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的淮南银行研究

2023-03-14 23:23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法币淮南根据地

常 琛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淮南抗日根据地作为华中根据地的中枢地区,位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由津浦路东、路西两个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而成。在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淮南根据地创立了以淮南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并促进了根据地的财政、贸易、农业、手工业等方面协同发展。对根据地的巩固及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学界对根据地银行的研究逐渐兴起,或是从根据地银行的某一职能入手,考究根据地某一方面金融政策及其作用;或者以某一根据地银行为研究主体,探究其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积极影响①。但对于抗战时期淮南根据地所创建的淮南银行却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对淮南银行自1942年创立至1945年抗战期间的发展脉络、职能、历史地位等进行考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淮南银行的发展脉络

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逐渐转为相持阶段。日军奉行“以战养战”的经济策略,在华中地区开始大范围的经济掠夺。

在金融层面,1939年日方有关机关施行“限制日方提取日币存款”“抑制日币资金发放”“设置法币资金集团”等货币政策[1](P244),以既无实物保障又无信用的日本通货,扰乱后方金融秩序,掠夺根据地及大后方物资。同时,日寇开展经济层面的清乡运动,在经济上吸引资源,高价收买粮食,推销日本货,后实行经济封锁,禁止布匹药材入境,并于扫荡时大烧大抢[2](P173)。但法币却在与日伪的金融战中日渐处于下风。1941年以后,重庆物价增长率超过国民政府货币发行增长率,说明国民政府进入恶性通货膨胀期[3]。严峻的外部挑战促使根据地政府不断调适金融政策,形成淮南银行独特的发展脉络。

(一)1942年2月前:初创期

根据地政权稳定后,政府发行一些小额流通券用作辅币。据杨联回忆:“1940夏,因市面辅币(铜元和铅币)流通缺少,天长、来安经抗日民主政府批准由合作社组织印发了小额流通券,以资市面周转。但由于当时技术、设备条件太差,易生弊端,继又收回作废。”[4](P440)发行小额流通券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根据地市场内货币流通量不足的现象,为发行货币积累了有益经验。但发行辅币无法进一步改善根据地的金融状况。1941年,邓子恢在路东临时参议会上的讲话指出:“要维持金融稳定,基本的办法是在于自己设立银行,象华北一样由自己银行发行钞票流通市面。”[2](P187)依此要求,根据地着手筹备淮南银行。

淮南银行首任行长龚意农为银行的人员及设备方面做了坚实的筹备工作。据当时淮南银行工作人员葛靖回忆:“行长龚意农着手挑选懂得印刷、绘雕技术的精干可靠的人员。经过各方调查研究,找到叶纯、王世觉、金月祥、吕风沙、米纳等十几人预备编入淮南银行印刷科。并经过多方努力终于通过天长县一个石印商人从敌占区搞到一个五角的票版。后从上海买来一台新的圆盘机,同时来了几名熟练的技术工,最后通过地下党和商人到上海买来高级道令纸。”[5](P156-157)上述准备工作为淮南银行的成立奠定基础。

(二)1942年2月—1943年冬:探索期

1942年2月,淮南银行正式在天长县葛家巷成立,与淮南行署总金库合署办公,由龚意农任行长,领导淮南银行日常工作。银行在陈家砖井村庄筹建了印制科,5月成功印制出第一批淮南币。同时,印制科在邵家营也正式成立。1943年反扫荡后,印制科迁往黄塘寺[4](P395)。

在淮南币顺利发行的同时,银行继续扩充工作人员。葛靖回忆:“龚意农找到七个愿去淮南银行工作的同学,……又调来两位骨干,一是盱胎县粮食局长孙炳炎同志,暂时负责发行业务和购粮工作。另一位是从财经处调来的史中同志,负责会计工作。这时淮南银行才从财经处独立出来,银行的机构算是初步建立起来了。”[5](P158-159)上海地下党组织也派出干部,负责抗币的打印号码、校对、点票和加盖印记等工作。

