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主体”及其生态诗学意义

张 进

(兰州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20)

提要： 在数字技术、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主体性问题遭遇两难处境。一方面，它招致反人文主义的抨击；另一方面，超人文主义又试图通过“增势”而“超越”它。在此情况下，幽暗生态学的“亚主体”概念应运而生。相较于大写的“超主体”，亚主体是人类世的原住民，兼含人类和非人类；亚主体以“次越”为行事逻辑，通过建立内爆性共生现实而赋予自身革新潜能；亚主体“蹲踞”在既有格局的裂缝和凹陷处，运用“游戏”战术发动“微观革命”。亚主体观念具有重要的美学维度和诗学意涵。

1966年，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一书中宣告了“人的死亡”，时至今日，他对主体性哲学的批判仍然是我们面对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技术等诸多问题时难以跳脱的参照系。由于那句著名的预言“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1]，福柯在凯里·沃尔夫(Cary Wolfe)等理论家那里成为“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的思想先驱。但另一方面，鉴于后人文主义俨然有成为苏珊·桑塔格意义上的“大观念”趋势，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重审，并借此反思对主体性的一味否定是否切中我们今天的处境。实际上，在后人文主义的工具包中，同时包含着“反人文主义”(anti-humanism)和“超人文主义”(transhumanism)两种不尽相同的理论取向。尼尔·贝德明顿(Neil Badmington)和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等理论家在21世纪初对此杂糅现象就有辨析，认为那种试图将意识“上传”到电脑中的所谓的“后人文主义者的典型目标”，仅仅是一种超人文主义的症状，依然遵循着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的逻辑[2]。

麻烦的是，当下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在2021年开播的Netflix动画剧集《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二季第八集中，我们目睹了一幅与福柯有关人脸被抹去的设想迥然有别的画面：一场暴风雨之后的清晨，一个巨人被海浪冲刷到沙滩上。考虑到该动画改编自英国科幻作家巴拉德196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淹死的巨人》(The Drowned Giant)，我们有理由推测同一时期内的巴拉德在“人”的问题上与福柯有着截然相反的立场。不过，这种差异性对比仅仅停留在表象层面。在巴拉德那里，尽管被海浪冲刷上岸的是“巨人”，但这更多是一种隐喻手法，象征着那些人类不期而遇的存在。在动画改编的现实语境中，“巨人”完全可以是被海浪冲刷上岸的垃圾堆，也不一定非得从海上而来。相比福柯对主体性的猛烈批判，巴拉德的小说暗示了一条更为温和的道路，它在迫使我们思考如何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而与事物共处的同时，保留了“人类主体”的部分特征。而当今天我们面对全球变暖和新冠肺炎疫情之类的庞然大物时，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和多米尼克·博耶尔(Dominic Boyer)以“亚主体”(hyposubjects)概念将这条隐蔽的路线彰显出来。在“反人文主义”和“超人文主义”无休止的争论或者“后人文主义”语义繁杂的漩涡之外，我们有可能做出新的选择。

一、亚主体：人类世的原住民

根据莫顿和博耶尔的自述，有关“亚主体”的构想最早可追溯至两人在2014年开展的一系列对话。此后，这些对话“被压缩、切割、混合、增强，并在阳光和阴影下进一步发酵”[3]13。其中部分内容曾以“亚主体”之名于2016年刊发在美国“文化人类学学会”(SCA)官网上，收录在“尚不多见的人类世词汇”(Lexicon for an Anthropocene Yet Unseen)系列中[4]。及至2021年，这些对话内容才以《亚主体：论生成人类》(Hyposubjects：On Becoming Human)为书名在开放人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这部谈话性著作的开篇，作者告诫读者，声称他们无意构建一种“亚主体理论”。这对那些习惯于被动地接受体系性理论灌输的读者来说，不啻是一个不小的阅读障碍。确如作者所言，阅读全书的过程正像是一种脆弱而凌乱的思维训练。但即便如此，他们的主要观点还是能在废墟中得到较为明晰的展现。撮其要旨，就是探讨在“超客体”(hyperobjects)时代我们如何思考人类存在的问题。如同福柯那样，作者也大胆预言“超主体时代即将终结”“亚主体时代正在开启”。

