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林》中的流散书写与共同体想象

2023-03-25 10:23李睿
外国语文研究 2023年6期
关键词:托宾世界主义布鲁克林

内容摘要:在小说《布鲁克林》中,爱尔兰当代作家科尔姆·托宾刻画了一位从爱尔兰小镇移居纽约的女性流散者。托宾从当下多族群共处的时代背景出发,以主人公的流散经历为依托,将其对爱尔兰共同体的辩证审思融汇其中。小镇凋敝的社会经济景观折射出爱尔兰小镇共同体的“失落”状态,对于个体发展与自由的追寻促成了爱尔兰女性的跨国流散行为。布鲁克林的爱尔兰流散共同体基于共同的文化身份形成,蕴含强大的凝聚力,不仅为流散者提供物质保障,更赋予流散者精神上的“慰藉”,帮助主人公走出了流散异国所遭遇的情感疏离。在肯定族群内部联结的基础上,作品进一步传达了打破身份迷思,超越种族、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伦理规范的思想主张,为建构跨族群共同体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科尔姆·托宾;《布鲁克林》;流散书写;共同体;世界主义

作者简介:李睿,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流散文学。

当代作家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 1955- )出生于爱尔兰东南部小镇恩尼斯科西(Enniscorthy),在其一众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以这座小镇为故事背景,述说社会历史更易的大背景下小镇居民的悲欢离合。为了摆脱战乱、贫困、饥荒,追求社会流动性,爱尔兰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大规模移民。爱尔兰作家以这些历史经历为素材,创造出了数量丰富的流散文学作品。相较于其他民族的流散历史,女性的大规模流散是爱尔兰民族流散史上最为独特的现象之一。作为一位“ 惯于在小说中指涉历史的作家”(Foster21),托宾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历史现象,在小说《布鲁克林》(Brooklyn, 2009)中,托宾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恩尼斯科西的小镇姑娘艾丽丝· 莱西为主人公,运用简洁、克制的笔调刻画了艾丽丝听从旅美神父弗拉德的建议,从发展前景黯淡的家乡小镇前往纽约布鲁克林工作、生活的故事。

自小说出版以来,学界对这部作品也投入了相当的关注,但研究视角相对单一,主要集中于小说所呈现的移民身份认同以及追求个人解放的精神内涵。拉吉纳鲁(Camelia Raghinaru)将本土主义(parochialism)及世界主义概念引入对主人公命运选择的分析,认为艾丽丝“ 成长为一位从边缘而来的世界主义者,一位失根的人,最终成为一个分裂的自我”(43)。但充分考察作品后可以发现,世界主义的理想情怀虽然强烈地影响了艾丽丝的身份认同,但她并未对爱尔兰文化表现出完全的否定与抛弃。

与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托宾也曾经历流散的生活状态,独身本赴美国任教的经历曾令他倍感孤独(Rustin)。流散所产生的无根感令他颇为怀念家园故土,也促使他对于个体的民族身份有了更为深切的认知。可以说,《布鲁克林》深刻地反映了流散语境下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复杂张力,两者的协商、对话共同塑造了艾丽丝的个体身份。基于此,本文从共同体及世界主义的相关视角出发对文本中的流散书写加以分析,以探讨全球化进程中共同体的未来形态。

一、共同体“失落”与爱尔兰女性流散

文学作品中的共同体表征是当下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回溯共同体研究的源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可谓是相关研究的肇始者。在滕尼斯对共同体的相关论述中,共同体是与机械结合的社会相对立的概念,代表了一种“ 有机的生命”(52)。他将共同体细分为血缘、地缘、精神共同体三个不同类别,血缘与地缘共同体以亲属和邻里为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 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心灵的生活的相互关系”(65),可以说共同体意即紧密的团结、联合。在论述共同体的特质时,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 共同体是一个‘ 温馨 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2)。然而在《布鲁克林》中,理想中温暖、亲切的家园故土却呈现出强烈的凋敝之感,血缘、地缘、精神共同体无一例外地处于“ 失落” 的状态之中。共同体的“ 失落” 与改变命运的强烈冲动促成了艾丽丝的流散行为,映射出爱尔兰女性大规模流散的历史根源。

