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调适: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小学教育的实施

2023-04-07 01:51张浩溟李婉瑶
保定学院学报 2023年1期
关键词:晋察冀边区边区办学

张浩溟,李婉瑶

(1.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0)

发展教育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自苏区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各根据地的教育政策曾多次因时因势而调整。1944年起,在毛泽东的倡导和中国共产党高层的部署下,各根据地在小学教育领域推行了以群众办学为主的“民办公助”教育政策。该政策将教育与战争、生产相结合,形成了适应战争环境和乡村社会特征的小学教育模式,是当时根据地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前,对“民办公助”小学教育的研究多集中于陕甘宁边区,且多为对政策的文本分析或整体性考察,缺乏对“民办公助”小学教育实施的细化探究。对这一时期政策施行较为连贯的晋察冀边区缺乏专门研究①主要成果有:张晓晴《文字下乡与柔性动员:中国共产党“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研究》,《教育学报》2020年第1期;《延安时期“民办公助”小学教育探析》,《当代家庭教育》2018年第7期;魏亮《延安时期小学教育中民办公助教育方针的价值诠释》,《科教文汇》2020年第1期;吴仲莲、马慧芳《延安时期小学教育中“民办公助”教育方针浅析》,《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等。。本文立足于相关档案报刊等资料,意在梳理、考察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小学教育政策的出台背景、确立过程、实施状况和“民办公助”小学的办学情况,分析其特点并总结其历史地位,以加深对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教育的认识,并丰富对晋察冀边区教育史的研究。

一、“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出台背景与确立过程

教育关系着党对人才的培养和根据地的建设,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重视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更是不断地因时、因势、因地调整党的教育方针,探索适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教育模式。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随着形势的发展也有着阶段性的调整。

在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先是秉承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的教育方针,在其开辟的各根据地坚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中国共产党努力开展各个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并形成了一套初步的根据地教育体系。这一时期的根据地教育主要侧重于两方面的建设,一方面是坚持“教育为战争服务”的原则,在根据地教育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和课程实施等方面都加入了许多与抗战相关的环节,意在宣扬抗日理念,加强根据地人民的抗战意志。另一方面是加强“教育正规化”的建设,在坚持教育为战争服务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在根据地建设系统的、完备的教育体系。这一时期的根据地教育既抓紧扩大教育规模,以求更广泛地宣扬抗日理念,也抓紧促进根据地“教育正规化”的建设,力求提高各个层次的教育质量。

各根据地的教育在这一阶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也呈现出诸多问题。其中,当属“教育正规化”带来的问题最多,与根据地教育发展的矛盾最大。受战争环境和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教育正规化”的发展方针并不能完全适应战时根据地多变的社会环境,该政策的长期实施反而造成了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等问题。

基于这种矛盾,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教育方针,以求改变教育与实际脱节的现实。以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为开端,伴随着后续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文章的发表①教育改革文章主要有:《打碎旧的一套》《新教育方针收获巨大》《国民教育的任务与方针》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根据地开启了教育改革。这些改革一方面肃清以往根据地教育中“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影响,一方面积极探索与根据地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新教育方针”。总的来说,探索中的“新教育方针”强调教育“进一步为群众服务,为政治服务”[2]1981。而“民办公助”的教育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教育方针”的重要政策之一。

“民办公助”的教育改革发端于陕甘宁边区,主要在小学教育中实施。1944年4月1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关于提倡研究范例及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信,提出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要实行“民办公助”政策。1944年10月2日,晋察冀边区在小学教育领域也开始了“民办公助”的教育改革。晋察冀边区借鉴吸收了陕甘宁边区的诸多经验,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模仿照抄,在政策确立之前,晋察冀边区就已经对本地的教育改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这些探索推动着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确立和实施。

