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事业投入与经济增长
——基于产业结构和健康资本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2023-03-18 02:04郭子瑜
体育教育学刊 2023年1期
关键词:体育事业效应体育

郭子瑜,陈 刚

(1.武汉体育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武汉体育学院 体育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党和历代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发展,1995年,体育事业投入金额为23.8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04%,到2019年,体育事业投入金额达到758.86万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08%,我国体育事业投入规模以年均18.38%的速度增长。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体育事业投入与经济增长呈现长期均衡发展的态势[1-2]。

我国体育事业投入经费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综合来看,我国体育事业投入仍存在相对占比低[3]、生产效率不高[4]、支出不均衡[5]、机制不完善[6]、事权和财权不相统一[7]等诸多不足。同时,由于体育事业经费投入不够、地方财政投入能力差异大、缺乏科学的体育事业投入规划等原因,我国体育事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仅存在于较少省份[8]。上述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体育事业投入的效率和效益,制约了我国体育事业和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作为能够克服经济衰退的特殊产业经济,体育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具有其他消费方式的不可替代性[9],剖析体育事业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部机制,对推进我国体育强国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经济社会的进步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体育事业建设也能够对增加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扩大内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产生有益作用[10],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11]。由于我国体育事业的特殊公共属性,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多表现为隐性作用和间接的溢出效应[12-13]。本部分从理论层面探讨体育事业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机制,同时深入剖析体育事业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受产业结构和健康资本影响的作用机理。

1.1 体育事业的概念内涵

体育事业源于其上位概念“事业”一词,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事业指没有生产收入,由国家经费开支,不进行经济核算的事业[14]。从这一解释来看,体育事业具有以生产公共产品为目的、资本由国家和社会提供、以寻求社会效益为主要原则等事业的特征。但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体育经济价值的开发与事业“没有生产收入”的特征产生矛盾,体育领域的快速发展与改革深化引发了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的概念辨析。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展开了对两者概念与关系的研究,出现了体育产业等同于体育事业、体育产业与体育事业不相容、体育事业包含体育产业、体育产业包含体育事业等观点[15]。这些观点反映了体育事业发展进程中深刻且多元的时代内涵,置于不同时代背景下具有其合理性。但概念是动态演进的,立于新的发展阶段,体育事业的内涵与外延也有了新的变化。参考高雪峰(2009)[16]的观点,本研究认为体育事业是为社会和人民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推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行业总称,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主要体现在:(1)产品性质上,体育事业从事的是社会公益性事业,属于公共产品,不具备盈利性特征;(2)组织形式上,体育事业由自上而下且隶属关系清晰的行政组织系统构成;(3)目标任务和资金来源下,体育事业主要由公共财政支出,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实现国家发展体育运动和为国争光等任务。

1.2 外部性理论和竞技体育的正外部经济效应

外部性(Externality)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首先提出,指经济主体活动对与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他人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根据其损益效果可以分为正外部经济效益和负外部经济效益。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赛事资源+媒体传播+衍生产业”的完整体育产业链,政府对其中赛事运营、场馆运营和体育营销等核心环节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17],竞技体育发展的正外部经济效应体现在体育赛事、体育训练及体育场馆等带来的经济效益。首先,体育赛事的举办有利于激活包含赛事本体经济、赛事载体经济、赛事媒体经济与赛事衍生经济在内的整条体育产业生态链,其杠杆效应对于旅游、餐饮、物流、地产以及会展等相关产业具有积极意义,由此加快了该国家和地区商品的流通、交换与消费速度,带动经济发展[18]。其次,体育场馆是承办体育赛事的主要场域,能够促进经济活动回归城市中心,促进体育场馆周边土地的效能提升和房产增值,通过城市物理环境的改善和品牌形象的构建拉动地区经济发展[19]。最后,作为软实力的特殊形式,体育文化软实力是一种与硬实力并行的潜在竞争力量,具有更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竞技体育成绩带来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能够展示良好的城市形象,集聚区域外优质生产与消费要素,在区域内形成更具凝聚力的文化氛围,还能以无形产品的形式赋能地方文化产业直接创造价值,形成优化升级效应和创新推动效应提高区域竞争力,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20]。

1.3 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和经济成长阶段论

以罗斯托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学派认为,造成世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关键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差异。由于部门之间的生产率水平天然存在差异,劳动人口呈现出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进而转向第三产业移动的趋势,这种主导部门依次更替的过程也是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过程,由之产生的“结构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1]。此外,罗斯托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当基础工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后,人们在教育、健康、体育、休闲等项目上的开支增加,与之对应的服务业、城市建设等生活质量部门综合体系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不同于具有稳定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我国正处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化的过程中,产业结构优化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作为典型的服务和休闲类部门,体育天然与餐饮、旅游、住宿、康养等服务产业存在密切联系,体育事业的发展能通过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进一步刺激教育、旅游、文娱、体育等投资规模不断扩张,相关产业也会逐渐成长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并进而通过引导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2]。