《布鲁克林》对于爱尔兰小镇凋敝社会状态的刻写始于小镇的经济生活。小说伊始,主人公艾丽丝顺利地完成了簿记课程,然而受制于小镇萧条的经济环境,在这里“ 无论资质多好,也找不到工作”(8)①。迫于生机压力,艾丽丝最终接受了镇上杂货店的兼职工作。对于艾丽丝而言,接受杂货店的临时工作是她在糟糕就业环境下的无奈選择。店主凯莉小姐很清楚小镇的就业之难,从向艾丽丝提出邀约伊始便抱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度,在后续的经营中,她不仅时常提出严苛的工作要求,克扣艾丽丝的报酬,就连赠予艾丽丝家人的食品都是没有被销售出去的陈货。凯莉小姐的势利做派不仅体现在对待员工的态度上,她在对待顾客时也是因人而异。在面对一些顾客时,她态度冷淡,“一言不发,只是咬牙站在柜台后,那架势像在说很不乐意那顾客来她店里,恨不得对方立刻就走”,而对另一些顾客则变得十分殷勤,“热情地招呼他们的名字”(7),以博取他们的好感。对此,托宾通过阅历更为丰富的艾丽丝母亲道出了个中原因:“除非你有大把的钱,或者是神职人员”(9),否则凯莉小姐绝不会用和善的态度来对待你。由此可见,财富的多寡和社会地位的高低构成了凯莉评判他人的准绳。

通过对凯莉小姐这一颇具代表性人物形象的细致刻画,托宾意在言说彼时小镇共同生活的撕裂。在萧条的社会环境下,小镇的普通民众与商业阶层的隔阂愈发严重。占据小镇上层地位的商业阶层自视甚高,常以高傲的姿态看待镇上的居民。小镇的民众对此也颇有微词,在评价这些店主时,艾丽丝的母亲忿忿不平地说:“有些镇上的小店主,尤其是那些买便宜货来倒腾的,不过就有个几米长的柜台,整天坐在那里等顾客。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把自己看得那么高”(9)。凯莉小姐可谓是上述傲慢商业阶层的代表,她对小镇生活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还延展到了社会生活方面。小说中,凯莉小姐的杂货店坐落于小镇商业街的中心位置,“整个镇子,不管是谁都来店里”(3),她对于镇上每一户人家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宛如一名坐镇全景敞式监狱中心的监管者,实时监控着当地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凯莉小姐对于小镇上的宗教活动十分热忱,称得上是宗教典仪的忠实捍卫者。与此相对,艾丽丝一家则在近年逐渐疏远了宗教活动,最近的一次弥撒活动早已是数年前的事情。她清晰地“记得在几年前的那个圣诞节早晨,大教堂中央走道座无虚席……但现在那里几乎没有人”(9),这一历时性观察映射出战后爱尔兰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宗教趋于冷漠的态度,天主教在民众中的号召力、凝聚力呈现出十足的衰退之势。

社会阶层的对立与精神凝聚力的式微昭示了小镇地缘、精神共同体的双重失落,两者共同造成了小镇荒凉、萧索的社会风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小镇男性不得不远赴他乡,寻找工作机会。小说中,艾丽丝的三个哥哥都在英国工作,家中只有母亲和姐妹二人相依为命,颇为冷清。与此同时,小镇女性的发展则更为艰难,她们转而寄希望于婚姻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教育本该是促进、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但是包括主人公在内的小镇女性在完成系统的教育之后,仍然难以求得一份稳定、具备发展空间的工作。回归女性传统,以婚姻的方式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旋即成为爱尔兰小镇女性个人命运的出口。在小说中,托宾付诸大量笔墨描绘了小镇上另一幕具有代表性的生活场景——社交舞会,小镇青年男女约会的场所。在描述艾丽丝好友的约会对象时,小说写道:“乔治·谢里丹不仅相貌英俊,有辆汽车,还有个店铺,在集市广场的生意蒸蒸日上。在他母亲过世后,他可以全额继承这家店铺的遗产”(13)。此番评价不仅突出了财富在择偶过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同时强调了“继承”这一特殊的获取渠道。与爱尔兰小镇沉闷的社会经济环境相伴而生的是阶层流动性的严重匮乏,处于社会下层的居民难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得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阶层的跃升。小镇女性想要过上良好的生活,就必须寄希望于觅得一位拥有丰厚财产的丈夫,将自己的命运与婚姻关系牢牢挂钩。但这一选择在为女性带来可能的经济利益的同时,实际上是以牺牲她们的主体性为代价。在强烈的天主教文化氛围影响下,爱尔兰女性往往被想象为温厚、持家的“ 圣母” 形象。这一宗教意识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爱尔兰社会,并在社会制度中得以显著表征,“1937 年的《爱尔兰宪法》第41 条明确提出保护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益,从而以法律的形式将女性的社会作用局限于‘ 家中的生活 和‘ 在家庭中的责任”(陈丽 131)。这一饱受诟病的制度设计延续至今,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了女性的个人身份,将女性的角色禁锢在了家庭之中。想要依靠婚姻获取优渥生活就必须放弃家庭之外的社会身份,放弃个人事业,过上“ 工作,然后嫁人,辞职,生子”(22)的样板式生活。

