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正义思想形成、转变、成熟的逻辑理路
——从《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到《哥达纲领批判》

2023-03-15 21:27肖承荣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黑格尔正义资本主义

肖承荣 张 轩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样马克思正义思想也是经历了一个从形成、转变到成熟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正义思想是在不断地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批判性吸收其他哲学体系思想、批判性发展自身正义理论,再逐步吸收当时最新理论研究成果,经过严谨的研究活动和马克思本人亲历工人运动实践而产生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正义思想扬弃了当时盛行一时的资本主义形式正义思想,批判继承了古希腊与古罗马哲学、近代欧洲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及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吸收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借鉴了法国波旁王朝历史学家观点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结合了当时最新的科学思潮成果,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内容丰富、结构严谨、体系磅礴的跨时代正义思想体系。近些年来,大多数学者比较喜好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方法和内容及马克思本人是否排斥正义理论而进行研究,相对而言却忽视了对马克思经典文献里面包含的正义思想考究。 因此,本文梳理了贯穿马克思绝大部分经典文献里的正义思想,为后期研究做一些基础性工作。

一、马克思正义思想萌芽与形成

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萌芽,要追溯到他的青年学生时代,从他早期的一系列作品中探寻蛛丝马迹。

(一)《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正义思想萌芽

1818 年,马克思出生在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市,一个受理性主义思想影响颇深的家庭,他从小博览群书,涉猎从古希腊、古罗马到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的著作。 他生活的莱茵省是被拿破仑直接统治过的地方,那里不可避免会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 马克思求学的特里尔中学里有一大批深受当时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教师,他们厌恶专制,追求民主。 在这样一个启蒙色彩浓厚的氛围里,马克思树立了自己高尚的人生信仰——“从事最为人类谋福利的工作。”在马克思中学毕业论文中曾这样描述他未来所要从事的职业,他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

从这时候起,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开始潜滋暗长,他向往着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等一些列启蒙时期正义原则框架下的生活。 然而马克思的这些正义原则只是付诸理想性的彼岸世界,没有找到通往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但他却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自我实现的目标:“为人类而工作”。

(二)大学时期正义思想初步形成

波恩大学学习期间是马克思正义思想发展又一个重要阶段。 在这一时期,他先后从事了文学、法学、哲学等领域研究。 此后,马克思偶然接触了黑格尔哲学,为黑格尔辩证法庞大而深邃的哲学体系着迷,进而投入到青年黑格尔派学习,然后专门研究古代哲学和黑格尔哲学。 从此他的哲学开始从康德—谢林主观唯心主义转向黑格尔辩证的客观唯心主义,初步形成了他的哲学思想,并且在此后一生的实践中不断对其进行丰富、完善。

1841 年,他在博士论文中指出:“哲学就是要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2]他著名的“原子偏斜理论”认为,原子摆脱自身制约作偏离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可以对外力作斗争和对抗。 这种“偏斜”恰恰是原子运动的本质,也是追求“自由”的实质。 马克思借此表达了对人们向往和追求自由的支持,但他也意识到在现实面前,面对必然的束缚个体往往脆弱无力。 因此,马克思认为“正义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在互相交往中,在任何地方为了不伤害和不受害而订立的契约。”[3]马克思在从事相关哲学研究时,不仅表现出追求自由平等的哲学精神,他还突出强调个人意志的自由,试图证明没有任何神秘力量可以阻挡意识自由的实现,这种自由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这个意义上,其更是一种对旧唯心主义的超越,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初体现。

二、马克思正义思想转变

(一)第一次转变

马克思在政治实践中对群众利益的热情捍卫,推动了他的理论探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他在理论探索的道路上逐渐打破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束缚,实现了哲学世界观的第一次重大转变。 这一时期,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形成了人本主义的正义观。

