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来玉米在凉山彝族地区的传播与利用探索

2023-03-07 13:59刘梦柯王毓伟
红河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苞谷凉山彝族

刘梦柯,王毓伟

(1.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2.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00)

玉米,俗名苞谷、御谷、玉麦等,原产于南美洲墨西哥,秘鲁等国家,随着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逐渐被引入到全球各地,成为多数人赖以生存的重要口粮。玉米自16 世纪传入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大面积推广播种,从河谷到丘陵,从平原到高原,从浅山到深山,皆有民众大力开垦种植。“从18 世纪中期始,玉米已在我国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广大范围内海拔较高、不宜五谷的山地获得普遍推广和大面积种植”[1]。至清代中期,玉米种植已成为中国山地农业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凉山地区位于四川西南部和川滇的交界处,是典型的彝族聚居区域。清代以来分布于凉山境内的彝族,因受区域生态差异的影响,形成了耕牧、游耕、农耕多种类型的生计模式。玉米作为一种高性价的农作物,在上述三种生计方式中均占有一定经济比重,具有不可替代的农业生产价值,其重要性亦深受学界关注。目前,已有诸多学者对清代以来玉米在凉山彝族地区的引种传播、农业生产及对自然环境、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做出较为全面的考察研究,基本厘清了与之相关的大部分历史问题。但对于玉米在传入凉山彝族地区后的农业分布与利用方式,却鲜少有学者进行长时段研究,且更少从商品交换层面来探析凉山彝族与周围民族的互动[2][3][4]。有鉴于此,本文即以清代凉山彝族地区为研究范围,对该地玉米引种传播历史及其利用方式对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彝族与周边汉族的互动交流。

一、玉米的传播:外来作物的引种与本土化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演进过程中,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及发展需要,根据区域生态环境以及作物的经济价值而对各类种植物进行筛选利用,农业生产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玉米作为一种耐寒、耐旱且生长周期短的农作物,凭借对土壤适应力强、产量稳定、种植投工少等特点,而在农业生产环境并不优越的山地丘陵地区奠定了广泛的种植基础,清代以来玉米一经传入凉山彝族地区,便迅速被当地民众推广利用,发展成为农业生产系统中的核心种植作物。

玉米被引入小凉山的时间位于乾隆年间,经与凉山相毗连的汉彝杂居区传入凉山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并逐渐向周围传播扩散。乾隆中叶,地处小凉山的雷波等地流传着一首关于种食玉米的竹枝词:“山中绝少水田耕,那识嘉禾有玉粳。终岁奢餐炊把粟,同为粒食太平氓”[5]121。而成书于乾隆中期的《屏山县志》中亦有关于玉米播种的记载。可见此时玉米已在小凉山地区得到规模性的推广种植,并融入到山区居民的饮食体系当中。从地理位置来看,小凉山与大凉山之间仅间隔黄毛埂,玉米传入大凉山的时间不会迟于乾隆末年。

