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学界沦陷区研究综述

2023-03-22 22:30高莹莹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2023年4期
关键词:沦陷区日本研究

高莹莹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中国大片国土沦为敌占区(又称“沦陷区”或“日占区”)。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扶植建立了大小各种傀儡政权,目的是“以华治华”,变中国为其殖民地。

沦陷区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开始,其中以毛泽东在《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中发表的《研究沦陷区》最为著名。(1)毛泽东:《研究沦陷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解放社1939年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延安成立“时事问题研究会”,主要研究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以及抗战中的中国问题。为配合研究工作,该会编辑出版“时事问题丛书”,《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作为丛书第二集于1939年9月出版。同一时期,有关沦陷区的出版物还有东人编《沦陷后各地的记实》(怒吼出版社1938年版),为今日研究沦陷区提供了一手资料。当时抗日战争正值相持阶段,毛泽东的目的是通过研究日本“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作为制定对日战略的重要参考。这与今日学界研究沦陷区的重点有所不同。

新中国成立后,沦陷区研究经过70多年的发展,在日伪政权、经济掠夺、奴化教育与宣传、汉奸人物、地方社会、军事统治六个方面形成丰富的学术积累,但也面临如何深化研究的瓶颈。回首过去,才能展望未来,本文希望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沦陷区研究概况进行梳理,分析相关专题研究的成就与不足,继而探讨该领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一、研究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沦陷区研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抗日战争史和日本侵华史研究的全面开展为客观研究沦陷区提供了条件,此后大陆学界大致以十年为一届,以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活动为契机,总结取得的成绩,推动沦陷区研究不断深化。

(一) 1949—1978年

改革开放以前,沦陷区研究大多出现在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研究的指导思想延续了战时揭露日本“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两方面。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在沦陷区扶植伪政权,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共摩擦,引诱中国投降,奴化教育、移民、征兵、宣传和伪军政策也被看作是政治进攻的组成部分;所谓经济进攻,就是日本在沦陷区发展工商业,并用以破坏我国的抗战经济。(2)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第1页。这种指导思想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陆学界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的定位相符,即“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暴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揭发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3)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弁言”,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页。因此,细菌战、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学界关注较多的研究对象。(4)参见郭士杰《日寇侵华暴行录》,联合书店1951年版;储华编《日寇的滔天罪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争》,上海大东书局1951年版。1962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高兴祖组织学生采访完成口述资料《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为专题研究南京大屠杀开辟了学术道路。不过,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发展,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等日军暴行研究已经成为显学,所以本文虽在后续论述中有所涉及,但未将其列入沦陷区研究的考察对象。

1956年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热潮,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39个经济史研究课题,其中两项为编纂“东北垦殖史资料”与“满铁史资料”,由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承担。两项课题在规划之初,便致力于收集整理“‘满铁’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日文书刊、某些档案,以及中央‘铁道部’保存的有用资料”,“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农业‘拓殖’及其所给予东北人民的深重灾难方面的资料”。(5)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编辑工作的规划》,《经济研究》1958年第5期;《东北人民大学编辑“东北垦殖史资料”及“满铁史资料”的初步计划》,《经济研究》1958年第7期。从研究东北沦陷史的角度来讲,这两项课题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日本投降之际,日伪焚毁了大部分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档案,给研究这段历史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满铁”的档案保存比较完整,辅之以其他调查报告等文献,能够为全面揭示日本侵略东北的历史提供重要线索。受此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王立达和孔经纬分别对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中日“合办事业”、日本移民东北的政策及影响进行了初步考察。(6)王立达:《抗日战争期间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设立的中日“合办事业”》,《史学月刊》1960年第2期;孔经纬:《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移民我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等等。两人的研究,目的在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沦陷区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的罪行,其探讨的对象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沦陷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外,作者大量引用外文资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对沦陷区经济史研究有益的探索。

这一时期,沦陷区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也取得进展,主要表现在全面抗战时期相关文献的翻印(7)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是1939年解放社版的翻印本。和全国政协等机构对文史资料的征集和出版,为沦陷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不过,“文革”开始后,有关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被定性为写“挨打受气史”,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导致沦陷区研究一度成为学术禁区。(8)金光耀、张济顺:《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研究述评》,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页。

20世纪70年代初,对伪满政权的研究得到中共吉林省委的支持,其契机是中国对日本右翼错误史观的批判。(9)参见张辅麟《筚路蓝缕 锲而不舍——解学诗的学术历程与成果评述》,《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5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受社会上反对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学界出现了一些对汪精卫投降卖国的批判性研究。(10)丁贤俊、闻少华:《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投降派》,《吉林社会科学学报》1975年第6期;丁贤俊、闻少华:《一个投降派的典型——汪精卫》,《历史研究》1976年第4期;史锋:《汪精卫卖国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在此之前,日伪政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有学者着墨的领域。上述成果虽然在今天看来学术性稍显不足,但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对日伪政权与汉奸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1979—1995年

改革开放后,日本侵华史研究与抗日战争史研究全面起步,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突破了过去长期封闭的国共关系格局,国共共同抗战的基本思路确定了”;“二是开始纠正过度夸大‘路线斗争’的虚妄之词,对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重新评价”;“三是在研究指导思想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研究历史资料,全面解读历史,这成为大家的共识”。(11)汪文庆、刘一丁:《抗日战争史研究与中国社会进步——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何理教授》,《百年潮》2007年第7期。在此背景下,沦陷区研究取得进展,其中东北沦陷区(伪满政权)以及汪伪政权的研究最先取得突破。

1980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解学诗等人利用“满铁”等大量日文档案,较完整地梳理了伪满政权成立前后至覆灭的过程。有学者称1980年《伪满洲国史》一书的出版“对东北沦陷区研究,的确具有拓荒意义”。(12)参见张辅麟《筚路蓝缕 锲而不舍——解学诗的学术历程与成果评述》,《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5期。同一年,中央领导同志通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向辽宁、吉林、黑龙江地方政府下达编写东北抗联史的任务。1986年10月,在中共中央推动和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使东北沦陷区研究成为一项集合地方政府与科研单位共同实施的大课题。

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研究,最初延续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投降派典型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学术方向。1981年,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作为内部参考资料由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印行,成为国内第一本汪伪政权资料集。此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蔡德金与复旦大学余子道、黄美真等学者的推动下,一系列有关汪伪政权的资料得以整理出版。

1984年,中央批准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推动了有关伪政权、汉奸等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其90年代推出的成果以伪满政权、汪伪政权,以及日本在东北、华北的侵略活动为主。其中,《日汪的清乡》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一些市、县档案馆收藏的汪伪国民政府档案,以及新四军和日军的部分档案资料,为研究汪伪政权在各地“清乡”的具体情况奠定了基础。90年代初,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陆续编辑影印出版了一批包括政府公报、行政院会议录等有关汪伪政权政治运作的官方记录文献,价值极高。(13)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国民政府公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此外,《历史档案》《民国档案》《浙江档案》等刊物,披露了有关汪伪政权的一些专题史料,为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材料。