通过对典型场景的再现,托宾在相当程度上复原了彼时爱尔兰乡间小镇的社会风貌和伦理价值取向,但与此同时,女性的自觉意识也在悄然觉醒,并与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小镇恩尼斯科西的生活场景并不只是当地的独特现象,而是具备相当的典型性,“ 爱尔兰自由邦成立以后,政府在文化上采取保守、封闭的政策,推行文化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在宗教上实行道德清教主义,年轻人甚至在娱乐消遣、恋爱和婚姻上都得不到自由”(吴国杰 66)。在展现社会主导性力量的同时,小说并未忽视反传统力量的存在。英国学者雷蒙·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对社会文化进行了界定,他将其划分为主导文化、残余文化、新兴文化三种类型,根据威廉斯的理解,新兴文化是那些被不断创造出来的“ 新的意义和价值、新的实践、新的关系及关系类型”(132)。艾丽丝的姐姐罗丝可以算得上是故事中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年过三十的罗丝在小镇的同龄女性中显得格格不入,她的“ 大多数朋友都已结婚,不少是孩子都已经长大的半老徐娘”(8)。但是罗丝并未将婚姻视为人生的必经之途,遵循小镇女性“ 工作,然后嫁人,辞职,生子”(22)的既定程式,而是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个人事业,同时积极投身运动,是镇上高尔夫俱乐部的骨干成员。虽然在这项运动中,“ 男性的优势地位导致女性的高尔夫球手经常被定位为‘ 他者,她们在运动中被视为是不同的、不受期待的或者是不那么重要的”(Kitching 272),但罗丝凭借自己的积极、进取精神,不仅在高尔夫俱乐部中占有一席之地,还由此获得了远胜于同龄女性的社会评价。在艾丽丝家庭内部,罗丝对于杂货店店主凯莉的势利做派最为不满,这一态度映射出新兴文化与主导文化间难以避免的对抗和冲突。当凯莉小姐以近乎施舍的姿态试图将艾丽丝纳入主导文化的辖域之内时,这一行为遭到了罗丝的强烈抵制。其后,罗丝邀请旅美的爱尔兰神父弗拉德来家中做客,实际上是想利用神父的人脉关系为艾丽丝在女性更为自由的纽约谋得工作的机会。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与主导的“ 家庭文化” 所导致的冲突在所难免,当家庭之外的成功成为女性难以企及的目标时,打破身份规约的最直接方式就是离开这片“ 规训” 之地。由此,小说中流散行为发生的动因超越了以往躲避战乱、饥荒的被动诉求,一跃成为谋求个人发展的主动行为。

二、流散困境与共同体的“慰藉”

远离亲人与故土,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是流散群体所共同面对的挑战。在《布鲁克林》中,托宾虽然对小镇封闭、保守的愛尔兰文化特质持有批判的态度,但他并未否定爱尔兰民族身份所蕴含的积极力量。独处异乡、远赴美国执教的个人经历使他得以从流散者的视角出发,思考民族身份对于流散个体的重要价值。麦克威廉斯(Ellen McWilliams)认为:“《布鲁克林》充分展示了爱尔兰性与族群特质,这部作品将女性主体视为纽约流散社群的完全参与者”(28)。可以说,托宾对于民族身份的珍视集中体现在他对布鲁克林爱尔兰流散社群的书写中。在他的笔下,共同的爱尔兰民族身份与守望相助的家园意识型塑了布鲁克林的爱尔兰族群共同体,它不仅为流散者提供了基础的物质生存保障,更赋予这一群体精神上的“慰藉”,帮助流散者走出精神的困顿。