玉米在传入大凉山地区后,当地彝族纷纷开展种植,农业生态出现空前转变。在宁远府属地,安宁河流域的会理州于乾隆末年便将玉米列为当地主要物产,据乾隆《会理州志》载:“御麦,俗名苞谷”[6]50。在宁远府下辖的越嶲厅,玉米于道光年间便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农业生产,据魏源所撰写的《圣武记》所载:“越嶲、峨边、马边、雷波四厅,产苞谷、油麦、萝卜”[7]483。至嘉庆年间,与会理州相接壤的西昌县出现生产玉米的记载,尔后由民族间的互动交往传入其属地美姑,据凉山彝族调查资料可知:“凉山腹地美姑于咸丰年间开始普遍种植玉米”[8]101。而成书于咸丰年间的《邛艶野录》亦记载宁远府属地各项物产中均有玉米。由此可见,玉米自乾隆末年传入宁远府后,经过区域各族的逐步推广,于咸丰年间便呈大规模种植之势,且在一些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高海波山地也有广泛分布。到了光绪年间,由于玉米是从多地引种而来,宁远府所属越嶲厅所出产的玉米已分化出多个品种。“包括白玉麦、黄玉麦、红玉麦、花玉麦、九子玉麦”[9]1。体现出当地对玉米育种的高超技巧,即能够根据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有效地对玉米进行培育种植,使得收获效益能够满足生存及发展需要。到了民国,玉米已在生态条件相对脆弱的旱地得到普遍种植。“旱地以玉蜀黍为主,高粱、黄豆、向日葵、落花生为辅”[10]2-3。可见,玉米已成为旱地种植业的核心农作物,这对于农业生产体系的完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宁远府相接壤的叙州府属地,农业开垦时间相对较早,乾隆中期便已开始耕种玉米。根据民族学调查:“雷波县的上田坝乡约在清乾隆年间已种植苞谷”[11]4。至嘉庆年间,经过区域内的交流传播,玉米已同荞麦作为凉山彝族的主要粮食作物而得到了普遍种植。据嘉庆《马边厅志略》载:“当地种有荞麦、苞谷、萝卜等”[12]189。由于彝族长期以畜牧为事,其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于汉族,故常劫掠汉民至彝区耕种玉米。“种杂粮苞谷……其垦地以所掳汉人为之”[13]3。到了光绪年间,玉米在农业生产结构中占据的比例已发生较大变化。“雷马屏三属山地较多,多种玉麦,雷波出者为最”[14]1。由此可知,三地以因地制宜的生产理念发展农业,通过集中性地扩大玉米的种植范围,使漫山遍野皆被玉米覆盖。到了民国时期,玉米已成为当地的粮食大宗。“以玉米为主食的地区约占70%”[15]783。可以发现,清代以来玉米在该地区的推广种植,逐步改变了当地传统的农作物种植结构,以高产农作物作为种植核心,有效地提高了单位耕地面积的粮食产量。

除在新、旧开垦的山地丘陵地区外,在地势高差悬殊的峨边地区,玉米同青稞等适应能力较强的农作物得到了普遍性的种植。嘉庆年间的一首民谣曾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景观记述道:“今年玉蜀满山头,才得开荒便大收。共约邻家赛神去,瓜芦池上水初秋”[16]154。可见玉米已在生态环境差异明显的高山低谷间普遍播种,并成为当地出产收获的主要粮食作物。至道光时期,“越嶲、峨边、马边、雷波四厅为彝族聚居的山区,产青稞、苞谷”[7]483。另据民国《峨边县志》载:“每年约有三季所出有玉麦,山居多玉蜀黍”[17]21。由此可见,作为外来作物,玉米一经引种便迅速在当地农业生产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这对于边际土地的利用起到了促进作用。

清代以来玉米在凉山彝区的引种传播,逐渐改变了彝族以畜牧为主、农业为辅的经济面貌,使得农业生产获得较快的发展。清光宣年间,“凉山地区除凉山腹地偏僻的高山地带仍以畜牧和狩猎为主外,绝大部分彝族地区已进入半耕半牧的状态”[18]54。而在彝族聚居区域,为了发展以玉米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与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地已完全分隔开来。“村落远近的田园,因土地肥美,多种苞谷。山坡之上则种荞麦”[19]58。除在质地肥沃的土壤上大量种植玉米外,一些地区逐渐以轮作式的循环耕种取代传统式的轮歇栽培,以此均衡土壤养分及调节土壤肥力,最大限度地提升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头年夏秋将荒地上的树木荆棘砍去,巧火焚烧,翻耕休闲……二半山的开荒地,第一年种洋芋,第二年种玉米,第三年种荞子。”[20]199。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玉米已取代传统种植物荞麦的粮食大宗地位。“苞谷一般亩产100~150 公斤,荞子亩产大约35 千克”[21]56。另据凉山州农业局的统计材料分析:解放前玉米、土豆的播种面积约占彝区全部耕地面积的40%以上,产量占全部粮食产量的50%左右。由上可见,玉米在凉山彝区农业生产中的普遍性及在粮食产量结构中的重要性。