伪政权相关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使学界开始关注伪政权相关人物的日记、审讯记录及回忆(文史资料)。周佛海日记是其中最早整理出版的,除遗缺1939年日记外,记录了1937年7月1日到1945年6月9日他每天的主要活动,与各方面的关系,以及1947年在狱中所记的笔记。(14)周佛海的日记因战乱流失,先后有多个版本面世。第1本是香港创垦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仅收录了1940年的内容;第2本是蔡德金编注的《周佛海日记》(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收录了除1939年以外,1937年7月1日到1945年6月9日的内容;第3本是公安部档案馆编注的《周佛海狱中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收录了其1947年在狱中所记。2003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将上述版本整合,并恢复以往出版时有删节的内容,出版《周佛海日记全编》。周佛海是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日记对于研究汪伪政权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审讯记录的编辑与出版,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为代表。(15)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收录了22个日伪汉奸的审讯材料,涉及抗日战争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的出笼,汪精卫早期的“和平运动”,“日汪密约”的谈判,汪伪头面人物的历次访日活动,伪国民政府的“还都”,汪伪政权内部的倾轧与争斗,汪伪巨奸与重庆政府某些要人的暗通声气,密谋联合反共等,对研究日本侵华罪行,汪伪政权性质及日、汪、蒋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汪伪集团重要人物罗君强、陈春圃等人的反省、回忆材料,汪伪政权部长、省长以上(军队上将衔以上)的党、政、军、警、特要员的口述资料,在这一时期都得到较为系统的整理。(16)罗君强等人的反省及回忆资料可参见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其他汪伪政要的口述资料可参见华东七省市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议编《汪伪群奸祸国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相较东北沦陷区与汪伪政权相关资料的大规模发掘与整理,学界对华北与华南沦陷区的了解,在一段时间内仅限于一些回忆性文章,缺乏比较系统的资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及卢沟桥事变爆发50周年成为华北沦陷区相关史料整理与出版的重要契机。河南、山东、北京、天津等省市的大学、研究机构、档案馆先后推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料选编,内容涉及日军在河南的暴行、日伪在北京的“治安强化运动”、日伪北京新民会、冀东日伪政权等。(17)代表性成果有陈传海等编:《日军祸豫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北京市档案馆编:《日伪在北京地区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上、下),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北京市档案馆编:《日伪北京新民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版;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市档案馆编:《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沦陷时期的天津》,天津市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2年编印;《日伪军在鲁西北的罪行录》,中共聊城地委党史办公室等1992年编印。这些资料一部分来源于日伪时期华北政务委员会、北京市公署、北京市警察局和日本驻华军事机关的档案资料,系统而且比较完整;一部分来源于亲历者的忆述,都是研究华北沦陷区社会状况的珍贵资料。

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史学会等学术团体,以及《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学术期刊在推动沦陷区研究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引领作用。1987年7月中国现代史学会主办的“七七”抗战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关论文介绍了日本掠夺沦陷区、攫取沦陷区海关等情况。(18)吴明:《中国现代史学会“七七”抗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1989年10月举行的第二届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讨论了包括七七事变后日本掠夺华北资源等论题。(19)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第二届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述要》,《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1991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在其组织下,天津市档案馆藏国民政府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档案、伪天津特别市政府档案、天津市政府档案及天津海关档案得到系统整理与精选,为开展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经济掠夺研究提供了线索,打下了基础。(20)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三) 1996—2005年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与《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办,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发展。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学界对抗战史研究的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沦陷区研究虽未成为关注的热点,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形成了三个统治区域”的看法,基本成为共识。(21)参见王桧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总格局——一个战争、两个战场、三种政权》,《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张宪文《抗日战争史研究之我见》,《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有学者将“沦陷区和汉奸问题”列入“需要着重研究”的范畴,提出“对于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应加以全面的、具体的揭露,同时也要研究沦陷区人民的反抗斗争。这种斗争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有武装的,也有非武装的。斗争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参加斗争的人员包括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们。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沦陷区的人民并没有屈服。在研究沦陷区人民反抗斗争的同时,还要着重研究汉奸的问题,这不但是抗日战争中要研究的问题,也是全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帝国主义侵华史中一个普遍的问题。对于产生汉奸的原因,汉奸的卖国罪行,这是研究抗日战争史不可忽视的问题”。(22)参见李侃《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点意见》,《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学者们拓宽视野,将目光转向海外资料与尚未出版的地方档案,研究的对象也从重大事件等宏大叙事,转向更加具体的实证研究。

以地域为中心的分区研究依然是这一时期沦陷区研究的主要特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华北沦陷区相关文献资料的不足问题受到重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资料选编》相继推出以“日伪政权与沦陷区”“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华北大‘扫荡’”为主题的资料集。(23)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华书局1997年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1997年版。对日本资料的挖掘与整理也成为学界努力的方向。其中,原日本在华调查机构末次研究所收集的“华北沦陷区经济”(第61册)、“第二期抗战与汪伪政权的建立”(第66、67册)、“沦陷区经济”(第67册)、“满蒙问题”(第73—77册)等剪报,全部影印出版(24)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全9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997年版。,极大弥补了沦陷区研究中报刊资料零散、利用率不高的缺憾。与此同时,有关华中、华南沦陷区资料集与研究成果也相继推出。(25)资料集与研究成果主要有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相关研究成果有黄美真主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袁成毅:《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黄菊艳:《抗战时期广东经济损失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四) 2006—2023年

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方向与重点有时会受到中日关系的影响。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研究分析日本侵华政策和罪行,揭露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种种谬论,成为新的热点、焦点”。(26)参见汪文庆、刘一丁《抗日战争史研究与中国社会进步——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何理教授》,《百年潮》2007年第7期。在此背景下,沦陷区研究在继承上一个阶段从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在日伪政权、军事侵略、经济统制与掠夺、奴化宣传教育、地方社会等方面均有突破。