1.4 人力资本理论和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T·W·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中提出,人力资本要素是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等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大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是劳动者自身技能、知识、经验及健康素质等存量资本总和,其主要来自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等对人力的投资[23]。该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各个要素的增进都会提高劳动力人均生产率,改善个人货币收入和生产非货币产品的能力。但由于人力资本与人体本身的不可分割性,健康存量从根本上决定了个人能够花费在所有市场活动和非市场活动上的全部时间和效率,并直接影响其他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Grossman指出,与其他类型的资本相同,健康会随着时间衰减,并且衰减率会因年龄的增加而增加[24],因此维持、恢复健康存量资本,并降低其衰减速率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显著影响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以运动预防为主的健身对于促进国民参与身体活动,提升国民健康水平具有积极作用,体育事业尤其是群众体育事业的投入和发展不仅仅代表了一种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消费行为,更应被视为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本的再生产。近年来,“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用15年时间全面提高全民身体素质,促进全民健康的目标。在此背景下,体育事业投入能够促进运动健身的全民参与,进而改善国民健康状况,延长国民工作时间,增强国民学习能力,增加国民经济收入,对于健康资本的积累和经济水平的提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5]。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产业结构优化和健康资本提升在体育事业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体育事业投入不仅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促进效果,还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健康资本提升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由此形成的相关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基于上述研究框架,可以形成以下研究假设:

H1:体育事业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H2:体育事业投入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H3:体育事业投入对健康资本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H4:产业结构优化在体育事业投入影响健康资本提升的过程中有正向中介作用。

H5:产业结构优化在体育事业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有正向中介作用。

H6:健康资本提升在体育事业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有正向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涉及产业结构优化和健康资本提升两个中介变量,形成多重中介模型(Multiple Mediation Model)[26]。多重中介模型的优势在于:相比将复杂模型拆分为多个简单中介效应,更充分地考虑了中介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能得到更为准确的计量结果。同时,可以对不同路径中间接效应进行横向对比,以及与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总效应进行纵向对比,得到系统优化路径。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和有关多重中介模型的文献资料[27],与本研究理论模型(见图1)对应的中介效应方程组如下。

Y=τ1X1+ε1

M1=α1X1+ε2

M2=α2X1+β1M1+ε3

借鉴Baron(1986)[28]提出的因果逐步回归检验法,本研究通过依次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自变量对中介变量以及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检验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存在。检验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图

2.2 变量与数据说明

在前文理论框架构建的基础上,选择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经济增长水平;选择体育系统公共预算支出总额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衡量体育事业投入水平。为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将经济增长和体育事业投入数据取自然对数处理。模型的核心在于中介变量的选取上,第一,由于国内健康测度指标的获取渠道有限,经济学家往往采用预期寿命、新生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以及医疗资源的人均拥有量等来估算健康资本[29]。因此,本研究参考邓曲恒(2007)[30]的作法,通过地区医疗人员数间接测度健康资本,以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作为健康资本的代理变量。第二,受到历史因素限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落后于其他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于发挥其正外部性效应的发挥意义重大。由于地方生产总值等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总产值,因此选择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避免模型共线性问题,同时可以更好地衡量产业规模的相对变化情况。变量选取结果见表1。

表1 代理变量简称及说明

本文使用的2013-2019年体育事业投入数据来自《体育事业统计年鉴》,经济和人口学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选取该时间段的主要原因是:2013年《体育事业统计年鉴》的编制启用了新的《全国体育系统统计报表制度》(国统制〔2013〕33号),在内容、结构和口径上与往年存在较大差异,与前阶段数据不具有可比性;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产业、居民健康和体育事业均受到影响,四者间的联系很可能无法体现。

3 体育事业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检验

3.1 我国体育事业投入的统计分析

3.1.1 我国体育事业投入规模分析

图3显示了我国体育事业投入的基本发展情况。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体育事业投入迅速增长,2019年我国体育事业投入金额已达到7 588 647万元。然而,观察体育事业投入占GDP比重的曲线可以发现,尽管我国体育事业投入的绝对规模不断增长,但占GDP的比重并不高。1998年,我国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此后体育事业投入占比有所提升,并于2002年达到峰值0.11%。但从2010年后,体育事业投入占比逐渐走低,稳定在0.07%~0.08%的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数值非常低。新时代,体育运动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重要向往,体育事业投入不足的情况应得到有关部门重视。

