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共通·共融：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系探微

崔美杰 张庆伟

(山东农业大学，山东 泰安 271018)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两个原创性概念，自提出以来学界便掀起了对二者的研究热潮。单从逻辑关联的研究进路来看，主要形成了“中华民族需沿现代化轨迹进一步实现自我塑造”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其特殊的现代化意涵”[1]的理论分野，进而从不同侧面彰示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内在关联的展演向度，并于整体性维度投射出二者关系探微的蓄力演进趋向。本文依循“共同——共通——共融”的逻辑理路探寻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探析二者基于共同点层面多维度的内在契合性，共同体层面价值意蕴的高耦合性，于共融点层面表征出二者双重互构的关系格局，并具象为前置性基础与发展性指向的双向辩证。

一、共同点：多维度的内在契合性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基于“两个大局”交织融叠、“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背景域”，具象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真愿景的生动实践投射，表征出中华儿女基于“共在——共通——共生”文化底蕴，通过“共建——共担——共享”具象擘画，获致“民族——文化”“政党——道路”“政治——国家”等全方位价值共识和全面认同，从而达致“大家庭——大花园——石榴籽”应然图示的逻辑叙事。爬梳厘析二者的内在关系，二者既非各居一隅的“孤岛”，亦非各执一端的封闭困囿，而外显出“共同——共通——共融”的关系姿态。将二者置于学理框架中予以解构，可见二者在共同点层面具有多维度的内在契合性。

(一)理论维度：理论根基的同源性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马克思主义作为把脉人类社会演进逻辑和发展趋势，标识共同身份特征和共同体主义伦理取向，指向“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未来愿景的哲理沉思，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于理论维度的契合点，表征出二者理论根基的同源性，映射出“理论变物质”的对象化意指与“物质变理论”的意向性作用。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遵循拓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铸魂于中华文化传统”又“同资本主义共时共存”的民族国家现代化之路的思想“压舱石”，是中国共产党把脉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体叙事理路的思维“定盘星”。其涵容“现实肯定——辩证否定——目标锁定”三重链路锚定，既现实肯定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化生产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强调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化生产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3]，又辩证否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中性外壳”遮掩下的“异化”本质，诠释了资本主义文明以“资”为本的逻辑中轴和“自戕式”的自然性，进而投射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现代化理论“体化实践”的目标指向。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面对现代化建设“时代场”与“问题域”继而立足中国场域解码中国样本的自为选择，既于纵向历时维度表征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建构性张力，又于横向共时维度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改写资本主义“现代性基因”的祛魅力，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桎梏，开显出创造人类文明新范式的中国哲思，指明了现代化践履价值目标的导引力，进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遵循与拓新。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依循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面对内部性与外部性双维叠加的时代变局，落脚理性选择与价值自觉维度，唤醒与激发民族历史主体认知、定位与具象民族文化历史延续、内化与外化民族认同价值诠释，并促进“身份同属——价值同旨——命运同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智慧成果，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思想始源。其涵括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自洽，强调在交往层面形成以经济互动为前置条件的全方位交往，在交流层面建构以主体间互动沟通为方法原则的双向性交流，在交融层面塑造以共同体增进为导向指引的有序性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基于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关系格局，继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于民族关系演化预测传统的智理哲思，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智慧结晶，既投射出遵循本国发展轨迹的历史延续和有序承接，又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独立主体性和实践创新性，体现出普遍性与特殊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进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依循与创新。

