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的失落与寻找
——叶炜长篇小说《踯躅》论

杨光祖 龙雅妮

东晋诗人陶渊明有一篇散文《桃花源记》,从此文诞生起,桃花源就成了中国文化人的乌托邦,是他们灵魂深处追寻的地方。那个似真似假的世外桃源,寄托了多少失落者的梦想。叶炜在小说《踯躅》中也说：“所谓桃花源,只存在于我们的婴儿时期,也就是子宫里。从我们降生来到大宇宙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再也不可能找得到真正的桃花源了。”(1)叶炜：《踯躅》,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263页。我们真的丢失桃花源了吗,还是它一直就在我们心中,只是被欲望的尘埃所遮蔽?

技术的高速发展,世界的日渐村庄化,生活节奏的加速,让人们感觉到无家可归。现代社会的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桃花源”,需要一个精神的归宿。对于《踯躅》中的主人公陈敌而言,女人和爱情则象征了他所追求的桃花源,说到底,他需要的也许并不是一具身体,而是为飘摇的灵魂不断地寻找一个归宿与寄托。

长篇小说《踯躅》讲述了在农村出生、通过打拼来到城市、并想要在城市立足的农村青年陈敌人生蜕变的一个过程。伊恩·P·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说：“小说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传达对人类经验的精确印象。”(2)[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6页。《踯躅》虽然描写的是当下的社会现状,但其作品生发出来的经验却属于千千万万由农村走向城市的年轻人所共有的,这是小说的优秀之处。

一、转型时代的挣扎与奋斗

人生真是一个谜。从落后农村出来的文化人,更是生活在谜里面,有的人一生可能都走不出来。他们对农村的厌恶和对城市的向往,以及面对城市时的自卑和对乡村的怀旧,往往都是纠缠在一起的。这种痛苦、纠葛的情感,会伴随他们的一生。即便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城市的生活节奏,在现实中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但由农村携带而来的分裂感,始终是他们的难言之痛,尤其在与女性交往过程中,那种骨子里的与乡村女子的亲和和面对城市女性时的自卑,与表面上卑视农村女子、行动上高攀城市女子,都是那么矛盾而自然地交接在一起。

贾平凹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的《废都》《高老庄》等都非常清晰地呈现这个农裔作家的心理病症。《废都》里庄之蝶可以游刃有余地与之交往的女性,都是来自农村的,如唐宛儿、柳月、阿灿等;而小说里的城市女性景雪荫,庄之蝶就无力企及了,只能望洋兴叹。《高老庄》中的教授高子路与前妻菊娃,和新妻子西夏的故事,也是重复这个规律。

叶炜是一位来自山东枣庄的作家,应该也算农裔城籍作家了。他虽然是1977年生人,接近“80后”,但身上依然有着农村的那种尘土和压抑。不过,毕竟是文学博士,又是作家、学者双栖身份,城市工作多年,所以,在他身上城市的气息已经很浓厚了。这两种文化在他身上的贯通、冲突是明显的,也深刻地反映在他的小说中。相比于他的“乡土中国三部曲”,“转型时代三部曲”明显地成熟了,由乡土进入了城市,或者城乡冲突之中,文字也明显地沧桑了,内容中也有了让人压抑的东西。长篇小说《踯躅》便是一部以改革开放为背景,书写当下农村人向城市人转型的复杂现状的一部小说。

