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应天府书院史志研究发微

2023-03-12 17:19王树林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史志天府范仲淹

王树林

(广州华商学院 语言文学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1300)

中国书院研究是中国文化史、教育史研究的一块重要领地。书院虽然唐代既有,但五代以后才真正成为文人士子肄业之所。应天府书院(今又称应天书院)是在五代杨悫、戚同文学舍的基础上于宋真宗时创建,后改为应天府府学,继而升为南京国子监学,在宋代教育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两宋书院大多有史志,甚者一修再修。而作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至今无史无志,其史志的历史分期问题,书院先师与书院名师的教育贡献问题,宋大臣辅相如晏殊、范仲淹、王洙、王尧臣、富弼、赵概、张方平等与书院的关系问题,应天府书院的授徒与管理问题,南宋以来学界对书院某些错误认知问题等,皆待研究廓清。应天府书院史志研究的深入开展,是当今学术界的迫切任务。

一、书院起源及其功能的演变

清袁枚《随园随笔》卷十四《书院》谓,唐玄宗时有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其“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1]。今检新旧《唐书》,袁说亦不尽然。《旧唐书·职官志》谓:“集贤殿书院:开元十二年置。玄宗即位,大校群书,开元五年,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十三年,与学士张说等宴于集仙殿,因改名集贤,改修书使为集贤书院学士。”[2]《新唐书·百官志》亦有“集贤殿书院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缉经籍……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之说[3]。可见,唐玄宗时的“朝省”之书院,不仅是修书之地,还是藏书、刊书之所,也有传道讲学、授徒肄业功能。现存的一些应制唱和诗亦可说明。例如,唐玄宗《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诗:“广学开书殿,崇儒引席珍。集贤昭衮职,论道命台臣……所希光史册,千载仰兹辰。”诗中有“广学”“引席”“论道”之说,可见有讲席论道之事。 张说《奉和圣制,送赴集贤院》诗:“侍帝金华讲,千龄道固稀。位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欲知朝野庆,文教日光辉。”源乾曜《奉和》诗有“盛业光书府,征人尽国英。司纶贤得相,群俊学为名”句[4]。《奉和》诗中提到的“金华讲”“学徒归”“文教”“征人尽国英”“群俊学为名”等,皆为讲学教徒之事。不过当时书院师徒,不是一般士子,多为饱学文臣而已。关于唐丽正、集贤书院的创立与功能,宋王应麟《玉海》一六七考之甚详,这里只是说明盛唐时朝廷已有书院之建,虽为藏书、修书之所,业已具有讨论学术、传道授徒之功能。

书院为一般士子肄业之所当出现在中唐以后至五代时期,当时又称书堂、学舍、书楼、书斋等。初期,书院只是学人高士自我读书修身养性之所,或富家大户之私塾。后人追绪,逐渐才有面对社会收授生徒之举。例如,衡阳北石鼓山之石鼓书院,前身即为唐秀才李宽结庐读书处。唐诗人吕温有《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诗:“闭院开轩笑语阑,江山并入一壶宽。微风但觉杉香满,烈日方知竹气寒。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诗好就步虚坛。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5]据《湖广通志》卷二三所载:“宋至道三年,郡人李士真援(李)宽故事,请即故址创书院,以居衡之学者。景祐二年,刘沆守衡,请于朝,赐额曰石鼓书院。”[6]可见,到了宋代才有收授生徒之举。其他提唐人有书院者多为后人所记,并非时人所称。例如,河北真定的西溪书院,本唐隐士姚敬栖息隐遁处,至宋才有是称(《明一统志》卷三)。四川巴州丹梯书院,本为“唐状元张曙读书地”(《四川通志》卷七九)。南岳书院,一名邺侯书院,唐李泌隐居于此,名端居室,宋建书院(《湖南通志》卷六九)。

富家大户私家办学最典型者见于《义门陈氏家乘》,其中收有晚唐大顺元年(860)陈崇所立的《江州陈氏家法》,涉及本族家塾者有两条:“一是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学成应举者,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二是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至月解散。量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书室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纸笔墨砚并出宅库管事收买应付。”[7]

至五代,天下混乱,战争不断,官府无暇顾及教育,官府主导的官学衰落式微,有志文人开始从自我高蹈、修身养性的读书楼舍,面向社会士子而揽徒讲学。旧有的书院、书楼、书舍、学堂开始由藏书、自修、家塾的半封闭形式,向侧重于“士子肄业之所”的开放功能发展。如上文提到的陈氏东佳学堂,不仅教育陈氏子弟,还开始面对社会而向四方游学之士开放授徒。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述及南唐时陈氏东佳书堂,谓“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8]。