毕业后,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第一次遇到因一些物质利益纠葛而无法解决的事件,这些事件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第一次转变。 当时,工业革命席卷整个欧洲大陆,不仅推动了普鲁士经济发展,同时也加剧下层劳动人民的贫苦。 饥肠辘辘的平民甚至到森林中以拾枯枝败叶、采摘野果为生,还有一些贫民为了生计开始破坏牧场和猎场。 面对这种形势,普鲁士政府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颁布《普鲁士刑法典》,对盗窃树木行为作严厉处罚,使无数贫民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马克思认识到工业革命不仅没有实现启蒙思想家所憧憬的理想世界,反而和设想的理想国度背道而驰。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注意到了在放开葡萄酒禁止进口的禁令后,摩泽尔河沿岸广大葡萄园种植农民普遍陷入贫困的事实。 再加上1841 年12 月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这些事情使青年马克思陷入深深反思。马克思意识到:普鲁士政府面对广大人民物质生存需求视而不见,根本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国家”,只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工具。 为了揭露普鲁士政府的虚伪和专制,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抨击普鲁士政府专制统治。 在随后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批判政府不顾广大劳动人民死活,讽刺国家机器成为特权阶层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要求维护底层贫困人民的正当利益。 其后,他又发表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文章,支持摩泽尔记者发表对葡萄种植农民表示同情的报道,批评普鲁士政府无所作为。 显而易见,作为官方辩护的黑格尔哲学面临这一系列情况,无法承担起批判和揭露社会现实本质的任务。 马克思也开始意识到黑格尔夸大国家观念的能动作用的错误认识,他不认同黑格尔把“理性国家”作为决定性力量的观点。 因此,想解决面临的现实新问题,就必须需要有新的理论武器、新的依靠力量。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批判〉导言》中指出“向德国制度开火! 一定要开火!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4]自此,马克思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打破旧世界的枷锁。 他虽然找到了摧毁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但没有找到彻底突破黑格尔理论体系的钥匙。 直到1842 年2月,费尔巴哈的理论把正陷入黑格尔理论困境的马克思拉了出来。 在现实世界中,从事物质实践的现实个人对一个群体的意义,对于国家材料的分配,由家庭与市民社会中的人来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人是市民社会的主体,但如何消除政治上对人的异化? 马克思提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5]。

总之,在莱茵报社工作时期,马克思开始认识到“人的最高本质”的人本主义正义观,用人和自然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超越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从此他的哲学体系始终坚持唯物主义这一基本立场,以物质利益研究视角出发,开始初步有了共产主义转向。

(二)第二次转变

1843 年底到1845 年春,马克思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阶级状况有深入的了解,又对当时富有成果的社会科学理论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其正义思想也开始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正义观向自己科学正义观转变。 他在革命实践中发现,费尔巴哈哲学无法对现实性问题进行革命性批判,就更别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如何破除。 就此,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6]《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诞生,标志着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确立。 在其中,马克思把实践作为思想认识的基础,阐明了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问题。 随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直接将历史的规律性总结成一种完整的科学哲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具有实践性的哲学体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既是历史唯物主义新哲学世界观又体现了马克思自己的正义主张。 它指出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那些不自由不平等现象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变化,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也造成了分工,由此引发的不正义的利益分配,导致了贫富分化严重。 在这一过程中,成功者成为了资本家,失败者成被剥削者。“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7]马克思认为不平等、非正义现象有着自己的历史起源和经济根源,还认为不消除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制度、不提高社会生产力就不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特别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异化理论,用“异化劳动”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在生产劳动中失去了人的内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条件下,工人同自己的劳动异化,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异化,同自己的内本质异化,最后更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 因此,工人阶级要使自己获得解放,就必须扬弃异化劳动,把自己的劳动回归到自由自觉的活动。

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是一如既往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在著作中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对劳动者的异化使劳动者失去了自由意志和尊严这一事实。 在这一过程中,他从物质资料生产实践出发,考察社会现实正义问题,批判了当时德国盛极一时的黑格尔法哲学,进一步把正义理论用新形态(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正义观)完整地表现出来,实现了理论层次的飞跃。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正义思想形成

《共产党宣言》既是无产阶级革命宣言,也是对工人正义诉求的公开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用精炼的语言概括了人类社会经历的历史变迁,从客观历史变化规律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毁灭和人类必然走向解放的结果。 可是一些资本主义理论家美化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社会制度。 他们这样论述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即“人类存在两种制度——一种人为,一种天然。 封建制度是人为的,但已经灭亡了,而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的,自然就是永恒不变的,能创造大量财富”。 但马克思、恩格斯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是历史的产物。 “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8]马克思、恩格斯还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然后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解放生产力,造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促进人类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发生创造性革新。 但是,高速发展的社会内部也酝酿着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摆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桎梏,因此,“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产下去。”[10]

《共产党宣言》中最后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1]这篇共产主义纲领,深刻影响了人类共产主义正义事业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在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桎梏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彻底实现真正的全人类的正义。