图3 1995-2019年我国体育事业投入与GDP占比

3.1.2 我国体育事业投入分布分析

本文采取自然间断点分级法(Jenks)将2013年和2019年各省关注度投入分为低投入、中低投入、中等投入、中高投入和高投入5级,得到体育事业投入相对水平分级表(见表2),并将每个水平的省份个数列在表中。从投入规模来看,我国各省份体育事业投入力度均逐渐增加,这主要是源于高投入地区支出的不断提升,具体金额由23.3亿元~33.9亿元提升为36.8亿元~85.3亿元;相比之下,低投入地区的体育事业投入增幅十分有限,最低者新疆仅增加0.19亿元。从投入分布来看,我国体育事业投入在迅速提升的同时存在显著的空间聚集性和非均衡性,高投入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其次是中部地区重庆、湖北等地保持着较高的体育事业投入,而西藏、宁夏、内蒙古、重庆、贵州、江西等地长期处于落后位置。从演化趋势来看,河北、山东、上海、浙江等东部地区对体育事业投入较大,但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体育事业投入不足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全国层面表现出一定的两极化趋势。

表2 我国体育事业投入水平分级表

3.1.3 我国体育事业投入科目分析

根据体育事业统计年鉴中公共预算收支的科目,对体育事业投入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进一步考察体育系统对不同方面体育事业的重视程度。除去行政运行、机关投入等常规支出,我国体育事业投入主要包括运动项目管理、体育竞赛、体育训练、体育场馆和群众体育五部分[31],各年份投入占比如图4。整体上看,我国体育事业中体育场馆的投入规模最大,年均投入金额为82.72亿元;运动项目管理和体育训练次之,年均占比分别20.64%和20.84%;相比之下,群众体育的投入占比仅占10%~15%左右,除了在 2017年和2018年群众体育支出超过体育竞赛外,其他年份群众体育投入均低于其他方面投入。长期来看,尽管我国在体育场馆的投入占比逐渐减少,而在运动项目管理和群众体育上的支出有所增加,但群众体育支出仍仅占体育场馆投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府体育管理部门对民生体育关注较少。

图4 我国体育事业投入结构及占比变化趋势

3.2 中介效应检验

表3 产业结构优化、健康资本提升对体育事业投入与经济发展的中介效应分析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体育事业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和健康资本质量提升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

(2)体育事业投入通过健康资本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效应=α2β2=0.138×0.792=0.109 296,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9.7%。

3.3 研究结果讨论

以上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当前我国体育事业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竞技体育的正外部经济效应,这一结论证实了张羽(2015)[11]的观点,即体育事业投入能够促进竞技体育发展从而带动经济增长,说明我国已经形成以竞技体育资源为核心,引领体育场馆、体育用品、体育彩票等下游衍生产业发展的完整体育产业链[17],并成为体育事业投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然而,健康资本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较小,主要原因如下。

(1)体育事业相对投入规模较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体育事业实行封闭性举国体制,资金投入完全依靠国家财政和转移支付实现。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单一的体育事业投入方式与人民群众多维度、多层次美好生活需要的冲突日益显现。尽管自《体育法》(1995)、《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2003)、《全民健身条例》(2009)等一系列文件颁布以来,我国体育事业投入的绝对规模快速上升,但从体育事业的相对经费规模来看,体育事业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的比例不增反减,两个比值均呈现下降趋势。近年来,我国体育事业投入占比仅为0.07%~0.08%,这与西部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据统计,瑞典体育娱乐方面的政府投资在多年前已经达到4.3%,而即使是体育产业高度发达的美国,仅在为NBA休斯敦火箭队修建“丰田中心”主场的项目中就耗费市政府投资2.8亿美元[32]。体育事业天然的公共特性决定了政府投资的决定性作用,体育事业经费的不足限制了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不利于运动项目推广、健身意识培育等体育民生工程的建设,导致体育提升健康人力资本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难以体现,成为体育打造成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一大掣肘。

(2)体育事业省际投入差距悬殊。体育事业具有地域性特征,表现为体育事业的财政支出资金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各地区往往根据已有体育资源、民俗文化提供体育产品与服务来满足当地居民的现实需求。然而目前的状况是,由于体育事业投入中政府缺位和越位并存,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等[7],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原始积累较少的省份和地区对于体育事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投入以及对体育服务产业的引导和培育长期不足,尤其是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缺乏体育产业发展所依赖的场馆、设施等体育资源,致使体育服务业发展水平没有达到产生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的阈值[22]。体育消费市场对于教育、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回顾效应和前向效应不足,使得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低于竞技体育的正外部经济效应和健康资本提升的中介效应,仅占总效应的27.1%。此外,结合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健康资本提升的影响系数仅为0.170,数值较低,说明体育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又进一步导致了体育有效供给不足,这与国民日益增长的休闲、健身等美好生活之间产生矛盾,影响了全民健身消费需求[33],抑制了健康人力资本在体育事业投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