正史对于此时置书楼、授学徒的教育方式亦有记述。例如,《旧五代史·罗绍威传》:“罗绍威,魏州贵乡人……绍威形貌魁伟,有英杰气,攻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每歌酒宴会,与宾佐赋诗,颇有情致。”[9]《新五代史·一行传》:“石昂,青州临淄人也。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而昂不求仕进,节度使符习高其行,召以为临淄令。”[10]

学者藏书由读书自修到招延文士,是民间教育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为宋初书院的创立与繁盛做了准备。应天府书院就是在五代时期杨悫、戚同文学舍的基础上创立的。

二、北宋“四大书院”及应天府书院的创设

北宋史称有四大书院,而应天府书院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提出“四大书院”之说的大多是南宋的理学家,他们往往是热心的书院建设者,也是书院教育的践行者。例如,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写道:“某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阨,学者尚寡。海内承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11]南宋另一理学家魏了翁在《全州清湘书院率性堂记》中亦云:“吾友林仲山岊守全日,得柳侯仲涂氏读书遗址,乃鉏(锄)荒筑室,馆士储书,与邦人讲肄其间,且以致怀贤尚徳之意……今锡之号,荣殆与睢、岳、嵩、庐四书院相为侪等。”[12]

吕祖谦、魏了翁文中所谓“睢阳”“睢”,即北宋应天府南京,唐、五代时称宋州睢阳郡,睢之书院,即应天府书院。南宋末,史学家王应麟撰《玉海》,运用大量史料,纵谈《天下四大书院》(见《玉海》卷一六七)。及至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所著的《文献通考》,卷四十六专考学校,于北宋“天下四大书院”中列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时虽另有“三书院”“六书院”之说,而应天府书院(或称睢阳书院)多在其中。今邓洪波先生在《中国书院史》第二章第三节考“天下四大书院”云:“无论‘三书院’‘四书院’,抑或‘五书院’,越过门户之见,它所代表的仅是一种称谓而已。其所指称者无非就是说,宋初有那么三家或四家、五家书院,可以称闻天下。今统计三四五家各说,除去重复,计有岳麓、石鼓、白鹿洞、嵩阳、应天府、徂徕、茅山七书院。它们是南宋的书院建设者们所认定的宋初天下著名书院。”[13]

应天府书院既为“宋初天下著名书院”,在宋代书院的研究中,应天府书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今检宋以来书院研究的专门志书,典册灿然,甚者一书院的志书一续再续,多者达四五种(如《白鹿洞书院志》),但应天府书院至今尚无一部志书。

北宋应天府书院,是北宋肇造之初,大宋皇帝第一个赐名的书院。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考北宋四大书院时说:“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民曹诚即楚邱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14]《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九朝编年备要》《宋大事记》《容斋三笔》及张方平《乐全集》等文献典籍,都将此视为北宋天下州郡置学之始。应天府书院自五代后梁后唐时期(907-936)杨悫于宋州授徒,五代后晋(937-946)至宋初戚同文建学堂(或称学舍)办学,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赐名“应天府书院”,再到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朝廷下诏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前后经历了一百余年的私家(或半官方)办学历史。收为府学八年后,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又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因素及显著的办学实绩,由应天府学升为南京国子监学,成为朝廷中央官学。二百多年间,应天府书院为北宋王朝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英才,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三、应天府书院史志研究现状及亟待澄清的问题

应天府书院与北宋其他书院相比,后世对其史志研究相对滞后。仅就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提到的北宋四大书院而言,白鹿洞书院有明郑廷鹄编著的《白鹿洞志》、明周伟编著的《白鹿洞书院志》以及清廖文英、钱正振的《白鹿书院志》等;石鼓书院有明李安仁的《石鼓书院志》、清李振华的《国朝石鼓志》等;岳麓书院有清赵宁的《长沙府岳麓志》、清丁善庆的《长沙岳麓书院续志》等。以上三书院的志书一修再修。而时至今日,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应天府书院的史志专书问世。2001年10月,在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的支持下,应天府书院复建项目得以启动,2003年被省政府批准立项为省重点项目,2007年一期工程完工。新的应天府书院于商丘古城南城湖东南侧落成。一部科学完整、资料翔实的《北宋应天府书院史志》的修撰,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更显迫切。