“我很痛苦”(3)叶炜：《踯躅》,第1页。,作者以简单又具有张力的四个字作为小说的开头,并贯穿全文,集中表现了小说主人公陈敌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他的痛苦是转型时代大多数进城的农村知识分子痛苦的缩影。他们是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结合体,既保留了农耕文明的传统,又吸收了现代文明的新鲜血液。叶炜在《踯躅》中展现了改革开放时期苏北农村人的真实状态。年少时的陈敌和大多数苏北的农村孩子一样,是时代悲剧下的缩影。他们过早地步入社会的泥潭,灵魂也过早地失去栖息地。陈敌和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红颜结婚,自以为找到了归宿,但红颜“不全乎”的身子、暴躁的脾气,让陈敌“风景优美的桃花源没有了,只剩下饿虎出没的景阳冈。”(4)叶炜：《踯躅》,第16页。这意味着神秘与美好的“桃花源”第一次被打破,背后是赤裸的现实。陈敌的首次爱情是失败的,这种不圆满与挫败为他以后对女人的贪婪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陈敌有着丰富的社会经历。从做建筑工到去中苏边界打工被骗,甚至几番周折经过乞讨才回到家。他过早地承受了人生的阴暗面,同时这也造就了他的世故和圆滑。在城市做送水工的过程中,陈敌抓住机遇,选择考大学,这直接成为了他整个人生的转折点。陈敌开始了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蜕变与挣扎。“刚开学他和我们一起上课,大家都说他是贫下中农到大学改造来了。现在,大家都说他是成功企业家到大学镀金来了。”(5)叶炜：《踯躅》,第2页。陈敌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南京这座城市,然而这种交付意味着自我打破与重新建构,这无疑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从学生会主席到记者团团长的接连竞选成功,背后是竞选记者团时耍心机、偷听李伟与女博士的龌龊事、跟踪前记者团团长和女朋友私会……这无一不体现着他的圆滑与心机。他精心规划着未来,筹划着每一件能够提升自己的事情,野心和欲望也在不断地膨胀。他在学校里有了立足之地,便向校外编辑部发展,为自己积攒了充足的社会关系。北京来的胡总和杂志社主编冒进谈生意,冒进没有合作的想法便让陈敌想办法拒绝。陈敌斡旋在冒进和胡总中间,在完全确保自己利益的前提下,谈成了合作。作为签约条件,胡总需为陈敌出书。陈敌既成全了自己,又为胡总和冒进主编带来了利益,他的一箭三雕用得极好。这种圆滑为他带来了事业上的成功。

然而这种成功始终无法弥补他内心深处的缺憾,他被悬挂在自我分裂的人生困境当中,灵魂无处安放。用陈敌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南京待了这么多年,我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进入过这个城市,我不过是这个城市的局外人,是一个局外者。”(6)叶炜：《踯躅》,第190页。这一状态是转型时代下的这一代人所共有的感触,包括雁南。作为陈敌的倾听者,他虽站在智者的角度上,但自身的困惑和陈敌别无二致。倾诉者陈敌一语道破本质：“其实你和我一样,我不断地试图用女人来填充精神的空虚,而你,则采取了对女人逃避的态度,沉湎于所谓的学问之中,你只不过是和我一样,面临着回不去、进不来的尴尬境地!”(7)叶炜：《踯躅》,第191页。因此,就如文中所说：“对这代人的一个经典概括就是：身体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灵魂在路上。”(8)叶炜：《踯躅》,第190页。

苦难给陈敌带来了写作的欲望,女性则给陈敌带来写作的激情。陈敌“是一个天生的情种,唯有在女人那里,他才能让自己的灵魂安静下来”(9)叶炜：《踯躅》,第52页。。陈敌的爱情从红颜开始——一个身体“不全乎”的女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红颜并不是陈敌爱情的开始,而是他性启蒙的开端。客观来讲,红颜的强势和泼辣以及陈敌的退避将其推上了命运的转折点。而另一方面,和红颜在婚姻和性欲上的缺憾也以创伤的方式进入陈敌的潜意识,幽灵般地干预着他后面的人生。

