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经验及其当代启示

2023-03-22 11:14金民卿古晓兰
西藏研究 2023年6期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金民卿 古晓兰

毛泽东是深植于中国现实、历史和文化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袖思想家。他在长期实践探索和思想创造中积累的理论创新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理论创新的优良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对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保理论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毛泽东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之前,曾经有过长时间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经历。青少年时期,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他不断在思想上求索改造中国的“大本大源”,曾对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颇为赞赏并躬身实践。从湖南一师毕业后,领导长沙五四运动、组织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领导进行湖南自治运动等的实践证明,他所运用的那些理论都是“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0页。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2)斯诺录:《毛泽东自传》,汪衡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5—36页。“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3)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23页。为此,他在1920年11月底,深度清算自己思想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完成思想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坚定不移地踏上中国革命的道路,(4)参见金民卿:《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之路:毛泽东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根本指针。

他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牢牢坚持并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建立长沙早期党组织之时,他就突出强调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主义的结合”,(5)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97页。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6)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公开表示“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7)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9页。并对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不正确理论进行了深入批判。1939年前后,他领导党的理论家同国民党的反动理论家进行了坚决的理论斗争,批判蒋介石、叶青、张君劢等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攻击,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及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现实合理性。延安整风中,他领导全党坚决清除教条主义影响,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空前的团结统一。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进宪法作为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指导,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庄严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他领导开展对唯心史观、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坚决反对各种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干扰,提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1页。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他深刻批判所谓的指导思想多样化、多元化主张,以科学思想引领党和国家始终保持本质本色。

他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他强调,我们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某些词句,要做实事求是的、具体的、真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抽象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1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7页。他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在不同时期的实践发展要求和科学理论诉求,有针对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人民主体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国家学说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等等。

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他科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和任务,“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8—659页。他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创立并深化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又一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成长起来,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事业永续发展。

二、立足中国的现实、历史和文化实际,坚守理论创新的中国立场

毛泽东的理论创新,始终坚持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他在大革命时期就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页。基于这样的目的,他始终坚持以科学理论和斗争实践捍卫中华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强调要站在中国的大地上做好中国的事情,用自己的脑袋独立思考而不能依附外来势力,绝不能总是为别人说话、替别的国家想的做的太多,而不考虑自己国家的事情。他认为,不论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对外国的思想理论,都不能无条件地照搬照抄,而要根据中国实际来决定用什么不用什么,“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2页。

他始终把中国具体实际作为根本立足点,把解决中国重大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指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他就提出,把中国作为“下手处”,(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页。下大力气先把中国的问题搞清楚,然后才去考虑其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特别强调,“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正是在深入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阶级状况、革命发展前景基础上,他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他基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实际,领导全党作出我国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判断,深入分析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制定了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战略决策;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创立了十大关系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制定并领导实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领导国家建立起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他一生钟爱中国历史和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积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已经形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中西文化兼容并蓄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更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全面汲取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科学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自己的思想深植于中华文明的肥沃土壤之中。他强调要以正确态度、科学方法辨析传统文化的优劣良莠,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以批判的总结。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他创造性地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相结合起来”,申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1页。他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文化发展方针,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作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为党在新时代提出“两个结合”的科学论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宝贵经验。

三、坚定党性原则和人民立场,把为党和人民服务作为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

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毛泽东就不是作为一个所谓的个性自由、思想独立的一般个体人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置身先进政党组织、为了党和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的共产党人而存在。他的理论创新绝不是为了个人的理论兴趣和学术追求,而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需要,始终坚持以党和人民的需要为最高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他把党和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原则,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同最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2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这就决定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正因为如此,党的一切思想文化工作都应该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需要来展开,“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2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2页。他的理论研究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学术探索或体系建构的问题,他也从不将自己的理论成果归结为私有产品,而是看作党和人民的集体成果和智慧凝结,谈到《毛泽东选集》时,他多次强调这不是他个人的创造,而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写成的。

他在任何时候都把党的原则放在第一位,个性放在第二位,把坚持党性原则与坚持真理精神统一起来。一方面,坚持党的原则不动摇,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投入党的事业中,实现了个人与组织的内在统一。另一方面,始终坚持真理的追求,在坚持组织原则前提下充分发挥个体能动性、主体创造性。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到什么地方,他的思想探索就推进到什么地方,而当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需要他中断自己的研究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停下正在进行的研究而转向党和人民需要他去做的工作。例如,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突然爆发时,他正在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形成的军事思想,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党需要他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来处理西安事变,他毫不犹豫地停下写作,以致这部著作成为一个未完成的文献,从个人创作来看似乎是终生遗憾,但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来说则合情合理。