“超客体”是莫顿近年来思考生态问题时着力构想的新概念。在其201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他将“超客体”定义为“对人类而言在时间和空间上大规模分布的事物”[5]1，包括黑洞、太阳系、生物圈等等。与此同时，“超客体”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是那些具有超长寿命的人造材料，包括塑料袋、外卖盒等。实际上，当莫顿2010年首次提出该概念时，“超客体”所指的对象就是此类“人造物”。他指出：“与全球变暖一道，‘超客体’也将是我们持久的遗产。从不起眼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到可怕的钚，这些材料的寿命将远远超出当前的社会和生物形式。”[6]130由于许多与我们相关的“超客体”都源出于人类，莫顿和博耶尔认为是人类中的某些人让世界进入“超客体”时代，他们将这些人命名为“超主体”(hypersubjects)。在其界定中，“超主体”主要指这类人群：“在选举中你被邀请投票的对象，告诉你事情如何的专家，在你学校中颐指气使的人，或者是那些在推特上的自大狂。超主体通常是白人、男性、北方人，他们营养良好，并在所有意义上足够现代，但也并非完全如此。他们运用理性和技术作为处理事情的工具，无论是讽刺性地或是真诚地。他们发号施令、提出要求，他们寻求超越，他们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很高的统治权。”[3]14虽然莫顿和博耶尔在此没有提及福柯，但“现代”“理性”“技术”“超越”等词语无不让人想起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中对“主体性”的界定。不同之处是，福柯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这种对人的理解方式构成了一种普遍化倾向，但莫顿和博耶尔则主要将其限定在特殊群体，且断定是这些高傲的“超主体”应该为“超客体”的产生负责。

吊诡的是，“超主体”造成了部分“超客体”的出现，但“超客体”的大量浮现也带来了拆解“超主体”的契机，从而使“亚主体”得以生成。海德格尔曾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分析过这种悖论性逻辑。在他看来，现代进程在将世界不断征服为图像的同时产生了自身的一个标志，即“庞大之物”到处滋生并以不同形态显示出来。这一方面彰显了现代进程的伟力，另一方面“这种阴影却指示着一个拒绝为我们今人所知的其他东西”[7]105。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对“庞大之物”展开创造性追问，才会将它持存于其真理之中。与之类似，莫顿和博耶尔也认为“只有通过这些超客体，人才有可能意识到自己是人类”[3]18。不过，与海德格尔寄望于此在的沉思之力有所不同，“亚主体”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超客体”的“能动性”。莫顿曾分析过“超客体”所具有的属性特征：黏性(viscosity)、非局部性(nonlocality)、时间波动(temporal undulation)、相位性(phasing)和事物间性(interobjectivity)。这些属性特征显示，“超客体”既不可直接接近，又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无远弗届。它们就像一团黏稠的雾气笼罩在我们周遭并渗透于我们之中，其意想不到的浮现令人惊悚或尴尬。我们越是想摆脱它们，反而发现自己越陷越深。对于那些习惯于将世界把握为图像并采取一种置身事外立场的“超主体”来说，“超客体”的“隐”和“现”就如幽灵一般在其耳边低语。“超主体”或隐或显地意识到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为此他们感到恐慌，并试图采取补救措施去否定和延迟这种局面的到来。但换个视角看，“亚主体”恰恰诞生在意识到自己在“超客体”内部苏醒的关键时刻。恰如海德格尔所言：“惟在现代之完成达到其特有的伟大性的毫无顾忌的地步之际，也才为未来的历史做了准备。”[7]124

