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同富裕空间特征的组态分析

张 铭，曾 静，田 野，费佳宝

（1.三峡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2.浙江工商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 言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共同富裕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1-3］。 2020 年底，中国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为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创造了良好条件。 然而，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现今中国仍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收入差距居高不下以及贫富分化代际传递加剧等诸多现实问题［1,4］。 研究显示，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尽管2020 年各地区的人均GDP 变异系数与2016 年相比下降了4.46%，区域发展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区域发展的绝对差距仍然很大［5］。 从基尼系数的变化分析，最近几年基尼系数仍处于高位波动的状态，属于收入差距过大的区间［6］。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的数据也表明，以受低等教育家庭为代表的教育代际传递致使其子代社会层级相对固化，最终导致中国整体贫富分化的矛盾日趋严重［7］。 在此背景下，如何促进共同富裕成为学界和政界有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富裕理念至少可追溯至20 世纪80年代［4］。 1985 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8］随后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接力前行，中国人民的生活最终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这一阶段，可视为“共同富裕1.0”阶段，侧重于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任务，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9］这意味着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拉开了序幕，共同富裕从一种理念上升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 这一阶段，可视为“共同富裕2.0”阶段，即在先富的基础上，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重大实践需求催生了热烈的理论探讨。从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来看，共同富裕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内涵与意义到测度与路径的探索、从纯理论分析到实证研究（包括案例研究）的演进过程。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新时代如何促进共同富裕逐渐成为研究焦点，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做了诸多有益探析。 如李瑞军等基于系统论视域，探索了共同富裕的思想意蕴与实现路径［10］；赵曙明和何光远从管理学视角出发，探究了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路径［11］；高岭等则回到马克思的生产视角，分析比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中所蕴含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差异［12］。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是，明晰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前因条件或影响因素，并据此设计行之有效的路径方案［13］。 研究发现，自然条件［14］、人力资本［15-16］和企业家精神［17］等禀赋条件因素与城镇化［18-19］、经济发展水平［20］和数字经济［21-22］等发展程度因素对共同富裕水平差异存在着重要影响，而营商环境［1］和制度环境［6,23］等是影响不同区域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宏观环境因素。 以上探索为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前因条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在研究视角上，大多数学者均认同共同富裕具备系统属性，其实现程度会受到禀赋条件、发展程度与宏观环境等多方面前因条件的影响，但少有研究从复杂性科学视角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共同富裕水平差异影响因素框架。 其次，在研究内容上，既有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分析探索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前因条件，实证检验其影响效应的研究仍付之阙如。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既有研究多采用普适思维或权变思维探讨某特定前因条件对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净效应”，忽视了不同前因条件之间的“协同效应”，难以深入揭示引致高/非高水平共同富裕的组态机制。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由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24］。 对于不同区域的共同富裕水平而言，区域内的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区域外的因素需通过区域内的因素发挥作用。 因此，只有明晰区域内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形成原因，才能用好区域外的政策，有效发挥主观能动性，真正做到“区域当自强”。 同时，复杂系统治理的实践经验表明，系统内的因素并非彼此孤立，它们通过联动匹配方式协同发挥作用。

综上，本文基于省（含直辖市、自治区，下同）域内部视角，引入“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Wuli-Shili-Renli Approach, WSR 方法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方法挖掘区域内多个前因条件间联动匹配影响31 个省域共同富裕水平的组态机制，试图回答下列问题：不同省域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组态机制是什么？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是否存在必要条件？ 哪些前因组态可以产生高/非高水平共同富裕？ 前因条件之间存在何种互动关系？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将WSR 方法论引入共同富裕研究中，丰富了共同富裕研究的方法论工具箱，拓展了WSR 方法论的应用边界。 现有的共同富裕影响因素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现象，且重点关注单一层面因素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本文从物理、事理与人理三个层面的5 个前因条件出发，构建了共同富裕的前因组态模型，为实证研究多重因素如何并发影响共同富裕水平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理论视角。第二，将fsQCA 方法引入到共同富裕研究中，探索了物理、事理和人理层面因素联动匹配的组态效应，进一步推进了这些因素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因果关系研究，也回应了李瑞军等提出的要运用系统性方法和思维探讨共同富裕这一动态复杂问题的呼吁［10］。 第三，本文识别出引致高和非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前因组态，这意味着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并非仅由某一条件单独决定，而依赖于物理、事理和人理三个层面因素组成的不同前因组态。 此外，本文的研究结论可视为理论分析和传统实证研究的互补性结果，也为合理解释既有研究结论的分歧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

