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边防图中的杀虎堡

◎ 郭琦 席会东

长城及其军镇、边堡等防御体系是明清时期边防图绘制的重要内容，而出入长城的边堡则是图中的重点。

明代宣大总督杨时宁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 年）绘制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是一部重要的边防图籍，是了解明代山西和河北北部长城沿线边防的第一手史料。该图说主要有两个传本，一个是明万历秘阁本彩绘本《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残卷，现藏日本宫内厅书绫部，每卷前题《九边圣迹图》，每页图幅纵横41.5cm×38cm。另一个是明万历刊刻的足本，收入郑振铎1941 年刻印的《玄览堂丛书》。

收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清初《整饬大同左卫兵备道造完所属各城堡图说》，是一套描绘大同左卫兵备道统辖地域内的山川、营堡、边墙、道路等要素和长城边镇战守形势的边防图籍。全图为纸本彩绘，其绘制年代约为清顺治五年（1648年）。因清廷避讳“胡”“虏”等字，图中城堡名及相应图说中改为“虎”“鲁”，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的《杀胡堡图》也因此演变为清代的《杀虎堡图》，成为杀虎堡历史变迁的生动写照。

明清两幅大同边防图籍中的杀虎口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之《杀胡堡图》

《整饬大同左卫兵备道造完所属各城堡图说》之《杀虎堡图》

杀胡堡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二十里，修筑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堡城呈长方形，万历二年（1574 年）包砖，成为异常坚固的军事堡垒。堡城周长二里，高三丈五尺，南门有瓮城。之后因为明代巡按御史周师旦上奏朝廷——“希近利迷远害，莫此为甚。急宜就近另筑新堡，中建商店，令夷人入市者尽赴此中，不得仍入杀胡城，限定日期，逐时稽察，以防意外”。明廷出于边疆防务的考虑，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采纳了修筑新堡的建议，在其南侧另外修筑一座城堡，命名为平集堡。之后将新旧堡连成一体，并在新旧堡之间修筑城墙形成夹城，称为中关，在夹城两侧开东、西两门。最终形成“前后左右开门，东西南北四通”的布局。新旧两堡城唇齿相依、犄角相望，和平时期可以将商贸活动与军事活动分离方便管理，在战乱时期又能够以最快速度互为支撑。平集堡建成时间在《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绘成之后，因此两幅杀胡堡图中的建置有所不同。

杀胡堡得名于明嘉靖年间，当时堡外的蒙古人生活难以自给自足，频繁南下对中原进行劫掠，而该堡由于地理位置，成为明朝与蒙古土默特部军事对峙和战争的前线，是沿线一带军事重镇的重中之重，是明廷着力控制的交通要道。明廷对蒙古人的侵略行为深恶痛绝，因而将该堡命名为“杀胡堡”。待到清朝入主中原后，忌讳被称为“胡、虏、夷、狄”，同时为了安抚西北少数民族，避免有歧视嫌疑，便将“胡”改为了“虎”。这一历史进程在明清两幅堡图的地名得到了直观反映。

杀虎堡地势险峻、地形通达，是明清兵家驻防重地，是内地与塞外蒙古、新疆、俄罗斯等地进行经贸活动的必经之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杀虎口的重要性在于其所处的军事交通位置。作为军事要塞的天然关口，杀虎堡在明清时期一直是需要严密扼守的重要关隘，而杀虎口紧邻杀虎堡，位于大同三县交界处，自西向东处于一条细长型月牙状山谷之中，苍头河（兔毛河）河水在此区域呈自南向北的倒灌型流向，向西北流入浑河后最终归入黄河。依山傍水的地理优势，使得该地成为军队安营扎寨的不二之选，也成为当时唯一一条连接山西与内蒙古的交通要道。因长城在其北面，从而形成一道天然防御屏障，自古以来都是兵家要冲。