至建国初期,无论是在凉山的腹心区域还是边缘地带,玉米都凭借自身特性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种植。根据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可知:“全州以苞谷、荞子、洋芋三种为主产作物”[21]2。而经过建国初期的持续垦殖,玉米、土豆等农作物的种植范围、粮食产量逐渐拓展增加,促使农业耕种成为凉山地区的主导生产方式,“到20 世纪50至60 年代,凉山彝族地区农耕生产在农业总收入中占到70%~90%,畜牧业仅占10%~30%”[21]7。凉山彝族已由半牧半农过渡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类型。此外,凉山彝族还高效整合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特性,开展养殖业—种植业的生态农业循环。正所谓“种田地,肥壅最为紧要”[22]62。“彝族人将玉米秸秆堆起来,每天放一些到牛羊圈里喂牲畜,彝族人把牲畜圈里的厩肥挖到圈外面堆起来,等到2 月份就把这些肥料背到田地里播种时用作施肥”[23]46。由此可见,兼营种植业与养殖业能够起到产业反哺之用,对于生态农业系统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清代以来玉米在凉山彝区广泛的引种传播,不仅拓展了农业生产范围,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作物结构与经济类型的变迁,对于区域农业生产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时至今日,玉米仍作为凉山彝族农业生产中的主要作物,在区域内受到普遍种植。

二、玉米的食用:社会生活中的新内容

清代以来玉米在凉山地区的引种传播,引发了当地生产结构的变迁,在以农业耕种为主体的生产结构下,粮食作物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将玉米作为主食,能够满足基础性的食物需求,加之具备饲料、酿酒等多种利用价值,进而得到了彝族民众的广泛接受,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新内容。

在社会生活四大基本要素“衣食住行”中,食物排在首位,对食物的摄入是人类生存的先决条件,而食物的供应则与人口的变化紧密相关。清代以来是凉山彝族人口急剧增长的时期,相关研究认为:自1815—1956 年,凉山彝族的社会人口由28万增长至72 万。清代中叶以来凉山彝族的人口激增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粮食危机,本土低产作物难以满足此类形势下的食物供应,引种高产作物就成为扩大食物来源的一项重要途径。

在玉米尚未传入凉山地区之前,当地彝族饮食结构中的主食以荞麦为主,小麦、青稞等只是次要部分,因而区域人口的主食摄入主要依赖荞麦的供给。随着玉米在凉山地区广泛的引种传播,当地彝族逐渐认识到了这一作物的食用价值,并积极引入到饮食生活当中。嘉庆年间,马边厅彝族已开始日常性地食用玉米,即“日食以苞谷为尚”[24]21。地处小凉山的雷波地区,“其黑夷每日午后一餐或用苞谷一次”[25]23。而在峨边地区,已形成以玉米与荞麦并重的饮食结构,当地彝族“终年以玉麦、荞子圆饼为食”[26]4。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凉山彝族的经济类型已渐由畜牧经济转变为农耕经济,农业种植技术日益成熟,在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种植结构下,“其以玉米、小麦、荞子为主食”[27]124。从中可以发现,从玉米传入凉山彝区再到本土化的过程,彝族固有的饮食结构出现了极大改变,社会各层对玉米的普遍食用,确立了玉米在饮食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使人们相对摆脱了对荞麦的绝对依赖。从生存意义上来看,将玉米作为主食,有效地扩大了食物来源,缓解了因粮食短缺而带来的生存压力,使得凉山彝族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持生计。