但当海德格尔以“现代”作为时间标记时，他的这句断言在隐约触及亚主体的存在时又与其失之交臂。海德格尔给出的拯救方案依赖一组循环逻辑，即主体造成了现代进程，主体同时也是现代进程的产物。这种理解主体的方式逐渐演变为一种较为流行的思想方法。无论是继续高扬主体性还是延续对其批判的传统，思想家们一般都将其定位在相对晚近的数百年内，福柯也有这种倾向。与之不同的是，莫顿和博耶尔将这种主体性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即人类物种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开始定居生活之时。用莫顿的术语来说，我们一直深陷在“农业后勤学”(agrilogistics)的窠臼之中，我们从来都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农业后勤学”的运作过程就是不断运筹和组织，“是一种技术性的、有计划的、完全合乎逻辑的勾画空间的方法”[8]，它能够将现实不断转化为可供利用的材料，以保障人类的持续存在。这是从人类一端来看的过程。若从被持续利用和规划的现实来看，农业后勤学发展的过程实质上造成了“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出现。在莫顿和博耶尔给出的严格定义中，人类世是指“在地壳顶部有一层人造材料，它肇始于公元前10000年左右，在欧洲殖民主义时期(17世纪早期)和化石燃料开始被人燃烧之时(1784年)形成重要标志，并在1945年(原子弹爆炸)开始加速”[9]。据此，人类世的起始时间与人类定居的农业后勤学的形成时间高度叠合。

“超主体”的自傲完全依赖一种将自身与外部现实割裂的后勤学设定，即梅亚苏所批判的“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通过这种人为划界行为，人类将自身视为一种特殊物种，凌驾于万物之上，成为“万物之灵长”。但这纯然是一种自恋式虚构。当外部现实无法承载这一切时，这种具有美学效果的安全屏障就会土崩瓦解。“人类世”概念就代表着这种力量。在现代进程完成其特有的伟大性之际，像气候变暖这样的“超客体”不仅松动了我们对主体的既有理解，还促使我们拆解人与世界相持而立的相关主义，逼迫我们认清人类历史和地质历史总是纠缠在一起的事实。一方面，人类作为物种具有“巨大尺度”，并且其活动已经在规模上和地质上产生了全球性影响；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人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渺小。在宏观与微观的悖论中，“超客体”状况召唤“亚主体”作为其同伴。

尽管人类世以“人类”命名，但它在莫顿和博耶尔眼中却是第一个真正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它证明了人类是一种可能会灭绝的脆弱实体，而且由其他非人类的实体构成。为了自身物种的延存，人类必须与其他物种和实体共存，并完全与它们联系在一起。为此，他们将“亚主体”归结为“人类世的原生物种，直到现在才开始发现他们可能是什么和将要成为什么”[3]14。

二、“次越”与减法：替代性生态思维

“亚主体”包括非人类吗？对莫顿和博耶尔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该问题的肯定性回答和否定性回答，明确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情感倾向。更为关键的是，即便是采取肯定性回答，在看似相同的立场之下依然可辨识出“亚主体”与“反人文主义”之间的区别。莫顿和博耶尔说：我喜欢“亚主体”概念的是，它感觉上是减法的(subtractive)。通过去除主体的一些特征，从而允许它渗透到我们通常不允许的领域。与消除(eliminative)不同，这是减法的，如果我们能区别的话。我们并不是说，“我们都是由原子构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平等存在”。我们是说，关于“亚主体”的“亚性质”(hypoquality)，有某种东西允许它被导出到我们通常不与主体性相联系的范畴域。在某种程度上，该概念是“薄弱的”。这并不是说它是无效的，但它是一个被拔除獠牙的主体概念。或者这只是一个野性的概念。我们不想过度驯化它，不想将其过度理性化，因为这不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整个思路的重点[3]61。

在生态学中，“还原论”或“消除论”的理解方式并不鲜见，这尤以深层生态学的理论主张为典型。在阿恩·奈斯有关深层生态学的开创性哲学中，他认为：“有机体和环境不是两样东西，如果把老鼠提升到绝对真空中，它就不再是老鼠了。有机体以环境为前提。类似地，一个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他或她是整个领域中的一个关系连接点。身份确立的过程是这样一个过程：定义连接的关系扩展到包含越来越多的信息。‘小我’向‘大我’发展。”[10]在这种构想中，“自然”或“环境”的先行存在是论说前提，关系性连接是生存手段，结果则呈现为主体融入自然之中的和谐场景。可见，这种尝试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构想具有浓厚的反人文主义色彩。但让莫顿和博耶尔感到疑惑的是，即便人真的能够实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愿景，我们如何处理人类与细菌、真菌乃至病毒的关系呢？