二、文献综述与组态模型

（一）文献综述

共同富裕是当前研究的“中心课题”，学术界对其内涵界定、测量方式、影响因素以及实现路径等给予了充分关注。

首先，在共同富裕的内涵界定上，学者们基于收入分配、发展程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深入剖析了共同富裕的内涵［6,25-27］，达成的共识是：第一，共同富裕是包括全体人民在内的富裕，即“全民富裕”；第二，共同富裕是物质和精神都富裕，即“全面富裕”；第三，共同富裕具有非同步性和非同等性，即“渐进富裕”；第四，共同富裕需要在人人参与和共同奋斗的基础上实现人人共享，即“共建富裕”。

其次，在共同富裕的测量方面，相关研究主要从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和函数关系式两方面展开。 如刘培林等从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个维度构建了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框架，其中，发展成果共享程度又以人群、区域和城乡差距三个子维度进行衡量［28］；陈丽君等则以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作为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评价维度，并囊括了14 项二级指标和81 项三级指标［29］；孙豪和曹肖烨从省域层面出发，基于富裕和共享两大维度下的18 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并进行了相应的测算分析［30］；万海远和陈基平从量化分析的角度确定了共同富裕指数计算函数，并采用人均国民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来反映共同富裕的发展程度与共享程度，再取二者相乘的几何平均值作为最终的共同富裕指数［13］。 综上所述，无论是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还是构建函数关系式，学者们主要从“共同（共享）”和“富裕（发展）”两大维度着手［13,28,30］；在计算指标的选择上，多以基尼系数来反映“共同（共享）”程度［13,31］，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来反映“富裕（发展）”程度［31-32］。

最后，在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方面，学术界多以问题或路径为导向，采用理论研究方法或明或暗地剖析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并推导可能的实现路径；少量实证研究专注于探讨某些特定影响因素对共同富裕的净效应，具体可归为禀赋条件、发展程度和宏观环境三个层面。

（1）禀赋条件。 该层面研究侧重于自然条件（如人均耕地面积）、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等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自然条件是影响共同富裕实现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如研究发现，人均耕地面积越大，农民的产出和收入越多，农户共同富裕水平就越高［14］。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意味着个人素质更高和社会协作氛围更好，不仅有利于产出效率的提升［15］，亦有助于催生出新技术与新产业，促进经济长期增长［33］，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充沛动力。 企业家的创业、担当等精神也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研究显示，企业家精神在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中发挥着中介作用［34］，企业家还可通过慈善捐赠促进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17］。

（2）发展程度。 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是该层面的关注重点。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研究发现，积极推进城镇化不仅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还能够拉动国内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共同富裕［19］。 经济发展水平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通常与共同富裕呈正相关关系［20］。 与此同时，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嵌入于数字经济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数字经济的功效发挥。 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集聚经济缩小地区差距［22］，还可通过包容增长、创新创业效应等提升收入水平，正向促进共同富裕［21］。

（3）宏观环境。 该层面主要涉及营商环境及制度环境等。 营商环境是一种由政府塑造的综合环境，对区域内市场主体的创新与创业活动均有重要影响［35］，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同时，共同富裕的实现亦需要科学的政策支持和制度安排。 研究发现：良好的分配制度有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6］；财政分权则对科技创新具有正向影响，有助于经济增长，推动共同富裕［32］。

上述研究推动了共同富裕影响因素的探索进程，但仍存在“碎片化”现象，缺乏一个从复杂性科学视角出发，有效整合不同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也忽视了不同层面影响因素间的协同效应及其与共同富裕的复杂因果机制。

