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控到宽恕:努斯鲍姆愤怒理论的嬗变

2023-03-15 01:44
华中学术 2023年4期
关键词:努斯鲍姆激情

陈 芬

(武汉纺织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200)

愤怒是人生一大烦恼,无论是个人遭遇误解、挫折或背叛,还是全球正义问题面临威胁时,人们都会体验到不同程度的愤怒。学界围绕愤怒的建设性和毁灭性争论不止,但相关论争主要在心理学和伦理学领域展开。美国伦理批评家玛莎·努斯鲍姆持认知情感论,擅长通过文学作品探讨情感与伦理的复杂关系,在情感智性成为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等领域一大热点的学术背景下,努斯鲍姆采取文学跨学科的情感研究路径,以情感智性论在当代西方伦理转向中独树一帜。她的愤怒理论在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发生了明显转变。在早期姊妹作《善的脆弱性》和《欲望的治疗》中,她结合欧里庇得斯的《赫卡柏》和塞涅卡的《美狄亚》这两部悲剧,分析悲剧女性在友情、爱情遭遇无情背叛时爆发的狂怒。在《思想的剧变:情感的智性》(2001)中,愤怒在伦理生活中依然有其存在价值,然而在《愤怒与宽恕:愤恨、大度与正义》(2016)中,努斯鲍姆基于认知情感论层层否定了愤怒的伦理价值,提出“过渡型愤怒”的概念来克服愤怒的伦理缺陷。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资源研究中,苏晖强调对中西方道德批评关键术语的研究,“分析每个流派前沿理论的核心命题、主要特点、理论贡献以及局限性”[1]。努斯鲍姆愤怒理论的变迁学界进行过梳理,但考虑到愤怒理论在其激情论中的复杂性及核心地位,依然有必要结合努斯鲍姆的整体创作,在跨学科视域中进一步探讨其愤怒理论的嬗变过程,辨析其特点、局限性与价值。

一、失控的动物性愤怒

古希腊和希腊化时期的悲剧中,愤怒作为一种可怕的激情而占据核心地位。从《伊利亚特》到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报仇神》、《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菲罗克忒忒斯》、《美狄亚》(欧里庇得斯版)和《赫卡柏》,再到斯多亚派哲人塞涅卡的《美狄亚》,愤怒始终是主角,而且往往是失控的动物性愤怒。当理性让位于某种原始野蛮的激情,愤怒者在各种疯狂意念的驱使下肆意寻求报复,不惜沦为野兽般的存在。

塞涅卡主要通过其哲学论文《论愤怒》阐发“根除愤怒”的理论。斯多亚派否定人对外物的依赖,为了追求内心宁静,避免沦为激情的奴隶,他们主张“根除激情”。在克里西普斯(Chrisippus)所说的“心理惯性”的作用下,愤怒会成为一种“过激的、失控的反应”[2],愤怒的人就像摔下悬崖一样,一发而不可收。塞涅卡同样主张根除愤怒的激情,他深刻意识到愤怒的危险性,但强调愤怒的认知性,即愤怒是获得理性批准后产生的,是有意识地向情感反应让步,因此是不太负责任的情感反应。

塞涅卡的悲剧《美狄亚》重在表现愤怒和爱欲交织的痛苦激情,外化为剧中反复出现的巨蛇。努斯鲍姆认为,这灵魂中的巨蛇并不丑陋卑贱,而是象征着美狄亚的爱欲——愤怒最猛烈的燃料,蛇扭动的姿势象征着愤怒与爱欲和痛苦之间致命的纠缠。塞涅卡的伊阿宋并不自私残酷,他的行为是迫于国王克瑞翁的威权,当他激情耗尽,英雄气概不在时,依然爱着孩子。这样人性化的伊阿宋让美狄亚无法收回对他的柔情,面对几乎化身为斯多亚派代言人的伊阿宋,她愤怒地拒绝激情逝去,自己即将被爱人从心中彻底清除的命运,“忘掉?不!美狄亚绝不能被忘掉!”[3]可怜爱人心!失控的愤怒和报复行为背后是无法被理解的痛苦爱欲,我们审视美狄亚这种失控的动物性愤怒时,内心也一定痛苦而纠结。在理性失落的野蛮时代,理性通过激情来显示自身,这种激情拒绝理性的平静说教,是人性中无法根除的部分。塞涅卡让歌队与美狄亚的激情保持着冷漠的距离,然而在他描绘着愤怒失控的恐怖时,我们却深切地体验到虽伤犹爱之人无可辩驳的愤怒。