明清时期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谈到，杀虎口“为往来之孔道”，其中“往来”的双方，即是内地与塞外。清人因面对来自准噶尔汗国的威胁，将杀虎口称为“塞北之咽喉”，且将当地的驻守将官升级为副将，又在此驻防最为精锐的八旗兵。种种备战举措就是为了对噶尔丹进行防御或进攻。康熙帝为了彻底击败噶尔丹，在亲征的过程中，“亲统六师殄灭逆贼噶尔丹，遂于杀虎口南二十里明所筑大同右卫城，特命勋戚重臣，统禁旅数千，建牙于此”，并将其作为军事转运站。

因杀虎堡距离口外重地归化城很近，且作为康熙西征时运送军饷、指挥中心的“大本营”，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清初图中在夹城东西各增绘一座门楼，又于堡西南方向增加一座营盘，原因就在于此。

从杀虎口到走西口

作为边贸重镇的重要税口，杀虎堡于明清两代一直是进行贸易活动的往来之地。隆庆五年（1571年），明蒙因把汉那吉归降，实现了双方长期和平的局面，“军民乐业，生齿渐繁，非复昔日凋残景象”。明隆庆六年（1572 年），以王崇古为首的一些官员上书“请开沿边小市以安穷夷”。小市的开辟主要是为了弥补大市之不足，因大市一年仅开一次，政府管控较严，限制较多，且贸易对象多为达官显贵，贸易商品种类稀少固定。而小市规模虽小而零散，但多设于沿边冲口，开市频繁，每月一次，且限制较少，商品种类较多。蒙古人用马匹、牛羊、盐碱、柴草等作为商品，以换取汉人的粮食、布匹、锅釜、针钱等日用品。此时所开的杀胡堡马市就是这样的小市，该马市主要贸易对象即为明代图说中标记出的蒙古哑不害恰部。小市主要是为安抚蒙古牧民，有利于汉蒙的经济交流，可谓“华夷兼利”。

隆庆马市处于明代大同马市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巡按御史周师旦的奏疏可以佐证这一点-——“大同杀胡堡为云中第一冲要地，虏自献诚以来，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但明廷对于互市依旧保持高度戒备，从堡图及图说对胡虎堡建筑的形制和周围的军事防御设施的描绘与记述，都能反映出明廷的这种心态。因事关边防安宁，明代堡图上对于马市贸易相关信息的绘制较清代更为详细。

此后的明蒙关系逐渐由战争向和平转化，从平集堡的名字便可以看出。“平集”顾名思义为和平之集市，由此体现出古堡逐渐开始由兵堡转变成商贸重镇。到了清代，清廷于顺治七年在杀虎口设置税务监督署，直属朝廷户部，位置在旧堡与新堡之间，而此时的平集堡便多用于税务监的官员居住。杀虎口正式成为清廷首批设立的榷关，也是山西境内第一个榷关，可见此处的商品吞吐量、交易量之大，税收也极为可观。

后世熟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即指杀虎口，指的是清代山西、陕西等地贫民为解决生计困难迁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移民活动。山西移民走出西口到达内蒙后，有的从事农业、手工业活动，也有部分人开始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原始资本，从而产生了著名商帮——晋商。通过走西口，山西、陕西等这些人地矛盾突出的地方民众通过杀虎口向口外发展，提升自身生活水平，开创了全新的商业模式，杀虎堡也由此达到了极盛时期。

通过明清两幅杀虎堡图所绘内容可以看出，明代边防吃紧时杀虎堡作为军事要塞和对抗的前沿阵地来守卫京师大门、保障内地安全；和平时期杀虎堡作为边贸重镇，通过对外互市、贸易来缓和关系、贡献税收。正因“扼三关而控五原”的杀虎堡在军事与贸易方面具有双重重要地位，早在明代中期，长城边镇官员就已对当地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并将其细致绘于图中。到了清代，对杀虎堡的建设与管理既有延续也有革新，再次体现了杀虎堡既作安全保障，又为经贸桥梁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