（二）WSR 方法论

WSR 方法论是由顾基发教授和朱志昌博士为分析和解决复杂系统问题而共同提出的一种东方系统方法论［36］。 该方法论将物理、事理和人理层面因素综合集成考虑，强调决策时应以“懂物理、明事理、通人理”作为实践准则［37］。 本文引入WSR 方法论界定共同富裕前因条件的原因如下：其一，共同富裕是“共同”和“富裕”的系统性结合，具备长期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的内在属性［27］。WSR 方法论作为一种能够处理复杂社会经济系统问题的系统方法论，以全局性视角来分析、解决复杂的系统性问题［38］，与共同富裕的系统性工程属性相契合。 其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9］。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大原则［2］。 WSR 方法论强调在研究复杂系统问题时应充分考虑人的主观能动性［38］，与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各类主体积极参与这一观点不谋而合。 其三，共同富裕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更是宏观经济问题［1］。 WSR 方法论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系统和宏观问题研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适用于共同富裕研究。

（三）组态模型

系统科学理论认为，某项任务的顺利实施要求对该任务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和各个要素进行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的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10］。 共同富裕作为一项伟大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各要素协作，具体包括系统本身（物理）、系统的运行方式（事理）和参与主体间的合作与博弈（人理）。 因此，本文拟采用问题导向法、文献归纳法［49］以及WSR 方法论，并结合适用于中等规模样本的fsQCA研究特点，从物理、事理和人理三个层面确定影响共同富裕的5 个前因条件，并构建组态模型。

1.物理层面

“物理”是指物质运动的机理，具有客观存在性和事实性［37］。 物理因素是指地区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以“物”的形式的客观存在。 其中，城镇化是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重要支撑［19］，数字经济则可以为共同富裕的物质财富累积奠定基础［22］。 本文将城镇化和数字经济作为物理层面的前因条件。

（1）城镇化。 城镇化是指城镇的生产生活方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向农村扩散和普及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城镇数量增加等［39］，具有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效应。 一方面，城镇化促进了各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缩小了城乡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前提条件［4］；另一方面，城镇化能优化现有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共同富裕。 在一定条件下，城镇化可兼得“富裕”之“鱼”与“共同”之“熊掌”［19］。

（2）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型经济形式，所具有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长尾效应特性可助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5］。 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如发展数字经济不仅能提升总体富裕水平，还可通过减轻城乡居民相对贫困的状况提高共享富裕程度［21］。 但也有学者认为，需要警惕“数字鸿沟”，其可能会拉大贫富差距［40］。

2.事理层面

“事理”指做事的道理，是基于环境和规律总结出的，用以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的方法［36］。 从宏观层面分析，事理因素指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各主体介入、执行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的方式。 营商环境是调节市场主体活动的重要机制［35］。 本文将营商环境作为事理层面的前因条件。

营商环境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时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通常包含市场环境、法律环境等［41］。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缓解不确定性冲击、保持经营活力的重要保障［42］。 在“共同”方面，良好的营商环境可显著降低制度成本，有助于不同市场主体公平地获取生产要素，提高效率的同时促进公平［35］。 在“富裕”方面，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推动创新创业，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宏观经济增长［1］。

3.人理层面

“人理”指做人的道理，包含着人的习惯、知识、创造性及智慧等方面的内容［38］。 实践活动中处理任何“事”和“物”都需要人来完成［37］，共同富裕更是需要全体人民共建共享。 企业家和人力资本作为共同富裕这一系统性工程中的重要生产要素［1］，是决定经济增长及其效率的关键。本文人理层面的前因条件聚焦于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