(二)文化维度：文化理念的共根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内蕴理性之思、关联实践进路、指涉价值关怀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演进固基的深厚文明底蕴，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源流与世界图景所交织构筑的处境中葆有民族特质和民族韵味的文化基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于文化维度的关切点[5]，表征出二者文化理念的共根性。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维观照”。中国式现代化荷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既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逻辑叙事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又彰显了传统文化跨时空间距的时代照应与逻辑延伸，破解了传统意涵与时代诠释的对接困境，继而开显出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维观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观照“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从《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先声到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标识出中国式现代化建构应有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人的目的性价值的利民之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观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治理思想，从《管子·牧民》“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先贤至理名言到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共进的并联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国理念投射出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扩充与精神提升相兼顾的内在关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照“天人合一，休戚与共”的生态思想，从《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休戚理念到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物化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思想昭显出中国式现代化“人——自然——社会”“和合”之态的目标指向。“和平发展道路”观照“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思想，从《尚书·尧典》所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到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之观标识了中国式现代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至臻境界的价值追求。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观照。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中擎始萌蘖并赓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融聚各民族文化基因与价值共识的“集合体”，是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锁匙，各民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浸润中实现了“自在实体——自觉共同体”的更迭跃迁，继而外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面向。“民族和谐发展”的价值吁求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观”。从《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和而不同”之思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和合”交往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标识出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贵和尚中”的宽阔胸襟。“民族团结统一”价值愿景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一统”。从《春秋繁露》“《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统一”价值期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标识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即“多元融一体，一体容多元”的关系格局。“民族共同繁荣”价值旨向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繁荣”的责任担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标识出中华民族“和衷共济，天下大同”的至臻取向。

(三)主体维度：人民主体的一致性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人民群众作为历史流变嬗递的推动力和物质生产实践的内驱力，是能动性选择与原创性实践相兼具、自觉性内化与自为性外化相兼备的实践体，是推动社会形态跃迁达至未来理想社会范型的决定性力量，表征出“个体自觉——民族自觉——自由自觉”的主体动能。人民群众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于主体维度连接点，表征出二者人民主体的一致性。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人”的本质复归。“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7]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以“人”为本，以“人本”为根本定向的现代化范型，既根本性超越了以“资”为本，以“资本”为逻辑中轴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实现了人从“单向度的人”——属物的社会向“现代化的人”——属人的社会的动态转向，又表征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学向度及对人的价值的追寻叩问，进而凸显出“真正的人——现代化的人——高度文明的人”的人学意蕴。从“真正的人”的中国式生成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之“矢”锚定现代化人本立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标现代化民本理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体系框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进而彻底消弭了资本对人的裹挟宰制，推动了“真正的人”的中国式生成。从“现代化的人”的全面塑造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以新发展理念解构“现代化的人”的叙事向度，架构了“创新——主体性”“协调——统一性”“绿色——自然性”“开放——联动性”“共享——公平性”的解构框架，进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人”的立体诠释和全面塑造。从“高度文明的人”的真切实现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内嵌于共产主义社会实践践履之中的现代化范型，其以塑造“高度文明的人”即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归宿，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道性”趋近全人类共识的价值意义。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实践。“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理念，其“物化实践”涵涉“人——实践——社会关系”的总体架构及“变革物化关系”与“建构人类关系”的双重实践逻辑，指向了“理论理性——实践理性”“观念智慧——行动力量”的具象外化，进而开显出“重民——在民——为民”的价值语境。从重民来看，中华民族深蕴良政重民的政治底色，凸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道意涵。纵向历时序视阙中华民族这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传统，可见在其古今之变的政治演进中外显出人文价值关怀的延续转换，从文明传统中的“以民为本”到革命传统中的“群众为本”再到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人民为本”，从传统君主帝国的“家臣隶属”到现代共和国家的“政权之主”，人民群众这一历史主体在中华民族的时代更迭中实现了“边缘——中心”的历史变迁。从在民来看，中华民族深蕴善治在民的治理理念，进而标定了共同体建设于人民中心定位下的治理走向，从民族建设与人民成长之间的双向互动到新时代共同体建设与人民成长之间的协同共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彰显出关键在民的善治方向。从为民来看，中华民族深蕴治道为民的价值追求，进而标定了共同体建设于人民中心定位下的实践方向，通过“人民获得感——共同体增量导向”“人民幸福感——共同体共善导向”“人民安全感——共同体稳定导向”的桥梁架构，深层践履“以人民为中心”的具象实践，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群众根基。