对日伪政权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伪满政权、汪伪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新民会、日伪治安维持会、红十字会、日伪警察机构、日伪省公署等也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军事侵略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治安强化运动”的深入研究。“治安强化运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一直是沦陷区研究的热点,但仍存在明显的不足。江沛指出,“较为重要的抗战史研究成果几乎都要提及‘治安强化运动’,将其看作是华北乃至全国抗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但究竟包括哪些活动?其基本过程是什么?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民众的反应是什么?敌后国民党军及中共根据地政府、八路军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这些都在以往研究成果中涉及较少”。鉴于此,他利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编印、编译的文献档案,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治安强化运动”的起因、来龙去脉,日本侵华政策结构性调整后的态势,敌我双方的心态变化,还进一步探讨了华北与华中沦陷区日伪政权在统治方式上的特点。(27)江沛:《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导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经济统制与掠夺方面,延续了以往对各地在沦陷期间经济掠夺与统制状况的研究传统,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对个案及地方经济、日伪财政状况的具体探讨。其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有学者开始关注日伪经济统制的实施路径和过程(28)朱英、左海军:《沦陷时期日伪政府对保定商会的体系再造及其控制》,《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使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历史面相更加具体化。有关奴化教育与宣传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更加注重对相关具体历史事实的论述,考察的对象具体到高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电影、文学、新闻统制等微观领域。有关沦陷区地方社会研究,是这一时期获得较大进展的领域,其中尤以对民众生活的考察居多。

至抗战胜利70周年,沦陷区研究出现了一些通史性论著,另外,中共建党百年,也促使学界思考如何在中共党史的脉络中推进沦陷区研究。

目前,国内学术界形成若干沦陷区研究重镇,不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沦陷区为选题撰写学位论文,使沦陷区研究更加丰富与多元。

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研究》《民国档案》《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历史教学问题》等刊物在推动沦陷区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沦陷区研究的相关论题

大陆学界对沦陷区的研究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目前在日伪政权、经济掠夺、奴化教育与宣传、汉奸人物、地方社会、军事统治等方面形成一定规模。

(一) 日伪政权

有关日伪政权的研究主要包括:日伪政权的成立及其基本情况,日伪政权的政治形态、政治体制和政治统治运作。

在沦陷区研究全面起步阶段,学界对日伪政权的研究与揭露日本侵华罪行、批判投降主义联系在一起,涌现出一批介绍日伪政权成立始末及其基本情况的成果。(29)此类论著主要有蔡德金:《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蔡德金、尚岳编:《魔窟——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版;吴庆仁:《伪满政权机构沿革概述》,《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李侃:《郑孝胥与伪满洲国初期傀儡政权》,《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4期,等等。其中,有关伪满政权和汪伪政权的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高峰。据统计,这一时期有关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的研究论文多达50余篇,学者注意到汪精卫叛国投敌是汪蒋关系、日本的诱降政策、汪精卫的投降主义理论、恐赤思想、汪精卫的个性等原因综合的结果,但如何确立这些因素的主次关系,至今仍未形成定论。

对伪满政权的此类研究,随着“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课题的开展,在学界引起争论。有学者认为,“把东北沦陷时期的历史称为伪满洲国史是不适当的”,“东北的历史依然是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是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都不是伪满洲国史所能包容得了的”。(30)苏崇民:《关于东北沦陷史研究上的几个问题》,《东北亚论坛》1994年第3期。这种阐释对其他日伪政权的研究同样具有启示意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日伪政权的深入探讨。

20世纪90年代末,有学者强调加强对日伪政权政治形态、政治体制和政治统治运作研究的重要性。(31)余子道指出:“全面考察伪政权的政治形态、政治体制和政治统治运作过程的研究尚未见到”。参见余子道《回眸与展望:建国以来的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同时,也有学者认识到不能只关注上层政权及其政治斗争史,否则会“使我们对沦陷区只有比较笼统而模糊的印象: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敲诈勒索、竭泽而渔、滥杀无辜、无恶不作,但这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辞藻丝毫也帮不了我们了解认识日伪政权的实际统治状况和沦陷区基层社会的情形”。(32)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车霁红在东北沦陷区研究中开拓性地将伪满基层政权同伪满警察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同时注意其与东北旧有基层统治制度的关系,全面立体地对伪满基层政权进行剖析。(33)车霁红:《伪满基层政权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士花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的相关档案,基本厘清了1941—1943年日军在华北农村侵占的区域,以及在华北建立的伪政权行政区划与辖区情况。在华北沦陷区,除了伪临时政府以及后来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外,日军在各省、道、县、区、乡皆建立了系统的行政机构。她指出,“日伪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关系到日伪政令执行的程度,关系到日本在华统治的基础”。(34)王士花:《日伪时期华北农村的县级政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潘敏探讨了苏南与苏中地区日伪基层政权的概况及其运作,伪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基层政权的关系,日伪基层政权的主要职能,以及日伪行政人员的执行情况及其心态。(35)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张同乐从“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层面”的研究视角,对华北日伪政权结构、政权运作、军政要员、省市级伪政权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36)张同乐:《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近年来,有关日伪政权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化(37)如对于沦陷区保甲制度的研究:张济顺《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沈成飞《广州沦陷时期保甲制度的推行及其特色》,《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王翔《汪伪南京市的保甲组织与基层社会控制》,《民国研究》2014年第1期;杨巍巍《承续与强化:沦陷时期的武汉保甲制度》,《武汉学研究》2020年第2期。,出现了不少有关“治安维持会”、伪政权警察机构等研究成果,对深入揭示日伪政权的政治运作具有一定意义。(38)郭贵儒、李仁杰:《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赵秀宁:《沦陷初期的伪青岛治安维持会研究》,《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4期。不过,关于伪组织的研究,目前仍局限于伪组织的形成、结构、人员、职能、施政等,侧重于文本解读,始终无法摆脱“揭露其傀儡本质”的藩篱。

日、伪关系是学界研究日伪政权关注的论题。长久以来,学界基于伪政权傀儡性质的基本认识,强调日本侵华政策的一贯性,对外务省、拓务省、兴亚院间的摩擦,以及“分治政策”造成的现地军人与伪政权之间的纠葛虽有关注,但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39)代表性的研究有石源华:《论日本对华新政策下的日汪关系》,《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生等:《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余子道等:《汪伪政权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蔡德金:《关于〈汪日密约〉的谈判、签约与被揭露》,《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2期。有学者详细考察了日本华中派遣军与日伪政权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发现“华东日伪的复杂关系体现在几乎每一个历史层面,制约其关系的因素多样且互相牵制”。(40)张生等:《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导论”,第9页。有年轻学者利用中、日两国档案,通过对日本承认汪伪政府、1941年汪精卫访日等个案的考察,重点探讨日本内部对日伪政权的分歧,认为“日军中央党权人物”在最初的日汪关系中取得主导权,“为未来日本对汪政策的调整埋下了伏笔”。(41)参见张展《日本承认汪伪政府之经纬》,《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张展《1941年汪精卫访日与日本内部争执》,《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2期。上述研究后来收录在张展:《日本扶植汪伪政权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这一研究思路突破了以往在日本侵华史脉络中强调日伪政权侵略本质的研究范式,注重从日本决策过程探寻其扶植汪伪政权的目的。