流散行为意味着地理空间的迁移,迫使流散者脱离过往熟悉的生活环境。身处异国他乡,分散、孤立的流散者往往难以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他们由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现有社群帮助他们融入美国”(Almeida 4)。在该作中,艾丽丝在弗拉德神父的引荐下得以居住在当地爱尔兰社群的基欧夫人家中,这里的其他租客也都是爱尔兰裔的女性移民。舒适的生活环境、相近的生活习惯为艾丽丝扫平了侨居异国的物质障碍,但精神上的试炼却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在来到布鲁克林的初期,艾丽丝感到“每时每刻,都有新景象、新感受、新信息”(46),完全沉浸在全新生活环境所带来的巨大新鲜感之中,将自己的精力不断倾注到工作中,无暇顾及心中备受压抑的思乡情结,但故乡亲友的来信不可避免地触发了她的怀乡之情。亲友的关切与异乡生活的疏离产生了强烈的反差,艾丽丝深刻地体会到:“她在这里微不足道。不仅是因为她没有朋友和家人,更因为她在这屋里,在上班的路上,在商场营业区,就像个鬼魂。什么都没有意义”,与此相对的是,假如她身处故乡小镇,“如果她走进商店或是职业学校,即使一个熟人都没遇见,但空气、阳光、土地,都是实实在在的,是她的一部分。然而此地却无一物属于她”(53)。不难看出,个体对于意义感和归属感的渴求使得艾丽丝对于布鲁克林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心理与对家园故土的怀念。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讲,这一精神困境不仅是艾丽丝个人的遭遇,同时也是流散群体所面对的普遍境遇,而要想跨越这一道难关往往需要依赖他人的帮助,从共同生活中汲取消除孤独的精神力量。

通过对主人公异乡心理状态的细致描写,托宾揭示了流散群体面对的普遍困境,但托宾的用意并不仅止于此,而是通过描写流散社群的关怀对艾丽丝走出人生低谷的作用,进一步强调了民族共同体的力量。在異国他乡,共同的民族身份与相仿的生存境遇无疑会增强同一族群流散者的内部凝聚力,催生关系紧密的流散共同体。小说中,旅居美国的爱尔兰天主教神父弗拉德是团结布鲁克林爱尔兰流散社群,推动其走向共同体的关键角色。托宾如此身份设定的用意不难理解,作为一个宗教历史悠久、氛围浓厚的国家,爱尔兰与天主教始终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曾在1979年访问爱尔兰时,不遗余力地将爱尔兰特质与天主教派画等号”(吕春媚、石吉文101)。可以说,天主教是爱尔兰民族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爱尔兰本土以及海外流散社群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作者笔下,弗拉德神父的影响力并不仅限于教区的宗教事务,而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着沟通爱尔兰社群,连结爱尔兰侨民的纽带作用,可谓是布鲁克林爱尔兰流散共同体的精神领袖。

流散共同体无疑是流散者精神“ 慰藉” 的重要来源。弗拉德神父在艾丽丝的异乡流散生活中扮演了引路人的角色,在艾丽丝遭遇挫折时帮助她重拾了流散生活的意义感。就当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无意义感,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指出:“ 个人的无意义感,即认为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东西的感觉,正成为当前晚期现代性社会中的首要精神问题”(9)。对于身处异国他乡,面对更为艰巨挑战的流散者而言,意义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离开故乡爱尔兰小镇移居纽约之后,艾丽丝无疑获得了个体发展的自由,但缺乏目标、方向的自由无疑是盲目的,最终将她引入了意义感丧失的虚无之境,使其对于自己在布鲁克林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产生了动摇。

在了解了艾丽丝心理变化的原委之后,神父主动为艾丽丝在夜校报名继续学习会计课程,帮助艾丽丝通过学业排解思乡忧虑,并为将来获得职位晋升挣得更多砝码。对于艾丽丝而言,获得个人发展机会是其流散行为的首要目的。通过对达成这一目标的清晰而细致的规划,弗拉德神父帮助艾丽丝重新确立了个人的追求,从而使她获得了异乡生活的意义感。