2018年，由英国导演亚历克斯·嘉兰(Alex Garland)执导的科幻片《湮灭》(Annihilation)就曾展现过人与自然合一的画面，但它的实现却带来了“人的死亡”。在影片讲述的故事中，因受到天外陨石的影响，美国南部黑水公园地区成为一块被隔离的生态禁区，为了探明此前调查人员失踪的原因，一群由女性组成的科学探险小队重新踏入其间。随着探察的深入，她们发现该区域的生物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形态，鳄鱼嘴中能长出鲨鱼牙齿，梅花鹿拥有一对树枝角，而人的细胞竟然能和动物、植物完美融合在一起。影片临近结尾，物理学家乔西就因伤口感染而化身为一棵人型植物。如果遵循深层生态学的说法，这应该是人与自然实现完满融合的隐喻，但这显然不是我们能够接受的结果。受该影片影响，日本先锋异想系女声团体“星期三的康帕内拉”曾发行《屋久的日月节》MV，将这种融合结果进行美化处理。伴随着音乐的起伏，一株类似菌类的生物逐渐伸展并化身为一位妙龄女子在林间升起，随之又轰然散落成诸多色彩艳丽的真菌类物质。整个影片展现出极致的视听效果，但这依旧难掩人被“消除”的事实。这佐证了莫顿和博耶尔的观点。也就是说，在人与其他生物形体之间相互转化的背后，隐藏着“还原论”逻辑，即假设人与万物在千差万别的表象之下，共同享有相同本质。实际上，这种理解方式遵循事物是装饰着偶然因素的可操作团块的假设。“但当我们谈论亚主体时，我们不想做的一件事是：在表象之下，蠕虫、海豚和人类基本上是同一种团状物。”[3]63

还原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融合时，我们有意无意地假设了有一位旁观者目睹融合的发生，并以人的尺度和范畴观照其他事物。例如，我们总是想探明动物或植物是否拥有类似人类的情感表达机制，我们渴望以同理心或理解的名义去体验“鱼之乐”。但在莫顿和博耶尔看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所尝试的无非是一种对知识的强调。换言之，人们在假意换位思考的同时，希望通过整合以实现掌握和超越的目的。在还原论看似反人文主义的理解中，人类中心主义仍潜匿其中。这也是反人文主义受人诟病的地方。如布拉伊多蒂所言：“反人文主义是个充斥如此诸多矛盾的立场，以至于一个人越想克服它们，它就越变得不可掌控。不仅反人文主义者经常最终反而拥护人文主义理念……而且某些时候，批判思维的作品也得到了固有的人文主义话语价值观的支持。”[11]41

“超越”(transcendence)也是超人文主义的目标。在这一点上，人文主义、反人文主义和超人文主义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在《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中，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曾对人类发展做出大胆预言：“21世纪的主要产品将会是人的身体、大脑和心灵，懂得与不懂如何进行这些大脑及身体工程的两种人，彼此的差距将远远大于狄更斯的英国和马赫迪的苏丹；事实上，还会大于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差距。在21世纪，搭上列车，就能获得创造和毁灭的神力；留在原地，就面临灭绝。”[12]在他的这番想象中，人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主动拥抱数字技术、生物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要么只能固步自封、坐以待毙。或许这种境况正在逐渐“变现”，但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显然不能导向真正的生态现实。莫顿和博耶尔认为，这种二元论本质上依旧持守农业后勤学的逻辑，即“存在总是比任何存在质量更重要”。因而，所谓的超越就总是意味着对目前人类生存境遇的不满足，总想着追求更圆满的存在。甚至出于对死亡的抗拒，像雷·库兹韦尔等硅谷奇才更是设想“奇点”(singularities)的来临：通过将个人意识上传到云端，人实现了真正的“永生”。但莫顿和博耶尔认定，这绝对是一种男权主义思维方式，或者说对白人男性具有极大吸引力。“它基本上是基督教千禧年的世界末日主义，没有罪恶和救赎的不便。这样你就可以经历一场世界末日，然后出来变形。永远活下去，甚至超过一个赛博格。由一个不朽的机器-身体所实现的纯粹意识。完美的理性和完美的力量。”[3]69通过勾画一个美好的未来，超越性思维也推迟了现实变革的可能。它的潜在含义是说，只有当人类完成自我拯救的计划后，我们才有余力照顾其他生物。但问题是，在此之前，地球可能已经成为一片死寂。诚如《黑客帝国》等影片所展现的那样，除了机械水母和人的赤裸身体外，全无其他生物存在的踪迹了。