玉米做法多样,即可煮熟后直接食用,亦可将之磨面制作成饼。“苞谷即玉蜀黍,熬糖、煮酒、磨面,功用甚大”[28]。又如“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地区,以玉米、荞麦、土豆为主,一般把玉米、荞麦等磨粉制成粑粑”[29]236。除了将玉米磨面制饼,彝族还将玉米与稻米、豆类一同蒸煮食用。“种植于平现低谷的水田,除了做成大米饭还可混着玉米饭食用,而四季豆主要以煮汤或者与玉米饭和着食用”[23]22。以玉米为原材料或混同其他作物制成的主食,为当地提供了多样化的食物选择,相应地丰富了人们的味觉层次。此外,将玉米磨粉制成的炒面与饭团,成为彝族进行短途外出与生产活动时的常备之物。“凉山彝族用玉米、大麦、小麦等作物制作炒面,出门作干粮用”[30]44。做饭团时,“将玉米面蒸至熟透,捏成饭团作为短途外出的干粮”[30]50。以玉米夹杂其他作物制成的食物方便携带且在短期内不易变质,被各层人群视为重要的食物补给。由上可见,玉米已成为彝族饮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食材,这也难怪会有人认为“四川等省一些山民对玉米恃以为命”[31]。

酒在凉山彝族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原先多采用荞麦、大麦酿造。清代以来玉米在凉山彝区的引种传播,促使当地形成以玉米酿酒的文化习俗。“酒多用玉米酿成,无论男女老幼、几乎人人都喜欢饮酒”[30]237。在西昌县“玉麦用以供食豕造酒”[10]2。相较于其他粮食原料,玉米凭借产量高、出酒多的特性,在酿酒工序当中被普遍使用。“彝族一般以玉米、荞麦、高粱为酒料,因荞麦出酒相对较少,而高粱虽然最好但种植高粱的地方不多,因而实际上多用玉米酿造,酿制而成的酒均称咂酒”[30]91。酿制成的咂酒既是民间传统饮品,又用于日常待客与礼仪过渡。“凉山州内的美姑、雷波、甘洛等县的彝族农家尤喜酿制咂酒,每逢彝族年节、祭祖和举办喜事,都要酿造咂酒,既饮用,又作祭酒”[30]90。由此可见,从日常饮用的传统饮品到过渡礼仪中的文化祭品,咂酒涵盖了彝族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

玉米作为适应力强且产量较高的外来粮食作物,被凉山彝族迅速融入其饮食生活与社会生活当中,对于区域社会的发展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作为一种食物,玉米的引入有效地缓解了因粮食短缺而引发的饥馑、饥荒,促进了凉山彝族的人口发展。其次,作为文化符号,由玉米制成的咂酒在岁时节庆、婚丧嫁娶等重大的礼仪活动当中,皆发挥着一定的功能作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除了饮食价值与文化价值外,由玉米引种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亦十分显著。“清中后期,随着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人地矛盾日益突出,遂使清前期引入的玉米、番薯等旱粮作物部分地成为主食。由于民食问题的解决,使人们有可能腾出更多的土地省出更多的劳动力去种植经济作物,粮食生产的发展有效地保证了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这对促进商品生产、推动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32]52。民以食为天,温饱问题是民众生存所面临的首要问题。玉米自清代以来在凉山地区的推广种植,逐渐取代部分低产作物而成为当地食物供给的重要来源,进而为彝区经济作物的种植及乡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玉米的交换: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

清代以来,随着玉米在凉山地区广泛的引种传播,当地民众逐渐认识到了这一作物的经济价值,并持以积极的心态进行开发利用,进而构建出互通有无的产品交换体系。具体而言,凉山彝族利用玉米开展的交换主要存在两种形式:一是在民族内部进行的农产品交换,二是与周围汉族进行的综合产品交换。

农产品作为基层社会赖以生存的重要生活资料,在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的同时,也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换活动。“凉山地区有限的商品交换只有两种。以内部交换而论,通常多为粮食换粮食,如荞子换苞谷、洋芋换豆子”[33]。又如四川雷波独立白彝,“居民内部交换以一升谷子交换一斤荞子或一斤谷子”[34]。由此可见,无论是种植剩余还是食用其他粮食而节省下来的玉米,都通过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在社会内部进行流通,互相补充生活中所需的其他资源,以此达到基本生活必需品间的互通有无。这类社会内部小规模的粮食交换,具备浓厚的调剂色彩,而玉米作为卑贱的外来作物竟能与彝族最为珍惜的荞麦进行交换,且交换价值对等,表明在事关基础的生存问题上,社会各层人群对于外来作物总是持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