日伪政权与重庆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各日伪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与日本和轴心国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议题。既揭示了各政治势力的博弈,又反映了国共两党在沦陷区所做的斗争,有助于理解沦陷区在抗战全局中的地位。有关国共两党在沦陷区活动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已有研究对中共在沦陷区地下干部的培养,救助并动员青年学生、工人的史实进行了详细梳理(42)张振鹍:《抗日战争中沦陷区青年学生投奔大后方的回顾》,《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黄伟:《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沦陷区青年学生救助研究》,《安徽史学》2019年第4期;王富聪:《抗战时期中共晋察冀城工组织获取华北沦陷城市物资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4期;周东华:《抗战时期中共对沦陷区研究的“范式”建构——以毛泽东〈研究沦陷区〉为文本》,《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2期;左双文:《中共在华南沦陷区的抗日斗争》,《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2期;王富聪:《抗战时期中共对华北沦陷城市青年学生的动员工作》,《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王富聪:《沦陷城市中共地下工作干部的培养——以晋察冀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城工部门为中心》,《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2年第3期。;对国民党争夺沦陷区教育权、掌理沦陷区工作的机构、与汪伪周旋的情况也进行了考察。(43)沈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争夺沦陷区教育权的斗争——以南京及周边地区为研究中心》,《民国档案》2005年第2期;汪效驷:《掌理沦陷区工作:战地党政委员会研究(1939.3—1943.2)》,《史学集刊》2022年第6期。相对而言,有关日伪政权与重庆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各日伪政权之间关系的研究虽有进展,但仍稍显薄弱。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注意到,由于日军占领的区域只是中国的局部,所以汪伪政府虽然“以伪中央政府自居,但是其统辖之所极其有限”,“对其他地区性伪政权的辖属关系也是非常薄弱的”。再加上各伪政权直接受现地日军制约,其出笼过程、机构体制、日方的操纵控制方法和程度也各有不同,所以像华北、蒙疆伪政权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44)相关内容可参见《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 附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虽有学者对汪伪政权与伪华北政权对河南沦陷区的争夺进行了考察(45)张生:《论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谢晓鹏、曹书林:《抗战时期南北伪政权对河南沦陷区的争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但是对汪伪的“统一”问题还有待系统的探讨。

日伪政权与日本及轴心国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以汪伪政权的研究成果居多。该议题的出现与学界对日本东京东洋文库藏汪伪政府“驻日大使馆”档案的发现有密切关系。现有研究对汪伪政权与意大利、德国,以及“驻日大使馆”的运转情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46)参见石源华《研究汪伪政府的新史料——日本东洋文库藏汪伪政府驻日“大使馆”档案概述》,《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陈仁霞《德国承认汪伪政府始末》,《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曹大臣《汪伪驻日大使馆考论》,《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臧运祜、张展《战时中日特殊关系下的外交畸形——关于汪伪驻日使领馆实态的考察》,《民国档案》2014年第2期。,对日伪政权的对外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 经济掠夺

目前,学界已就沦陷区是日本实现“以战养战”战略目标的资源供给地;全面抗战初期,日本内阁第三委员会确立经济统制政策,兴亚院是负责实施的主要机构,统制的形式及重点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所变化等观点,基本达成共识,并在此前提下,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沦陷区的经济掠夺进行了系统研究。(47)代表性的专著有孙瑜:《统治与掠夺——日伪统治时期中国东北殖民地工业体系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居之芬、张利民主编:《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王士花:《“开发”与掠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黄美真主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代表性的论文有居之芬:《日本对华北经济的统制和掠夺》,《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张利民:《抗战期间日本对华北经济统治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最初受到关注的是实施经济掠夺的工具,包括“兴中公司”“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华中振兴会社”等日资或“日中合办”的企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揭露和批判日本侵华罪行的研究导向下,学者开始考察上述企业为侵华战争服务的事实。(48)关于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比较有代表的研究成果有徐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的经济侵略机构——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历史教学》1984年第6期;解学诗:《兴中公司与“七七事变”》,《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解学诗、宋玉印:《“七·七”事变后日本掠夺华北资源的总枢纽——华北开发会社的设立及其活动轨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居之芬:《日本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的经济活动及其掠夺》,《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随着相关档案资料的出版,以及日文文献的发掘,张利民详细考证了“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资金来源,论证其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关系,依靠确凿的史料揭示了这些企业的所谓经济活动是在日本官方主导下进行的,进一步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49)参见张利民《日本华北开发会社资金透析》,《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张利民《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与日本政府和军部》,《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张利民的文章主要考察的是日本政府与军部在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机构设置、人事安排、运营等方面的主导性。近年,王萌《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战时日本对华北通货政策》(《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1期)具体论证了华北开发会社是日本军政当局利用“联银券”大量“征发”民间物资的实际操作者,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有关沦陷区经济掠夺的问题,日本右翼提出“建设东北”论,部分台湾学者提出“殖民统治有益”论。其共通之处,在于把“经济掠夺”视作“经济开发”,认为日本在沦陷区的统治为当地带来近代化,奠定了日后发展的基础。(50)有关“建设东北”论及“殖民统治有益”论,可参见王希亮《伪满洲国时期经济开发与产业冒进剖析》,《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4期;孙瑜《日本右翼“建设东北”谬论批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13日,第4版;程朝云《不能高估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驳“殖民统治有益论”》,《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这些观点无疑是在美化日本侵华历史。20世纪90年代,在大陆史学界“有人不肯承认日伪进行过开发或主张回避这个问题”,认为“撰写东北沦陷史时应尽量少写经济问题,更不能将其作为重点”,否则便“有美化日本帝国主义之嫌”。对此,有学者以东北沦陷区为例明确指出,“经济开发是客观存在的,在一段时期还是日本殖民侵略的重点,并且是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的,采取回避态度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目的并不在于杀人放火。疯狂的镇压,残酷的扫荡,血腥的统治都是实行或巩固其殖民统治的手段,最终的目的在于奴役东北人民、掠夺东北的财富,就是说,更深的根源在于经济。回避或简单化地处理经济问题,不是突出了侵略而是将侵略局限于政治领域,反而难以达到全面地、深刻地揭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只有深入地研究认真地总结其经济开发问题,明确地说明其掠夺的规模和手段,才有利于更深刻地阐明这段殖民地时期的历史”。(51)苏崇民:《关于东北沦陷史研究上的几个问题》,《东北亚论坛》1994年第3期。