莫顿和博耶尔认为，超越性思维的深层逻辑是坚信“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这种思维模式中，一切以“整体”的发展为运转轴心，只要“整体”运转良好，甚至可以牺牲“部分”。假设“整体”是生物圈，“部分”是北极熊等濒危物种，那按照这种逻辑，即使北极熊灭绝也无关紧要，另一种生命形式将会进化而来，取代它们的位置。可见，超越性思维不利于生态伦理的形成。但现实是，这种思维模式在过去一万多年内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也一直是农业后勤学平稳运行的保障。为了扭转这种趋势，莫顿和博耶尔构想出“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的逻辑，即“次越”(subscendence)。相比“trans-”通常表示“克服”“超越”等含义，“sub-”作为前缀时，有“小于”“接近”“在下面”“在里面”等意涵。因而，当我们以“次越”逻辑去审视生态问题时，我们就不再将目光盯向虚无缥缈的未来，反而会通过深掘当下既有的现实去探寻新的可能性。实际上，作为一种非还原论思维方式，“次越”直接受到“客体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的影响。在哈曼的论述中，事物在不断呈现的同时也在不断“后撤”，所以我们与事物之间的接触、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接触总是无法完全穷尽对方。这就意味着事物总有我们难以接近的一面。如果我们将这种理解方式运用到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那么，整体就像是《神秘博士》(Doctor Who)中的飞船TARDIS，其内部有着远超外部的空间。借用莫顿和博耶尔给出的例子，“次越性”整体就像由混凝土块组成的高速公路。倘若高速公路是“一”，混凝土块便是“多”；而后者同样由大大小小的物体组成，包括沙子、石英等，这样在不同层次上都会出现“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的关系。

尽管乍看起来这种推理逻辑有违直觉，但它却带来了革新的潜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剥夺了“部分”的能动性，逼迫我们认定现实只能按照整体的单线条逻辑发展；而一旦我们承认任何事物都有其难以穷尽的一面，这种盲目自大就有可能得到松动。当我们将人类本身视为“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的“亚主体”时，我们很容易发现“大写的人”身上其实包含了诸多非人类存在，如细菌和病毒等。在莫顿看来，“次越整体模糊且参差不齐，涉及数不清的部分。其结果便导致整体出现奇怪的收缩”[13]。外扩性整体向内崩塌，收缩为“内爆性”(implosion)整体。与麦克卢汉认为电力技术的内爆将使地球缩小为“地球村”不同，莫顿和博耶尔所谓的“内爆”更多强调的是共生现实的内在丰富性。就此，他们给出了描述亚主体的另一种方式：“与超客体环境一样，亚主体也是多相的(multiphasic)，复数的，未成型的，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少于其各部分之和。换言之，它们是‘次越的’而不是超越的。它们不追求或假装拥有绝对的知识和语言，更不用说权力了。相反，它们嬉戏、关心、适应、损伤、发笑。”[3]14-15

三、“蹲踞”与游戏：一种诗学“战术”

