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性／大众性：新的革命历史叙事如何可能
——以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为例

王金胜 初晓涵

内容提要：新时代市场化语境中出现的《千里江山图》既在主题内容、人物塑造、美学风格上展现了革命历史叙事特质，又在结构、形式和语言等方面体现了先锋性的艺术创造。小说借用类型小说的形式，将市场大众的审美趣味融合在革命主题及其先锋实验性的表达中，在总体上形成主流、精英和大众文化元素互动交融的内在格局，展示了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中，如何借用文学惯例而又突破既有成规的囿限，实现文学创新的可能路径。

如何以现代主义文学形式叙述革命历史，一直是当代中国作家面临的难题。革命的神圣、庄严与英雄主义，历史的厚重、广博与绵延，似乎与注重形式实验性、文本自足性和反英雄取向的现代主义之间有着天然的区隔。而现实主义及其内含的历史主义哲学、总体性视野和宏大叙事美学，使之几乎无缝隙地与革命、历史对接。问题不止于此，如何在市场消费文化情境中，让逐渐淡漠的“革命”和“先锋”重新进入市场大众视野，是此类写作面临的更大难题。在此，1980年代先锋作家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以独特创造提供了镜鉴。

一 “革命”主题与“内心”的历史

革命、历史、政治是进入《千里江山图》的关键词。小说以19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向瑞金转移这一重大事件为题材，以肩负重大使命的上海临时行动小组为中心，完整描述这一事件的发生、过程和结局。小说书写革命历史，歌颂革命者的神圣信仰、执着信念和无畏的牺牲精神，充溢着“超我”的信仰认同和价值实现感。

《千里江山图》赓续革命历史叙事的崇高美学。小说中除了行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央特派员陈千里，几乎所有的小组成员都最终主动舍生取义。潜伏于租界巡捕房的无名氏为向正在召开秘密会议的地下组织示警而牺牲，凌汶被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杀害。老方为掩护陈千里而牺牲，林石在与特务搏斗中牺牲。陈千元、董慧文、卫达夫、李汉、梁士超、田非、秦传安等被国民党杀害于龙华。更早的时候，叶桃为获取国民党绝密情报而牺牲，凌汶的恋人龙冬被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卢忠德秘密杀害于广州。卫达夫和梁士超原本有安全脱身的机会，但他们顾全大局，舍身饲虎杀生取义。小说对人物遭遇和命运的书写，回归了经典革命历史小说的崇高意义生成机制。他们的死亡被放在崇高意义维度上加以表现，而不像先锋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那样将死亡归结于命运、偶然甚至是人性的阴暗、贪婪、愚蠢。在生命之被动消失意义上，英雄们的遭遇和结局是悲剧性的，但其为神圣信仰和为人民（“千里江山”）而主动选择牺牲，则是崇高的。小说以净化心灵、升华灵魂的崇高美学，驱逐令人绝望的悲剧阴霾。

小说将神圣信仰转化为执着的信念和百折不回的意志。小说表现国共之间的激烈而残酷的斗争，聚焦国民党特工总部无所不在的阴谋、权力渗透，以及对革命者、进步力量和革命群众的屠杀，如“四一二”屠杀，广州起义，“清党”，镇压工人运动。围绕“千里江山图计划”，小说塑造叶桃、龙冬、老方、凌汶、卫达夫等烈士形象，他们置身其间的“千里江山图”展示的不是山水的淡远，而是残酷历史中充溢的理想的芬芳。