首先,政策颁布前,晋察冀边区对本地的干部、教师进行了思想的统一与改造。1944年4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召开了边区教育大会,意在促进边区教育进一步为群众服务、为政治服务,推动教育更好地贯彻新民主主义文化理念,实现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转变。为了贯彻会议精神,边区教育处处长刘皑风要求:“首先教育部门全体干部根据大会所指出的思想上、工作上所存在的问题,和本专区或本县教育领导上设施上的实际情形联系起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反省检查,先把教育干部从思想上搞通……然后一方面通过行政领导逐级贯彻到区村干部中去。一方面通过假期教师训练班座谈会贯彻到全体小学教师中去。”[2]1989这些要求很快就落实到各个地方,如阜平县就在边区教育大会后利用春假座谈会、中心小学区整风等形式,对当地的教育干部和小学教师的思想进行了重新统一。经过整改,当地教育干部和小学教师的教育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如当时小学教师给县政府的信里写道:“我们本身思想和观念就有毛病,怎么会有成就呢?……下了决心,绝不造就‘废物’(轻视劳动),我们要造就‘人才’(能写、能算、能生产),要造就新国民,要为群众政治服务。”[3]由此可知,通过教育会议和整风改造,边区加强了干部与教师教育思想的改进,促进了其教育思想的转变,为此后的教育改革打下了相应的思想基础。

其次,晋察冀边区在一些地区进行了教育改革试点。“试点—推广”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工作中的重要经验,在“民办公助”教育政策正式颁布之前,阜平县就开始了教育改革的活动。当地的教师一方面学习延安地区办民校的经验,一方面根据本地实情进行调整,创办与本地相适应的学校形式,其中比较知名的有阜平的崔家沟小学、学习战斗英雄李勇战斗经验的王快完小、劳动学习相互促进的白花村小学[3]。这些学校的学习活动,基本上围绕着生活实际展开,随着群众生活习惯调整课程,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普遍欢迎,甚至一些毕业的学生和青年妇女都开始自发地组织学习。当时报纸记载道:“过去毕了业的学生,也又组织成研究组,请教员教珠算、应用文(写契、开条等),他们深刻觉得过去所学的,有好多不能实际运用。坊里小学,甚至有好多青年妇女,也会要求到学校上学。”[3]阜平县先行改革教育的试验,对边区“民办公助”政策的推出和实施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于以上的探索和对陕甘宁边区经验的借鉴,晋察冀边区于1944年10月2日正式在全边区开始实行“民办公助”的教育政策。直至1949年6月华北区召开华北小学教育会议确立“新型正规化”的办学方向,“民办公助”的教育政策方才告一段落。

二、“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实施状况

晋察冀边区在推行“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过程中,从根本上坚持了“发动群众的力量,根据群众自己的意志来办群众自己的学校”[4],强调“学校形式,教育内容由群众自己决定,学校行政、组织由群众自己管理,经费由群众自筹,教师由群众自己聘请……但民办与公助不能分离,民办仍需加强领导,不能听其自流”[4]。“民办公助”教育主要在村一级的初级小学兴办,其办学目标为:“要办更多的学校,使小学教育更普及,并把一切小学办好,贯彻为群众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方针。”[5]以政策开展的状况为界,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实施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4年10月2日至抗战胜利,是政策贯彻推行时期。该阶段主要是进行政策转向,改变干部、教师和基层群众的办学思想,积极动员民众开办“民办公助”类型的学校。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实施中,晋察冀边区基础教育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小学教育领域“到民国33年底据冀晋、冀察三十三个县的统计,共有高小一百一十五处,初小三千二百五十三处,合计三千三百六十八处。共有高小学生五千二百九十一人,初小学生十三万零四百二十七人,合计十三万五千七百一十八人。较民国32年底高小增加了四十九处,初小增加了五百八十八处。高、初级小学生共增加五万四千一百三十二人”[6]380-381。