此后,银行各项业务随之开展。信贷、结算等工作基本参照以往制度,但手续稍有简化。各县的货物检查处和交通要道口的税收分处设立兑换所,负责兑换法币以及来往军政人员使用的抗币。

根据地下辖各县逐步设立了银行的分支机构,在货管局内设立银行办事处对外办理银行业务,组织上受货管局领导,业务上受淮南银行领导[4](P441)。同时,针对各县级以下党委对财经工作领导的不足,根据地党委要求各县委下增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以掌握财经政策,检查、督促各财经部门工作。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避免了基层组织的涣散。

由于路西地区战乱较多,经常遭受袭扰,银行成立时间较路东地区略晚,于1942年8月在定远县藕塘镇任家湖成立。其受淮南银行总行和路西联防办事处双重领导[6](P117)。

(三)1944年春—1945年8月:完善期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淮南银行的各项职能及自身建设也不断完善。一是银行各县级机构逐步健全。银行改办事处为支行,建立起“总行—支行”的机构框架,在高邮、六合、嘉山、盱眙、甘泉县大仪设立支行,并建立铜城办事处(后改为高宝县支行)。路西支行在定远县境内池河、藕塘、大桥、朱湾设立4个支行[6](P117)。二是组织架构进一步调整。淮南银行先是分课,后改为科,包括人事科、业务科、会计科、出纳科(金库),并设有秘书管理银行内务。部分科下面设股,包括秘书领导下的行政股[4](P451)。机构和组织架构的健全,使淮南银行更好的发挥其在金融领域的支配作用,开展各项职能,促进贸易、税收等工作的开展。

抗战胜利前夕,由于华中各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金融交互更加密切。为统一根据地货币,新四军政治部在1945年8月要求:“着即成立华中银行,并授权发行华中券,适应各地金融斗争及经济建设之需要。通行华中各解放区,与盐阜、江淮、淮南、淮北、苏南等地方券等价使用,积极开展业务。”[7](P175)淮南银行正式并入华中银行,改为华中银行第三分行,完成其历史使命。

二、淮南银行的基本职能

淮南银行将各项职能贯穿根据地建设的各个方面,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发挥其在金融领域的独特作用,保证了根据地金融的良性运行。

(一)制定金融政策,为根据地财政经济良性运行提供金融指南

抗日战争中,淮南银行的金融政策具有战时性,随着形势发展而不断调整。

淮南根据地始终禁止伪币流通。“在敌统治区游击区,发动广大人民借用法币和拒用伪币。在我根据地区。则从政治上来动员和从经济上来保证广大人民逐渐信用抗币与彻底拒用伪币。”[8](P61)在1941年,已做到敌伪币绝迹[2](P187)。而淮北抗日根据地“直至1943年8月,淮泗、淮宝两县伪中储、联银券在中心区均通流无阻,边币打折使用,伪币作祟很大,本署一再通令禁用伪币,淮泗、淮宝两县执行不了。”②可见,淮南根据地对伪币的禁绝效果较为明显。

国民党停发新四军军费是根据地对法币政策转化的关键节点[9]。停发军费前,国共双方虽有小部分摩擦,但总体以法币为本位币,在日常结算时使用法币。1940年底,国民党停发新四军军饷,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自给自足,逐步发行抗币以取代法币,建立以抗币为核心的金融体系。

1942年,中央财经部指示“华北较巩固的根据地与法币断绝联系,华中不甚巩固的根据地,只好从减少法币跌价所给他的损失方面想办法。”[10](P509)于是,华中局要求各根据地应分三阶段逐步将抗币与法币脱钩,即抗币与法币等价平行流动、抗币独占流通界并与法币限制兑换、抗币独占流通界并脱离法币影响[8](P64)。淮南根据地对于法币的政策与华中局设想相似。

第一,淮南币发行前。根据地“一元券及五毛以下的辅币可说已断绝来源,破烂的更无处可换”[8](P63),因此于1940年在路西地区发行流通券10万,年底收回87 000多,并准备续发20万[11](P190)。这一时期,淮南根据地的政策仍是在日常流通中以法币为主,根据地发行小额辅币作为法币的补充弥补日常流通中辅币不足的现象。