小说不仅以形象表达理想蕴涵，也时常通过叙述者的直接介入，塑造和传达信念。“作为一个修辞学家，一位作者会发现，充分欣赏他的作品所需要的某些信念是现成的，可以被想阅读这部作品的假想读者充分接受，而另一些信念则必须灌输或强加。”1［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66页。这种以可靠的叙述者发出抒情性议论的方式，常见于经典革命历史小说，用以传递思想规范和理想信念，强化主题，凸显所述内容的特定价值方向。“普遍真理”性言说在《千里江山图》的频繁出现，表明小说的意识形态性及其与经典革命历史叙事的显在关系。总体上看，理想和信念并不能使小说变得精致；相反，理念化地传达倒会使小说僵硬、粗糙。但如果没有这种深度意义设置，小说也将会丧失整体感，变得琐碎、懦弱甚至粗俗。理想和信念塑造人物，聚合情节，使那些朴素的场景与细节变得有序、和谐。通过理想信念，小说将残酷的历史和流血牺牲凝结为光洁的背景，革命者就在这个背景上被勾勒和衬托出来，获得深度和远景。

《千里江山图》不仅有着严肃的规约性的主题，被叙述的历史事件在发端、过程和结局上亦是先在确定的。这注定孙甘露的写作充满走钢丝式的艰险。此外，经典革命历史小说的经验和局限，也构成孙甘露需要超越的对象。《千里江山图》的意义将在这种“规定性”“前在性”的互文中发生。最明显的是，这部小说未以古典型象征美学将特定历史处理为血与火、激情与豪情的戏剧体叙述，其叙述语调是平静的，风格是沉静的。

叙述语调和风格的差异是外显的，更根本的区别在于“内心”的转化。首先，将革命者的英雄品质转化为出色的智慧、机警的头脑和强大的心理素质，并在具体的行动中具体地体现出来。《千里江山图》展现信仰的坚守与人性和智慧的较量。小说并未着意刻画人物的内心博弈，而是通过陈千里、凌汶、叶桃、卫达夫与叶启年、易君年（卢忠德）、游天啸等人物的对立性设置，通过交谈、对话和行动展现其内心世界，以简洁的表述展现复杂的生死搏斗中蕴含的智慧的较量和信仰的力量。当历史和人物的设定及结局，均已作为历史确定下来，难出读者预料时，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和精彩的情节，层出不穷的悬念，不断地反转，带来极度的阅读快感，而且革命者及其对手都以超常的智慧和缜密的思维，让搏斗更为精彩。

更重要的一点，小说没有选择“外在于”自身的形式，而是让革命历史自“内心”而出。作家遵从内心的语调、节奏，将历史化为一曲携带着自己感觉经验的内在的舒缓旋律。小说描画世俗场景，还原曾被过度历史化提纯和压缩的日常景致，简洁、凝练而朴素。作家在人世烟火场景中有条不紊地勾画历史潜行者的面影，追随他们隐秘的行动，揭开他们隐秘的内心，进入他们的灵魂，借由他们写出一种深刻地影响了其选择和行动的信仰与希望。聂鲁达诗“南方，像一匹马。正以缓慢的树木和露珠加冕”，对孙甘露“速度和节奏的关系”的启示，1孙甘露：《缓慢》，《时光硬币的两面》，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3页。在《千里江山图》对历史／生活的轻／重、缓／急、快／慢的叙述处理中得到了切实实践。

小说充满忠诚与背叛、温情与冷酷、杀戮与反抗、犹疑与决绝等矛盾性因素，由作者以冷静而从容不迫的方式讲述出来。人物的困惑、伤感、焦躁、冷静与不同声色的智慧和坚毅，通过他们自身的言语、行动，自然得以流露，节制而没有夸张、修饰。

小说饱满地表现革命者以共同信仰和信念为支撑和纽带的情感——恋人之间、亲人之间、有着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革命同志之间的无私的信任与爱，所有这些都是那个黑暗力量占据优势地位的阴冷空间中的温暖。温暖、温情，意味着作家的矜持和节制，小说的风格不是热烈奔放、激情昂扬的，即便是对革命者的赞颂、对黑暗力量的批判，同样朴素而节制。这种风格和修辞，隐含作家对那些先行者的诚朴的敬意，以及他对生命、意义、世界的更为开阔的理解。