（1）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体之内的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体力和知识等因素之和［43］。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中国技术进步的源泉，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总体富裕）均有促进作用［33］。 刘世锦等的研究也表明，受教育年限（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且中高收入群体通常拥有更长的受教育年限（更高的学历水平）［44］，这意味着人力资本在提升共同富裕水平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2）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的基本要素包括创新发展、敢于担当和爱国敬业等［45］，也可以理解为企业家识别潜在创业机会、获取创业资源以及创建企业的过程［46］。 从企业家精神与“富裕”的关系看，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家精神的主体不仅包括科技创新的企业家，还延伸至具有创新创业潜力和活力的社会用户；企业家精神主体的不断“泛化”，让更多的人寻找到了“富裕”的机会［17］。 从企业家精神与“共同”的关系来看，依托于创新发展的企业家精神和推动共同富裕的第三次分配在逻辑上具备一致性，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来抑制收入差距，进而推动共同富裕［47］。

综上，本文在WSR 方法论的指导下构建了如图1 所示的共同富裕前因组态模型，旨在探究WSR三个层面的5 个前因条件及其联动匹配如何影响共同富裕水平。

图1 组态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fsQCA 方法分析数据。首先，fsQCA 方法通过布尔运算和集合关系来实现对案例样本的充分性分析和比较，并注重挖掘前因条件的复杂性和因果非对称关系［48］，可有效探索多个前因条件间的“联动关系”与“协同效应”。 其次，采用fsQCA 方法能精准定位各个等效组态所覆盖的案例［49］，识别案例间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的路径差异及其复杂性与独特性。最后，fsQCA 方法不仅适用于大样本研究，也适用于中小样本研究。 本文案例样本量为31，属于fsQCA 方法的中等规模样本［48］。

（二）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因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相关数据缺失，本文以中国内地31 个省域为案例样本。 选择省域层级主要基于三点原因：第一，从中国的府际关系上看，省级政府作为最高层级的地方政府，既是国家战略的直接执行者，也是省域内政策的制定者［50］，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第二，从推进共同富裕的复杂性看，中国各地区的禀赋条件和发展程度千差万别，各省级政府需根据省域内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3］。 如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以省域为层级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代表。 第三，fsQCA 方法的案例样本选择应遵循案例总体的充分同质性和案例之间的最大异质性原则［49］，本文以中国内地31 个省域为案例样本，契合该要求。 在数据选择上，考虑到前因条件对结果变量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本文结果变量的数据选取2020 年年末数据，前因条件的数据均选取2019 年年末数据。其中，数字经济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51］和《中国统计年鉴》，营商环境数据来源于《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2》［41］，其余前因条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变量测量

共同富裕。本文借鉴万广华等［19］的研究，在社会福利函数一般形式[SW=w′exp(-I)，其中，w 代表经济发展水平，I 为不均等程度]的基础上构建共同富裕水平计算关系式。 参考高琳［32］的研究，本文采用中国内地31 个省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测量总体富裕程度，以基尼系数测量共享程度，最终测算中国内地31 个省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关系式为：共同富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exp(-基尼系数)。 其中，负基尼系数在关系式中的含义为：基尼系数的增加或减少对应着共同富裕水平的下降或提高［19］。

城镇化。 参考徐光顺和冯林［52］的研究，本文采用中国内地31 个省域的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计算城镇化水平。

数字经济。 参考赵涛等［53］、张林和温涛［54］的研究，本文采用数字金融普惠发展、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 互联网相关产出和移动互联网用户数5 个二级指标来综合测量中国内地31个省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通过熵值法得到各指标权重，最终计算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营商环境。张三保和张志学编写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2》参考世界银行等既有评价体系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把人文环境、法律政策环境、政务环境和市场环境作为评价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的四个一级指标，并结合16 个二级指标与29 项三级指标得出中国内地31 个省域的营商环境总得分［41］。该得分能够反映出各地区营商环境的真实水平。因此，本文采用报告中的营商环境总得分测量营商环境。

人力资本。 参考徐晓慧的研究［55］，本文运用代理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来测量中国内地31 个省的人力资本水平；具体计算方式为：平均受教育年限=（文盲人数×1+小学学历人数×6+初中学历人数×9+高中和中专学历人数×12+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人数×16）/6 岁以上人口总数。