第二,淮南银行成立后,根据地内货币流通仍以法币为主,淮南币为补充,但开始对法币采取相关限制措施。一是根据供求情况合理调整淮南币与法币的比价,1942年为1∶3,1943年则为1∶5[12](P68)。二是严格管控贸易,对于进出口货品进行严厉管控,一切禁运资敌或禁止出入口之物品,武装走私或违抗检査者,经査属实,予以没收之处分③。由此根据地赢得掌控物资的主动权,能够灵活调控淮南币与法币之间的比价。三是利用贷款及工资等形式投放淮南币,加之淮南币的高信用,填补了禁用法币后的货币空缺。

第三,禁止法币在根据地流通。1944年5月,中共华中局财经会议要求华中根据地内比较安定巩固的根据地地区,如苏中一、二分区,苏北、淮南、淮北地区,于一年之后一律停用法币,改以抗币为各地区的本位币[12](P115)。

(二)印制、发行根据地货币,确保根据地金融秩序

淮南币是淮南银行顺利开展其职能的重要工具之一。1942年淮南银行建立后,即着手发行货币。银行连同路西及路东联防办事处统一用棒纸以木刻耕田图案,石印出第一批淮南币。后续增发的淮南币票面金额分“十元、五元、一元、贰角、壹角”5种。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法币不断贬值,根据地又增发“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3种面值的淮南币。

淮南银行通过限制淮南币的流通范围,规范根据地金融秩序。由于淮南币的战时性,银行对其流通范围做了一定的规定。根据地内路西地区环境较为动荡,经常受到敌伪扫荡,故路西支行发行的纸币为路西版,仅在淮南币正面下方加印路西两字。路东路西两行所发行的纸币只能在各自区域内使用,无法互相使用[4](P460)。同理,淮南币与其他根据地的货币亦无法通用,在货检站兑换所内兑换方可使用。

随着货币发行量的增多,假币成为银行一大困扰。1943年,东南办事处金库主任发现有假钞票流通,经查实为扬州贩来根据地,贩假钞的罪犯即被审判枪决。为防止伪造,淮南银行主要采取两种手段,一是采用木刻版、多套色、精加工的办法增加印刷难度[4](P447);二是用自制的土纸印钞票,配合手工制作防假印记,如盖印盖号码等[8](P65)。

华中银行成立后,于1945年10月着手统一华中地区货币,宣布银行、税收机关贸易经营机关和合作社必须无限制收兑各地抗币,包括苏中江淮币、盐阜币、淮南币、淮北币、江淮苏南币,以及苏浙币、大江币等一律等价收兑[7](P29)。淮南币完成历史使命,逐步退出流通领域。

(三)发放贷款,支援根据地经济建设

淮南根据地政府尽管与敌人进行残酷的经济斗争,但十分重视改善人民生活,主要是通过银行发放贷款。

1941年前,根据地发放贷款大多是无组织的。此后,淮南根据地与各地合作社兼办借贷所,把农行贷款及地方公款之一部份拨为借贷所基金,再由借贷所向大户借款转借农民[2](P185),逐步开展贷款工作。淮南银行所发行的农贷,基本带有半救济性质,利率较低,如移民、救灾贷款,扶持生产的耕牛、种子等农贷均不计息,而一般的工商贷款则以月息一分计[12](P63)。工商业方面,淮南银行为根据地的民办及公办商业机构提供工商业贷款,如为天高农具工厂提供了两批共计90万元的贷款[13]。农业方面,银行为广大农户提供多种贷款,如1941年盱嘉县的农贷种类有耕牛、水利、贫农、救灾、种子、移民、棉贷、小本、边币等九种之多。