《千里江山图》呈现了这样一副作家形象：他站在流转不息的历史激流中，沉浸在动荡不安的历史情境中，与变动的历史和生活一起变动、一起思考。这一作家形象，仍然散发着1980年代那位先锋小说家的气质。如其所言：“一个时期的文学如果不能建立在各类成熟的风格之上，而仅仅是文献意义上的档案，那么这种亦步亦趋的文学和它所描写的时代，最终毫无意外地会趋于湮灭。”2孙甘露：《小半生》，《时光硬币的两面》，第190页。正是这位面目清晰却又有“杂糅”气息的作家，通过他的最新作品重建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也在重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重建文学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

二 “政治的”和“美学的”双重先锋

革命、历史、政治、信仰、理想等话语固然使作品获得意识形态认定，但作家亦应通过自身的形式实践来获得美学认定。既定的题材和主题，已在很大程度上缩减了艺术创造空间，但孙甘露却又借此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形式美学。《千里江山图》为历史经验做审美赋形，又以美感重建历史经验，具有“政治的”和“美学的”双重先锋性。

1980年代“文学性”提出的最初动因是以审美区隔意识形态。形式被视为“文学性”的重要表现，普遍性的人类经验被看作“文学性”的核心要义。“形式”和“人类”便被视为“文学的本质”，是文学获得普遍性、世界性和人类性品格的根本依据。1990年代以来，“文学性”作为一种绝对性、普遍性、抽象性话语，被重新放回历史的社会性实践中重审。其作为西方审美现代性话语的“特殊性”“本质”被揭示，乃至被放置在东方／西方文化权力结构中作为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表征。伊格尔顿的论断：“我们也许正在把某种‘文学’概念作为一个普遍定义提出来，但是事实上它却具有历史的特定性。”1［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似乎否认了文学具有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文学性”），但又肯定了具有“历史的特定性”的文学的存在。这为理解具体的作品提供了一个历史化的视角，文学正是在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联中，展现其具体的“文学性”的变动。

形式被视为文学性的表征，其深层则关联主体对世界和自我的理解，甚至是世界和主体现身的方式。先锋小说虽有形式主义、技术主义之弊，却以文学本体意识的觉醒，成为一种可为镜鉴的遗产。为现实赋形，亦是为其赋义，是文学本体论与主体论的融合创化。关键在于，形式是否建立了与主体思想、灵魂和精神的切身性关联，形式的创新能否在与社会、历史和既有审美模式的相遇中，显示其在体性乃至异质性的力量。在詹姆逊看来，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社会生活本身存在同构关系，且二者都有其既成形式和具体意义。内容的逻辑发展有其一定的客观自主性，形式最终由内容的逻辑决定，“艺术作品并不赋予这些成分（指思想、欲望、目的、地点、活动等社会生活本身的具体内容，引注）以意义，而是把它们的原初意义转变成某种新的、提高了的意义建构”2［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页。。这种新的提高了的意义建构即蕴含更为深刻的内部逻辑的形式化、文本化和文体化。孙甘露的形式观与詹姆逊相似：“广义的修辞包含着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信息。”3孙甘露：《气味》，《时光硬币的两面》，第140页。这一将形式视为广义修辞学，从而使之与具体的历史内容和意识形态关联起来的思考，使形式、内容、意识形态的关系历史化具体化复杂化，从而进一步确认了由“形式”进入孙甘露小说是一个合理有效的通道。