作为一种新兴概念，“亚主体”具备怎样的潜能以使它能够对现实处境做出合理解释？它又该如何松动万年农业后勤学的强大逻辑呢？

面对极端气候灾难频发等生态问题，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面对盖娅》中曾对大众反应做了一番颇为有趣的漫画式勾勒。在他笔下，大众反应分为四类：寂静派、狂热派、抑郁派和躁郁派。针对生态环境发出的警报声，寂静派充耳不闻，他们坚信理性的力量，在他们看来，诸如气候变暖等现象可能只是某些黑暗力量操纵科学数据的结果，他们唯一的行动就是按部就班地生活，静候灾难过去。狂热派则在恐慌间投入另一种激情中，认定之所以出现生态问题，恰恰说明人类对地球的掌控还远远不够，借此他们希望进行更加宏大的地球工程。抑郁派对地球的快速变化深感无力，认为无法用激烈的手段加以补救；他们的形象让人想起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于2011年编导的科幻惊悚电影《忧郁症》(Melancholia)。在该影片中，由于受到一颗神秘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影响，妹妹贾斯汀在婚礼当天郁郁寡欢，但当小行星真的袭来时，她竟显得格外平静。或许对抑郁派来说，可能只有世界末日才能终结他们的不安情绪。至于躁郁派，他们的反应介乎狂热派和抑郁派之间。他们一方面坚信大家应该依据旧有理性行动，觉得现行体制和规则仍然受用，但另一方面又很快陷入情绪低落状态。从诸种反应来看，人类在各种生态灾难面前真的“疯”了。但拉图尔认为，我们必须以“疯”为出发点：“因此我们必须该做的，应当是发现一种疗程——却不要因此就太快宣称痊愈。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并非不可能更进一步，但是要‘倒退着进步’，包括重新思考进步的概念，向后移动，并发现其他感受时间之流的方式。”[14]

在某种程度上，莫顿和博耶尔构想的“亚主体”就是一种“倒退着进步”的尝试，是“发现其他感受时间之流的方式”的努力。生活在“超客体”时代，他们并不奢望做到置身事外。援引莫顿在《超客体》一书中的论断，“超客体”时代本质上是虚伪(hypocrisy)的时代。在他的理解中，虚伪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它既指一切声称能够取得“元语言”立场的说法都是虚假表态，又指“超客体”本身就是一个“说谎者”。由于“超客体”占据广袤的时空维度，并在显现的同时不断后撤，这使得超客体始终徘徊在“隐”与“现”的张力之间，因而我们始终生活在超客体的“阴翳”之下。但从这里也可看出莫顿和博耶尔的观点与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差异性。尽管拉图尔同样批判了这种流行在左翼主导意识形态中的元语言立场，并认为批判已经耗尽了动力，但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对现实“关切问题”(matters of concern)展开网络式描述，使尽可能多的行动者被涵盖进来[15]。但在一些批判者看来，这种纯粹描述行为有可能仅仅重复着现实既有的不公结构，譬如，女权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就认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有可能掩盖了被现行政治结构边缘化的主体经验[16]。与之相比，莫顿和博耶尔赋予“亚主体”潜在的“斗士”角色，他们认为“亚主体”是潜伏在现实网络中的“蹲踞者”(squatters)。“squat”有蹲下、私自占用(土地和房屋)等含义。这表明在莫顿和博耶尔的理解中，“亚主体”的政治潜力更多体现为一种微观层面的抗争。在他们给出的描述中：

亚主体是蹲踞者和修补工。他们栖息在裂缝和凹陷处。他们把事物翻个底朝天，以废料和残骸来工作。他们从碳网格中拔除电源，并为了自身目的非法入侵并重新分配其所储存的能量。亚主体在现代技术雷达捕捉不到的地方发动革命。他们耐心地驳回专家关于亚主体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的劝告。[3]15

“亚主体”实施的斗争就像德·塞托的“战术”(tactics)。与整体计算、筹划的“策略”(strategy)不同，“战术唯有将他者的地点作为自己的场所。因此，它必须与外加于其上的空间相游戏，就像外来力量的法则所安排的那样”[17]。“亚主体”的“蹲踞”与之相似，他代表着一种新型的革命基础设施。旧的革命基础设施，无论是哲学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依赖化石能源的消耗，但新的基础设施则依赖清洁能源。不过这种以新换旧的替代行为却不是夺回大规模生产机器，相反，它要在网格、管道世界中创造无处不在的“蹲踞”。这种行为就像是在自家屋顶架设太阳能发电器并将其连接到既有电路网络中那样，以此实现调整能源结构的目的。