他科学阐述理论与实践、党的领袖与人民群众、天才与集体智慧的关系。一方面,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一定要有杰出领袖形成坚强领导核心,要有优秀干部担负起领导组织群众的责任,“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2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另一方面,党的领袖和领导干部必须植根人民群众之中,充分吸收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其思想理论和政策决策必须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检验。党的领袖虽然具有“天才”般能力,能够作出异乎常人的重大贡献,但这种天才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果,“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24)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45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始终严格限制对其个人思想的拔高或过度宣传。延安整风时期,他坚决反对一些理论家提出的“毛泽东主义”的概括;全党一致要求把他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时,他才同意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需要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反复强调这个思想是全党的智慧。

他突出强调用科学理论武装教育群众。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之际,他就突出强调必须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人民群众自己的思想观念。延安时期,他反复强调理论家、广大知识青年一定要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他把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作为判断“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2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页。号召知识青年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和他们变成一体,把工农大众动员组织起来,形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强大队伍。新中国成立后,他突出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大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3页。为此,他多次在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相关知识的学习教育活动。

四、坚守独立自主精神和文化主体性,创造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创新成果

坚持独立自主和文化主体性,是毛泽东开展理论研究和思想创造的鲜明特征。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不断走向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文化主体性,就是在思想文化工作中,始终坚持中国人自己才是真正的文化创造主体,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中国人独立自主的实践和理论创造的基点上,形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自主性理论建构。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唯上论”、“唯书论”、“唯共产国际论”等理论依附思维严重存在,导致中国革命遭遇严重挫折。面对这些情况,毛泽东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形成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创造和前进道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2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6页。充分展示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高度思想自觉和强大的独立自主精神。

他特别强调要有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创造,要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之时,他就提出一定要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2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8—659页。也就是要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郑重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中是没有位置的。(30)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理论联系实际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只有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创造成果,才是真正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3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突出强调,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必须走自己的路,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他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页。“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这些重要论断及其在理论创新中的展开,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和理论创造精神,这种精神也在随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体现和充实。

五、遵循理论创新的发展规律和内在要求,不断推进科学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

科学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具有严密理论逻辑、特定话语体系和完整概念系统的真理体系和科学方法论体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3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35)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9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等著作中,都曾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学理化工作作出过重要贡献。

毛泽东传承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发展的基本经验,高度重视科学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建设。他曾多次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进行概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3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内容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曾言简意赅地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页。

毛泽东不仅善于把丰富实践经验进行提升,提出创造性的理论观点,而且善于对理论创新成果进行学理化的阐述,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建构。在八七会议上,他从领导权、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党的组织问题等四个方面,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比较系统地梳理自己的理论思考,创造性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在领导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斗争过程中,他基于农村斗争实际中存在的“农民党”、“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问题,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3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撰写《井冈山的斗争》《古田会议决议案》等,系统阐述了思想建党学说和政治建军原则。土地革命时期,他创作《反对本本主义》,提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观点,初步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创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初步形成毛泽东军事思想;创作《矛盾论》《实践论》,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他创作《论持久战》,形成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1940年前后,他创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革命对象、发展前途等,创立了系统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十大关系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等,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对科学理论进行学理化体系化阐述的经验,已经成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优良传统,这个传统首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概括上。邓小平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理论体系,“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3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页。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党的七大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概括为九个方面: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和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40)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6—832页。1981年,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又作了更加完整的概括:毛泽东思想主要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41)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62—832页。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集中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

六、传承毛泽东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工作

毛泽东推进理论创新的这些重要经验,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理论创新优良传统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对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理论创新始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服务。当前,坚持党对理论创新的全面领导,最根本的就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毫不动摇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毫不动摇地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坚决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制度,坚持“六个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彰显新时代理论创新的历史厚度、哲学深度和实践高度,形成理论创新的强大引领性力量和科学思想的指导性力量。

第二,坚持彻底的人民立场,坚定理论自主性和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性本质,坚持理论创新的中国立场,充分发挥理论自主性、文化主体性和自主创造性,形成自主性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创造。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4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9页。切实把人民群众的智慧提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让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更好地成为服务人民群众幸福生活追求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三,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43)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第2页。必须坚持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确保理论创新有灵魂、有方向;必须牢牢立足中国现实、历史和文化实际,坚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确保理论创新始终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之中;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度发掘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高度契合性,在二者融合发展、相互成就过程中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

第四,遵循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大力推进科学理论成果的体系化学理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44)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第4页。推进新时代理论创新,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传承党实现理论成果体系化学理化的宝贵经验,自觉开展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建构,全面把握其重大原创性贡献、重要原理性成果及其内在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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