(四)实践维度：实践过程的联动性

“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8]“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9]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愿景于“两个大局”时代境遇与“两个一百年”关键节点下的锚标定向，既非“单线对垒”的二元对立，亦非“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模糊界域，二者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语境中的具象叙事，呈现出并行不悖、并育不违的统一叙事，继而在实践层面愈加表征出二者互嵌融合、双向联动的现实链接。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然性内嵌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任务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动态展演实践开显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锚定：共同富裕方面，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民族地区要“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10]247；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方面，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10]246；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11]；和平发展方面，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10]248。五方面的现实观照体现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锚定。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应然性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维度。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裨益全国各族人民的理想范型，其具象践履表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导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从领导层面确证了党的领导真理效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有效性；“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从主体层面证成了人民力量价值凝聚对中华民族建设的合理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从价值层面阐明了最“新”表征核心特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规范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从统筹层面考量了精神内核鲜明外化的综合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从安全层面研判了生态屏障重点保护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性；“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国际层面表征出责任担当自觉肩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责任担当，六层面的内容框定外显出中国式现代化内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目标锚定。

二、共通点：价值意涵的高耦合性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基于理论根基的同源性、文化理念的共根性、人民主体的一致性、实践过程的联动性这四维度的内在契合性，依循“共同——共通——共融”的逻辑叙事，于共通点层面体现出价值意涵的高耦合性，并昭显出中国与世界双重向度的价值意蕴。

(一)中国向度：筑梦复兴本真愿景的价值旨归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历经时代更迭而不放，久经艰难磨砺而不弃的本真愿景，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禀赋贯之的逻辑中轴。将民族复兴历程置于中国现代化展演的历史坐标来丈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置于民族复兴视阙来审视，可见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动态实践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民族独立“站起来”到筑梦复兴“强起来”的飞升跃迁，迎来了民族复兴昌盛的“最佳黄金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于价值意涵层面的耦合点，表征出二者“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的价值旨归。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实现民族复兴昌盛的题中之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具有物质承载力的动态展演，是新时代落实民族复兴昌盛应然图景的现实面向，涵涉“何以助推——以何助推——如何助推”的逻辑链路。从“何以助推”看，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昌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于“两个大局”背景影像下的解释取向，折射出二者“双向律动，一体两面”的演进时序，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然性嵌套于民族复兴昌盛的任务向度，民族复兴昌盛的应然性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向度，进而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助推”筑梦复兴的逻辑起点。从“以何助推”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于“类本位生存”“全球性共存”的背景图示，精准把脉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和现代化发展一般趋向而铺筑的中国道路，其在多向度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并标识筑梦复兴这一价值“标的”的前置条件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向了“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的价值关怀，搭建了价值声称与意义创造现实衔接的中介桥梁，进而架构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何助推”筑梦复兴的逻辑中介。从“如何助推”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指向实践场域的建构性力量，靶向指涉“举旗帜——坚持党的领导”“走正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切实际——坚持落地中国现实实际”“聚民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筹大局——坚持协调统筹国内国际‘双局’”五方面的实践聚焦，进而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助推”民族复兴的逻辑终点。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实现民族复兴昌盛的应然之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华民族由“分散流离走向内融聚合”，由“内外对垒转向内外交融”的历时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并满足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要求[12]，表征出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感知及价值认同，涵涉“历史——理论——实践”的逻辑叙事。从历史逻辑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实现了从“站起来”民族“自在”到“富起来”民族“自觉”再到“强起来”民族“自为”的进阶性转变，映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历史深处走向现实通向未来的一般趋向，进而厘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征程，佐证了其实现民族复兴昌盛的未来指向。从理论逻辑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其百年历程中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始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根铸魂，以中国共产民族理论为思想主线，投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盱衡大局考量”与“零光片羽聚焦”的辩证统一，进而阐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据凭依，确证了其饱含实现民族复兴昌盛的精神伟力。从实践逻辑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理论精微”与“践履效用”的有机结合，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实现民族复兴昌盛对策的靶向产出，指涉“根本保证——党的领导”“精神源泉——文化认同”“集体归属——身份认同”“客观基石——制度优势”四方面的实践进路，进而铺筑其通向民族复兴理想图景的现实路径。