此后经过近30年的努力,学界对日本经济掠夺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研究表明,沦陷区受到经济统制的行业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包括工矿业、交通运输、货币金融、轮船航运业、烟草业、手工业、粮食等。已有研究对日本在这些领域实施的经济统制政策、采取的措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梳理,阐明了日本在沦陷区经济掠夺的规模和手段,并对农村和城市经济的特点加以区分。(52)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曾业英:《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王士花:《华北沦陷区粮食的生产与流通》,《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朱荫贵:《抗战时期日本对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入侵与垄断》,《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石嘉:《战时日本对华中沦陷区烟草业的统制(1937—1945)》,《史林》2021年第1期;郭晓辉、肖红松:《日伪对华北粮食统制研究(1933—1945)》,《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2年第3期,等等。近年来,学界还对日本对沦陷区民族企业的“军管理”问题有所关注,指出此举也是经济统制的一种方式,其采取攫夺拆卸、“合作”经营、租赁变卖等形式,使中国的民族企业遭受重创。(53)相关研究成果有庄志龄:《“军管理”与日本战时对上海华资企业的攫夺》,《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6期;周宗根:《1938—1939年大生纺织公司对日本“军管理”的应对》,《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张若愚:《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发还”探析——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为例》,《民国档案》2020年第2期。

对日本经济掠夺以及日伪之间矛盾的强调,使学界一度忽视了对日伪政权经济政策与财政状况的研究。从日本扶植傀儡政权的根本目的来讲,日伪政权才是日本实施经济掠夺最基本的工具。有学者对汪伪“中央”一级的财政问题进行研究,也有对基层日伪政权财政的探讨。(54)参见潘建《汪伪政权财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桂强《战争与财政:汪伪政权县财政整理之考察(1941—1945)——以上海市奉贤地区为例》,《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已有研究注意到日伪政权经济政策的傀儡性质及掠夺本质,但如何区分日伪政权中日、伪的不同角色,探讨日伪政权经济体制崩溃的原因,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化研究。

(三) 奴化教育与宣传

奴化教育与宣传被视为日本对华统治的手段,也是沦陷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奴化教育与宣传的政策和体制是研究的重点。已有研究通过梳理日伪相关档案,对东北、华北、华中沦陷区的奴化教育与宣传政策和体制进行了详细考证。(55)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孙新兴:《日本在青岛的殖民奴化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钟春翔:《抗战时期的山东日伪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李清民、钟春翔:《日本侵占山东期间的奴化教育初探》,《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王士花:《华北沦陷区教育概述》,《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郭贵儒:《华北沦陷区日伪奴化教育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王希亮:《东北沦陷区殖民教育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以往研究多关注奴化教育与宣传的危害,少有对相关史实的实证研究。21世纪以后,有学者以东北沦陷区为例,建议奴化教育研究往实证方向发展。(56)参见王希亮《东北沦陷区殖民教育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目前,学界从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日语教育等方面对奴化教育进行了考证。(57)余子侠:《日伪统治下华北沦陷区的高等教育》,《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余子侠:《日伪统治时期华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周竞风:《华北沦陷区伪青少年组织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5期;王显成:《沦陷时期北京市伪政权对中等教育的统制政策》,《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吴洪成、钱露:《抗战时期河北沦陷区小学奴化教育初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年第5期;朱丁睿:《日本对伪北京大学的殖民管控与奴化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4期。日本通过日伪政权的教育机构,以强迫或收买的方式,使沦陷区的各级学校服务于奴化统治,目的是奴化学生,培养汉奸。不仅如此,日军还试图通过加强对中小学奴化教育等方面的活动,摧毁农民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防线。(58)参见朱德新《日伪对冀东农民的精神侵略》,《民国档案》1995年第3期。

对日伪政权留日学生政策的研究是沦陷区奴化教育研究近年来取得较大进展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王奇生通过梳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发现,全面抗战爆发后,虽然国民政府停止派遣留日学生,但沦陷区各伪政权并没有停止,而且将其作为维系日伪“亲善”和“共存共荣”的重要方策。(59)参见王奇生《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此后,学界加强该论题的研究,对华北日伪政权、汪伪政权的留日学生政策,汪伪对留日学生的教育以及经费来源,汪伪留日教育的执行机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60)孔凡岭:《伪满留日教育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余子侠:《日伪统治下的华北留日教育》,《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周孜正:《汪伪的留日学生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周孜正:《浅论汪伪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经费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周孜正:《试探沦陷区中国青年赴日留学原因》,《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张玉成:《汪伪时期日伪奴化教育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曹必宏:《汪伪留日教育政策与管理机构述略》,《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日军每占领一地,便迅速由随军的特务机关组建“宣抚班”等组织进行奴化宣传。所谓“宣抚班”,早在全面抗战时期朱德曾有精辟评价:是日军特务机关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满华提携”与“反共”思想,对沦陷区民众进行各种挑拨离间的机构。(61)朱德:《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1940年7月24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近年来,有学者系统研究了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宣抚”工作的实际情况。(62)王萌:《谋心——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宣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新民会和同仁会作为“宣抚”工作的实际承担者也受到学界关注。

新民会是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务部仿照伪满洲国“协和会”在华北沦陷区组建与控制的一个所谓民众团体。20世纪80年代末,学界便开始关注其在日本侵华中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曾业英按照时间顺序,对新民会从1937年12月24日成立到1945年8月24日解散的历史进行了梳理。(63)曾业英:《略论日伪新民会》,《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21世纪以来,随着海外资料与地方史料的挖掘,新民会研究日渐走向深入。王强利用一批日文资料对新民会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更为系统的介绍,出版了新民会研究的第一本专著。(64)王强:《汉奸组织新民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此外,还出现了一批以地方新民会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范围涵盖新民会当年活动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四省与北京、天津、青岛三个城市。(65)主要成果有张洪祥、杨琪:《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新民会》,《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刘大可:《山东沦陷区新民会及其活动》,《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申海涛、张引:《抗战时期华北农村的新民会——以河北省保定道为例》,《保定学院学报》 2008年第3期;马义平:《日伪河南省新民会述略》,《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6期;张玉莲:《沦陷区新民会的“民意”协商——以忻县新民联合协议会为例》,《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刘洁:《华北沦陷区基层社会控制的实态——基于通县新民会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2期;符静:《权力、金钱与立场的博弈——从新民会的全联会看日伪在华北沦陷区的基层统治矛盾》,《史学集刊》2018年第5期;刘江:《应对与调适:日伪华北新民会组织机构变迁(1937—1945)》,《学术研究》2019年第9期。

同仁会是1902年日本在华成立的医疗卫生团体,以往学界多关注其医疗活动,近年才发现其在抗战期间医疗“宣抚”的功能。同仁会的医疗工作,因具有防止疫情蔓延、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作用,被日军视为最有效且直接的“宣抚”方式,但其实质,除了保障日军、日侨生命健康外,更是为了对抗欧美医疗机构,安抚民心,同时将殖民医学理念植入占领区,达到控制当地医疗卫生的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抹除中国民众的创伤记忆,掩饰日军犯下的暴行。(66)参见王萌《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以同仁会为对象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张慧卿《后大屠杀时期日军当局在南京医疗“宣抚”的实质》,《学海》2018年第6期;张慧卿《“宣抚”抑或控制:大屠杀后日军在南京的卫生防疫》,《江海学刊》2019年第3期;王格格《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医疗“宣抚”考论》,《民国档案》2021年第2期。

