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郑子家丧》“天厚楚邦”补证*

2023-03-22 18:45
汉字汉语研究 2023年4期
关键词:上博简文楚庄王

张 新 俊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提 要 上博简《郑子家丧》第1-2 号简有“以邦之病以急于今而後楚邦思为诸侯正”一段文字,学者们在断句和理解上都存在一定的分歧。从楚文字的用字习惯来看,连词“而後”只写作“而句”,不存在“而後”这种书写形式。“而後”这种写法最早出现在秦汉之际的马王堆帛书中,可能是秦汉用字习惯。因此“于今而後”的读法,在楚文献中不能成立,侯乃峰改释作“天厚楚邦”是正确可信的。

上博简《郑子家丧》分为甲、乙两个版本,文字出入不大。其中甲篇第1-2 号简有如下一段文字(释文尽可能采用宽式):

郑子家丧,边人来告,庄王就大夫而与之言,曰:“郑子家杀其君,不穀日欲以告大夫,以邦之病以急于今而後楚邦思为诸侯正。”

“以邦之病以急于今而後楚邦思为诸侯正”这段文字,学术界在断句和理解上存在较大的分歧,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上博简整理者(马承源,2008:174)把简文读作“以急于今,而後楚邦思为诸侯正”。陈伟(2008)把简文断作“以邦之病以急。于今而後”,“于今而後”作一句读。凡国栋(2008)把“急”读作“及”,“及于今”训“至于今”,断句则从上博简整理者说。复旦读书会(2010:286)谓“邦之病以急”即楚国之病甚急。陈伟(2009)把“以邦之病以急于今而後”作一句读,“意思大概是说楚国有难至于今,处理子家弑君之事因而滞后”。侯乃峰(2012:547-548)把旧释作“而”的字改释作“天”,把“後”读作“厚”,“思”读作“使”。“天厚楚邦,使为诸侯正”,意思是说“上天厚待楚邦,使它成为诸侯之长”。李天虹(2009:111)综合凡、侯二位之说,读作“以邦之以及于今。天厚楚邦思为诸侯正”。陈伟(2010:306)从凡国栋说读“急”为“及”,把简文读作“以邦之病以及于今”。宋华强(2011:75)则把“以及于今而後”作一句读,认为简文的意思是说:“由于楚国有难,与诸位大夫商讨处理子家弑君之事拖延至今。”小寺敦(2010)认为,“于今而後”一词见《史记·鲁周公世家》,简文断读作“于今而後楚邦囟为诸侯正”。冯时(2012:77)读作“以邦之病已急于今,而後楚邦使为诸侯正”。蔡树才(2022:70)认为简文需要重新断读为“以邦之病以急。于今天厚楚邦,思(使)为诸侯正”或“以邦之病以急。于今天厚楚,邦思为诸侯正”可能更为合理。

以上说法中,我们认为凡国栋先生把“急”读作“及”,侯乃峰先生把“而”改释作“天”,“後”读作“厚”,“囟”读作“使”,“于今”二字属上读,“天後楚邦”作一句读,这些意见都是正确可信的,也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不过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宋华强、郭永秉、小寺敦都把简文断读作“于今而后”。宋华强(2011:75)认为:

“今而后”等于“今”,“以及于今而后”即“以及于今”。古汉语虚词复说的情况很多见,如《庄子·逍遥游》“而后乃今将图南”,“而后”与“乃今”同义,“而后乃今”即“而后”或“乃今”。《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齐景公之言“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在《晏子春秋·外篇》“景公问后世孰将践有齐者晏子对以田氏第十五”中作“今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可知“今而后”与“今”同义。《左传》襄公七年有“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昭公二年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哀公二十七年有“吾乃今知所以亡”,第一例“乃今而后”与后两例“乃今”同义,即《逍遥游》“而后乃今”,由此亦可知“今而后”与“今”同义。宋代典籍则有“至今而后”之语,如《孟子·万章下》“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疏》云“至今而后乃知鲁君以犬马畜养其伋也”,王安石《临川文集·苗振职方郎中制》“至今而后得迁”,“至今而后”即“至今”,与简文“及于今而后”同义。

郭永秉(2011:77)认为:

楚简“天”“而”字形接近,本易相混,似不宜拘泥字形,而要充分考虑文义;……此处所谓“天”字恐怕亦以视为“而”之误字为宜。从上下文意而言,“天厚楚邦”和“虽邦之病”似乎也稍有抵牾之处。附带指出,“于今而後”的说法见《史记·鲁周公世家》:“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後成。”

郭文说“天厚楚邦”与“虽邦之病”稍有抵牾,是否如此呢?简文中楚庄王所说的“邦之病”,学者们认为是指庄王九年(公元前605 年)楚国发生的内乱,无疑是正确的。《史记·楚世家》:“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王击灭若敖氏之族。”《左传》宣公四年(公元前605)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及令尹子文卒,斗般为令尹,子越为司马。蒍贾为工正,谮子扬而杀之,子越为令尹,己为司马。子越又恶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阳而杀之,遂处烝野,将攻王。王以三王之子为质焉,弗受。师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伯棼射王,汰辀,及鼓跗,著于丁宁。又射,汰辀,以贯笠毂。师惧,退。王使巡师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

接下来说“天厚楚邦”。根据《左传》的记载,鲁宣公八年(公元前601 年),“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楚国结束了平定群舒叛乱的战争,又与背后的吴越结盟,消除了后顾之忧。反观仇敌晋国,却是正处在多事之秋。据《左传》记载:

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

宣公七年:赤狄侵晋,取向阴之禾。……晋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晋人止公于会。盟于黄父,公不与盟。

宣公八年:夏,会晋伐秦。……晋胥克有蛊疾,郤缺为政。秋,废胥克,使赵朔佐下军。

又清华简《系年》第61-62 号简说:

楚庄王立十又四年,王会诸侯于厉,郑成公自厉逃归,庄王遂加郑乱。晋成公会诸侯以救郑,楚师未还,晋成公卒于扈。

晋国在宣公初六、七、八三年,后方有狄人连续的侵伐,对外也开展得不够顺利,鲁国不朝、不聘,晋不得已扣留了宣公。接着又有对秦的战争,军队中经历了权力的更迭等重大事件。楚庄王十四年(即宣公九年),晋成公为争夺霸权,在扈邑召集宋、卫、郑、曹等诸侯,是年卒于扈。如此种种,不正是楚庄王说的“天厚楚邦”吗?

可见,楚庄王口中的“邦之病”与“天厚楚邦”并没有抵牾之处。宋华强先生认为“今而后”相当于“今”,“以及于今而后”即“以及于今”。小寺敦、郭永秉先生还从《史记·鲁周公世家》找到“于今而后”的用例。几位学者之所以如此断句,大概是因为受到秦汉文献中确实有“于今……”这种句式的影响。如:

(1)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史记·吕太后本纪》)

(2)且秦以事于胡,陈胜等起。于今创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史记·季布列传》)

(3)《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史记·儒林列传》)

(4)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高帝子,于今见在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汉书·高五王传》)

(5)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汉书·韦贤传》)

但是如果把“于今”属下读的话,简文“郑子家杀其君,不穀日欲以告大夫,以邦之病以急”就会显得语义不完整,与紧接下文的“天厚楚邦,思为诸侯正”缺乏逻辑上的衔接。蔡树才(2022:70)翻译作“因为当时国家祸乱频仍”,需要补充上“(所以没有提起此事)”,方能补足文意。宋华强先生所举“今而后”的例子,都是出现在句首作时间状语的,与简文中用作补语不同。再者读作“以邦之病以及于今而后”,同样面临着与下文“楚邦思为诸侯正”衔接不紧密的问题。如果把简文断句作“以邦之病以及于今”,以上几个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简文读作“天厚楚邦”,除了侯乃峰先生所举出的证据之外,还可以从楚文字的用字习惯方面略作补充,方能祛其疑。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在楚文献中“句”“後”二字通假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一般情况下,表示“先後”“前後”“後嗣”意义上的“後”,都用“”这种形体来表示。而连词“然/而後”则全部用“然/而句”来表示(禤健聪,2017:137)。这个说法是可信的。楚文献中“後”與“句”在用法上处于对立状态,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上博简《容成氏》第17-18 号简上的一段文字:

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後,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後。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句敢受之。