努斯鲍姆对《赫卡柏》的解读主要关注人类之间的协定遭到背弃时,受害者在极端的悲痛和愤怒中爆发出的兽性,这种兽性往往与原始的复仇欲望交织在一起,它坚不可摧、毁灭性极强。沦为希腊人奴隶的特洛伊王后赫卡柏要向背信弃义、杀害自己儿子的“朋友”波吕梅斯托复仇,愤怒的她如同眼露凶光、嗜血如渴的狗,唯有把仇人撕成碎片才能满足那不可忍受的欲望。她刺瞎仇人的双眼,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变得越来越像一只母狗,死后化为海上的犬形岬。

努斯鲍姆将这种原始的愤怒视为人性中无法回避的部分,对之怀有极大的同情,这是基于对善的脆弱性的信念和对伦理价值的承诺。努斯鲍姆认为,人类繁盛需要以外在善为条件,人面对世界时无法摆脱一切脆弱性和被动性,“我们只是居住在一个王国,即自然王国中,我们的一切能力,包括我们的道德能力,都是世间的,都需要世间的善来为其兴盛提供条件”[4],因此人的动物性也值得尊重,人类无法根除激情。伦理学“总是要与人们最深的欲望和需要、与他们对重要事物的理解保持联系”[5],激情和动物性反映的正是对现实世界中人们的信念和欲望的回应。赫卡柏的愤怒复仇也是人性的表达,犬形岬成为一个庄严的标志:“作为社会话语边界的标志,作为对灾难的警告,作为人所特有的美的誓言或保证人。如果那块岩石没有屹立起来,那么我们就不会像人那样屹立起来。如果我们没有那种转变为狗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人。”[6]面临道德共同体的瓦解、巨大的悲痛无法诉说的困境,赫卡柏走到了社会话语的边界。背信弃义的俄底修斯令她在逆境中听从理性,但绝境中的赫卡柏不会选择任人宰割,她要让敌人“看见”自己的痛苦。“血腥的复仇,其背后的情感动机未尝不是悲恸的言说冲动。”[7]赫卡柏的堕落同时也是母爱尊严和生命意志的彰显。

努斯鲍姆同时对这种可怕的动物性愤怒保持怀疑和审慎,她力求一种平衡的立场。“那块形状像狗的岩石是否被允许屹立在我们的世界中,又如何屹立在我们的世界中?”[8]我们显然不可能停留在我们开始的地方,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不允许对愤怒失去把控,但愤怒果真失去价值了吗?《善的脆弱性》的结尾处展示了一种在伦理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不安地寻求平衡的图景。人类难以忍受总是被运气支配,渴望超越,摆脱灵魂的困扰,因此稳定性也是值得追求的,柏拉图摆脱欲望的渴望也将长存人心之中。努斯鲍姆形象地说:“我们人类是一种被悬置在神与兽之间的存在者,具有这两种东西都不具有的那种美丽,而一旦我们把那些危险封锁起来,我们就丧失了某些重要的人类价值。”[9]

可见,悲剧赋予极端情境下的愤怒无与伦比的伦理张力,悲剧对愤怒的伦理探索可以比哲学走得更深,文学并非哲学思想的简单注脚,它自有其颠覆性,看似失控的激情不一定完全被动,我们要与斯多亚派那种不近人情的极端立场保持一定距离。

在《思想的剧变》中,努斯鲍姆不再特别强调愤怒的动物性,而是在认知论的框架下从多层面为愤怒的伦理角色辩护,她依然看重愤怒在抗拒不公、维护正义等现实方面的价值。愤怒、仇恨和厌恶等激情“与我们对外界事物无法控制的感觉和身体的无助有说不清的关系”[10],愤怒是人对这种生存处境的反应和认知。这种反应不只是身体反应,而是包含着对事物的感知,这种感知判断不一定是浅层的,也许隐藏于人格的深处。如果承认愤怒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深层结构,这将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含义。从正面看,愤怒在好的生活中具有了存在价值。在个人层面,愤怒是“一种获得控制权,让受损的自我感恢复尊严的有益尝试”,它教我们“认识边界的重要性,摆脱面对世界时的无助和被动感”[11]。在社会层面,愤怒针对伤害和不公,是维护社会正义和保护受压迫者的主要情感力量。然而,愤怒不是公共理性的全部,其非理性和毁坏性的一面也不容忽视,愤怒的深层性也会助长仇恨,加大道德教育的难度,进而威胁正义,需要我们谨慎对待。