淮南银行发放的贷款为根据地生产提供了大量资金。至1944年11月总共放出现洋417 131元和粮食8 324石,连现洋总共则为4 579 131元。有80%以上的农民借过贷款[2](P464)。1944年,淮南银行扩大贷款规模,规定将淮南币发行额的十分之六至十分之七作为农贷基金,帮助群众发展生产[12](P117)。

(四)代理金库、储存物资及汇兑,保障根据地日常运转

淮南银行成立时,即与金库合署办公,履行代理金库的职能。在日常工作中,银行与金库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主要负责统一经收各项公款。其中,对于逾期者,将催收或报告上级部门,并根据淮南行政公署财经处签发的现金支付命令拨款交付领用单位[12](P112)。

收购物资作为淮南币的实物准备,也是淮南银行的日常工作之一。根据薛暮桥物资本位论思想,淮南银行在发行货币时以粮食等物资作为准备资金,将淮南币的发行量十分之三至十分之四,作为物价购买手段发行[12](P117)。物价上升,淮南银行便出售储备物资回收淮南币,平抑物价;物价下降,银行便增发淮南币,由淮南银行收购物资,回调物价。使根据地的物价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以巩固淮南币信用。

根据地对部分战时紧缺物资需求较大,且存在私营工商业者,因此对外贸易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部分。但是,淮南币与其他抗币不能通用,货币兑换成为淮南银行的日常职能之一。淮南银行将物价购买手段发行的淮南币作为对外汇兑基金[12](P117),展开货币兑换工作。在根据地交界处,税检机关负责兑换淮南币。下辖各县内,支行兑换所及税检机关负责向所在地公营商店接洽,使其代负义务兑换责任,并要求根据地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商行及商人收兑边币[12](P109)。

三、淮南银行的历史作用

(一)保障市场货币流通,维护根据地金融秩序

淮南银行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维护了根据地内部货币市场的稳定。“禁伪”斗争的成功开展,保证流通市场内既无伪币又压低其币值。至1945年,持淮南币1元,最高可换伪币600元, 最低也可换180元[7](P201),打破了敌伪政权对淮南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淮南银行对法币的限制,有效防止敌人利用法币破坏根据地金融市场。淮南银行规定淮南币与法币的汇率为1:50,但实际70到90元法币才能换到1元淮南币[7](P201)。这些措施打破了日伪利用法币对根据地的掠夺,同时减少了法币政策对根据地的负面影响,保障根据地金融相对稳定。

淮南银行排挤法币后,用淮南币填补金融市场内的空白,不断扩大流通范围。不仅游击区和边缘区群众愿意使用淮南币,敌占区的商人也愿意以淮南币结算[14](P289)。促使根据地形成独立自主的区域性货币市场,为根据地金融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二)充分发挥金融的“血液”作用,推动根据地经济发展

淮南银行的各项政策以保障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实现根据地自给自足为目的,为根据地生产提供了支持。淮南银行发放的各项生产和工商业贷款,也促进了根据地农业、水利、工业等各部门发展,推动了根据地经济发展。

淮南银行推动根据地工商业走向繁荣。如淮南天高农具厂,1944年7月—11月总计出售农具3 172 460元,盈余388 025元;此外,得自强公司红利120 000元,皮革厂8 500元,四个月共净赚516 553元[13]。此外,桐城市内的新新纺织厂、各油坊等也在政府的注资下展现活力。工商业的发展使根据地内市场焕发生机,同时也推动了根据地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农业方面,淮南银行发放贷款,缓解了农民生产资料的紧缺。1943年路东旱灾时,总计灾民有20万人之多,银行开展了挖塘筑坝、借麦种、借耕牛等运动,有效救助了灾民④。1944年,来安县已组织起互助小组3 909个,省工、省伙食、多收粮折合53 614 523元法币[2](P479)。根据地农业的蓬勃发展,对于保障根据地日常物资需要,以及筹措对日作战所用物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纺织业方面,广大织户获得大量贷款,发展了土纺土织业。在银行的努力下,淮南根据地增加了10余万架家庭单头纺机,几千架织布机,几百架铁织布机,使妇女群众每纺一斤纱即可获得一斗多粮食[4](P114)。行情较差时,银行还以市价收购布匹等充作物资储备,以防布贱伤民,全过程保障根据地纺织业。