蹲踞的另一种姿态是游戏。尽管在莫顿和博耶尔的描述中，“亚主体”的处境通常稍显卑微落魄，仿佛成为亚主体就是要体验被压垮的感觉，而一旦意识到我们并没有完全被“超客体”所“耗尽”，那么就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寂静派、狂热派、抑郁派和躁郁派的道路。在莫顿和博耶尔看来，游戏为我们提供了这条道路的某些线索。依他们自身玩《龙与地下城》《克苏鲁的召唤》等游戏的经验，他们认为，“游戏不仅不是一个幻想和实验之所，反而是一个训练想象力跨越规模、相位和地点工作的场所。游戏是亚主体学习和扩展能力的方式”[3]55-56。换言之，游戏暗示了不同事物能够发生的可能性。当我们将这种有关可能性的理解转移到对“超客体”的认识上时，我们就有可能去创造新的现实。

在这里，对游戏的创造性的强调使得蹲踞具有一种诗学意味。“亚主体”所具备的生成潜力也促使生态文学走向一种新的样式，以回应当下现实问题的迫切诉求。在全球变暖等极端灾难的威胁下，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文学文本和影视作品已经有意识地试图走出相关主义的循环，去书写人类世境遇下人与其他物种、事件的不期而遇。譬如丹·布鲁姆(Dan Bloom)在2008年模仿“科幻小说”(sci-fi)的构词创造了“气候小说”(cli-fi)概念，来描述一种聚焦气候变化的文学和电影类型，着重关注在一个被气候变暖蹂躏的世界里，我们可能会经历的情感状态、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等方面的转变。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2017年发表的小说《纽约2140》(New York 2140)明确以“人类世”为故事背景，呈现出不久的将来，在灾难性的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50英尺后，曼哈顿大部分地区陷入水下的局面。这有点类似灾难片《2012》刻画的场景。不消说，这些书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但另一方面，由于感受到有一种掠夺性的存在正在吞噬或碾压我们，使得当部分生态作品表达人类世的危机时，容易从超主体的一极转向“去主体”的一极，竭力渲染一种绝望情绪。如同冯·提尔在《忧郁症》中刻画的那样，在“世界末日”面前，一切努力都显得徒劳无功。当姐姐克莱尔发了疯似的想要带着儿子逃离厄难时，人类的微不足道得到充分的体现。但问题是，这种世界观是否足以帮助我们认清现状并进一步采取有效行动？莫顿和博耶尔构想的“亚主体”概念最具生态性的一点即在于它在剥夺“超主体”的傲慢时，并没有全然夺走希望。或者说，在“超客体”的凝视下，“亚主体”以一种近乎失明的状态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徘徊着，对那些熟悉的陌生者和陌生的熟悉者，他们不再以武断的语气判告它们仅属于惰性物体。

“亚主体”的诗学战术印证着莫顿所谓的“客体导向方法”(object-oriented approach)。在幽暗生态学揭橥的不对称时代，“客体导向的艺术让我们面临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让我们自己适应黏稠的、粘性的和缓慢的事物”[5]189。莫顿只是强调我们去适应事物，或是人类对物体的一种调谐(tuning)，尽管这种策略不同于主体对客体的宰制，但它同样不是追求客体对主体的抹杀。在这两项极端选择之间，“亚主体”仿佛是走钢丝的艺人，时刻提醒自己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这是一项艰难的艺术，但好在它并非凭空产生。在莫顿看来，济慈是这种方法的开创者，“他代表了现代性中的一个次要传统，一个与对象调情的传统”[5]181。与同时期的其他浪漫主义诗人对主体性的高扬有所不同，在济慈的诗学思想中，诗人的“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显得尤为重要。他将这种能力界定为“能够处于含糊不定、神秘疑问之中，而没有必要追寻事实和道理的急躁心情”[18]。依此定义，济慈实际上批判了那种对确定性、决断性和终结性的本能执着。在“消极能力”的核心，是对经验的广度和复杂性的开放态度，“一个人不能拥有这种开放态度，除非他能放弃教条主义知识的舒适封闭、对自我身份的坚定捍卫以及对世界持更真实的看法，而这必然会使自我更不安，甚至更痛苦”[19]。但恰是在这种痛苦和不安中，一种新的可能孕育而生。因而，我们或可说“亚主体”概念直接赓续济慈对诗人主体地位的思考。