“善良的女性就是他精神的避难所,是他逃离俗世的桃花源。”(10)叶炜：《踯躅》,第52页。郭聪是一个小城女孩,勇敢善良。从某种程度而言,处在肮脏世界的我们就是从这种美好的人性本身去抵达各自的“桃花源”。郭聪的美好弥合着陈敌摇摆的灵魂,因而“经由郭聪,他到达了真正灵肉相合的美丽桃花源。”(11)叶炜：《踯躅》,第67页。而李巧是陈敌在南京工作时遇到的,和郭聪的内敛不同,李巧是个自信开放的女性,男性应该都青睐此类女性。《圣经》中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12)《圣经》,《马太福音》,中国基督教协会,2016年,第6页。李巧于陈敌而言便是一个试探,人性是脆弱的,它不可试探,试探意味着失败。陈敌不可阻挡地和李巧在一起,疯狂做爱,在欲望的海洋里肆意地畅游翻飞。但郭聪的存在又如一口大钟般震颤着他的灵魂。他在农村和城市的裂口中间徘徊的同时,也在欲望和道德的中线上摇摆,更在放逐和归乡的岔路口彳亍。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人就是在不断被试探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认清自己的。正是因为李巧的出现,在经历了一番人性迷乱与痛苦的角逐之后,陈敌才逐渐认清自己,在旧爱郭聪和新欢李巧面前、在两种生活面前,陈敌如同悬挂在镜子中。“在郭聪那里,他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在李巧那里,他是打进城市的成功男人。”(13)叶炜：《踯躅》,第53页。郭聪知晓陈敌灵魂的柔软地,内心的脆弱处;但在李巧面前,陈敌可以保留着男性虚荣的尊严。

李巧是陈敌情欲的释放,他们是激情、是浪漫;而郭聪是温润的细雨,将陈敌悄声包裹。“两个女人,两种风格,两种味道。一个温润如玉,一个坚硬如水;一个小家碧玉,一个大家闺秀;一个含苞待放,一个盛大绽放;一个梨花带雨,一个桃李芬芳;一个欲说还羞,一个干净利落;一个心思缜密,一个大处着眼。”(14)叶炜：《踯躅》,第213页。不论是哪一个陈敌都难以割舍,在雁南的指导下,陈敌选择“顺其自然”。当一件事无法当即做出判断和选择时,顺其自然无疑是最合适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讲,顺其自然是一种“主观的延宕”,“主观的延宕”从另一方面给了潜意识足够的效果空间。也许一直以来,在陈敌的意识深处,那巨大的“冰山”所投射的阴影早已为他的道路标记好了方向,只是他并不自知而已。小说结尾,虽然并未明确书写,但读者明了,陈敌已重新抵达了“桃花源”,终于从欲望贪婪的洪流里一路泅渡到最后的精神归宿地。

二、消费文化下的人生乱象

19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我国快速卷入全球化进程的浪潮之中,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在发展所带来的空前繁荣与喜庆中,我们忽略了人性、道德。由此带来最为明显的后果是消费主义蝗虫般肆虐,我们的时代堕入了急剧异化的漩涡,人们将生命的重心全部投放在物质上,变得越来越功利、浮躁而盲目。人们光顾着感官世界的狂欢,却忘记了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门楣上镌刻着的神谕：“人啊,认识你自己。”

《踯躅》通过陈敌的发展之路完整地呈现了这个过程。根据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的观点：“今天把个体当作不可替代的需要的领域,就是个体作为消费者的领域。”(15)[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6页。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整个社会体系的主导性逻辑,个体在这个体系中无法避免被消费的命运。

城市是物化和消费最为集中的区域。农村人到城市似乎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被拒之门外,根本进不去;另一种则是拼尽全力进入城市后,却发现灵魂无处安放,自身已被异化、扭曲,貌似已经融入,实质却是在一种永恒的分裂状态之中。陈敌作为一个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当然避免不了被消费的命运。他不断融入城市的过程就是不断被异化的过程,直到通过消费将自己从一个独立的个体变为一个“象征的符号”。他并非不够努力,只是他的背后是一架巨大的资本机器。他越是追赶社会的步伐,便越是加速异化,甚至陈敌对女人的需要、对性的需要本身也演变成为一种消费。他需要从不断征服女人的过程中消解曾有过的深重自卑,标榜自己作为一个符号的独特性。同时,异化的分裂之感同样让他需要不断地从女人身上寻找归宿感,在对女人的占有中填补他的空虚和盲目,然而结果却只会带来更大的空虚。在生产社会中,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消费即意味着目的的达到和满足。而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从未面对过自己的需要,个体仅仅是在符号制造的编码体系中用幻象快慰自己,作为符号的消费本身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满足感。

