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安全化”：日本对华政策

蔡亮

相比美欧与中国的关系，中日之间由于历史瓜葛与地缘矛盾纠结缠绕，两国关系表现出现实利益纠葛与深层次的战略结构疑虑交织叠加，一方面使得两国关系远较别的双边关系更复杂且敏感，另一方面日本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各种所谓的“安全”冲击也远较美欧国家更直观和强烈。总体而言，日本对华政策呈现出全方位、多議题交叠的“泛安全化”特征，甚至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还不断刻意地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局势“扭曲联结”。

一、“泛安全化”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设定

受“泛安全化”的影响，日本正倾向于将安全与地区局势、经济与安全保障、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等诸多议题与所谓的“中国威胁”加以捆绑，从结构上形塑其对华政策的目标设定。

（一）日本国家利益的“泛安全化”形塑

在权力维度，日益混淆不同安全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以偏概全地将所有事务的安全影响进行同质化形塑，在导致国家造成过度的安全性恐慌和趋势性误判的同时，形成了“绝对不安全感”。为追求国家的“绝对安全”，日本一方面决定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准备对既往的安全保障政策进行大转向，增强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另一方面推行“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积极构建以日美同盟为核心，以日美澳印“四边机制”（QUAD）为基干，以强化对东盟、欧盟、北约组织的安全合作为延伸的多层次安全架构。

（二）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设定

首先，日本对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宣示和维权行动进行了“泛安全化”解读，即并不将之视为两国围绕领土争议所产生的矛盾，而视为中国对日本领土的入侵和安全的威胁，进而认为是中国积极谋求构筑地区霸权的具体表现之一。日本还将中国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表述也定位为中国正谋求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强调这是对“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恰因如此，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在舆论上竭力“抹黑”中国。

其次，日本对华的经贸政策，尤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推动良性制度竞争的政策重心，逐步让位于与所谓“志同道合的伙伴”构筑“小院高墙”，并将安全保障与经贸规制进行紧密联结，在部分产业推动对华“脱钩断链”的同时，重组相应的供应链并确保日本的技术优势。

最后，日本将“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装扮成“普遍价值”的同时，给中国的不同发展路径贴上“异质性”标签。因此，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不但刻意拿中俄关系说事，并强调“世界进入了民主阵营与威权国家进行全球较量”的阶段。以此为背景，日本持续强化与“台湾当局”的安全联结，不断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以“普遍价值”为遮掩，进一步为“借台遏华”寻找正当性，意图迫使中国做出原则性让步。

二、日本对华政策的布局特征：多领域的内外双向联动

（一）在安全层面，日本是“辅美遏华”的“急先锋” 

安全领域的内外双向联动主要体现为日本对内致力于提升军事力量，不断伺机突破军事禁区，对外则致力于构建一个以日美同盟为内核，不断向外延伸的多边、多层安全保障体系。基本上，以冷战结束为分水岭，日美同盟体系的功能逐渐从美国对日本提供安全保护的双边领域，不断向地区乃至世界范围扩展，目标也改为维系并强化“自由国际秩序”，成为双方维护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其重中之重便是大幅提升日本国防力量的同时，持续强化日美同盟的抑制力和应变力。

与之相对应，日本防卫支出也逐年增加，其中为对华实现“海上和空中优势”，每年新增预算中购买和研发新型军事装备费用均占据很大比重。俄乌冲突爆发后，为更好地应对中国崛起，日本自民党提案将中国明确定性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威胁”，计划在五年内将防卫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提升至2%。

（二）在经济层面，日本是“助美制华”的“排头兵”

具体而言，日本日益重视安全力量与经济手段的相互补充，并形成经济安全保障的理念，将其视为国家安全保障和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内外因素推动下的时代产物。为此，日本对内推行经济安全战略，设置相应的职能部门，出台“经济安保战略推进法案”；对外与美国首度建立经济版“2+2”协商机制，积极助力美国充实“印太经济框架”的内涵。

从产业链角度而言，美国处于最上游，其次是欧（德法意荷等）日韩等地区和国家，而中国总体上处于中下游阶段。为维护自身优势，上游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推动知识进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援助等形式与中下游国家发生经贸关系，并通过规则主导权等收益，确保大部分利益能回归本国；而中下游国家虽然得到了小部分利益反哺，但难以改变对上游国家的技术、资金依赖。中国崛起正在试图打破这种传统的依附性共生关系，而日本与美欧等国加强合作，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国际秩序重塑，维护经济体系独立稳定运行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说到底其实是抱团巩固既有优势地位，意图将中国框限在中下游位置。

（三）在价值观层面，日本是“联美压华”的“桥头堡”

众所周知，日本国会一直存在强大的“亲台”势力，原首相安倍晋三生前就被视为日本政坛“亲台派”的代表人物，并通过巨大的政治能量影响岸田内阁的对台政策。当前，日本以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关乎“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由，试图借机干涉中国内政，并与“印太战略”的目标挂钩。日本用“保台”表象掩饰“抗中”本质，在大方向上积极配合美国“借台遏华”的政策布局，扮演介入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桥头堡”角色。

三、日本对华政策的“泛安全化陷阱”与中国的应对

首先，中方应以习近平主席和岸田首相有关“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继续加强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的政治共识为基础，本着“以我为主+利益优先”的方针，“亮明红线+守住底线”，尤其在涉台问题上应正告日方领导层不得破坏两国政治关系的基础，不得罔顾事实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局势进行“扭曲联结”。中方应利用各种外交场合，在批评美国及北约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对塞尔维亚（时称南联盟）、伊拉克等国进行入侵的同时，批评日本作为标榜“和平主义”国家却追随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行径，不但是非不分、黑白不明，更是背离其“和平宪法”的违宪行为。

其次，对于日本对华政策中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倾向，中方还是要坚持“官民分离”的立场，积极从服务建立“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方面入手，一方面看到中日在经贸往来、环境保护、清洁能源等方面依旧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践之一，不应过分计较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否加入CPTPP，而应将重点转为对标CPTPP的相关标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更佳的招商引资环境。

最后，中方应将对日外交置于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交汇的位置上，认真思考对日外交在中国外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地，中方应本着积极地化对抗为竞争、化竞争为合作的外交工作态度，鼓励开展中日间各个层级和不同领域的对话与交流。通过中央与地方的人大和政协等平台，成立一些类似中日友协的跨界团体，积极、灵活地通过各自的涉日经历与渠道，主动开展与日本各界的交流，尤其推动与日本众参两院、地方议会之间的交流。与此同时，在国内舆论宣传上，中方应不忘初心，强调坚持对日“二分法”，积极引导社会舆论，避免一些不理性的“反日”“仇日”等极端情绪影响政府对日外交的理性决策空间，进而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

（摘自《日本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