遗憾的是，尽管这种思考始终隐伏在现代诗学的脉络之中，但高扬主体性与消除主体性逐渐构成了一组共生关系的两极，成为论争的主流，诸多理论学说振荡其间。更准确地说，当“镜”或“灯”的现代理性主体成为标杆时，一股反主体的暗流不断涌动。这其间包括白璧德对“新人文主义”的阐释、艾略特提倡的“非个性”写作等，但它的高潮体现在福柯和罗兰·巴特那里。前者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宣告了“人的死亡”，后者提出“零度写作”和“作者已死”等概念，将批评矛头直指传统作家本体论的文艺观。巴特认为“作者是一位近现代人物”，“人性的人”的发现也是相对晚近的产物。在巴特眼中，“写作就是使我们的主体在中销声匿迹的中性体、混合体和斜肌，就是使任何身份——从写作的躯体的身份开始——都会在中消失的黑白透视片”[20]。纵观这些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既有的批判始终围绕二元对立的逻辑展开。针对主体性标榜人的特殊地位，常见的批判就是对其加以否定，同时抬高跷跷板另一端的“物的地位”。然而，这些批判“在精神气质上依然以‘人’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以人类与物类之间的关系为主要思考对象，以人来体现人文主义的基本倾向”[21]。这使得我们始终困囿于“非此即彼”的思维窠臼。使问题更为严峻的是，在经历尖锐的批判和否定之后，大写的“主体”或“超主体”依旧活跃在我们当下的现实语境中。除此以外，“超客体”的威胁也似克苏鲁的呼唤日益逼近。在此双重困境下，“亚主体”的生态意义和诗学内涵便显得尤为关键。在逃避无望的前提下，相较于一味地肯定或否定主体性，“亚主体”给主体(作家)做“减法”而不是将其消除或“归零”。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需要以平等的姿态同无数其他事物周旋、嬉戏、磋商、调谐，而在此过程中，文学和艺术充当着我们手中的平衡木。

结 语

面对后人类、反人类(anti-human)、非人类(non-human)、超人类(transhuman)等话语不断增殖且相互叠加的境况，布拉伊多蒂曾试图对后人类一词进行澄清，认为：“后人类状况不是一系列看似无限而又专断的前缀词的罗列，而是提出一种思维方式的质变，思考关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的共同参照系的基本单元应该是什么，从而引进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11]2在其结论中，当她给所谓的后人类游牧主体定位时，布拉伊多蒂将其视为一元论的、多层面的关系主体。然而，在莫顿看来，“后人类主义(当前人文学科的一种趋势)过于巧妙地将(1)对人性—动物性(animal-ness)和生命形式(life form-ness)的解构结合成一套类似机器的算法过程；以及(2)显然是非还原性的、整体的、准神秘的系统理论”[6]113。但受客体导向本体论影响的“亚主体”概念，则更愿意接受自身的有限性，并将其扩展开来。正如莫顿和博耶尔所强调的：“为了摆脱主客二元论，我们不必把一切都变成一。相反，我们在宇宙的每个地方都有一种二元性。”[3]33因此，在当下的生态思维中，“主体”与“客体”这组“二元性”概念并不是完全要不得，也不必将主体归入“一元化”的客体或将客体归入“一元化”的主体，而是要对二者进行重新命名和定义，俾使其以“超客体”和“亚主体”的形态出现在人类世的地平线，勾画人类未来生态共存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