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第二个结合”需要把握的若干重要关系

杨洪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时代变化与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需要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根本遵循。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当前,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与民族复兴的不可逆转相交织,决定着我们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实现“第二个结合”,离不开在方法论高度上对一些重要关系的准确把握,从而有助于积极应对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新情况,及时科学解决时代新课题。

一、准确把握魂脉与根脉、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明确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准确把握它们的相互关系,是推动这两者从高度契合到有机结合的前提。

关于不同事物之间的结合,马克思曾用头脑和心脏分别形容哲学和无产阶级,来描述哲学革命同政治实践相结合进而实现人的解放的路径。秉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比喻手法阐释深邃理论的做法,习近平在主持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2]这里的“魂脉”,意指灵魂和血脉,它形象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属性。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同”字,亦已点明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二个结合”中的主体地位。一方面,只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确保“第二个结合”的正确方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正确指引。另一方面,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鉴别与取舍,才可以真正激活和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之更好地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民族复兴时代主题相契合。

所谓“根脉”,就是根基和血脉,其生动地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立定脚跟、挺起脊梁的坚实根基和突出优势。唯有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上述定位,方可在“第二个结合”中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掌握历史主动、实现文化自强。历史和现实均表明,一个民族如若抛弃或背离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就非但不会得到长足的进步,反而很有可能上演各种惨痛的历史悲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植根于广袤无垠的中华文化沃土。一旦忘却历史、丢弃文化、背离传统,就等于割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在“第二个结合”中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就能以时代精神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极为深厚的历史底蕴、提供无比强大的前进动力。

推动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另一个前提在于,准确把握文化与文明的辩证关系,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辩证关系。

从含义上看,“文化”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与“自然”相对,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社会化产物,包括物质、精神、制度等存在形式;后者与“政治”“经济”等相对,主要被理解为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及其产物,例如宗教信仰、道德意识、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等。“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表征着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状态、程度和水平。文化与文明之间密切相连、彼此融通,不存在不包含文化的文明,也没有不与文明相结合的文化。文化转化为文明是其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方式,文明是文化进步程度的标志和文化的现实化,先进文化则为文明演进提供精神动力与思想保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其蕴含的诸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归结为以下方面:“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3]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依次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走自己的路之必然性、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和无畏品格、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及发展、中华民族交融交流交往的历史取向与开放胸怀、中国不断追求和平发展而不搞霸权主义的一贯主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是坚持“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的结果。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的突出优势、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不论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五位一体”的综合文明形态,还是它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不难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作用。举凡: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孕育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开启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艰辛探索;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催生了用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命运的正确抉择,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品格;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美好理想相融通,产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等等。

二、深刻把握守正与创新、规律与目的的关系

深刻理解和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历史发展和人类活动的产物,文化传承发展必须遵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合主体性)相统一。唯物史观以人类存在的前提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为出发点,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历史必然性的运动,又是历史活动主体追求一定目的的能动性活动,这两方面是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历史发展规律虽具有客观必然性,却不能自发地达成,而是必须通过历史活动主体的实践来实现;另一方面,历史活动主体的实践又受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制约,一旦与客观规律相违背,就无法实现其目的。

不断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和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规律。遵循这一客观规律,就能找到实现“第二个结合”的科学方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转变,即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其意为根据时代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要求,改造中华传统文化中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内容和陈旧表达形式,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与现代表达形式,使它们在与现代文化及当代社会的适应、协调中重新激活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不是简单的标新立异,而是深刻彻底的变革;它是指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新成就,进一步补充、拓展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使之具有适应当今时代实践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式,不断增强它们的感召力与影响力。

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在于守正,守正的目的与路径在于创新。习近平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1]。“守正”中的“正”,特指事物的内在规定和本质要求。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推进“第二个结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守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正”,就不会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只有深刻把握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真正做到对文化传承发展内在规律的遵循,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融通,不断赋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更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4]。

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从文化主体上来说的,这决定着要在遵循其内在规律的同时,充分发挥文化主体自身的选择性与目的性。换言之,深刻把握文化传承发展内在规律与文化主体性(目的性)的辩证关系,是实现“第二个结合”的题中之义。

“中国”或“中华”首先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均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的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其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1]。

不仅如此,“中国”或“中华”还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究其实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皆为“中国”或“中华”这一文化主体所进行的实践。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有赖于“第二个结合”,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两个结合”这一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不仅立足于现实的中国,而且植根于历史的中国,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5]这一重要思想和理论体系,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全面把握自主与外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应有之义,这两者彼此相连、密不可分。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鲜明地提出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就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从建设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角度,来审视实现“第二个结合”的路径,不难得出需要按照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和依循世界文明史的重要规律这个结论。

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一个文明唯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方可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如若长期封闭、故步自封,势必走向衰落。世界文明史揭示了一条重要规律,这就是任何一种文明都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皆要不断吸收时代精华而与时俱进。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正是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持续交流互鉴中进行的。

全面把握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趋势,有助于推动“第二个结合”更好地实现世界历史意义,特别是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类进步潮流中,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一方面,中国在为人类进步和文明发展提供文明新形态的同时,还为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文明新理念。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身也是内蕴于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另一方面,中国始终致力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充分尊重不同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主张追求现代化的多元路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世界文明朝着平衡、积极、向善的方向发展提供助力”[6]。

以文明交流互鉴为路径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离不开对自主与外鉴的关系的全面把握;后者同时也是坚持自信自立的一种表现。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和基础,不在于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而在于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而不是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正是不同的历史与国情、迥异的民族与风俗,才孕育出多样的文明形态,从而让世界愈加丰富多彩,也使文明自身不断焕发生机。多样性和差异性同时意味着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真正地做到学习外来。在文明互相学习借鉴的过程中,要坚持从自身的国家和民族的实际出发,坚持断长续短、择善而从、取精用宏、去伪存真,杜绝生搬硬套、囫囵吞枣、莫衷一是、无所适从。同样,在学习与传播、研究与运用传统文化之时,要结合实践创新和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推陈出新、除旧布新,不能搞以古非今、厚古薄今、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只有立足于平等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借鉴,人类社会才能通往“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层面的和谐与繁荣。

除却自主与外鉴的关系,诉诸文明交流互鉴来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还要全面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天下来理解和把握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形成的世界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不只是一个时空概念,更是一种崇高境界;它既指代地域疆土,也意味着百姓苍生、国家社稷。相比之下,在西方人的世界观中,外部世界往往被当作征服的对象。“在天下一家的理想影响下,在中国的意识里不存在‘异端意识’,于是,中国所设定的与‘他者’的关系在本质上不是敌对关系,其他民族或宗教共同体都不是需要征服的对象。”[7]为人类求解放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同天下一家这一天然文化基因和民族精神一道,共同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胸怀。易言之,坚持胸怀天下本身即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成果。在构建人类共同体的共同愿景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天下为己任,筚路蓝缕、上下求索,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发展,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以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态度对待世界,持续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