“以其子为後”“欲以为後”之“後”,乃“继承人”之义,是名词,故用“逡”这种形体。“然後”之“後”,是连词,故用“句”形。

根据我们对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的考察,在郭店简中“句”形共出现46 次,作连词“然句(後)”者12 次,作“而句(後)”者18 次(刘志基主编,2012:232-234)。在上博简1-9 中,“句”形共出现35 次,作连词“然句(後)”者11 次,“而句(後)”者5 次(徐在国,2013:991-995)。在清华简1-12 中,“句”共出现96 次,作连词“然句(後)”1 次。在安大简1-2 中,“句”共出现2 次,作“然句(後)”1 次。在目前所公布的楚文献中,连词“然後/而後”都是用“然/而句”这种形体来表示的,没有例外。因此,如果按照宋、郭等先生的意见,《郑子家丧》第1-2 号简中出现的“而後”,显然与楚文中“而句”的用字习惯不相符合。侯乃峰先生改释作“天後(厚)”,与楚文字的用字习惯吻合。又如上博简《季桓子》22 下说“在後=世比乱”,“後”下有重文符号,前一个“後”字属上读,“在後”读作“灾厚”。后一个“後”字属下读,读作“後世”(俞绍宏、张青松编著,2019:156-157)。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出土文献来看,在秦汉时期的文献中,连词“然/而後”在大多数情况下,用“然/而后”这种形式,在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才开始出现“然/而後”这种用例。如:

(6)臣之所患,齐、赵之恶日益,奉阳君尽以为臣罪,恐久然後不可□救也。(《苏秦使韩山献书燕王章》13)

(7)欲王之悬陶、平陵于薛公、奉阳君之上以勉之,终事然後予之,则王多资矣。(《苏秦谓齐王章》125)

马王堆帛书《要》篇中,还出现在同一行文字中,“而後”與“而后”并存的现象。如:

(8)君子安其身而後动,易其心而后呼,定【其】位而后求。(《要》11)

种种迹象表明,大约从秦汉之际开始,连词“然/而後”與“然/而后”在书写形式上已经没有明显的区分,逐渐从对立走向趋同。汉以后的文献中,则更多地把“而句/后”替换作“後”。出土文献中三种不同版本的《老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9)故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马王堆帛书《老子》甲2-3)

(10)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句仁,失仁而句义,失义而句礼。(马王堆帛书《老子》乙175 上-175 下)

(11)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义,失义而後礼。(北大汉简《老子》3)

从连词“而句/而后/而後”的替换过程来看,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的来源可能更接近战国时期楚地的抄本,甲本则可能是进入秦统一之后,又经历了“书同文”后的抄本。北大汉简《老子》则是汉武帝时期文字进一步规范化的结果。

综上所述,《郑子家丧》甲篇第1-2 号简“以邦之病以急于今而後楚邦思为诸侯正”这段文字,应该读作“以邦之病以及于今,天厚楚邦,使为诸侯正”。过去或读作“于今而後”,或读作“于今天厚楚邦”,都是不能成立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简文中楚庄王所说的“郑子家杀其君,不穀日欲以告大夫,以邦之病以及于今”,显然是托词。根据《左传》的记载,在鲁宣公三年到十二年,楚国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对郑国用兵。如:

宣公三年:夏,楚人侵郑,郑即晋故也。

宣公四年:冬,楚子伐郑,郑未服也。

宣公五年:冬……楚子伐郑。

宣公六年:冬……楚人伐郑,取成而还。

宣公七年:楚人灭舒蓼。

宣公八年:楚师伐陈。

宣公九年:楚子为厉之役故,伐郑。

宣公十年:楚子伐郑。晋士会救郑,逐楚师于颍北。诸侯之师戍郑。郑子家卒。

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郑,及栎。

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

十年之间,除了宣公七、八两年在对舒蓼、陈用兵之外,楚庄王发动的对郑国的战争从未间断过。战争是国之大事,楚庄王自然不可能不征求楚国诸大夫的意见。公元前600 年前后,晋国遭遇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方面的困境,在军事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局面。郑子家死在公元前599 年冬天(高佑仁,2011:191),楚庄王借助“天厚楚邦”这一契机,以子家弑君为借口,召集诸大臣商议伐郑,随后在公元前597 年的两棠之役中击败强大的对手晋国,终于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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