更为重要的是,艾丽丝通过教会活动切身感受到了共同民族身份的凝聚力量,在共同体中收获了弥足珍贵的归属感。在教会组织的圣诞慈善晚宴上,旅居纽约的爱尔兰移民纷纷自发前来。席间,艾丽丝“ 注意到一个有些驼背的人……刹那间艾丽丝确定,她父亲来到她身边了”,但随后“ 她醒悟过来,这不会是他,她是在做梦”(70)。艾丽丝对“ 父亲” 的误认显然具备深刻的文化意涵,行为背后是艾丽丝潜意识中对于血脉亲情的渴望,展现出流散个体对于集体归属的强烈渴求。在晚宴的后半程,这位爱尔兰老人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为在座的宾客献上了一首歌曲,老人唱的是爱尔兰语,艾丽丝并不能完全听懂歌曲的涵义,只是在“ 他唱到和声部分时,艾丽丝才听懂了歌词”(73)。这一幕爱尔兰语演唱不仅打动了艾丽丝,更深深感染了在座所有听众,展示出民族文化传统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本民族的语言无疑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包括天主教、爱尔兰语在内的爱尔兰民族传统文化备受压制,被冠以落后、愚昧的污名。正如学者萨沃(Laura Elena Savu)所言:“ 艾丽丝所承袭的[ 民族] 身份与其说是一种负担,不如说是一种恩赐”(252)。通过这次融汇爱尔兰民族传统的圣诞晚宴,艾丽丝得以重建与爱尔兰同胞间的关系,“ 她给他们上菜的时候,他们都转过身来感谢她,说笑间的模样似乎更像她的父亲和兄弟,他们脸上的粗犷在羞涩中消退了,起初貌似倔强和坚硬,现在却奇怪地柔和下来”(71)。艾丽丝原本对这些更早来到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并不了解,甚至抱有偏见,认为他们都是靠出卖体力谋生的粗野之人,但通过近距离接触,她放下了原有的偏见,对这些久居异乡的同胞产生了如“ 父亲和兄弟”(71)般的亲近感。“文化身份就是认同的时刻”(霍尔 212),凭借这次晚宴,艾丽丝与这些曾被她所轻视的同胞建构了近似亲缘的认同关系,在“断裂和非连续性”(霍尔 211)中重新激活了爱尔兰民族身份之“根”。在这一过程中,因流散而生的无根感被彻底驱散,原本破碎的社会关系纽带得以修复,个体受到了共同体的温暖抚慰。

三、世界主义与共同体的“愿景”

共同的身份认同是连结个体,缔造集体的重要方式,但共有的身份在产生归属感的同时,也常常引向对于“非我族类”的排他行为,“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和背离”,甚至“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和”(森 1),触发激烈的族群冲突。就《布鲁克林》的创作动机,托宾曾坦言:“我写《布鲁克林》这本书的时候,爱尔兰已经变得十分繁荣。很多人开始到这个国家来,可是爱尔兰人却尚未准备好。照理说当波兰人、尼日利亚人或者中国人到爱尔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张开臂膀欢迎才是。可是我们却没有这样做”(Galanes)。可以说,这部作品不仅包含托宾对爱尔兰故土的深切怀念,对民族身份的珍视,同时也蕴含其对爱尔兰共同体中排外现象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作为小说故事背景的纽约无疑是一座因移民而兴的城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流散者共同丰富了纽约文化风貌,赋予了这座城市世界主义精神。文学批评家威尔逊(Edmund Wilson)曾高度赞扬纽约所展现的世界主义精神,在他看来,以波士顿为代表的新英格兰传统虽然底蕴深厚,但也因其固守本性而裹足不前,相较之下,纽约则因其开放、包容的世界主义精神而自成一派(423-424)。不难发现,托宾正是以昔日布鲁克林中爱尔兰流散者的经验为鉴,呼吁同胞对外来者怀抱更为开放、包容的态度,以文学为媒介畅想共同体的未来“愿景”。