奴化宣传方面,电影、文学、新闻统制等是学界普遍关注的对象。已有研究揭示了日伪奴化宣传的本质和特点。(67)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汪朝光:《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检查》,《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陈言:《抗战时期沦陷区“色情文学”新探》,《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郭贵儒:《日伪在华北新闻统制述略》,《民国档案》2003年第4期;揭祎琳、董佳:《殖民与抵抗:沦陷时期的北平电影》,《北京党史》2022年第4期。近年来,各类报刊数据库的出现,使学者得以一窥伪新闻报刊的全貌,涌现出不少以报纸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成果。(68)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沈巍:《汪伪政权“东亚协同论”的形成及其文化实践——以〈大楚报〉系为中心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李龙:《日伪新闻势力的统合与扩张——以1941年东亚新闻记者大会为中心》,《学术研究》2022年第10期。此外,有学者从扶持亲日文化的角度对抗日史学与亲日史学进行研究,探讨日伪奴化宣传与文化控制在不同阶段的需求,是该领域比较有特点的研究成果。(69)符静:《上海沦陷时期的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四) 汉奸人物

对汉奸人物的研究,多是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汪伪政权核心人物开始的。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揭露其卖国投降的行径,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汉奸研究的主要内容。(70)相关著作有黄美真主编:《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揭露了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禇民谊、陈璧君、罗君强、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李士群10个汉奸头目卖国投降的罪恶活动;蔡德金:《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李理、夏潮:《汪精卫评传》,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闻少华:《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钟玉如、龚由青、金裕志:《通敌内幕:大汉奸周佛海浮沉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这些成果在伪政权研究方兴未艾的年代,在历史知识普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日伪政权研究的深入,如何定义、评价为伪政权服务的人,汉奸如何形成等问题引起学界讨论。有学者认为,自伪满政权开始,便出现了“日本有目的扶植的、有组织的汉奸集团”,而在伪政权中服务的部长、省长以上官员自然属于该集团。(71)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除此类大汉奸以外,为了生存而与日伪当局进行合作的其他群体也值得关注。

“灰色”与“对日协力者”是日本学者古厩忠夫阐释“战时上海”学说时使用的概念,用于指称“为了生计而不得不替日伪工作的普通民众”与“原本就是城市的精英阶层,政治上并不积极投靠敌伪,但由于在敌伪时期曾担任行政部门或经济组织的负责人,而不可避免地与敌伪当局发生了种种联系”的人。(72)参见葛涛《“三极”与“灰色”——评日本学者古厩忠夫的“战时上海”学说》,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 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灰色地带”是美国学者提出的,认为“沦陷区民间社会与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黑白分明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立,而具有相当程度的暧昧性;中国百姓既非‘爱国’也不‘卖国’,而是处于中间的‘灰色地带’”。(73)参见王克文《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张福运《如何评判沦陷时期的南京民间社会——“抗争”与“灰色地带”以外的视角》,《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灰色”“灰色地带”说在中国学界引起广泛地讨论,目前虽然对界定“灰色”的标准仍未形成共识,但推动了沦陷区研究视角从以政治为中心转向经济、社会和文化,为揭示沦陷区民众真实生存状态提供了新路径。

汉奸是如何形成的,是汉奸人物研究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已有研究成果既有对汪精卫、陈公博等大汉奸附敌原因的具体分析,也有从宏观角度对汉奸群体成因的探讨。(74)关于汪精卫投敌原因的探讨,一度是汪伪政权研究的热点,进入21世纪以后,学界更多从宏观角度探讨汉奸群体的成因。主要研究成果有黄东:《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付启元:《抗战时期汉奸形成原因探析》,《民国档案》2002年第6期;伍小涛:《乱世暗流:抗战时期部分知识分子走上汉奸之路探因》,《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车霁红:《东北沦陷初期伪满汉奸集团成因及傀儡角色》,《北方文物》2011年第3期。该论题的争议点,表现在部分海外学者对伪政权的认知上。他们认为,把汪精卫集团、汪政权视作“伪”,是一种以共产党或国民党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史观。鉴于此,张生等人以华东地区为中心,把汉奸史放在日伪关系中进行探讨,强调“汉奸文化”的历史渊源,突出日本利用汉奸的策略、政策,以及日、伪之间既合作、勾结,又有矛盾、冲突的复杂关系,以此回应试图为汉奸脱罪的海外潮流。(75)参见张生等《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导论”,第1—2页。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汉奸人物的性格,在不同时期对自身的认知、定位及与政治力量互动等方面的考察,分析汉奸之所以成为汉奸的原因,既丰富了日伪政权的研究,也为该论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76)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志毓:《汪精卫的性格与政治命运》,《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郝昭荔:《汉奸的自我认知与思想改造——以伪青岛市市长姚作宾为个案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3期。

(五) 地方社会

沦陷区的地方社会曾是海外学者(主要是欧美和日本学者)较为关注的对象。近年来,随着口述史的发展,以及个体日记的大量出版(77)关于口述史资料的重要性,刘大年在1991年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时便已强调,到21世纪初,有关抗战时期口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参见刘大年《做什么,怎么做?——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口述史研究成果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文杰:《八年梦魇:抗战时期天津人的生活》,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个体日记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萨空了:《香港沦陷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董毅著,王金昌编:《北平日记》,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中国大陆学界对沦陷区地方社会的研究取得积极进展,使沦陷区研究突破了以往仅关注日本在沦陷区“干了什么,怎样干”的研究框架。整体而言,该领域的研究有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通过对地方社会经济在沦陷前后变化的考察,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此类研究多以南京、太原、杭州等城市为考察对象。(78)李沛霖、经盛鸿:《沦陷时期南京的人口变迁和市民生活》,《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翟一帜:《日军占领期间太原市民日常经济生活》,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金科:《沦陷时期杭州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研究(1937—1945)》,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这对于了解战时地方社会的基本状况,以及战争对地方社会的具体影响非常有益,但结论容易出现同质化,比如在战前经济建设发展良好,民众生活稳定,但是沦陷以后,城市秩序遭到破坏,且在日伪的高压统治与竭泽而渔的掠夺破坏下,社会经济发展远不及战前水平。