第二阶段为抗战胜利后至1948年5月9日华北解放区成立,是政策延续变化时期。抗战胜利后至解放战争爆发前,晋察冀边区获得一段难得的稳定期,教育事业发展迅猛。边区一方面以“民办公助”为小学教育中主要的办学政策,另一方面开始提倡小学教育要“建设有较长期计划的教育制度,提高与培养各种干部与教育人才”[7]43,有了向“新型正规化”教育发展的趋势。但随着解放战争爆发,晋察冀边区再次面临巨大的战争压力,相对而言,灵活多变的“民办公助”教育模式更适应这种情况,所以“民办公助”政策仍是边区的主要教育政策。这一时期,“民办公助”教育随着晋察冀边区形势的变化而进行教学内容上的调整,最大限度适应了边区的战时环境,平衡了战争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保证了战争时期教育事业的运转与发展。

根据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实施历程来看,在不同的实施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在实施初期,政府曾克服了许多具体政策落实上的困难。在延续与发展阶段,民办小学的教学内容也随着边区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在反复的探索与适应过程中,该政策才真正得以在边区确立并发展。通过对工作中的难点和特点进行梳理分析,可以进一步窥见政策实施的具体状况。

首先,在政策实施初期,政策的具体落实曾出现诸多困难。作为一项新的教育政策,虽然有前期的试点经验可借鉴,但其办学形式并未完全符合边区的实际情况,地方干部、各个学校和基层群众对办学思想仍有不少误解。一些地区的教育会议曾总结道:“在‘民办公助’问题上,许多干部仍不相信群众,认为‘民办不起来’‘民办和不民办没有什么区别’,有些教师连‘自愿入学’这几个字也不提。”[8]如何办学、怎样办学成为干部、教师与群众的共同困惑。

面对这样的情况,晋察冀边区政府采用引导、检查和树立典型的方法综合推进政策的落实。政策确立后,边区政府号召各级政府牵头召开研讨会,积极与干部、教师和群众交流研究“民办公助”政策。在政策发布后,不同层次的教育会议或座谈会都在边区县、区、村有所响应。如当时阜平县的教育座谈会,各方代表学习了试行“民办”的优秀办学经验,这些经验给了各方代表具体落实政策的示范,如史家寨小学“事先有详细的调查,分析,对怎样着手试行‘民办’有不少帮助”[9]。

村一级的研讨会主要是汇聚群众的问题和意见,加强与群众的交流。如正定游击区某村在试行政策时,曾鼓励当地群众对以往小学教育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其中,群众的问题主要有“孩子念了几年书,连父亲的名字都记不住,不会记账、开路条、看文书,并且念了书就不愿做活,不会过光景……”[10]基于此,当地召开了家长会商讨今后的办学方法,积极听取群众的意见,最后决定“小学民校都学珠算和应用文,生产课由教员到地里教,小孩子请假时先到学校领上功课,到学校再一块做,学生在休息时大家互相帮助学习,青壮年随到随教,并决定把教员待遇提高到每月60斤米”[10]。

由此可见,这些研讨会贯彻了“民办公助”政策的精神,又汇聚了本区域的干部、教师和民众对政策进行讨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方人员对政策的理解,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加速了政策在具体区域的落实。

除此之外,晋察冀边区对干部、学校、教师和群众进行了大量的督促、检查和帮助。如1945年2月,一专区和四专区召开了教育会议,主题都是检讨“民办公助”政策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寻求改进的方法。这些检查工作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调节了政策施行过程中出现的多种偏向。

与此同时,民间办学的优秀案例也给各地干部与群众提供了示范。以宣传最多、影响最大的龙华东古县村桑文义小学为例,据资料记载,桑文义“教学能从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出发,使群众亲身体验了小学是为自己的”[11]。当时,“区里发来了一、三册国语课本,他不是死板的挨着讲,而是选着那些庄稼人常用常见的字交给孩子们,如粮食名、家具名、牲口名、人名等,教一个字,一定要使学生们会念会讲会写,更具体的告诉他们这个字在什么地方怎样用”[12]319。此外,他还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学制和学校管理方法,形成整日、半日和隔日等学制,尽最大可能使学生受到教育。