二、走向宽恕的过渡型愤怒

在《愤怒与宽恕》中,努斯鲍姆彻底否认了愤怒的道德价值,早期对愤怒的同情消失不见了,动物性的愤怒即使有一定的合理性,它的作用也已经被层层否定。愤怒的内核是错误的信念,愤怒发出的信号也很可能是错误的,因此愤怒存在伦理缺陷,我们没必要为了吓退别人而让自己受危险激情的摆布,不能一怒之下通过个人报复来发泄,要依靠法律为正义保驾护航。在家庭亲密关系中,悲痛和恐惧比愤怒更合适;在公共领域,愤怒与正义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模糊,政治和法律手段才更有效。

努斯鲍姆通过分析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报仇神》(Eumenides)来论证:愤怒具有两面性,原始野蛮的愤怒是一种黑暗的激情,如果不以报复为动机,而是着眼于对罪恶的惩戒和对正义的伸张,愤怒可以转变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埃斯库罗斯的报仇神就是愤怒的两面性的化身:她们既是古老的神祇,住在阴暗的地下,为邪恶而生,喷出激情和愤怒;她们又是古老的智慧神,行使着自己的职权。为邪恶而生的报仇神要融入雅典娜引入的法律体系,就要实现身份转变,努斯鲍姆注意两种转变。第一种转变是人们所熟悉的:雅典娜用法庭替代了没完没了的血腥报复,但保留了报仇神的特权,这似乎意味着“这些报复的激情本身没有丝毫改变,报仇神只是住进了新家。她们同意接受法律的约束,但本性依然阴暗、渴望报复”。努斯鲍姆认为这种解读忽略了剧尾的另一种转变,即“报仇神的性情和行为举止的变化”[12]。戏剧开头,报仇神追逐俄瑞斯忒斯至阿波罗的神庙,她们的形象如同头缠毒蛇的戈尔戈,眼里还有可厌的黏液往外流,冒着血腥气息,吓得女祭司浑身无力。完全不受束缚的愤怒只能施加痛苦和不祥,于是雅典娜邀请她们住在城邦的地下享受尊荣和祭礼,但她们要放弃复仇,对城邦怀有仁慈和祥。报仇神最后成为造福城邦的“慈悲女神”,“损坏林的寒风不得吹来,摧毁禾苗的暑气不得越过地区的界限;病害不得蔓延”[13]。报仇神最大的转变在于她们开始听从劝告,“不必说,这一切不只是外在的收敛,更是内在的调整,触及到品格的最深处”[14]。雅典娜认可了报仇神在城邦法制和未来健康发展中的重要性,“法律体系应当容纳愤怒这种黑暗的激情并对之表示尊重”[15]。

努斯鲍姆提出“过渡型愤怒”(Transition-Anger)的概念来实现愤怒向宽恕的转化。理性的人在愤怒时会反思,有意识地将报复心转化为面向未来、有建设性的思考方式,这种理性合宜的愤怒是一种增添个人和社会福利的情感。不过受到理性控制的愤怒很难算是愤怒,就像报仇神听从雅典娜的安排后,她们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过渡型愤怒很大程度上走向了宽恕,以爱为基础的宽恕才是更值得倡导的良性情感。在当代道德生活中,愤怒被视为疾病而受到克制或者被转化,社会法制的健全也意味着悲剧中那种动物性的愤怒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否定动物性的愤怒后,努斯鲍姆试图证明,即使有充分理由,我们也要克制愤怒,或者用其他情感取代愤怒,因为愤怒往往代表某种错误的认知和不合理的社会期待,在不同的关系层面都无济于事。例如在夫妻关系中,愤怒往往表达着人的无助感以及通过报复手段来维持尊严、恢复控制的需要,而愤怒会腐蚀人格,妨碍反思。努斯鲍姆重提《美狄亚》,但她认为美狄亚错把报复视为恢复秩序的方式,她失去了一切[16]。愤怒指向过去,往往无益,爱、宽恕或同情可以替代愤怒和仇恨,幽默自嘲、大度、换位思考等方法都有助于克服愤怒,转变其实触手可及,不能让已经埋葬的愤怒变成顽固的石头。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哈奇森也认为,强烈的欲望和混乱的感觉会让人们草率地行动,因此要对激情进行恒常的训练,“不友善或毁灭性的感情,对理性主体的愤怒、憎恨或反感,似乎最需要这种训练”[17]。