除了城市,沦陷区农村经济情况也是学者关注的对象。王士花对华北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与剖析(79)王士花:《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李淑娟从村屯组织的建立与变迁、土地产权结构的演变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农业生产、农民负担四个方面对沦陷时期东三省及内蒙古的农村社会进行了考察。(80)李淑娟:《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李淑娟:《日本殖民统治与东北农民生活(1931—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有学者认为,上述研究多从日本殖民统治的施政与影响进行阐释,其转换视角,以东北农村为例,强调农村固有阶层结构的主体性,尝试破除传统产业史的局限,重新阐释中国农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变迁。(81)王大任:《撕裂的乡村——日本殖民统治对中国东北农村阶层结构的冲击与异化》,《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4期。

第二种是以城市与乡村民众的生活为对象的研究。(82)2015年,臧运祜曾指出,在沦陷区研究中,“1亿多城市与乡村民众的生活状况,尚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参见臧运祜《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长期以来,“抗争”是研究沦陷区民众生活的基本出发点,强调“除极少数甘心附敌的汉奸外,沦陷区广大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其他爱国人士,基于民族大义,为争取自由和生存权纷纷投入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抗日斗争中,并汇入全民抗战的洪流”。(83)参见张福运《如何评判沦陷时期的南京民间社会——“抗争”与“灰色地带”以外的视角》,《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不过,随着“灰色”“灰色地带”说的流行,利用个体日记而非日伪档案,强调“不能单纯依赖日本占领军或日伪政府的观察视角,有必要关注‘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84)参见李秉奎《抗战时期沦陷区城市青年的生存与心态——以北平、上海两位青年的日记为例》,《河北学刊》2018年第6期。的研究多了起来。相对而言,以城市民众为对象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既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考察,也有对民族资本家与日方“有限合作”问题的探讨。(85)对青年知识分子的考察,主要有崔巍:《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学术研究及知识分子状况述论——以1940至1945年南京市为例》,《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李秉奎:《抗战时期沦陷区城市青年的生存与心态——以北平、上海两位青年的日记为例》,《河北学刊》2018年第6期。对民族资本家的探讨主要有蒋宝麟:《战时沦陷区内民族资本与日方的“有限合作”问题——以上海刘鸿生企业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而以乡村民众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基于“灰色”“灰色地带”说的流行,学界出现了对沦陷区中国民众意识形态的讨论。经盛鸿以南京为例,认为当地民众对沦陷的反应以抗争为主。(86)经盛鸿:《不屈的南京民众——沦陷时期南京市民的自发抗日斗争》,《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有学者认为,用“民族抗争”论与“灰色地带”说讨论抗战时期民众的民族立场有其局限性,提出以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弱者的武器”理论中的“暗礁”重新定义沦陷区中国人表现出的各种意识形态。(87)张福运:《如何评判沦陷时期的南京民间社会——“抗争”与“灰色地带以外”的视角》,《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对此,江沛指出,“我们不可能认同战争状态下民众必然寻求与占领者进行合作的观点,但可以努力理解强权对于民众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形态的扭曲和撕裂,反思战争之恶对于人类生活及心理的扭曲及戕害”。他认为“围绕着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贯穿于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却难以确定的反抗,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的”,他把沦陷区民众的这种反抗称之为“日常反抗”,认为这“或许才是沦陷区民众政治表达的主要方式之一”。(88)江沛:《关于抗战时期沦陷区民众生存状态的若干思考》,《民国档案》2020年第1期。

第三种是对妇女思想、生活及情感的关注。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研究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不仅直接领导根据地的妇女运动,还秘密领导沦陷区妇女的抗日救亡斗争,而且间接领导和推动国统区妇女抗日运动。近年来,有学者把视角放在国统区、根据地与沦陷区的“不同”之处,着力阐述战时沦陷区妇女的所思所想,揭示日本侵华对妇女运动的影响。(89)此类研究有郝昭荔:《“新女性”与旧伦理:青岛沦陷时期的妇女问题》,《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第四种是对沦陷区外国人生活状况的研究,包括基督教会、日本居留民、私立大学等。(90)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祖恩:《从战时征用到战时教育——中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日本人学校》,《史林》2004年第6期;经盛鸿:《日伪时期的南京英美侨民及其活动》,《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经盛鸿:《武士刀下的南京——日伪统治下的南京殖民社会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王淼:《华北沦陷区基都教会研究——以卫理公会为中心(1937—1945)》,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张传宇:《沦陷时期广州日本居留民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2期;周东华等:《另一种“宣抚”:杭州沦陷初期外侨对日交涉与日军因应》,《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1期,等等。这与近年来对海外史料的大量发掘与利用有关。

(六) 军事统治

关于沦陷区的军事统治,比较多见的是对“治安强化运动”与“清乡”运动的研究。关于前者,江沛《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一书基本厘清了“治安强化运动”的基本过程、实际效果,以及与华中地区“清乡”运动的异同,是该领域的代表作。(91)江沛:《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关于后者,20世纪80年代余子道对“清乡”运动的研究,“首次将‘清乡’运动作为一个独立事件,而非日伪对沦陷区统治的一个侧面进行研究”,“揭开了大陆学界对日伪‘清乡’运动的研究序幕”。(92)余子道:《日伪在沦陷区的“清乡”活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徐嵩:《华中地区日伪“清乡”运动中构建竹篱笆研究(1941—194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胡德坤从日本“治安战”的角度探讨中国敌后战场,把沦陷区研究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史相结合,为深化日本的军事统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93)胡德坤:《中国敌后战场的抗战与日本“治安战”的失败》,《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

近年来,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开始关注实施军事统治的伪军。“日军以伪军为爪牙控制乡村,伪军以武装为后盾,跃升为沦陷区农村的‘主角’”(94)姜子浩:《豫东沦陷区伪军的生存策略——以伪军与伪政权的粮食竞逐为中心》,《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9年第2期。,无论是对民众的剥削、压迫,还是在与中共或国民党军敌后游击队之间的斗争中都充当了日军和日伪政权的帮凶。

关于伪军与日军的关系,已有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合作中带有竞争。沦陷区之大,牵制了日军有限的兵力,日军需要吸纳伪军,以弥补伪政权的弱势,间接控制地方基层。而伪军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用日军“以华治华”的策略扩张地盘。姜子浩以1940年华北沦陷区成为日军“战时粮仓”,粮食供应“本地化”为背景,通过考察日、伪双方对粮食的争夺,生动阐释了伪军与日军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从维持治安的角度看,伪军的存在或是不可或缺的,但从获取资源的角度而言,伪军却是日军调度农村粮食、调剂城乡民食难以逾越的障碍”。(95)姜子浩:《豫东沦陷区伪军的生存策略——以伪军与伪政权的粮食竞逐为中心》,《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9年第2期。