《千里江山图》正文主体部分围绕“千里江山图行动”展开，在顺时序叙述中穿插回叙，容纳更长的历史时段和更丰富的生活内容。“附录”第一部分是对正文叙述内在情感的发掘，而就其公开发表的形式和书信内容来看，又兼有心灵与政治、私人与公共的双重品质。第二部分是正文历史的当代延伸，具有正文阙如的反思性意向。第三部分则是历史的总结性概述，也是对正文内容的回顾和简洁的经典化处理，具有革命烈士纪念碑或纪念馆的意义。此种颇具先锋形式感的结构设置，蕴含现实主义的历史有机性和内在整体性诉求，并隐含作家对历史之叙事性或文本性的认知：历史只有通过叙述才会被看到，不同的文体、形式和叙述结构呈现不同的历史，或历史的不同侧面。由此可窥现代主义和先锋小说意识在此小说中的隐微痕迹：如何看到历史叙述的客观再现与主观建构之间的张力关系，如何看待历史再现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历史与真实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可还原的实证性关系，历史真实是否只是一种语言建构的结果、效果等歧义纷纭的话题，这构成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历史叙事多元化和“复数的真实”的思想文化背景。应该看到，《千里江山图》作为一部虚构性文学作品有着扎实的历史经验依据，它虽然突出历史的复杂性混沌性却又与“复数（多元）的历史”保持了清醒的距离。但小说在考察和借助历史档案材料，并对其进行文学性想象和再造（如附录一和附录二）方面，在以某种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为支撑和依据方面，在历史叙事的文学意韵和诗性修辞方面，又暗通新历史主义。

但小说在规避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相对论方面，与后现代、新历史有着本质区别。历史作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是任何理论无法否定的经验和存在，它坚实地拒绝文本中心论的化简。这是历史叙述的“本体论”，历史事件通过文本／叙述的再现而获得认知与意义。历史需要“重读”和重释，但其可知性和真实性却无法被取消、否认。这是历史叙述的“认识论”。《千里江山图》保持和突显历史的客观性与“意义”，体现了这一历史再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小说对文学文本的历史化和语境化的强调，走出了“纯文学想象”的内在性，而关联“外部”社会历史，体现出历史／文学／审美的互动。

在1980年代先锋小说中，孙甘露以“既具高度诗性和抽象性又具强烈情绪性、铺陈性的话语之流”，“最为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语言的巨大可能性和诗性，在语言之外我们注定了对孙甘露无法言说”。1吴义勤：《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7、33页。而《千里江山图》既延续其先锋小说的直觉性和体验性敏感，却又不再出之于繁复迷离，而是以直接、沉着和简练传递对生活和人心的洞悉和感受。小说并未从宏观上整体性地展示这一关系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历史事件，没有用抒情诗意语言渲染铺陈，而是将广阔的历史、人生和深刻的矛盾，落在历史与人心的最深邃的部分，在激荡嘈杂的历史中发掘一种意味深长的纯净的声音，将绵延的时间和繁复的情节、尖锐的矛盾，控制在有限的时空和朴素简洁的写意式勾画中。

小说“政治的”和“美学的”双重先锋性，在深层关联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关系。2孙甘露的先锋小说创作，发生于1980年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发生激烈冲突的时期。先锋小说之被肯定也在于其对现实主义叙事成规和文化霸权的挑战。如南帆指出的：“1980年代文学力图恢复‘为人生’的真挚信念。不久之后，‘现代主义’试图从另一个层面介入‘为人生’的文学信念，继而与‘现实主义’构成旷日持久的争辩。二者的分歧很大一部分涉及文学与社会、历史、民族国家或者文学与自我、大众的关系，哲学式的思考时常成为争辩双方共享的前提与方法。”参阅《后现代、轻型文化与二次元美学意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5期。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总体性意识形态的反抗，是以艺术形式变革为路径进行审美否定。“形式是改变经验存在的法则，因此，形式代表自由，而经验生活则代表压抑”3［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阿多诺的判断适用于现代主义，也可用以理解《千里江山图》及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胡学文《有生》等现实主义或写实性小说。在这里，形式与内容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其内容具有苦难、孤独、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等经验生活的压抑性，与之共存、呼应的形式则体现着揭示和改变经验存在的自由法则。具体的艺术实践挑战了内容（现实主义）／形式（现代主义）二元分割对立的美学惯例，是他律论和自律论所无法有效阐释的。具体来看，从小说将自身“再现”程式加以隐藏，从而制造一种“透明”的经验性事实效果来说，尤其是就小说将自身作为揭示历史的真理、知识的艺术介质来说，《千里江山图》具有现实主义的典型特征。同时，从小说突出自身的叙述结构和被讲述／建构的故事上看，从小说注重人的“内在”自我意识上看，《千里江山图》又具现代主义色彩。小说既是为摆脱危局而舍生取义的“革命／冒险”叙述，亦不乏叙述／形式的“冒险”和创新，且后者并未破坏“革命／冒险”故事和人物情感的逻辑清晰性。当现代主义在叙述／形式的冒险中追踪人的内在心理和生活的隐秘时，孙甘露在故事／叙述的平衡中，探索历史／生命纠缠博弈的隐秘，而这构成了《千里江山图》的叙述生长点。