陈敌进入大学的初衷就是赚钱,他在学校里通过各种竞争、利用各种人际关系为自己赚取利益。当北京一家文化公司想和杂志社合作,陈敌便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出版著作。他匆忙地完成着自身消费与被消费的过程,力争在符号化的社会中为自己贴上一个光鲜的标签。陈敌的个人生存被“物欲”紧紧包裹,那“物”所散发的迷人光辉,吸引和迷惑着他,他就像一只扑火的飞蛾,一次次盲目地扑向那远离生命本质的光和热,却忘记了光线来自他自身。

从群体角度去谈,《踯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物欲横流、贪婪肮脏的现代城市生存图景。消费社会下主体性的丧失意味着人精神力量的消退,意味着被支配和被投喂。由此,人性更大地屈从于资本和消费的逻辑,并在消费制造的巨大符号幻象中满足着自身种种贪婪的需求,同时人性也不断地沦丧。现代社会的人们就像被资本饲养的鱼群一样,无助又盲目,而更为恐怖的是,人们并不自知,依旧在资本制造的繁盛幻象中朝着虚无的乌托邦狂飙突进。

大学教授办杂志赚钱、找卖淫女,大学辅导员李伟和学生、女博士乱搞,市委秘书长钱高楼与李巧同居,女学生马莉为了竞争记者团团长不惜出卖身体,雁南的师妹为了顺利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性贿赂导师,红颜和村主任(她的上辈)乱伦等……种种消费社会的人生乱象无不展现出消费时代人性道德底线的丧失。在消费社会中,符号化的商品逻辑统治着一切,它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商品逻辑”说得多到位,《踯躅》就具体而微地书写了这个过程。“我发现导师乔峰睡了我的师妹,或者说是我的师妹睡了我的导师,具体是谁睡了谁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他们睡了。”(16)叶炜：《踯躅》,第247页。雁南痛苦而又淡漠地告诉陈敌这件事,哪怕涉世未深的学妹还未踏入社会,消费社会“商品逻辑”的烙印已将她归类,她过早受到利益的摆布。“师妹的论文写得一般,担心答辩通不过,就使用了一点非常手段。”(17)叶炜：《踯躅》,第247页。作为消费的色情本身已经丧失了人的本质所具有的那种浪漫与象征,演化为纯粹的经济行为,至多也只能算享乐行为,永恒的女性不再引领我们上升!引领我们的是资本。在小说中,除了雁南的师妹,还有马莉、红颜,她们都是很“善于”利用自己身体进行自我消费的人。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发出提问：“身体是女性的吗?”(18)[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第129页。所谓的性解放最合适的说法是：“女性,既然她以前作为性被奴役,今天作为性被‘解放’”(19)[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第130页。。在女性与自己身体的混同中、在女性与性解放的混同中,“女性通过性解放被‘消费’,性解放通过女性被‘消费’”。(20)[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第131页。在“消费社会”中,雁南师妹的身体成为运作的资本,如鲍德里亚所说：“必须使个体把自己当成物品,当成最美的物品,当成最珍贵的交换材料,以便使一种效益经济程式得以在与被解构了的身体、被解构了的性欲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21)[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第127页。

三、男权视野下的女性书写

小说中,与主人公陈敌有情感纠葛的女性主要有三位,分别是农村妻子红颜、小城恋人郭聪、城市情人李巧。这三位女性在陈敌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意味着三种不同的命运。