可见,在《愤怒与宽恕》中,努斯鲍姆不再纠结于愤怒各种不同的功能,不再为巨蛇和犬形岬所代表的动物性愤怒辩护,她主要以社会福利为目标,主张报复型愤怒转向更为克制的过渡型愤怒,让愤怒走向宽恕以及政治和法律所代表的公共理性。理性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统治,古老的报仇神让位给代表光明的阿波罗。

三、努斯鲍姆愤怒理论的特点、局限性与价值

努斯鲍姆的愤怒理论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从研究方法看,哲学和文学的结合体现出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情感研究路径。努斯鲍姆将文学视为哲学的朋友或具有潜在颠覆性的狡诈同盟,带着哲学问题看悲剧中的愤怒,又通过后者反思哲学问题,因此其愤怒理论兼具文学的细腻敏感和哲学的明晰与深刻。她早期重视分析悲剧人物的情感体验,通过悲剧自下而上地反思塞涅卡哲学论文中的愤怒理论。后期以亚里士多德和塞涅卡的哲学思想引导愤怒的转化和过渡型愤怒的实现,文学情感很大程度上处于哲学思想的规训中,这是自上而下的方法。在伦理转向中,努斯鲍姆以跨学科视域带领读者进入伦理思辨的深层。

第二,从理论渊源看,努斯鲍姆在亚里士多德和塞涅卡的双重影响下,强调愤怒的认知属性和情感的适度。亚里士多德承认愤怒有认知属性,也不反对怒气的发泄,但他眼中的愤怒是急躁犯下的错,无益于理性,怒气像家犬,“本性热烈而急躁,它总是还没有听清命令,就冲上去报复”[18],“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感受这些情感,就既是适度的又是最好的”[19]。塞涅卡认为,愤怒源于惩罚,一旦爆发,就仿佛一时精神失常,拒绝听从理性的劝导;即使是为了惩戒,愤怒也无济于事,因为惩戒应该基于理性。激情包含错误的认知,无法控制,只能根除[20]。努斯鲍姆受二人影响至深,但她不相信“愤怒完全无法控制”以及“根除激情”的极端观点,而是寻求情感的适度,即根据具体情境调控情感的表达与宣泄。过渡型愤怒就是通过改变愤怒的认知内涵,对之进行调节或替换。

第三,努斯鲍姆愤怒理论的嬗变呈现出从否定辩证法到肯定辩证法的变化特点,但以理性为旨归。愤怒既有非理性、不受意志控制的一面,又含有认知内涵,而非理性的愤怒既难以规约,又可能教育转化。教育的可能性在于愤怒不只是盲目的身体反应,它可以随认知而修改,改变信念就能改变情感。有学者结合欧里庇得斯的《赫卡柏》分析希腊悲剧中的否定辩证法,否定辩证法强调对立面的永恒转化,而肯定辩证法相信对立面最终达成一致。欧里庇得斯的《赫卡柏》和《美狄亚》展现“对立面不断转化但无法达到最终和谐和宁静欢乐的辩证法”[21]。努斯鲍姆早期同样展现否定辩证法,复杂的伦理情境中原始的愤怒永远无法被规约,古希腊伦理也难以允许宽恕的存在,这是战争和政治生活的悲剧性写照。犬形岬和巨蛇形象引发的不仅有深切的同情,还有对兽性复仇的不安和否定。而《愤怒与宽恕》彰显肯定辩证法,愤怒经由过渡型愤怒走向了和谐与理性,这不是生硬傲慢的理性,而是吸纳了情感智性后含情的理性,它“可能一直延伸至人格的深层,彻底照亮人格”[22],依然堪当灵魂的驭手。