企业家精神。 借鉴杨勇等［56］的研究，本文采用私营企业户数来测量中国内地31 个省域的企业家精神水平。

各变量测量说明及数据来源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测量及数据说明

四、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数据校准

数据校准是赋予案例集合隶属的过程，应依据理论知识和实践标准设定锚点［49］。 本文根据数据的分布特征，借鉴杜运周等［57］的做法，采用直接校准法，以样本数据的75%、50%、25%分位数作为各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校准锚点。为将所有案例纳入分析，本文遵循张明和杜运周［49］的建议，当模糊集隶属分数为0.500 时，将其替换为0.501。 各变量校准锚点如表2 所示。

表2 数据校准

（二）必要性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fsQCA 方法检验单个前因条件（包括其非集）是否构成高/非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 如果一致性指标大于0.900，则认定其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49］。 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单个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由表3 可知，数字经济是产生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一致性0.906＞0.900），这意味着该前因条件构成了高水平共同富裕的瓶颈。其余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0.900，不构成高/非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

（三）充分性分析

1.产生高/非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前因组态

本文运用fsQCA3.0 软件对中国内地31 个省域实现高/非高水平共同富裕进行组态分析。 参考张明和杜运周［49］的建议，本文将PRI 一致性阈值设为0.750，原始一致性阈值设为0.800，案例频数设为1。 标准化分析后能够得出复杂解、简约解以及中间解。 其中，既出现在中间解，又出现在简约解中的条件为核心条件，仅出现在中间解中的条件为边缘条件。 最终结果见表4。

表4 高/非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前因组态

由表4 可知，存在2 条高水平共同富裕前因组态。 总体一致性水平高于0.800，说明2 条组态均可视为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充分性组态；总体覆盖度为0.577，意味着这2 条组态覆盖了较多的高水平共同富裕案例。 其中，物理层面的城镇化和数字经济在2 条组态中均为核心条件存在，而企业家精神和营商环境则分别在组态H1 和组态H2 中为核心条件存在。 本文参考Furnari 等［58］关于组态命名的建议，并遵循简约原则省略掉不同组态共同的前因条件，将组态H1 命名为企业家精神开拓型，组态H2 命名为营商环境优化型，二者对应的前因组态视图及典型案例见表5。

表5 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前因组态视图及典型案例

企业家精神开拓型。 在组态H1 中，物理层面的城镇化、数字经济和人理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互补人理层面作为核心条件缺失的人力资本。 该组态表明，该地区即使人力资本优势并不突出，但只要城镇化、数字经济和企业家精神的水平足够高，也可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 这是因为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不仅有助于打破城乡间要素流动的壁垒，还能够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和提高生产率，为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提供前提条件［19］。 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人力资本不足对共同富裕的制约作用，其具备的资源配置功能和技术、资本及数据集聚效应，不仅能推动宏观经济一般性增长以“做大蛋糕”，亦能促进区域产业分散化、城乡协调发展来“分好蛋糕”［21］，对企业家精神和城镇化的功效发挥亦具有使能作用。 激励企业家精神有助于在高城镇化和高数字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财富创造，调节收入分配和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17］。 同时，发扬高水平的企业家精神也意味着关注第三次分配渠道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方式更加多样，不只是“授人以鱼”，更是“授人以渔”，有助于化解分配危机，减少脱贫后返贫，促进共同富裕［1］。根据差异协同律，良好的协同组合可让系统内的要素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10］。 因此，在物理条件和企业家精神的共同作用下，组态H1 对应地区的高水平共同富裕最终得以实现。 该组态结果验证了城镇化正向促进共同富裕的研究发现［18-19］，同时也表明数字经济、城镇化和企业家精神对共同富裕存在着协同增效作用。

该组态对应的典型案例是福建省和山东省。以福建省为例。早在2014 年，福建省委、省政府就正式印发了《福建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属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颁布实施后较早出台省级新型城镇化规划的省份。 2019 年末，福建省的城镇化率为67.87%［59］，处于全国中上水平。 福建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白皮书》报告中位居前十［60］，2019 年的数字经济规模突破1.7 万亿元，占比超全省GDP 的40%，引领福建省的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快步前进［61］。 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福建省更是创业活动的沃土。 福建省2019 年注册企业约97.6 万家，同比增长了9.24%［62］，活跃的创业活动不仅为当地民众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推动了共享和富裕的发展。