三 主流话语、先锋形式与大众文化品格

《千里江山图》中颇具传奇性的惊险故事，革命者平凡性中的超常性，鲜活灵动的人物个性以及好看有趣的故事，显示出孙甘露以文学的大众化路径，走出当下文学边缘化和小众化处境的思考。

隐秘战线的斗争不同于战场上的阵营分明，而是彼此渗透、真假难辨、敌我难分。《千里江山图》中的地下革命者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时刻都在警惕着暗中窥伺的敌人。表面平静如水，实则暗流涌动、危机四伏。此时生死一线，彼时柳暗花明，继之险情又至。地下斗争的复杂性、激烈性、残酷性和惊险性在小说中得到了精彩体现。小说有意识地采用通俗小说、类型小说的手法，融谍战、悬疑、爱情、伦理、革命等元素于一体，起承转合、一波三折的情节组织，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危机四伏的情境设计，复杂而独特的人物形象，扑朔迷离敌我难辨的人物身份和人物关系，悲欢离合的爱情和生动感人的亲情友情，悲怆却又成功的结局，使小说兼具思想启迪、精神升华、情感激励、审美愉悦和休闲娱乐等多重效应。

《千里江山图》情节设置的高明之处是，将一个事关中央战略大局的重大历史事件，放在一个月左右的有限时间和以上海、广州为中心的城市空间尤其是行动小组成员被严密监控的有限空间内，不断制造矛盾，又不断地解决矛盾。小矛盾小冲突层出不穷，小高潮随之而至；小矛盾小冲突积累、激化为尖锐的大矛盾大冲突，故事最终被推向大高潮。小说放大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传奇小说中的地下斗争因素，不仅使隐秘战线成为主体内容，而且以“碟中谍”方式增加悬念和人物身份的不确定性，并使之不断延续，层层悬疑，重重悬念，叙述更为繁复。《千里江山图》显在层面按时序展开，内在层面则按逻辑关系推进。情节在时间／逻辑上的不可逆转性和不断发生的戏剧性矛盾冲突，使小说在矛盾发生、矛盾激化、回旋对抗和矛盾解决的过程中完成一个完整的起伏跌宕的“设秘—揭秘”过程，这同样是一个令人荡气回肠的革命故事讲述过程。

作为一种深受读者喜爱的类型小说，谍战小说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类型、模式，如何借用既有模式而又有所突破？《千里江山图》杂糅各种故事元素，突破单一主题内容的限制，丰富文本蕴涵。首先，小说将革命历史的重述，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和人性空间中。不同于经典革命历史小说对生活世界和人性空间的压缩，《千里江山图》将革命者的斗争放在上海、广州等城市市井生活中，让有着作家、银行职员、医生、记者、教师等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穿行于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世俗生活空间，获得日常经验的根基和支持，破解革命叙事的理念化与封闭性。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有意融入爱情、亲情、师生情等各种质地和色彩的情感要素。陈千里与叶桃、凌汶与龙冬、陈千元与董慧文的深挚动人的爱情，陈千里与陈千元自然而克制的手足情深。小说的特出之处是对国民党特务情感的描写，陈千里与叶启年师生关系由和谐相处到分道扬镳，直至势不两立；化名易君年的潜伏特务卢忠德与名伶小凤凰之间如过眼云烟般的恋情。这些日常生活经验和人性经验内容以自然丰盈的形式交融一体，为革命崇高话语增添了生活的底色和人性的亮色。