晋察冀边区充分挖掘并广泛宣传了这些优秀办学案例,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如《晋察冀日报》就报道了许多办学模范,有《曲阳于若华试办“一揽子”民办民校》《战斗英雄郝玉林创立民办小学》等等。一些优秀的办学教师还在边区的群英会上被立为“教育英模”,向各地介绍讲解办学经验。这些措施营造了晋察冀边区办学的氛围,形成了一种“英模办学”的风潮。这些不断涌现的成功案例给边区各地实施“民办公助”政策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和明确的方向指引。

通过引导、检查和树立典型的方式,晋察冀边区政府逐渐转变了边区干部、教师与群众的办学思想,改善了“民办公助”政策实施初期出现的困难境况,加快了“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在边区的实施。此外,实施初期边区政府与地方的调适也初步形成了“政府指导”和“民众自办”的学校发展模式,稳固了“民办公助”教育的发展根基。

其次,在政策实施后期,“民办公助”的教学内容曾随着晋察冀边区的形势而变化。在抗战胜利后到解放战争爆发前,“民办公助”一直是晋察冀边区教育的主流模式。当时政策规定“不分新老解放区,均应继续加强领导,具体帮助,大胆发动群众民办”[4]。在这种情况下,晋察冀边区的小学教育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据1946年1—4月统计,全边区有高小或完小1 250所,初小22 097所,合计在校学生人数达1 464 784人[6]383。

但是,随着1946年7月解放战争爆发,晋察冀边区再次面临巨大的战争压力。晋察冀边区立即改变了其原有的教育政策,提出应 “在教育方针、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上,一切学校、训练班均应从当前斗争形势、社会与群众需要出发”[7]47。具体来说,就是民办学校的教学内容进一步与支援前线和生产建设等中心工作相结合。

以支援前线为例,在解放战争爆发时,晋察冀边区的一些民办小学把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一方面教育学生学习时事,一方面督促学生写信慰问前线战士。如1947年平汉战役时,北岳区三专区西崔村小学的学生给前线战士写了许多“鸡蛋信”,西崔村小学生在鸡蛋上写着:“鸡蛋圆溜溜,活像蒋贼头,你们吃了它,打仗多加油。——西崔村小学崔富杰”“小小一封鸡蛋信,送给前方大哥们,别看这点礼物小,一颗鸡蛋一颗心。——西崔村小学崔月娥”[13]这种教学形式,既鼓舞了前线战士的士气,也用新颖亲切的教学方式教育了学生。由此可见,在战争爆发后,学制灵活、教学内容丰富、群众基础广泛的民办小学逐步改变了以往的教学秩序,调整着学校教育与边区中心任务的关系,以求两者兼顾,以坚持民办学校的延续与发展。

从这一阶段的发展可以看出,“民办公助”教育模式因其灵活性而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在战争结束的和平时期,该教育模式在新解放区广泛推广。在战火重燃、时局动荡的环境,这种教育方式根据边区发展状况,充分改造民办学校的教育内容以适应时局,支援战争。

通过对难点和特点的分析概括可以看出,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实施经历了政府对办学问题的一一解决、政策与现实情况的反复调适。实施初期对难点的克服,使得边区基本上形成了政府指导、民众自办的“民办公助”教育模式,其发展过程始终展现出其灵活多变的办学特点。

三、“民办公助”小学的办学情况

“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推行,体现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对问题的解决、政策与现实的调适。同样,政策实施时各方的互动与交流也重塑着“民办公助”学校的形态。这在“民办公助”小学的资金筹措、办学形式和教学内容等几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第一,在资金筹措上,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小学主要是自筹经费办学。