除了社会内部以物易物的农产品交换外,玉米还被用于外界有限的市场交易当中。清代以来,源源不断的汉族人口涌入凉山彝族地区,与当地彝族争夺生存资源而频发冲突,统治者为避免汉彝族际矛盾的激化,不得不对交换的方法进行诸多人为限制,以此缓和双方的对立冲突。“汉番交界之处,每月立定场期三次,彼此公平交易,该管官选差兵役稽查,不许汉民用强短价,其或私入夷穴交易,别有勾结情弊,从重治罪”[35]26。于是,彝族奴隶主与底层奴隶只得通过定期的集市与汉族开展生活资料间的交换。嘉庆年间的马边地区,“夷地庄稼多苞谷,每逢场期,则将囤积的苞谷背负出与汉人易换布匹针线等物”[24]15。在峨边地区,民众以玉米与其他畜牧产品换取生产工具。“夷地输出牛羊皮、苞谷、野鸡、兔子等物,输入品为布线针篦等物”[26]3。与之相对的是,汉商至此贸易,多用农具、纺织品换取自身需求的农牧产品。“汉商不顾山高水寒而将铁器、铁质农具、针线、布匹、烧酒、装饰品等生产、生活必需品运至市集,换回汉族所需的苞谷、豆子、木耳、笋子、牲畜、家禽等”[36]。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彝汉双方的交易限制已不复存在。“汉商曾以一斤盐换一斤贝母或二斤天麻,一把锄头换一斗三升玉米。”[37]61。由上可见,玉米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已成为凉山彝族商业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任何作物的推广都离不开经济因素的作用,自古如此。外来作物在中国的推广,利益的驱动更是必不可少的影响因素”[38]276。凉山彝族根据市场需求为导向,主动调整自身农业种植结构以扩大经济利益,由是,玉米在凉山彝区作物结构中的种植比例日渐扩大,人们日常食用及内部流通后的剩余产品就与汉商进行交换,以此补充社会发展所需的各项生产工具与生活物资。可以发现,玉米的种植与交换都离不开人们务实心态的推动。

值得注意的是,彝汉之间对生存资源的争夺虽使族际关系出现裂痕,但凉山彝族并没有因此中断与汉族的联系,而是通过以玉米为主的农产品交换,与汉族建立经济、文化层面的交流。从中可以发现,凉山彝族并非完全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也并非长期与汉族处于相互对抗的敌视关系,他们总是自发地与外界寻求联系,并积极地与汉族开展商业往来。由彝汉双方共同参与并维护的商品交换,实质上是民族间互通有无、彼此照应的体现,这种互惠共利的经济联系缓和了族际接触时的矛盾冲突,增进了民族交往中的情感交流与利益互动,有利于双方在区域内的协同发展与和睦共存。

综合而言,凉山彝族并非仅仅将玉米当作维持生存供给的粮食作物,而是将它融入到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尤其是借助玉米与汉族建立的商品交换关系,对于促进双方在经济、文化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玉米虽作为漂洋过海而来的外界作物,但却为彝汉间的族际交往交融做出了自身的“本土”贡献。

四、结语

农业自身朴素无华,但却孕育了纷繁热闹的人类世界,给我们留下了无限思考[39]。清代以来玉米在传入凉山彝族地区后迅速本土化,对区域经济类型与社会生活的变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以玉米为核心构建的农业生产、饮食生活、商品交换成为凉山彝族社会中的新内容,人们根据生存需求及利益导向而加以利用,并不断融合创新,最终创造出外来作物融入中国本土的典范。

注释:

① 参见:秦和平.清代农作物交流与四川山地民族交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1):138-147。

② 参见:咸丰《邛艶野录》:卷 14《方舆类》。

③ 清代以来凉山地区生产类型的变迁,与清代中后期凉山地区的移民开发导致的动植物资源衰减有关,但玉米、土豆等美洲作物的种植是主导因素。

④ 参见:凉山州农业局《1949—1978年统计资料下》。

⑤ 参见:徐铭.凉山彝族地区的人口发展.思想战线,1983(06):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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