三、马克思正义思想走向成熟

(一)《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内在不正义本质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对唯物史观的“假设”,那么《资本论》则对其完成了科学的论证,进一步完善了唯物史观,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正义的本质。 马克思对“资本的本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分析,为他关于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资本主义形式正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实质正义的设想提供了思路。 总之,我们去探讨马克思正义思想必须从其思想高地《资本论》入手,《资本论》不仅完善了马克思理论批判的武器——唯物史观,而且还极大补充了马克思正义思想内容。 首先,《资本论》从商品研究出发,以从事社会物质性生产的个人为起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实质:生产者与劳动对象相分离,然后说明资本主义流通领域中所谓的平等的劳资交换只是形式上的平等与自由(实际隐藏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其次,《资本论》还揭露了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就是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过程:资本主义“正义”由此就表现出了其真面目;最后,暴露资本主义发展最终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财富不断积累,另一方面是工人极端贫困。 他在《资本论》中作出了这样一个预见:资本主义“那一套正义”是走向共产主义正义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马克思说:“明天,这些力量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12]

马克思就这样通过经济学的方式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他指出,在这“所谓正义”的外表下孕育着新社会的雏形,通过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最终打破旧社会的牢笼,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正义诉求。

(二)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及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观

资本阶级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判断分配制度是否正义,主要有三个核心原则:应得(Equity)、需求(Need)和平等(Equality)。 应得:以个人贡献大小参与分配,主要考虑生产效率的问题。 需求:满足个人(身体残障人或儿童)最低生存保障。 平等:主张每个人都有平等的福利机会(工作或教育)。 但这些理论家却很少触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身。

《哥达纲领》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回避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键问题,还抽象地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企图认为劳动所得应该平等分配。 拉萨尔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是永恒不变的工资规律造成的,废除这个规律,工人就能改变这个现状,这就是拉萨尔主义的正义思想。 “拉萨尔主义正义观关注分配问题,希求通过公平分配解决资本主义弊端。”[13]拉萨尔主义没有看到生产和分配的直接关系,没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本质,眼光只停在分配领域,只会是空想。 马克思认为“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他的劳动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成为财富的源泉。”[14]他认为抛开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而谈分配,是一种庸俗的社会主义观点,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真正的分配正义。 在描述未来社会正义分配时,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由于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而出,因此“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痕迹。”[15]因此,这个社会在消费品分配上只有按劳动分配这一个尺度,但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生产力极大飞跃,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 在这个阶段马克思认为按需分配成为消费品分配原则,这时候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

可见,正义分配的实现程度,受社会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影响,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分配正义,就要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

四、马克思正义观

马克思正义观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和参与工人运动实践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正义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理想性。 他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立场,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来实现自己正义理论。 他认为社会发展只有满足每个个体的需要,只有生产力发展满足了每个人必须的需求才能实现最终目标——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全人类自己真正的解放。

(一)正义立场

马克思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立场。 他在中学时代就有一个崇高的理想,就是“从事最为人类谋福利的事业”。 在莱茵报社做主编时期,他因为面临着反对书报检查令、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贫困问题而激烈地抨击当时黑暗的普鲁士政府,确立了维护广大贫困和劳苦大众的利益的正义立场。 后期,马克思通过经济物质利益研究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实质,随后他又不断同第一国际内部及蒲鲁东等各种机会主义错误思潮做斗争,这一过程他始终都坚持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站在最弱势群体的立场上,从现实的个人再到自由人的联合体,最后通过革命实践来实现自我解放。

(二)正义途径

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实现不是通过简单地认识世界,而是由现实个人在社会实践中改造世界。 他认为共产主义正义理想是在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掌握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实现。 他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6]这使旧的正义观和新的正义观有着本质不同。 他说“哲学家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就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正义观也可以叫实践正义,他认为共产主义的特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生产实践)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8]因此,共产主义正义不是理论上实现(彼岸性),而是实践上实现(此岸性)。

(三)正义理想

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具有理想性。 “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19]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三个历史形态:第一阶段是古代社会的“人的依赖关系”,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性”,第三阶段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恩格斯认为,如果用简单语言概括未来社会的话,那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实现价值增值为目的,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对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为目的。 因此,共产主义正义内容由三个方面展开: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升,社会物质能够满足每个自由个体的需求——正义的物质保障;人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正义的分配制度;人们经过不断实践教育,精神世界极大丰富——正义思想的扩展。

五、结语

马克思正义思想建立在批判资本主义形式正义和进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正义事业的基础上。 它的逻辑理路就是从人的“最高本质”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转变过程,用自己批判的武器——新的世界观为指导,立足于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实践,不断扬弃传统意义的公平正义,最终实现覆盖所有人民的正义事业。 这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正义——在社会实践中争取自我自由和解放,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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