中国古代书院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化史、教育史研究的重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书院研究,曾掀起了一些热潮,在明清各种地方书院志书的基础上,分省书院综志开始撰写。1931年《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第4期发表的柳诒征先生的《江苏书院志初稿》,以通鉴纲目形式,就江苏一省书院发展历史,作了编年考述。1932年,吴景贤先生的《安徽书院志》问世,该文发表在《学风》杂志1932年2卷第4期至第8期中。该文分县纂辑,每县以地方书院产生年代为序,每一书院又以时间发展先后排列,钩稽文献史料,排纂而成。1936年,时任民国教育研究会专任研究干事的王兰荫先生撰成《河北省书院志初稿》《山东书院志初稿》(未完),分别发表在《师大月刊》1936年第25期及第29期上,其编撰体例基本与《安徽书院志》相同。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台湾、香港学者对书院研究颇多,30年中约有40多篇书院研究的论文成果发表。但以上研究,基本没有应天府书院的专门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20余年间,书院研究进一步深入,综合研究的重大成果陆续出现,如陈元晖、王炳照、尹德新的《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陈谷嘉、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李国钧等的《中国书院史》(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白新良的《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及一些地方书院史。进入21世纪后,邓洪波先生又出版了《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这些论著的出版虽然与应天府书院的研究关涉甚少,但为应天府书院史志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应天府书院史志研究,是一块亟待开垦的领地,需要澄清、探索的问题很多。本文仅述几点,以发其端:

一是应天府书院的历史界定及历史分期问题。北宋历史上的应天府书院(又简称应天书院),应以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赐名为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以后,又有称“南京书院”者,如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七《南京书院题名记》。北宋应天府南京,唐至五代时为宋州睢阳郡,又有称“睢阳书院”者,如南宋的吕祖谦《白鹿洞书院志》、王应鳞《玉海》。近年一些地方资料和一些媒体资料,甚至一些学术文章有称宋州书院、归德书院者,皆无史料依据。应天府书院之名,应从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算起,至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升为南京国子监学为止。虽然仁宗景祐二年(1035)改应天府书院为应天府府学,但从改为府学至升为南京国子监的八年中,基本沿用旧制,可看作完全收入朝廷中央官学的过渡期。如果排除“府学”期,应天府书院的办学历史为26年,如果包括府学期,应天府书院的办学历史为34年。为此,史志研究应以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至仁宗庆历三年(1043)34年的历史,作为北宋应天府书院史志研究的主要内容。

假如没有五代至宋初戚同文的筑室授徒及其取得的显赫成绩,就没有应天府书院的创建,并且应天府书院的授徒方法及传授内容,基本延续戚氏课法与戚氏之学。那么,五代后梁、后唐间的杨悫至后晋、后周、北宋太祖年间戚同文的授徒,理应作为应天府书院的初创阶段。为此,戚同文学堂(或称睢阳学舍)也应是史志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学。经金至元,下传至明清两代,继承先贤而文脉绵延未断。明嘉靖十三年(1534),河南巡按监察御史蔡叆,拣郡中名士李昆等十二人,及属邑若干人,曾以象贤祠社学房舍聚郡中学子肄业。其中,题匾曰“应天书院”,有意重振北宋应天府书院盛业,惜蔡叆在此留官很短,未及大成。明万历间,知府郑三俊创建的范文正公讲院,至清而发扬光大,实承范仲淹应天府书院讲学精神。这一时期的范文正公讲院(或称范文正公书院),与今日在商丘古城南重建的应天府书院,即接续明清讲院之文脉。为此,北宋之后宋地州、府之学及应天府书院、范文正公讲院的发展,可作为应天府书院的余绪,而一并载入应天府书院史志的沿革研究。

二是应天府书院发展史上有大量需要澄清的历史事实,以及有很多需要重新清理、辩证的问题。例如,先师戚同文的生平及授徒事迹问题,戚同文五十六位弟子问题,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的有关历史真实问题,应天府王渎、王洙家族与书院的史实记载问题,应天府书院的授徒与管理问题,石介、孙复与应天府书院的关系及后世文献的谬传与疏漏问题,应天府书院英才与北宋政治问题等。对于这些问题,有的史书记载相互矛盾,有的史实资料难以稽考,有的史迹不见完整记载而零零星星散见于南宋与宋以后的文献中,以至真伪互见。为此,书院史志研究要做一些辨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