(二)世界向度：天下大同至臻境界的价值追求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13]545当前，面对中国之变与世界之变同境同框，中国向度与世界向度交汇交织的“类本质时代”，任何国家都不是“只影单行”的“孤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非中国“独善其身”封锁发展的“护身符”，亦非“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强国必霸”传统崛起路径的跨空间位移，二者作为深植中华文明底蕴，昭显全人类价值共识、精神共通、情感共鸣的中国方案，于世界向度表征出天下大同至臻境界的价值追求。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世界向度的价值外显。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基于古今之变长时视野和中西之别宽阔视域，以“为世界做贡献，为人类谋幸福”为价值考量，以“各美其美”达致“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至臻境界为价值旨归的中国哲思，外显出“理性祛魅——文明范式”的价值意涵。从理性祛魅看，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现代化的人”的本质复归、后发型并联式发展模式、和平发展事态的鲜明特性，又为各侧其重、各显其质的后发型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提供了理论借镜与实践依凭，进而在世界现代化历史图谱中突显出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多向度超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羁轭，实现了对资方现代化的理性祛魅。从文明范式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新文明范式，既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也镜鉴了现代文明的价值共识理念[14]，进而在强调文明根性的同时，用全人类文明精华丰富了文明向度，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文明淬炼，在秉持本土化内在规定性和“人本之维”人文关怀的前置性条件下，彰显出“独特性——世界性——当代性”的三重禀赋，进而在人类文明历史图谱中突显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蕴意涵。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世界向度的价值外溢。“中国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与全球治理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是一致的。”[15]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哲理沉思与世界宏大思维交织融合的智慧成果，理性回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课题是国际道义与人类道德兼具、中华“和合”文明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兼备、世界发展与人类诉求兼顾的科学理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于世界领域的具象化说明，涵涉“共生——共存——共融”的价值意蕴。从共生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其以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为目标，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旨归，强调世界各国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命运与共的关系链接，进而通过建构尊崇自然、生态维护的绿色体系，切实达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6]。从共存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与人同舟共济的关系共同体。其以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为目标，以实现人与人的休戚与共为旨趣，强调世界人民平等尊重、互利合作、共享共赢的现实关联，进而通过对话协商的交往交流，亲诚同行的共同发展，切实达致人与人休戚共存。从共融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与社会交流互鉴的文明共同体，其以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为目标，以实现不同文明的兼收并蓄为旨趣，强调文明互鉴、共识谋求、互惠互利，进而通过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协同共进的文明共存，切实达致人与社会交汇共融。

三、共融点：双重互构的关系格局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共同点层面多维度的内在契合性，共同体层面价值意蕴的高耦合性，于共融点层面表征出二者双重互构的关系格局，具象为前置性基础与发展性指向的双向辩证，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铺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然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建构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应然指向。

(一)前置性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铺筑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的实然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各民族地域同场、时间同轴，突破“我身”与“我群”双重困囿，在基于共有历史记忆、共同文化取向、共鸣价值诉求的前置条件下开展共建共治的实践活动，其具象于中国式现代化实然性的任务锚定，铺筑了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的前置性基础，涵括“格局——秩序——愿景”的实然性基础。

一是多元一体的结构格局的有利条件。多元一体的结构格局作为“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和“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17]，昭显出中华民族以一体为根本、以多元为要素的显著优势。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铺筑了“政治认同——政治秩序——政治资源”等多元一体格局的政治条件。从政治认同来看，各族人民基于共同中华民族的国族身份归属，在共建共创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始终遵循“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与“大我优先”的重要原则并涵濡内化而形成强烈的政治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基了政治认同优势。从政治秩序来看，各民族基于华夷共祖的历史叙事，在民族交流交往中始终自觉纳入大一统的政治框架并遵从共同政治规范，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基了政治秩序优势。从政治资源来看，各民族基于边界限域的不断跨越，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共获共享丰沛的各类资源并形塑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政治譬喻，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基了政治资源优势。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铺筑了“文化认同——思想基础”等文化条件。从文化认同来看，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涵容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取向，外显出“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文化源泉与存续的精神密码。其以“大一统”文明理念推动各民族文化凝聚力和命运关联，以主流文化导引与多元文化交流实现各民族文化认同，继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团结统一的内在秩序的安全保障。团结统一的内在秩序作为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投射出“以多化一”“以一辖多”的秩序规约，指涉“尊异求同——固识树意——实事求是”等团结统一秩序的安全举措。从尊异求同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非抹杀民族差异性而谋求绝对统一的共同体[18]，其基于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两重结构的客观语境及民众国族身份与民族身份双层归属的现实景况，强调各民族发展与共同体繁荣之间的内在关联，聚焦各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基“和而不同”的方法原则。从固识树意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多元民族的统一之基和团结之本，是个体实践体验与群体共有记忆的有机结合，具有“涵濡——传承——外化”的价值外溢机制，能够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大我优先”的国家意识。从实事求是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强调国家统一与民族自治相兼顾，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兼具，在建立完善制度保障的同时，确保中华民族统一与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