在《布鲁克林》中,流散共同体对于流散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帮扶作用,但共同体内部也广泛存在着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思想。艾丽丝在布鲁克林的居所是典型的族裔聚居地,不仅房主基欧夫人来自与艾丽丝家乡相距不远的另一座小镇,这里的其他租户也来自爱尔兰抑或是爱尔兰移民的后代。尽管身处异乡,这些移民依然保持着爱尔兰式的生活方式。得益于这一爱尔兰寓所的庇护,艾丽丝最终得以融入布鲁克林的生活。但与此同时,这一空间也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孤岛,它隔绝异质世界,让移民们难以被异质文化所同化”(吴国杰 63)。租户中有不少人固守着爱尔兰礼仪习俗,对其他族裔的移民抱有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出身贝尔法斯特的麦克亚当小姐即是其中代表,当圣诞节临近时,她便会“悲悲戚戚”,抱怨“只要你不在爱尔兰自己的家里,就算不得过真正的圣诞节”(66);而她对待其他族裔移民的态度也尤为傲慢,“凡有人经过身边,就嗤之以鼻,觉得这些人不是意大利人,就是犹太人”(44)。此外,包括麦克亚当在内的不少租户还存有种族主义思想,当她们听说艾丽丝工作的百货公司开始接待黑人时,纷纷表示无法接受这一变化,甚至扬言要为此“从街对面走”(94)。相较而言,艾丽丝及寓所内的爱尔兰移民后代则怀抱着更为开放、积极的态度,主动融入多元族群共处的布鲁克林生活。

通过对爱尔兰流散社区内部观念差异的刻画,托宾力图揭示爱尔兰流散共同体内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逐渐显著的张力。不同于本民族优先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世界主义代表着更为宏阔的视野、更具包容性的倫理观,或是一种全人类和平共处的理想状态”(何卫华,《血的本质》 33),两者间的对立、冲突在全球化进程加快,跨族裔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境下显得愈发突出。爱尔兰社会同质、单一的民族身份构成与其苦难的历史经验促成了爱尔兰民族主义,相比之下,纽约布鲁克林的身份景观则呈现出更为多元、丰富的特征,这一新的社会环境要求个体走出本民族至上的迷思,顺应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以世界主义的视野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可以说,布鲁克林的独特流散经历成为了艾丽丝自我改变的契机,使她得以超越旧有的爱尔兰地方观念,打破种族、民族、国别的视野局限,最终型塑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念。

在布鲁克林百货公司的工作为艾丽丝提供了一个了解各个族群的窗口,在与非裔顾客的接触过程中,艾丽丝逐渐打消了因肤色产生的歧见。布鲁克林的百货公司与小镇杂货铺代表截然相反的伦理价值导向,相较于小镇杂货店主凯莉的势利做派,作为现代商业社会的产物,百货公司背后的“ 新伦理秩序是建立在接纳、内化陌生人的过程上”(陈正国 393)。百货公司的雇主在艾丽丝上班的第一天便告知她:“ 布鲁克林每天都在变……来这儿的新人可能是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甚至是有色人种……我们对人一视同仁”(47)。二战后,布鲁克林的族裔面貌愈发多元,与此同时,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也为破除种族差异,消除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提供了助力。艾丽丝所在的百货公司积极顺应时代潮流,率先做出改变接待非裔顾客,不仅特意准备受非裔群体所青睐的商品,而且嘱托营业员:“ 对进入商店的任何人都以礼相待,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88)。在接待非裔顾客的过程中,艾丽丝主动向她们提供服务,进而发现这些顾客“ 精心打扮,她们的发型极好,衣服漂亮……少数几个和她说话的,措辞非常礼貌”(89-90),完全不同于爱尔兰社群内广泛流传的黑人粗鲁、野蛮的说法。亲身的接触经历打破了艾丽丝原初怀有的负面印象,在与非裔群体的交往中,她进一步坚定了种族平等的信念,甚至主动驳斥寓所内其他租户的种族主义言论。