营商环境优化型。在组态H2 中，城镇化、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均为核心条件，互补作为边缘条件存在的人力资本。 该组态表明，对于城镇化、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水平较高的地区，在同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情况下，亦可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 属于这一组态的地区均具备高城镇化率，对知识、人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高度集聚和积累具有正反馈作用［18］，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原始基础。 数字经济具有网络效应并满足边际效应递增的梅特卡夫法则［53］，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也可以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技术与路径支持。 如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共同富裕的整体水平［22］。 与此同时，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发挥作用的保证，它有利于吸引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共同富裕的实现水平［1］。人力资本对推进城镇化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使能作用，并作为动力源泉，不仅能弥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的不足［63］，还能减弱贫困的代际传递效应，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 在物理条件、营商环境以及人力资本的协同作用下，组态H2 对应地区的高水平共同富裕最终得以实现。 该组态与目前关于营商环境和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的研究结论一致，即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16］，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3］。

这一组态对应的典型地区是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湖北省、广东省、重庆市。以浙江省为例。 在城镇化方面，浙江省将县域作为关键的空间布局，以振兴县域经济和镇域经济作为城镇化的主要路径，并以“山海协作”“块状经济”和“先富带动后富”等方式不断攻克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等核心难题［64］，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基础。 截至2019 年末，浙江省的城镇化率已达71.58%［59］。在数字经济方面，浙江省持续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为推进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其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白皮书》报告中位居第五［60］。 2019 年11 月，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浙江省营商环境评价实施方案（试行）》［65］，深化“放管服”与“最多跑一次”改革，致力于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营商环境，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优渥的支持条件。 在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丰富数字业态及优化营商环境的情境下，浙江省亦凝聚了诸多创新领域人才，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动力支撑。2021 年，浙江省正式成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的优秀范例［30］，其实践经验也逐渐为其他地区所借鉴。

尽管组态H2 中企业家精神出现“空白”，但其包含着企业家精神“存在”和“不存在”两种状态，这并不意味着组态H2 中某些地区的企业家精神水平低于组态H1 中的案例——福建省和山东省。 如，根据《2019 年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66］，广东省、浙江省和江苏省位居前三，而福建省和山东省分别排第四和第七，湖北省和重庆市则分别排第十一和第十七，该指数值越高，可侧面说明对应地区的创业活跃度越高，即企业家精神越高，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需要说明的是，企业家精神“空白”仅意味着当组态H2 对应地区同时具备高城镇化、高数字经济、高营商环境和高人力资本时，无论企业家精神如何，都不会对共同富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可能的原因在于，在“共同富裕1.0”阶段，企业家精神作为稀缺资源，在让一部分人“先富”的过程中作用极为显著，而在新时代“共同富裕2.0”阶段，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与其他条件（如数字经济等）相比，企业家精神对新时代“共同富裕”的边际性贡献相对有所减弱，因而在组态H2 中并未发挥核心作用。

横向比较2 条高水平共同富裕前因组态，发现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存在一定的规律。 首先，组态H2 的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均高于组态H1，说明组态H2 是引致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其次，数字经济是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它与其他前因条件组合共同引致了高水平共同富裕。 再次，城镇化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每一条组态中，说明城镇化对于高水平共同富裕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 最后，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作为核心条件在2 条组态中各出现1次，表明营商环境和企业家精神对于高水平共同富裕也有着重要的驱动作用。