三是命运与共的共同愿景的实践动力。命运与共的共同愿景即各民族亲如一家、和衷共济、休戚与共，其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19]，映射出各民族“共同奋斗——推动力”“共同繁荣——牵引力”的实践动力。从共同奋斗来看，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具有广泛融汇共识以厚植人民强烈认同，凝聚民族合力以构成互嵌关系结构的实用效能，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认同与关系的双重推动力。从共同繁荣来看，共同繁荣作为“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20]，强调以“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共荣理念引导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约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构内容与目标指向，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内容与目标的双维牵引力。

(二)发展性指向：中国式现代化建构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应然指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21]的现代化范式，其具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导向，阐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应然指向，涵涉“性质——内容——价值”三层面。

一是内在属性与根本特质的性质阐明。从内在属性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各民族基于同一性心理边界与集体性历史记忆的共同选择，既是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并始终规约中华民族共同体保持一元性与多元性和谐统一，朝着正确方向展演迈进的根本政治优势，又是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显著标志，进而在领导力量层面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属性指向。从根本特质来看，“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13]28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契合我国社会政治条件、关照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满足党和各族人民合理现实吁求的“美美与共”之道，既荷载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要求，凸显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属性，又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规定性，进而在政治文明层面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指向。

二是整体局部与关注重点的内容阐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指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人口聚合的内在要求。人口聚合涵括“统一的中华民族身份”与“分属的族群民族身份”“中国国民角色”与“社会个体角色”的集聚融合，进而内在要求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从“民族一体”“国民一体”双维度重点发力，既要形塑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身份属性，又要强调各族人民的国民身份属性，进而以民族归属感、国家认同感将巨大人口红利引致民族复兴昌盛的历史征途；“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指向了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建设的内容要求。共同体的本质是利益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作为各民族在文化认同基础上而形成的历史性经济有机体，以共通价值理念为稳定器，以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域，进而内在要求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从“一个民族也不能少”——“量的向度”和“高质量发展”——“质的向度”双向度重点发力，既要提高经济发展的充分度与平衡性，确保各民族获得共同发展机遇，又要在各民族平衡发展的基础上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民族地区共同繁荣发展，夯实民族复兴昌盛的经济基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指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物质与精神关系的正确处理。物质与精神作为在“很大程度上不可互相替代”并且“哪一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都会出问题”的两方面，在当前物质发展良好，精神铸牢日益紧迫的现实景况下，指涉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为民族工作之“纲”，进而围绕主线，以纲举目的工作基调，进而全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汇聚民族复兴昌盛的磅礴精神力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向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建设的内在要求。生态共同体作为各族人民在以自然为根并在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而形成的生态有机体，以“共生——共责——共享”为内在特征，以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域，进而内在要求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从“国家——民族”“人——自然”“治理——发展”三层面重点聚焦，既要推动各民族共同铸牢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意识，又要促进各民族共同治理，协调发展，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民族复兴昌盛打造优良环境。“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指向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内在要求。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属性，所谓“共创——共享”美好生活、“共抗——共争”民族危机、“共担——共负”民族复兴责任的“命运与共有机体”，进而内在要求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团结有机体”“文明有机体”“责任有机体”“力量有机体”四方面的重点发力，进而推动民族复兴昌盛具象实践的高质前行。

三是长远意义的价值阐明。“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2]即“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指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方向，凸显出“解放——联合”双层面的价值聚焦。在“解放”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为各族人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创设资源宝库，提供增量条件，切实实现各族人民的全部本质和全面解放。在“联合”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增进各民族共同性与内部团结性，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确然实现的社会基础，进而真切获致“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图景。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满足全人类共同利益需求和解决全球性发展窘境的中国哲思，是索寻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必由之路。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秉持世界持续存与人的发展现实融合的辩证思维，在谋求全球共同利益的同时更加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而达致“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至臻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