其次，小说将有限时空内的具体行动，放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背景之上，使宏大历史获得微观具体的表达，同时勾勒出中国现代历史节点和发展脉络。小说用真实历史事件做背景和串联故事的主线，使具体事件，突破“技术性”局限，获得广域性观照。英雄人物的普通市民身份，决定了小说既不可能描述激烈的枪战和打斗场面，也不可能描述其如何周旋于灯红酒绿的宴会、舞会以获取和传递情报。鉴于人物的年龄、经历等设定，小说也没有在家庭等私密空间中展开家长里短的描述。他们只能在菜市场、图书馆、诊所、银行、煤号、药号、茶楼、码头等公开或半公开空间中，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活动。这构成了叙述的难度和限制。但小说却也借此“限制”摆脱了谍战小说的套路，在极度的有限性中发掘最大的可能，并将可能性转变为事实性。小说通过极限式的行动，富有想象力地将这一转移行动所联结的革命历史充分象征化形象化了。

《千里江山图》借用某些大众文学惯例和手法讲故事，具有能够满足大众读者兴趣和需要的质素，却又与通俗畅销书有着根本差异：它始终围绕如何“对问题的实际解决”而非绕开现实困难而展开情节，它不掩饰真实存在的问题从而提供廉价且虚假的纯粹娱乐性满足，却是去鼓舞、激励读者运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冲破历史与现实的重重围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真理和信仰。这是一种指向当下价值创造和未来期冀的真正有想象力、穿透力和批判性精神的文学，而不是大众心理抚慰剂和消费品。大众文学的手法、技巧作为引导读者大众进入《千里江山图》世界的入口和媒质，服务于对生活、青春、生命、牺牲、信仰等根本问题的思考；小说对自我与他人、世界、历史的深刻关系的想象性深层建构，指向和表现的却是重新打开的历史和不断生成的新的现实。

在格林布拉特看来，伟大的作家正是熟谙创作成规的高手和文化交易的行家。《千里江山图》有着较为明显的影视镜头感。小说开篇便有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一个个城市建筑和场所的密集出现，众多人物在同一时间密集出场，场景和人物不停地变换，看不出其中的关系；没有情节的连续性，进入叙述（镜头）的世相、物象仿佛被取消了因果关系和理性逻辑的偶然性碎片。一幅幅以瞬间跳跃、停顿、不流畅叙述等手法，镜头般的直观呈现方式构造的客观的、平滑的场景，视点的转换，场景的跳跃，空间（包括心理和情感空间）的切换是小说中最具镜头感的客观叙述，已接近于电影剧本的分镜头。此外，小说多处体现出镜头的摄入感、推拉感，镜头的切换、翻转、剪辑，包括视点转换、场景跳跃、心理空间切换等最切近电影画面切换的手法运用。如果说，孙甘露的先锋小说更带有现代主义感官叙述的主观联想的直观性，那么《千里江山图》则有更多电影镜头的直观呈现性。这些既是小说先锋性的表现，同时也是其与大众传媒的一次成功“合作”；而由主流话语内部传承与转换来看，“虽然社会主义文学文化的政教指向历来缺乏治理娱乐要素的兴趣，但并不缺少应对‘大众化’的经验”1朱羽：《在历史纵深与当下褶皱中思考新时代文学批评的标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由此可说，小说亦隐含社会主义文艺大众化传统的基因遗传。

《千里江山图》实现了1980年代先锋作家孙甘露激进而独异的转型。小说融合先锋小说的形式感修辞感与类型小说的大众化通俗化品格，传达独特庄严的中国现代历史经验，为新世纪文学如何在坚持作家自身精神气质和审美特质的基础上，在诸种话语交错交锋的复杂情境中，进行思想、精神和美学创造，提供了超出文本自身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