本文进一步检验出了5 条非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前因组态，其核心条件相同，互相构成二阶等价组态。具体而言就是，在组态NH1a 中，无论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如何，属于这类组态的地区如果城镇化和数字经济水平较低，且人力资本匮乏，最终只能实现非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组态NH1b 尽管在物理层面的城镇化和人理层面的人力资本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企业家精神较低，加之作为核心条件的数字经济的缺失，严重制约了共同富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组态NH1c 中没有物理层面条件的支撑，即使完全具备人理层面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也无济于事，营商环境的缺失更是“雪上加霜”，最终引致了非高水平的共同富裕。 组态NH1c 也从侧面说明了，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仅具有人的主观能动性远远不够，还需要相应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发展条件，这也再次印证了数字经济和城镇化在高水平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组态NH1d 则表明，一个地区无论城镇化水平如何，由于其余四个条件的缺乏，仍难以实现高水平的共同富裕。 最后，在组态NH1e 中，城镇化的水平较高，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和企业家精神不足，共同引致了非高水平的共同富裕。

横向比较5 条非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前因组态发现，组态NH1a 的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均较高，这意味着该组态是抑制共同富裕实现的主要路径。 其中，作为核心条件的数字经济在5 条非高组态中均缺失，表明其对产生非高水平共同富裕发挥着普适作用。 该发现也从侧面验证了刘儒和张艺伟的研究结论，即对于数字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数字鸿沟”的出现可能制约了该地区的发展，进而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40］。

2.替代关系分析

对比组态H1 和组态H2 可知，在同时具备高城镇化和高数字经济的情况下，非高人力资本和高企业家精神这两个前因条件与高营商环境和高人力资本存在着替代关系。 “公平（共同）”和“效率（富裕）”是共同富裕的两个维度［13，67］。 就“公平”而言，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促进公平竞争，引导市场主体从事生产性活动，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35］。 企业家精神对共同富裕的作用则可从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对公平的价值诉求进行分析，企业家作为社会这只“仁慈之手”的要素之一，不仅可以创造财富，还能提供税收，使得政府与慈善机构有能力进行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1,68］。 因此，高水平的企业家精神亦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力。 就“效率”而言，提高效率不仅需要考虑生产要素的投入与合理配置，还需要考虑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凝聚力等。 高水平的企业家精神和人力资本对促进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具备“提质增效”的作用［16-17］，因此，二者也影响着共同富裕的效率维度。事实上，无论是企业家精神，还是人力资本和营商环境，对“公平”和“效率”均存在着非线性作用，进而促进了共同富裕。 替代关系如图2 所示。

图2 替代关系分析

3.稳健性检验

fsQCA 以集合论为基础，应当优先选择集合论特定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49］。 在fsQCA 研究中，若检验后的组态结果与原组态结果中的总体一致性和总体覆盖度的差异不大，且组态间存在子集关系，则可认为结果稳健。 本文参考张明和杜运周［49］的建议，通过调整校准锚点、原始一致性和PRI 一致性阈值三种方式对表4 中的原高水平共同富裕组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具体为：方式一，将前因条件与结果变量的三个校准锚点调整为样本数据的80%、50%和20%分位数值；方式二，将原始一致性阈值由0.800 提高至0.850；方式三，将PRI 一致性阈值由0.750 提高至0.800。 检验结果见表6。

表6 稳健性检验

根据表6，本文调整校准锚点后得到的组态总体一致性由0.996 变为0.960，总体覆盖度由0.577变为0.595，新组态与表4 中原组态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稳健；调整校准阈值（分别为原始一致性和PRI 一致性）后得到的组态总体一致性、总体覆盖度和组态与表4 中原组态完全一致，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 结语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省域内部视角和WSR 方法论，以中国内地31 个省域为案例样本，采用fsQCA 方法分析了城镇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影响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组态机制。 研究发现：不同省域共同富裕水平差异是多重影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存在多条组态，表现为不同的影响机制。其中，引致高水平共同富裕的组态有2 条：企业家精神开拓型（H1），表现为高城镇化、高数字经济和高企业家精神、非高人力资本；营商环境优化型（H2），表现为高城镇化、高数字经济、高营商环境和高人力资本。 并且，每一条组态均由多个前因条件构成，即“多重并发”；多个前因条件所形成的不同组态，均能达到高水平共同富裕，即“殊途同归”。 引致非高水平共同富裕的组态有5 条，且与高水平共同富裕组态存在非对称性关系，即引致非高水平共同富裕组态的反面并非引致高水平共同富裕的组态。 此外，本文也发现：数字经济是引致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关键瓶颈，城镇化在其中发挥着普适作用；但若要达到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还需与一定水平下的其他条件协同匹配。