努斯鲍姆的愤怒理论及嬗变过程存在两方面的局限性。

首先,努斯鲍姆关注的主要是报复型愤怒,而愤怒分很多类型,全面否定则失之片面。加拿大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巴瑞特(Lisa Feldman Barrett)认为,愤怒的分类是无止境的[23]。愤怒如此多样化,面对日常矛盾时,我们又有多少怒气严重到要诉诸法律呢?生活中愤怒的激情可以是工具型,树立清晰的自我边界感的工具,“愤怒不仅不一定具有报复性的特征,有时反而反映了对正义的诉求,或对非正义的矫正”[24]。有学者认为努斯鲍姆对愤怒怀有偏见,高估了个人境界,进而提出愤怒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过度则疏,不足则补。”[25]该观点虽有待商榷,但它强劲地挑战了努斯鲍姆对愤怒的全盘否定,召唤着我们对各类愤怒的价值诉求给予充分的回应。

其次,过渡型愤怒对中道孜孜以求,这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压抑,进而与情感智性论相抵牾。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中道旨在寻求过度和不足之间的平衡点,中道能体现人生的不易,考验人的平衡力,是值得追求的价值。然而在种族矛盾丛生的美国社会,努斯鲍姆采取如此温和的社会政治立场,其合理性尚需得到辩护。毕竟,为了增进幸福和社会福利而驱逐所有的过度,可能造成对极端情感的压抑,反倒激化矛盾,从而背离对诗性正义的承诺和情感智性论的价值取向。情感智性论从善的脆弱性思想中生发出来,人类无法摆脱对不可控制的外在事物的依赖,通过情感展现对外在事物价值的认识。面对本能欲望,我们需要的“不是理性的教化,而是与其本性相适应的训练,政治上的驾驭和抑制”[26],从各个层面消除愤怒很难称得上与人的本性相适应。康德承认,“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必须首先‘自下而上’,而后再‘自上而下’,非经过如此往返而不能有所作为”[27]。努斯鲍姆的伦理批评也追求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往返运动,但她的跨学科研究有时也成为从文学到哲学的单行道,而文学情感体验才是文学伦理批评中道德关注的出发点。

努斯鲍姆愤怒理论最大的贡献是从文学跨学科视角深化了对激情的研究。在希腊语中,“thumos”一词兼具愤怒和激情的含义,代表激情、勇气和生命力,而激情主要指愤怒。这种代表生命活力的愤怒具有不言而喻的积极意义,它与爱欲和痛苦紧密关联。努斯鲍姆让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和悲剧相互阐释、互为照亮,她像心理学家一样清晰地展示出,愤怒的背后是悲痛,并与爱欲相纠缠,“哲学,若想有效地把握情感,就得进入冷静的论辩无法触及的个性深处”[28]。文学作品不像哲学那样干净利落,文学阐释有更多不确定性和挑战性,它能深入到愤怒伦理最幽深曲折的地方,从而展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这也是文学的不竭魅力。简·亚当森表示认同:“文学热爱冒险,爱约翰·邓恩所称的‘各种东西混杂在一起’时‘更凌乱’的质地,在混乱和沉浮中显示出文学体验神秘而无法确定的流动性体验。”[29]

过渡型愤怒是让愤怒的激情接受理性的约束后变得合宜,其本质在于以理性引导人的自然情感向道德情感的转化。努斯鲍姆的贡献在于她将情感智性融入理性之中,突出情感的认知属性和建构性,启发人们思考愤怒成为道德情感的可能性,“源于合宜性的约束意味着接受蕴含在自然情感内部的情感机制的约束,该约束力量与自然情感具有相同的本质,……道德情感自然化进程也就是自然情感在成为道德情感的过程中从他律走向自律的过程”[30]。过渡型愤怒强调情感的适度,这是让含有非理性因素的愤怒以符合情感自身特点的方式,而不是因他律而变得适度,这样健康适度的愤怒可能成为指导伦理选择的道德情感。此外,如果非理性的愤怒本身含有认知因素和道德判断,我们就应更为审慎,耐心分析愤怒产生的原因,而不是急于用理性去压制。努斯鲍姆在论及非理性情感在慎思中的作用时指出,恰当的消极性和情感的回应性是好的慎思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训练后的欲望和激情具有选择性,能帮助人们察觉到伦理上突出的特点,从而引导理性,在道德动机中起建设性的作用。选择不是单单依赖超然的理性,而是处于理智与激情的分界线上[31]。对情感的引导和调节也凸显出情感的建构性:“人们不是被动地接受情感的摆布,而是能主动地建构情感。”[32]每个人都是自身情感体验的建筑师,并对自己的情感反应负责。