淮南银行对于根据地生产及民生的投入,增加了根据地的财政收入,间接为革命事业筹措了大量经费。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淮南根据地财政收入为淮南币794 584 123.65元,而1941年则为6 904 946.77元法币[4](P77-79)⑤,三年间提升了两倍有余,在战争年代极为不易。

(三)激发民众政治认同感,为革命事业增添助力

淮南银行加大对民生的投入,提高人民参加革命的热情。淮南币的稳定流通是经济平衡运行的“定海神针”,经济的良性发展使得淮南抗日民主政权成为人心所向,在根据地内涌现出一股“参军热”。据淮南根据地干部回忆,解决了粮食和财政的问题,各处涌现出送子参军、送夫参军的现象[4](P518)。由于民众革命热情高涨,1943年末,根据地扩编至五个主力团,并在下属9个县区或办事处设有支队,部队规模大幅扩大。

此外,淮南银行的各项政策为团结根据地内外爱国人士提供助力。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银行即提出“不与抗日商人争利,而是联合抗日商人帮助抗日商人,打破敌伪奸商操纵封锁。”[2](P218)1942年的盱眙城区,“商业停滞,商人处于尴尬境地”,根据地适时成立五洋商业组合,“负责给盱眙城内配送物资,商人才有一线生机”⑥。对敌占区爱国人士的支持,为革命事业结交许多“朋友”。如在淮西地区钱集伪乡长陶大矮子,“经常在日军来清剿前送情报给我军,同时我军还常把伤病员转移到他们乡公所里养伤”⑦。

四、结 论

在淮南银行存续的三年半时间里,其不断发挥自身职能,深度融入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之中。淮南银行以淮南币为工具,逐步清理货币市场,形成以淮南币为本位的区域性独立货币市场。此外,淮南银行将大批淮南币投入生产领域,助力生产运动,促进农业发展。另外,通过施行贸易管制,根据地在对外贸易时保证了出超地位。淮南银行与根据地各行各业的有机融合,促进根据地经济良性发展,为根据地建起了坚固的金融堡垒。

淮南银行的顺利运行,关键在于党的坚强领导。革命战争年代,不仅要扩充“枪杆子”,还要充实“钱袋子”,而党的领导则是充实“钱袋子”的关键所在。银行成立之初,根据地突出党在金融工作的核心地位,强调党是军政民的政治领导者,是最高组织[11](P166),强化党的领导权威。此外,通过实践不断修正斗争策略以适应革命形势需要,也是淮南银行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根据地提出要把党的政策贯穿到每一个具体问题,杜绝空谈[2](P247)。淮南银行的成功实践,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注 释:

①对于根据地银行职能的研究,魏晓锴、李娜:《无声硝烟:冀南银行的金融斗争》,《军事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高石钢、杨双利:《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贷形态的演变》,《中国农史》,2013年第5期;陈争平、尹秀秀:《抗战时期中国农贷扶贫经验——以红色金融企业北海银行为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对于根据地银行的整体研究,李娜:《冀南银行运行机制研究(1939-1948)》,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6月;钟钦武:《革命视野下的金融:北海银行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6月。

②参见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内部资料,淮南市报社印刷厂印刷,1985年,第83页。

③参见华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商税收史编写组《华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商税收史料选编》,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安徽滁州报社印刷厂印刷,内部发行,1986年,第132页。

④参见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苏宝应印刷厂印刷,内部发行,1983年,第492页。

⑤其中,津浦路东根据地收入为1月份—9月份。1941年收入按1944年汇率折合淮南币为345 247 338.5元。

⑥参见政协江苏省盱眙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盱眙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盱眙印刷厂印刷,内部资料,1989年,第187页。

⑦参见中共长丰县党史办公室《长丰烽火(长丰县党史资料汇编)》,安徽省文化厅印刷厂,内部资料,1986年,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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