在实施该教育政策之前,边区就于1941年规定:“高级小学校经费,一律由县统一发给;初级小学经费由各村自筹。其已由县统筹支者,由县供给。”[14]由于民办学校多为初级小学,所以其办学主要是村内自筹经费,这种筹措资金的方式主要在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存在。如战斗英雄郝玉林成立的民办小学,经费就是由村民筹集,在村社红利中按十元抽一元解决学校的办学资金[15]。但在社会经济更为落后的地区,如何筹集办学资金始终是民办学校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些“民办公助”小学则根据当时的政策导向和现实情况,发展出“学校生产合作社”的资金筹集方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龙华的上岳各庄合作社小学,据报道:“学校合作社刚成立,村里先帮助了190斤小米,教员个人的2 300元也投入合作社。另外规定星期日为打柴日,儿童打的柴会交给合作社做股金。去年12月,仅儿童打柴入股就有4 000多元,平均每个儿童一周入股40元。这样,合作社股金不断扩大。年假结账时,每个儿童分红很多,拿到家里家长很高兴的说:‘儿童识了字,还帮助家里过光景,上学真强!’”[16]这样的资金筹措方式较为灵活,改善了学校的办学环境、教师的薪资水平以及儿童的生活水平,受到当地群众的普遍欢迎。

这种方式与晋察冀边区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1944年,晋察冀边区组织发起了“大生产运动”,边区政府强调“广泛提倡人民的劳动互助组织,发扬拨工、包工经验,用各种各样的合作社形式,实现组织一切劳动力、半劳动力的任务”[17]。所以,在学校教育中,生产与教育也逐渐开始结合,之后在“民办公助”政策的推动下,师生共建合作社,用劳动筹集办学资金成为了民办小学主要的资金来源。

通过民众集资与兴办学校合作社等形式,民办学校基本解决了办学资金难筹集的问题。而这些多元的资金筹措方式也体现了教育与边区政策、社会经济情况的调适。

第二,在学校形式上,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小学创造出了多样的办学模式。

概括来说,其模式主要有整日制、半日制、早午校、夜校、巡回教育和“一揽子”办学等形式。这些民办小学办学的学制并不固定,有些会以一种学制办学,有些则集中几种学制交叉办学,其主要原因还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群众对教育的需求。

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有东古县村的桑文义小学,该小学有40个儿童入学,小学里“二十四个上整日,十六个上半日。整日班下午不游戏,早放学,让儿童回去拾粪、打柴、抱孩子、推碾;半日班早上和上午做活,下午上学”[18]60。涞源的模范教师辛宝棣则将巡回教育和“一揽子”办学结合起来,对其所在区域的学生进行教学。“他在沙果园实行隔日巡回制和‘一揽子’教学(即不仅教儿童还教成人)。早晨在主村沙果园上课二小时,早饭后到副村西沟门去;……第二天早晨照常在主村教学。早饭后就到北线上去,四个小副村分成三个教学据点,来回约十四里路,共八个学生晚上又回到主村去”[19]61。这样的教学形式一改以往“教育正规化”的统一规制,而是尽可能地解决学生的现实困难,以求更广泛地让广大群众受到教育。

在学校形式的建设上,晋察冀边区政府并没有恪守统一的办学标准,而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态度,基于不同地区、不同受教育人群的特点,对群众办学不加限制,并尽可能地加以引导、帮助与鼓励,充分发挥基层教师和群众的创造力,努力发展出与当地群众相适合的民办学校,推动边区教育的发展。

第三,在教学内容上,教育与实际相结合是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小学的教育特色,这在学校的教材和教学实践中都有所体现。

教材是教学的重要工具。由于“民办公助”小学开办较多,学生数量猛增,晋察冀边区的教材一方面由教育部门发放,更多地则是由群众和基层教师编写。如阜平县水泉村民办小学的教材就是当地的教师根据时事编写的,其内容有:“好儿童,要生产,勤学习,不偷懒。国民党,行特务,害国家,害民族。共产党,讲民主,救人民,打日本。”[19]行唐二区庞家庄教师刘昌则在教学中搜集许多与生活实际相关的材料,编写成歌谣用以教学。这些由群众和基层教师编写的教材,内容通俗易懂,而且与当时的生活实际紧密相关。