(3)体育事业内部投入结构失衡。体育事业是以人民群众对美好体育生活新期盼为指针,服务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体育样式。长期以来,体育承担着文化展示工具、外交政治工具等重任,以奖牌数量增加带动全民健身水平提升的“短线作战”方针有效地促进了我国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随着我国改革的逐渐深入,这种以竞技体育为主的资源分配战略越发显现出其不科学和不合理性,群众体育发展而不是竞技体育成绩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评价指标。目前,我国体育事业中全民健身项目的投入占比较低,成为体育事业投入促进健康资本提升效果不佳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根据《体育事业统计年鉴(2018年数据)》统计,我国累计社会体育指导员数389万人,体育社会团体4.2万个,全国健身场地数量12.5万个,表明不断扩张的财政支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体育人口比例过低、体育组织在社会体育发展中作用不强、体育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无法满足等仍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亟须解决的积弱环节,导致体育事业投入促进健康资本提升的效果不佳,其影响系数0.138为所有路径的最低值。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基于2013-2019年《体育事业统计年鉴》的体育事业投入数据,实证检验了体育事业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体育事业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竞技体育的正外部经济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和健康资本提升的中介效应较小。主要原因是体育事业相对投入规模较小、体育事业省际投入差距悬殊、体育事业内部投入结构失衡。

4.2 启示

4.2.1 提升体育投入占比,挖掘体育经济价值

公共财政是整个体育发展的基础,在现有财政支出体系不能满足体育事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第一,要增加用于体育事业的经费占比,切实让体育事业融入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当中,以体育民生财政建设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第二,要坚持体育发展市场化的方向,推进体育行政管理职能的“放管服”改革,探索社会力量参与体育治理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对体育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扩大有效体育服务供给。第三,要将体育事业纳入城市发展战略,建立体育大事件营销模式,深入挖掘体育明星、品牌赛事等竞技体育无形资产的增量价值,大力培育和引进体育无形资产市场化开发和运营的专业团队,将体育产业打造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第四,要注重体育产业的财政支持,优化体育市场营商环境,政府相关部门要制定合理有效的相关政策,来扶持、引导和支持体育企业,发挥体育产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功能,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4.2.2 回归以人为本观念,统筹各类体育事业

体育事业发展需要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协调发展。衡量一国是否是体育强国的重要指标包括群众体育事业发展和竞技体育总体实力的强弱,体育综合实力的大而不强恰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关键症结。第一,我国体育事业应逐步转向以群众体育为重的发展模式,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为指针,将公共体育资源倾斜向公民社会领域,促进二三产业结构优化。第二,要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秉持盘活存量资源和开发增量资源并重的原则,根据当地自然资源、民俗文化、风土人情等禀赋条件因地制宜完善城乡土地资源规划。第三,要建立全民健身工程实施的绩效考评机制,考虑到地方政府一般具有较强的政绩需求,倾向于将财政投入于经济社会建设,导致体育事业的正外部性效应受到了严重影响。因此,要弱化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模式,明确体育事业的价值取向,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以此确保地方对体育财政投入的压力和动力。

4.2.3 加强体医结合工程,提升健康人力资本

“体医融合”是运动促进健康的重要实践模式,是促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为确保体医结合工程的落地,第一,要完善体育和医疗部门的联络和合作机制,清楚两部门之间的规范和制度障碍,加强体医结合的宣传推广力度,从青少年抓起,以我国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拉动全要素生产率。第二,要加强体医融合的科技创新力度,将重点人群的关键问题纳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发挥创新对于全民健身工程的引领作用,建立国民体质监测和运动处方科普的大数据平台。第三,要实施体医结合的人才支撑工程,建立一支数量足、结构优、素质高的专项队伍,重点包括两类人才,一是在全民健身中心等负责身体状况检测、运动处方设计的“医生”人员,二是在社区、街道等根据实际运动场地设施、居民生理状态等负责具体实施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

4.2.4 注重区域发展均衡,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两极分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制约着区域体育事业的协同进步,同时不利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第一,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针对落后地区仍存在的体育人口低、健身场地设施匮乏、体育资源无力开发等情况,进一步加大对转移支付的倾斜力度,充分发挥财政工具的激励作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第二,要建立区域体育事业交流互助机制,积极发展体育社团、体育中介、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以体育手段为媒介,通过策划、组织和利用体育赛事、体育活动的新闻价值、社会价值和名人效应,吸引媒体和消费者关注,打破区域资源流通壁垒。第三,要在发达城市率先进行政府职能转型试点,逐渐辐射向周边地区。政府在兜底公共体育的同时优化服务功能,广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事业发展,鼓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布局策划体育事业,积极探索体育事业发展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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