努斯鲍姆的愤怒理论作为其情感智性论的重要维度,秉持情感认知论,既直面人最深的欲望和激情,又着眼于愤怒向宽恕的转化,动物性愤怒和过渡型愤怒均展示了愤怒成为道德情感的可能性。文学伦理学批评将善恶视为评判激情是否理性的标准,作为善的人性与作为非理性意志的那类激情相对立,始终秉持理性原则,明辨善恶是非,培养道德情感。为了实现文学的伦理教诲价值,道德需要内化才能变成伦理选择的不竭动力。我们尊重道德意志,重视对激情的疏导,但也拥抱激情,因为我们体验到的喜怒哀乐能揭示道德情感的复杂性,“激情的兴起与消退,向我们昭示着时间的流逝,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时间的存在”[33]。

注释:

[1]苏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资源研究的问题域》,《华中学术》2022年第4期,第6页。

[2]B.Inwood, “Seneca and Psychological Dualism”, in J.Brunschwig, M.C. Nussbaum eds.,Passions&Perceptions:StudiesinHellenisticPhilosophyofMindProceedingsoftheFifthSymposiumHellenisticu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79.

[3]Seneca,TwoTragediesofSeneca:MedeaandTheDaughtersofTroy, E.I.Harristrans, Cambridge: The Riverside Press, 1899, p. 27.

[4][美]玛莎·努斯鲍姆:《序言》,《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徐向东、陈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页。

[5][美]玛莎·努斯鲍姆:《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徐向东、陈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页。

[6][美]玛莎·努斯鲍姆:《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徐向东、陈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66页。

[7]冯伟:《霍罗尼莫的悲恸与愤怒——〈西班牙悲剧〉的悲剧内涵》,《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44卷第1期,第146页。

[8][美]玛莎·努斯鲍姆:《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徐向东、陈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67页。

[9][美]玛莎·努斯鲍姆:《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徐向东、陈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66页。

[10]M.Nussbaum,UpheavalsofThought:TheIntelligenceofEmo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34.

[11]M.Nussbaum,UpheavalsofThought:TheIntelligenceofEmo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07.

[12]M.Nussbaum,AngerandForgiveness:Resentment,Generosity,Jus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2.

[13][古希腊]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悲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79~380页。

[14]M.Nussbaum,AngerandForgiveness:Resentment,Generosity,Jus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

[15]M.Nussbaum,AngerandForgiveness:Resentment,Generosity,Jus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

[16]M.Nussbaum,AngerandForgiveness:Resentment,Generosity,Jus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23.

[17][英]弗兰西斯·哈奇森:《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戴茂堂、李家莲、赵红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8页。

[1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24~225页。

[1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9页。

[20]参见[古罗马]塞涅卡:《道德和政治论文集》,约翰·M.库珀、J. F. 普罗科佩编译,袁瑜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21]包帅:《希腊悲剧中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个基于欧里庇得斯〈赫卡柏〉的分析》,《浙江学刊》2021年第3期,第184页。

[22]M.Nussbaum,UpheavalsofThought:TheIntelligenceofEmo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32.

[23]L.F.Barrett,“The Varieties of Anger”,TheNewYorkTimes, 12 Nov.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11/13/opinion/sunday/the-varieties-of-anger.html.

[24]陶涛:《论“愤怒”的道德地位》,《伦理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75页。

[25]高德胜、王迪:《愤怒的道德价值与愤怒的可教育性》,《教育研究与实验》2022年第1期,第20页。

[26][美]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修订版)》,徐向东、陆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80页。

[27]李家莲:《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序一第10页。

[28][美]玛莎·努斯鲍姆:《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徐向东、陈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9页。

[29]J.Adamson, “Against Tidiness: Literature and /versus Moral Philosophy”, in J.Adamson, et al. ed,RenegotiatingEthicsinLiterature,Philosophyand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87.

[30]李家莲:《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06页。

[31][美]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修订版)》,徐向东、陆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476~477页。

[32]L.F.Barrett,HowEmotionsAreMad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p.31.

[33]P.Fisher,TheVehementPass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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