想理论的作用。

(四)遵循学术性与政治性相结合的创新思路

2022 年我国颁布的《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尤为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把握好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党的长期实践已经证明,哲学只有同政治联盟才能“借以成为真理”。

延安时期不论是党的领袖群体还是知识分子,都自觉将哲学研究同抗战建国这一政治目的结合起来,创建了独具政治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始终肩负着从事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双重任务,因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哲学研究更应注重学术性和政治性的结合。一方面,对于哲学研究主体来说,既要有自觉的哲学意识,也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识,要能通过哲学研究行为,为党和人民的政治生活提供具有前瞻性、针对性的理论支持。当然,这些理论绝不是空喊口号、耍笔杆子的“假”理论,而是经得起逻辑和实践检验的“真”理论。哲学理论只有在保证其学术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为党和人民的政治生活提供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哲学研究本身来说,注重同现实政治相结合,其本质就是注重同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因此,一切哲学研究必须有益于人民利益的实现,必须有益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主张的哲学研究要面向现实政治并不意味着要抛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而片面地为政治服务,而是要在看到哲学和政治区别和联系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政治生活进行理论研究,充分发挥哲学对现实政治的作用。党的长期实践已经证明,在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只有积极面向我国的政治生活,把握我国政治实践的现实需求,才能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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