以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的有关问题为例,从南宋至明清,直至当今,仍然存在着关于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关系的一些错误认知。例如,范仲淹的师承问题,《宋史·范仲淹传》、宋王应麟《赤城书堂记》(见《浙江通志》卷二六一)、明王鏊《姑苏志》卷四八《人物》六、《续通志》卷三三九《范仲淹传》《江南通志》卷一八《人物志》、康熙刊《范文正公集》附《范文正集补编》卷二《宋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文正公传》等,有范仲淹“依戚同文学”之说,以至于历代沿袭,个别当今学人亦有不加详考,仍坚持这个说法的[15]。其实,范仲淹入应天府书院读书时,戚同文已去世二十余年,何来“依戚同文学”?再如,北宋应天府书院与商丘明清时期的范文正公讲院的承绪关系不清,甚或混为一谈。由于范仲淹显赫的历史影响与高尚的人格品位,后世对其敬仰;再加上他不仅是应天府书院的学生,又曾执教应天府书院,为书院名师,以至自明万历三十八年(1601)郑三俊为归德府知府,建范文正公讲院时,文人便把北宋应天府书院与范文正公讲院混为一谈。认为北宋的应天府书院就是范仲淹的书院,宗师是范仲淹,应天府书院传承的是范仲淹之学。这种错误认识自明清以来一直影响至今。其实“应天府书院”之名在北宋历史上存在近二十六年,而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掌教不足两年,怎么能认为应天府书院就是范仲淹的书院呢?

三是五代与宋初太祖、太宗时期的典籍缺失,文献难征问题。宋州地处中原,五代政权迭相更替,战争频仍,公撰、私述的典献留下很少,几成空白。五代中至宋太祖、太宗时期,戚同文高隐不仕,聚徒讲学,《宋史·戚同文传》说他“好为诗,有《孟诸集》二十卷”[16],曾与当时名诗人杨徽之唱和。戚同文两个儿子戚维、戚纶及孙辈舜宾、舜臣等在当时皆有集。特别是戚纶,据《宋史》本传记载:“既没,家无余赀。张知白时知府事,辍奉以助其丧。家人于几阁间得《遗戒》一篇,大率皆诱劝为学。有集二十卷,又前后奏议有机务利害、备边均田之策,别为《论思集》十卷,分上下篇。天圣中其子舜宾献之,诏赠左谏议大夫。”[17]但戚氏的这些文集都散佚无传。戚同文作为高士名师,“所与游皆一时名士”,《宋史·戚同文传》记载他的好友:上蔡宗翼,好学强记,经籍一见即能黙写;张昉有史材;滕知白善为诗;郭成范最有文。还有戚同文的不少知名弟子,据《宋史·戚同文传》记载:“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见前)这些友朋弟子,大都身后有集,今皆不存于世。就虞城王砺而言,他雅好诗文,他的儿子涣、渎、渊、冲、泳、洙,有五人进士,孙子稷臣、尧臣、梦臣等,皆进士高第,享誉文坛,而王氏文献存者甚少。这些文献的散佚无征,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另外,在应天府书院、府学三十余年的运行过程中,当时书院的一些典章制度、档案文献亦荡然无存,资料钩稽困难重重。

四是北宋中后期及南宋以后的地志、笔记等文献资料记述,亦多史实抵牾,应天府书院史志研究存在艰难的辨伪考证问题。例如,《宋史》中关于戚同文卒年、戚维和戚纶仕迹等的记载,自身就相互矛盾。有些史实与时人文集记载互为印证,又不尽一致,甚或差异颇大。例如,王禹偁《小畜集》中有关戚氏兄弟的诗文,与《宋史》中相关记载不一致。再如,两宋之交应天府谷熟县学者徐度,他在《却扫编》卷上记载宋初书院初建时的一些史实,认为宋建国之初,是“宋城富人曹诚者,独首捐私钱建书院城中”,并“延请楚丘戚先生同文主之”,“曹氏益复买田、市书以待来者”[18]。徐度是本府学人,对先辈史实记载却明显出现错误。府民曹诚乃戚同文卒后约二十年,于大中祥符初年前后,在同文旧居旁造室百余楹,聚书数千卷,延生徒讲习甚盛,哪来“延请楚丘戚先生同文主之”之事?徐度对本地先贤的史实记载还会出现这样错误,其他文献就自不待言。例如,宋吕本中撰《童蒙训》卷下、《浙江通志》卷二六一《艺文三·记》载南宋王应麟《赤城书堂记》等谓范仲淹、富弼皆师事戚同文等,皆讹误相传,亟须一一辩证。

五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发表的研究成果,不管是学术著作、期刊文章,还是博硕论文,都为繁荣应天府书院的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有些论著存在史实臆断,或毫无文献依据,或对历史文献中的误谬资料不加考证而引以为据,其说又为后来学人互为引用,陈陈相因,造成史实混杂,真假难辨。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有关应天府书院研究的成果,应有一番全面的清理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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