（二）实践启示

第一，重中之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 数字经济作为构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是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 各省域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着力打造自身的数字经济优势，充分利用数字资源。 首先，正所谓“百丈之台，起于垒土”，各省域要注重自身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 如，以应用和需求为导向，推动“新基建”与行业（如制造、能源和农业等）的融合发展。 其次，各省域要注重提高数字经济的普惠水平，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21］。 如，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向农村地区普及，增加偏远地区人群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机会，为贫困人口提供储蓄和信贷服务，缩小城乡差距。 最后，各省域要加强政策引导。 如西部地区可以通过进一步健全和强化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吸引数字经济领头企业和数字技术人才集聚，促进当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弯道超车”。

第二，秉要执本，推动城镇化进程，构建城镇协调发展新格局。通过城镇化增强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共享发展成果的能力，有助于补齐农村发展和农民富裕这一“短板”，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19］。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的重要途径［2］。 因此，各地区应更加重视且积极应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各类关系（如城市内部、人地之间、城乡之间关系）调整，促进各类人口（如农业转移人口、农村居民）的福祉增进及共同富裕。 如江苏积极调整放宽户口迁移政策，2014 至2020 年累计实现了883.7 万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全面建立了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69］，促进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并且，各地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只应关注“户籍”的城镇化，还应日益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如医疗、住房体系），提升就业技能和增加就业机会。

第三，因地制宜，探索最优共同富裕实践，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迈向新阶段。 “深则厉，浅则揭”。 各个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与条件不尽相同，应当选择契合于区域资源禀赋及外部环境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发挥地区优势，避开或补足短板。 以湖南省和黑龙江省为例，对应的组态分别是NH1c（～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人力资本*企业家精神）和NH1b（城镇化*～数字经济*人力资本*～企业家精神）。湖南省2019 年创新创业指数位居全国第十四［66］，创业活跃度相对较高，该省可能更适合以企业家精神开拓型（H1）的组态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 因此，湖南省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可能在于补足物理层面的城镇化和数字经济短板。 再如黑龙江省，其2019 年末的人力资本和城镇化率分别为9.502 和64.62%［59］，人口综合素质能力和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 黑龙江省可能更适合走营商环境优化型（H2）组态之路。因此，黑龙江省可进一步通过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完善市场主体的政策支持及配套措施，塑造出良好的营商环境，进而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不足与展望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值得进一步探讨。 （1）本文共同富裕的测量数据来源于“共同富裕2.0”阶段，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边界，可能不适合解释“共同富裕1.0”阶段或除“共同富裕2.0”外的其他阶段。 并且，本文的“高”和“非高”水平共同富裕是根据校准得到的，研究结论的实践意义具有“相对性”。 “高”水平共同富裕所对应的省域并非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高”水平共同富裕省域的实现路径可能更适用于“非高”水平共同富裕的省域借鉴；而“高”水平共同富裕省域应该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可能还需随共同富裕实践的发展持续跟踪研究并总结提炼。 （2）受案例样本数量的限制，为避免有限多样性问题［48］，本文仅选取了省域内的5 个前因条件，研究结论的解释力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 未来研究可考虑纳入其他前因条件（如资源禀赋、跨文化特征［70］等），或基于不同分析框架，或专注于某一特定层面（如人理层面），更细粒度地研究前因条件对共同富裕的组态效应，挖掘共同富裕的其他实现路径。 （3）本文分析了两个时点的前因条件与结果变量的静态关系，难以充分体现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结合目前正在兴起的动态QCA 方法［71］，进一步讨论各前因条件随时间变化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过程，动态刻画不同地区在追赶速度上的差异，从而甄别出更快捷有效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