首先是红颜。红颜是陈敌的第一任妻子,她是大多数农村女人生存现状的缩影,也是全文最具悲剧色彩的女性。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孩,红颜和黄拾来自由恋爱,他们的恋情遭到黄家人反对,黄拾来遵从家庭意愿娶了别的女人,红颜第一次被抛弃。这本身便是男性话语权的一种体现。“红颜受到了打击,这才答应嫁给陈敌的。”(22)叶炜：《踯躅》,第16页。只简单一句,作者便把红颜由黄拾来转移到陈敌的生活里。女人本应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但在小说《踯躅》中,红颜似乎只是一件物品、一种陪衬,她的存在深深根植在对男性的依附关系上。这是上千年男权观念的无意识残留。这种残留使得男性本身就不会意识到女性的悲剧所在,所有的悲剧都预先具有了伦理的合理性。和陈敌结婚后,红颜并没有被爱、被温柔相待,哪怕一个女人最需要男人的时刻,她也没有得到守候和陪伴。有了孩子之后依旧是被冷落和忽视,并独自扛起生活和照料孩子的重担。直到红颜来学校发现陈敌和郭聪的恋情后,彻底心力交瘁,这是红颜第二次被抛弃。在跟随村主任陈贵回家的路上,又遭遇到陈贵的强奸,她默认顺从,生活已令她无力反抗。同时这也是她蓄积已久压抑情绪的宣泄,“她脑袋中浮现出陈敌恶狠狠对她的样子,心里泛出一阵悲凉。”(23)叶炜：《踯躅》,第78页。面对丈夫的背叛及自身的处境,她骨子里的卑微便被激发出来,这也是男权的又一次胜利。离婚后在流言蜚语好不容易平静下来,无助的红颜和黄拾来旧情复燃,做了小三。却不料黄拾来出车祸,红颜又变得一无所有,最后迫不得已和比她大二十岁的陈贵结婚,逃离农村。红颜被多次抛弃、侮辱、践踏,淳朴的农村将全部的恶意都倾注在她身上。红颜成了社会转型的牺牲品,男权中心的牺牲品。毫无疑问,红颜的命运是悲惨的,社会的转型并未让人们的道德和价值观变得更为先进。陈敌和红颜都没有错,错的是前进的时间和落后的伦理之间的矛盾,是思想开放和固步自封之间的隔阂。红颜自始至终和陈敌不是一类人。陈敌走出去,以自我为中心;红颜以夫为天,遭到陈敌背叛后便自暴自弃,这是农村在新时代之风袭来后两类人的典型代表。

郭聪和李巧是陈敌爱情和婚姻“马拉松”的参与者。在陈敌看来,他不用自己做选择,而是要看谁坚持不下去了,提前退出,最后留下来的那一个便是陈敌结婚的对象。陈敌对待感情竟然如此随意,甚至可以交给偶然,完全就像是在挑选一件物品。

郭聪作为优秀的女大学生出现在陈敌的生活里,她光芒万丈,成为陈敌的缪斯。“他所有对女人的感觉,都是从郭聪这里开始的。”(24)叶炜：《踯躅》,第67页。不过,小说《踯躅》中男权依旧占据主导,毕竟这是男性的书写。正如文章中对于郭聪的描写,作者没有直接明了地写出郭聪的不好,相反,他通过描写郭聪的好来引起陈敌的不满。“一个女孩子,锋芒太露,往往要吃大亏。”(25)叶炜：《踯躅》,第61页。“能干”在陈敌口中,成了贬义词。在遇到陈敌之前,郭聪是精明的学生会干部,而遇到陈敌后,郭聪进记者团都要靠陈敌的扶持。相比于农村,大学这个思想开明、文化繁盛的地方,女性也要依附于男性。

陈敌在众多女人里选择了郭聪,只是因为相比于农村的红颜和城市的李巧,小城的郭聪更符合他的择偶标准：“他从郭聪身上发现了以前所一直忽略的东西。那是小城姑娘所特有的善良、温柔和顺从。这些品德是乡下女孩和城市女孩优点的集合。”(26)叶炜：《踯躅》,第218页。在陈敌眼里,结婚的对象首先要考虑的不是两个人的价值观是否一致、是否是以爱为前提,而是考虑是否温良、顺从。善良、温柔的郭聪在落俗的农村姑娘红颜和奔放的城市姑娘李巧中脱颖而出,变成了陈敌完美的结婚对象。因为这个小城女孩他可以把控住,而那个大城市的李巧,他感觉有点吃力,这种选择呈现了陈敌作为男性的占有欲和自卑情结。