“民办公助”小学的教学内容则随着群众需要和边区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其中,生产与教育结合是民办小学重要的教学内容。在当时兴办的众多民办小学中,生产与教育结合或被作为学校教学的主要课程,或以其他方式逐渐渗透到教学活动中去。如模范教师桑文义就时常带领学生进行生产,以生产活动为课程,在生产中向学生讲授知识。当时的资料记录下了他的教学情况:“开荒前,他先给学生们讲开荒的办法。什么土质好,怎样用镐头,并亲自给大家示范;锄苗子的时候,他就讲怎样锄,一撮留几颗苗子,离多么远。讲拨换工,他就拿实例来给大家证明,省人工,做活多。捉白菜虫子的时候,一面讲一面捉,这样学生在进行生产中得到了许多实际知识。”[12]321除了这种生产教育形式,民办小学还增添了珠算、日用文、日用杂文等与生产密切相关的教学内容。

此外,政治教育也是教学内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办公助”小学主要以读报或教师宣讲的方式向学生们讲解边区的时事政治。在政策实施初期,学校的时事政治教育主要围绕着抗战而展开。如桑文义曾把政府的号召和敌人的恶行对比起来,教育儿童爱憎分明。水泉村民办小学则把时事和教材编写结合起来,利用教材内容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在政策实施后期,政治教育主要围绕着边区的中心工作展开,如对土地改革的宣传,对前线战斗的支援等等。

从教材编写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可以看出,“民办公助”小学的学校教育和群众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遵循了“民办公助”政策中强调的“发动群众的力量,根据群众自己的意志来办群众自己的学校”的规定,做到了教育根据群众的需要和意愿而发展的要求。此外,生产教育、时事教育等教学内容的变化都与当时晋察冀边区的形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反映着边区的政治经济状况。

通过对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小学教育中资金筹措、办学形式和教学内容的分析可见,“民办公助”小学一面坚持政策基本原则,一面与边区的政治经济情况、社会环境与教育发展情况相互协调。这种协调改变了以往僵化的办学模式,重塑了灵活多样的小学教育模式。

结语

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教育,一直囿于战争形势和社会经济现实,难以得到有效的发展。如何在战争状态下发展教育始终是各根据地教育事业开展的重要课题。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的小学教育模式代表了党对该问题的深入探索。从改革角度来看,“民办公助”是对以往小学教育中官方包办、不注重社会实际情况等弊端的矫正。实质上来说,“民办公助”是对“新教育方针”的积极探索,是形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有力措施。

在“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实施的几年间,晋察冀边区的小学教育模式相较于以往有了较大改变。一方面,晋察冀边区的小学教育打破了以往的固有模式,办学教学都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尊重群众的诉求,形成了灵活多变、切合实际的教育模式。另一方面,晋察冀边区的小学教育加强了与边区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联系,呈现出更强的政治性、经济性特点。这种灵活多变、适应战时环境的办学模式,维持了战争状态下小学教育的运转,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边区小学教育的规模。

但是,由于过多强调民众参与、注意对政治经济形势的调适,这种办学模式相对忽视了对学校规章制度的建设和对学生文化水平的提升,这也是特殊时期发展教育的无奈之举。最终,在之后的华北区教育会议上“民办公助”被“新型正规化”的教育政策所取代。新中国成立后,“民办公助”的小学教育仍在教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当然,那一时期的“民办公助”主要体现在资金筹集上,而在学制和内容上则更为正规化,这主要是为了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困难的现实状况。而战时“民办公助”小学教育的探索,无疑为新中国成立后“民办公助”小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

猜你喜欢
晋察冀边区边区办学
在晋招生部分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梳理
在晋招生部分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梳理
中外合作办学在晋招生录取情况一览表
网络平台补短板 办学质量稳提升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
彭真的《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
简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兵役制度
战斗在皖浙赣边区的刘毓标
《中共闽浙赣边区史》出版发行
抗日战争时期的鄂皖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