关于伪军的构成,既有研究注意到“日军特务机关着力吸纳河南沦陷前后出现的民间武装,将其转化为县警备队、保甲自卫团”等情况。曹书林利用大量日文档案,通过考察进一步指出,“沦陷区内除了存在民团等自卫武装外,仍有一些宗教、会团等秘密结社武装。对此类武装力量,日军亦是加以怀柔利用”。(96)参见姜子浩《豫东沦陷区伪军的生存策略——以伪军与伪政权的粮食竞逐为中心》,《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9年第2期;曹书林《日伪对地方武装团体的改编与利用——以河南沦陷区为中心》,《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2年第3期。

伪军中,汪伪的军事力量和伪满的军事力量具有特殊性。(97)参见余子道《汪伪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消亡》,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第127—180页;叶铭《武装的傀儡:汪伪政权警卫部队之管窥》,《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2期;贺怀锴《傀儡之军:汪伪政府海军述论(1940—1945)》,《民国档案》2019年第1期。尤其“伪满军队中存在大量拥有伪满军军籍的日系军官”,是其独有的现象。张圣东通过对伪满政权中警察预备队录用日系军官的过程、日系军官战后待遇补偿等问题的考察,指出:日系军官制度得以产生的原因在于,“相较于朝鲜、中国台湾等被纳入日本‘领土’的‘正式殖民地’而言,伪满是一个采取‘独立’于日本的傀儡国家形式的‘非正式殖民地’”,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但“给相关国家的人民带来灾难,也给本国人包括一部分加害者带来了伤害”。(98)参见张圣东《从战时到战后:伪满军中的日系军官》,《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4期。

三、沦陷区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前瞻

沦陷区研究经过70多年的发展,已经从揭露、批判日本侵华罪行的初级阶段,进入客观深入研究的成熟阶段,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其研究大致包括日本侵华与中国人民的抗争两种类型,既有对战争的反思,又受海外学界一些方法、概念的影响,同时也根据现实中日关系适时调整研究重点。沦陷区研究虽取得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深化的空间。

第一,应着力解释“先进与侵略”“落后与反抗”这两对矛盾的统一问题。这也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经常碰到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学界同仁。(99)谢维:《近代史所1992年学术年会讨论综述》,《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以经济掠夺为例,研究日本在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势必涉及它的经济计划、统制政策、投资、技术装备、劳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经济问题。经济开发自然包括新建扩建工厂、矿山、电站、铁路、公路、水利工程等各种设施。进行经济开发的结果,自然会增加产量、品种、提高设备能力改善装备,改变工农业比重,促进工业化进程”。(100)苏崇民:《关于东北沦陷史研究上的几个问题》,《东北亚论坛》1994年第3期。对于沦陷时期“经济开发”的结果,目前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以揭露与批判为主要结论,但是如何使论述与结论之间不产生矛盾,还需要学界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有学者提出,而且这种论述与结论之间的矛盾亦出现在奴化教育与宣传、日伪的防疫研究等领域,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第二,应加强沦陷区研究中的概念辨析。有学者指出,沦陷区研究中存在概念不清的问题,如“沦陷区”本身,与“国统区”“根据地”一样,“既是政治概念,也是地域概念”。(101)2021年第二届沦陷区研究工作坊中,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袁成毅指出,“沦陷区”既是政治概念,又是地域概念,研究沦陷区应在敌我力量的消长中动态把握;时任《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进一步提出沦陷区研究存在概念不清的问题,研究中应注意辨析。参见张翊越、黄梦迪《第二届“沦陷区研究”工作坊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2期;张翊越、黄梦迪《工作坊·抗战研究中日占区研究的多元维度》,“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1年6月16日。陈紫竹的最新研究对此做了有益探索。他认为,国共两党对“沦陷区”概念的不同认知,反映了两党在思维方式、政党文化方面的不同。(102)参见陈紫竹《何处是沦陷区: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概念辨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3年第2期。此外,对于“日伪政权”等概念,也有学者提出新的看法,认为“严格意义上,日本在沦陷区并没有政权,但存在军政统治”。

需要注意的是,辨析并非是最终目的,厘清概念是为了打开思路,在抗战全局中思考沦陷区的地位,深入理解日本侵华的本质和特征。

第三,应关注沦陷区社会经济变化与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的关系、日本的侵略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

日本在沦陷区的统治,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当前研究喜欢用“与抗战全面爆发前相比,沦陷区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等来形容,是否真的有变化,主要是哪些方面有变化,没有变化的是什么,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避免泛泛而论。

比如,有学者注意到沦陷时期部分手工业的复兴,认为“不同手工行业在沦陷时期变迁之复杂绝不仅仅是用衰退所能概括”,从而提出用“重构”来代替“衰退”的说法。(103)参见桂强《日伪经济统制与上海郊县手工业的变迁(1937—1945)》,《历史教学问题》2021年第6期。所谓“衰退”论,主要指马俊亚《抗战时期江南乡村经济的衰变》(《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4期)提出的观点。这一讨论大概会在未来持续一段时间。要解决这个问题,除注意不同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以外,还需要了解日本史,尤其是日本的近代政治史,了解侵华日军、各沦陷区的统治者的行为与其本国政治环境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唯其如此,才能明白其中的行为逻辑,从而避免出现自说自话的现象。

第四,应打通沦陷区、根据地、国统区研究之间的壁垒。沦陷区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全盘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又分为在农村和城市(包括交通要道地区)两种类型。在农村,主要是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城市及交通要道地区,由于日伪军的力量比较强大,所以基本以开展秘密工作,隐蔽精干,积蓄力量,支援农村为主。中共在沦陷区农村的活动,基本与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是重合的。比如,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周围环绕着平汉、北宁、津浦和石德四条铁路;中间星罗棋布着敌人500余个据点;公路、河流、贯通各地”(104)海燕:《敌占区工作在冀中》,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1卷,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页。,其所处的华北平原在广义上已经在卢沟桥事变后成为日军的沦陷区。所以,这部分内容应该成为根据地研究或者中共反“清乡”、反“扫荡”的研究对象。(105)有关“清乡”运动,主要研究成果有余子道:《日伪在沦陷区的“清乡”活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曹凡云、王祖奇:《论日本对“清乡”活动的决策与主导》,《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等等。不过,既往研究大多并没有把沦陷区研究与中共抗日战争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如此,把沦陷区研究同根据地、国统区的研究相结合,呈现的面相必将更加丰富,视野也更为开阔。

第五,应不囿于成说,实事求是,推陈出新。有学者将其称作“历史研究生命力之所在”,“不同观点的出现不仅与研究者所掌握的材料有关,而且与选择研究框架有关”。(106)谢维:《近代史所1992年学术年会讨论综述》,《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沦陷区史与城市史、地方史交叉,既属于抗战史领域,又属于日本侵华史范畴,还是近代中国城市史、乡村史的考察对象。在中外资料极大丰富的今天,学界一定可以有更广阔的视野,发现沦陷区研究的新问题,找到全面理解沦陷区历史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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