爱其实是很模糊的一件事,当清楚地说出为什么爱一个人时,爱或许就有了某种目的。陈敌爱郭聪,是因为“她将来肯定会是一个好妻子”(27)叶炜：《踯躅》,第218页。。陈敌也爱李巧,“陈敌之所以喜欢李巧,是她可以给他带来安全感”(28)叶炜：《踯躅》,第40页。。陈敌的两段爱情都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在陈敌的爱情里,男性很明显地处于支配地位,选择权在男性的手里,无论是郭聪还是李巧,都要等候陈敌的“宣判”。在陈敌面临选择时,研究生雁南给了陈敌“好建议”：“其实人这一生不能总在一个机场降落吧。……不要在不该做选择的时候做选择,要学会顺其自然。”(29)叶炜：《踯躅》,第69页。小说里通过描写陈敌对郭聪的不满来影射出大时代背景下大众对于女性的偏见,包括小说中“她们一致建议郭聪那天穿得漂亮一点,郭聪的身材本来就不乏性感,那天她刚好又穿了一件半透明的裙子,这让参加投票的老师们感觉很不得体。”(30)叶炜：《踯躅》,第61页。小说中一句“穿着不得体”便否定了女性一直以来的勤恳和努力。女性的一切仿佛都可以被贴上标签,都可以被当作否定的借口,女性本身便变成了一种否定。

相比于内敛、温柔的小城姑娘郭聪,城市女孩李巧便要更为大胆开放一些。她无条件地和有对象的陈敌在一起,无条件接受陈敌,体会“偷情”的快感。在和陈敌的关系里,李巧要比郭聪显得主动。而作者对于性的描写,也主要集中在李巧身上,并且大都是通过当事人陈敌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女人放心地把一切交付于男人,自身最为隐私的一面却成为男人炫耀的资本。但相比于其他男性,陈敌的“炫耀”显得更高级,他的“炫耀”是不经意间的。在倾听者雁南甚至是读者眼里,陈敌和李巧的关系对于陈敌确实是一种折磨,但细想便可得知,这是陈敌作为男性其征服欲得到满足的展现。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小说中对于李巧和陈敌的性描写露骨直白、毫无避讳之意。相比之下,对于郭聪在小说中的性描写要含蓄很多,大都是点到为止。如“她躺在他的臂弯,面色潮红,双目紧闭。”(31)叶炜：《踯躅》,第54页。只简短几句,便将两人的房事描写结束。这种不对等的写作方式和李巧、郭聪二人在陈敌生活里扮演的角色有关。陈敌徘徊于两个人之间,无法抉择令陈敌的精神饱受折磨,最后表面上看是因为李巧的“退出”选择了郭聪,但实际上,在陈敌的潜意识里,郭聪一直是他的“最佳选择”。对于男性而言,似乎任何一个和自己发生性关系的女性,都是自己侃侃而谈的资本。在这里女性作为一种资源,成为男性标榜自己的符号。三个伴随主人公的女性,虽然命运和性格各不相同,但从其遭遇来看,都是在男权社会里不断地被排斥,被边缘化、被操控和贱视,在男性充满偏见的视线下,女性的命运里总是堆积着深厚的苦难与悲剧。

小结

长篇小说《踯躅》受《废都》的影响巨大。但小说的背景不一样,人物都明显的是两代人。贾平凹写的还是他们那一代人,叶炜写的是他们那一代人,所以,区别还是很大的,作为80后,他对男女关系的处理,和《废都》中就完全不一样,更加随意,甚至随便了。但随便里,还是有不忍、不舍和情与欲的冲突。

《踯躅》的细节上有点粗糙,可以看出作家缺乏一种耐心。如此,使得小说有一种梗概性,缺乏一种让读者反复玩味的东西。但那种人生况味,是很苦涩的,可以看出作者下了功夫,也动了情感。主人公陈敌,还有郭聪、李巧以及农村女子红颜,都性格鲜明,显示了作家一定的塑造人物的能力。甚至小说里出现的那些大学老师、辅导员,还有农村的那个村长,包括陈敌的父亲,都不乏性格,三言两语,就揭露出来了。可以看出作家对农村和大学是比较熟悉的,刻画都比较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