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念不仅意味着超越种族的壁垒,同时还要求打破民族身份的界限。显性的肤色差异型塑了种族意义上的他者,在相同的肤色下,文化、语言、地域出身等差异构成了民族的区隔。在爱尔兰流散社群内部不仅存在着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针对其他族裔的歧视也极为常见。寓所内,房东基欧夫人与麦克亚当小姐最为反感意大利裔和犹太裔移民,这一态度也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爱尔兰社群与其他族群的紧张关系。罗纳德· 贝勒(Ronald H. Bayor)指出:在纽约的所有族群中,爱尔兰人遭受过的族群冲突最为严重,作为城市中的早期移民,爱尔兰人不仅与本地的白人新教教徒有过冲突,还因为争夺工作、住房资源与随后而来的犹太人、意大利人爆发过激烈冲突(3-4)。但随着时间延展,二战后,社会环境愈发宽松,族群间的紧张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小说中,弗拉德神父不顾社群内的保守声音,尝试通过举办舞会的方式来筹措公益资金。与之前举办的圣诞晚宴一样,舞会也未对参与者的身份背景有任何限制。这种做法自然受到了流散群体内部的质疑:基欧夫人认为“在战后的教堂举办舞会……这不道德”,她开始担心“有些意大利人已经来找爱尔兰姑娘了”(83)。在基欧夫人的认知中,民族身份是个人天生的标签,意大利人天性开放、品行不端,她担心爱尔兰姑娘会被意大利男性引诱,受到感情伤害。然而,正是在神父举办的舞会上,艾丽丝结识了意大利裔青年托尼,艾丽丝并未从身份出发去评判他人,而是在接触交往中逐渐加深了对托尼的认识。与爱尔兰社群内部对于意大利人的刻板印象不同,托尼为人真诚、善良,对待艾丽丝体贴耐心,感情专一。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两人出身低微,但他们都怀揣着在异乡努力拼搏,改变生活的美好愿景,在艾丽丝的眼中:“他[托尼]和家乡人都不一样,这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托尼闪闪发光,尽管他家住在两居室里,尽管他干的是体力活”(137)。“共同的认知、价值观和理想等主观因素”(何卫华,《创伤叙事》 174)为跨越客观的身份藩篱提供了可能,两人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一结合无疑标志着民族身份的区隔被消融。

布鲁克林的生活经历不仅使艾丽丝具备了超越种族、民族身份的辽阔视野,还使她得以跨越国家的政治分野。世界主义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局限,认为“所有的人类种族群体,不管其政治隶属关系如何,都属于某个大的单一社群,他们彼此之间分享一种基本的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界限的共同伦理道德和权利义务”(王宁 97)。犹太人在历史上曾遭受过长期的迫害,德国纳粹政权上台后,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径更是令全世界大为震惊。二战期间,面对大量遭受残酷迫害的犹太人,全世界伸出了援手,其中纽约吸纳了大量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艾丽丝在夜校的老师罗森布鲁即为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罗森布鲁的朋友在谈及他的个人遭遇时充满了愤慨:“你能想象有个国家想杀了他吗?……德国人害死了他所有的亲人,一个不漏全给杀了……你能想象一个国家能做那种事吗?丢尽了地球人的脸”(96)。此番陈述正是从世界主义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念下,个体的身份由隶属于不同国家升格为地球这一超越政治归属的共同体,相应地,个体应当担负跨越国家边界的义务与责任。在世界主义精神的指引下,罗森布鲁的朋友们费劲千方百计,将他从纳粹德国的迫害中拯救了出来。而对于艾丽丝来说,她此前对于犹太群体的遭遇不甚了解,其个人视野仅限于爱尔兰小镇,对于犹太人遭遇的认知可以说是她逐步走向世界主义的一个缩影。在布鲁克林,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移民共同汇聚在这里,多元的文化氛围为艾丽丝提供了丰富的认知资源。在这里,艾丽丝不仅主动去品尝来自世界各地的饮食,感受不同地域的文化习惯,还得以与世界各地的移民一同工作、生活。相较于固守“爱尔兰性”的基欧夫人、麦克亚当等人,艾丽丝始终往返于爱尔兰文化圈内外,与各地移民交流、往来的经验使她得以跨越了地域、国家的身份局限,最终成长为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个体。

结语

切身的流散经历使托宾深切意识到民族身份对于流散个体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这一经历也赋予了托宾超越族群的宏阔视野,使其得以站在更高的层次审视爱尔兰文化中的保守主义、排外主义倾向。作为布鲁克林爱尔兰流散社群的“ 新客”,艾丽丝无疑代表着托宾超越原初状态的理想寄寓与未来期待。通过对艾丽丝流散成长历程的生动刻画,托宾不仅肯定了民族文化的重要价值,同时寄寓了走出封闭,走向开放、包容的美好“ 愿景”。正是由于托宾极具人文关怀与自省精神的创作意识,《布鲁克林》得以超越了对单一个体、单一族群的再现,具备了更为深厚的价值追求。就此而言,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当下身处异乡,孤独拼搏者的抚慰,更是在当下逆全球化、排外思想甚嚣尘上时一剂供人清醒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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