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朝鲜停战谈判：行止之间

宋春丹

在几乎全程参与了停战谈判的杨冠群的心中，朝鲜半岛上那些风云往事依然刻骨铭心。他告诉记者，谈判代表团做到了该争的据理力争，该让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如同周恩来在李克农和乔冠华赴朝前叮嘱的那句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101首长

1951年10月，杨冠群出差回京，尚未走出火车站就接到调令，和十多名外交部干部匆匆开赴朝鲜。杨冠群一行入朝时，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的停战谈判在中断两个多月后刚刚复会。会址从中方控制的开城，移到了双方控制线中间的板门店。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总部在开城的松岳山下。崖边有个居高临下的风雨亭，昼夜有志愿军战士站岗。

崖下有块松柏環抱的平台，居中是一栋石砌的漂亮西式别墅，主人早已南逃，就作为李克农和乔冠华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四周渐渐盖起一排排平房，是代表团秘书处的办公室。

中朝参加停战谈判的，实际分为三线。第一线为以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首席代表的5名谈判代表；第二线为李克农、乔冠华领导的前方指挥部；第三线是最高决策层。根据斯大林的意见，由中苏朝三方商定，由毛泽东为最高指挥者，周恩来具体指导。

志愿军代表团下设秘书处、参谋处、战俘处、新闻处、通信处、机要处和办公室、政治部等机构。在代表团里，李克农代号101首长，或称“李队长”。乔冠华代号103，干部称他“乔指导员”，班子成员称他“乔老爷”。他们的身份是保密的。

杨冠群说，李克农在志愿军谈判代表团中威信极高，有这样一位长期在国统区纵横捭阖的老将掌舵，确是谈判的保障。他们平时听李克农讲得最多的就是“团结”二字。

小别墅会议

复会后，开城的归属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谈判最开始，中朝方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则认为这只是一个纬度线，无险可守，且要求对他们在地面战线之外的“海空优势”进行补偿，双方差距巨大。这次复会后，中朝方提出一个修正案，建议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

对方也不再提“海空优势”补偿论，只要求让出开城一带，甚至可以交换，因为开城是李承晚一再提出不能放弃的“古都”。对此，中朝方坚决拒绝了。11月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认为对方建议已基本满足了己方“最低限度的要求”。几日后又再次致电表示，“亟待早日解决”，为此可以做一些小小让步，比如放弃开城。11月17日，对方提交了一项新提议，实质上赞同了中朝方的建议。

11月20日，李克农在“小别墅”的会议室主持了一次小型会议。李克农说，最主要的问题已得到解决，因此要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

小别墅会议后，中朝方面开始为战俘问题的讨论做准备。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分管战俘工作的杜平被调来代表团，着手准备符合国际红十字会要求的详细战俘名单和我方被俘人员名单。

10∶1的悬殊数字

军事分界线谈妥后，就进入第三项议程（第一项议程是确定议程本身），讨论实现停火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机构的组成和权责等。这项谈判并不顺利。对方建议，另开一个小组会，平行讨论第四项议程——战俘问题。中方也希望加快进程，遂欣然同意。

12月11日，讨论战俘问题的小组会开始。会议一开始，中方即提出停战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对方拒绝表态，坚持先交换战俘名单。僵持一周后，为免给对方的拖延以借口，中朝方同意了。

12月18日，双方交换了战俘资料。中朝方交出11551人的名单，其中美军3192名；美方交出132571人的名单（中朝方的内部统计是11万人左右，其他属于平民和义勇队成员），其中志愿军20720人。

交换材料后，对方对中朝方面拘留的战俘数量如此之少表示“震惊”，并想利用数字差距来做文章，于1952年1月2日提出了“一对一交换”方案，即如果军人换完了，可以拿愿意去南方的朝鲜平民来换，而且交换时要实行“自愿遣返”的原则。对此，李相朝斥之为“人口买卖”。

4月1日，美方通知柴成文，约有11.6万人可以遣返。十多天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说法，说“甄别”的结果是只有7万人可以遣返，其中志愿军战俘为5100人。对此，中朝方表示不能接受。谈判不欢而散。

首席代表哈里逊

5月22日，美国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威廉·哈里逊中将接替出任“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上任10天，强硬的哈里逊就三次建议休会。最短的一次会议只有25秒，双方代表刚落座，宣布开会，对方就马上宣布休会。

7月初，中朝方面作出了一个让步，即不再坚持“全部遣返”，而争取“绝大部分遣返”。对方的回应是将遣返的概数提高到8.3万人（其中志愿军6000人），声称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

李克农与金日成等倾向于接受这个方案，但遭到毛泽东否决。他说，“我们的同志太天真了”，这个将人民军战俘的80%遣返而只将志愿军的32%遣返的方案，是挑拨性、引诱性的。斯大林明确支持了毛泽东。哈里逊于是将逃会从1.0版（3天）升级到了2.0版（7天），不久又升级到3.0版（10天）。他还公开挑拨说，中国有四万万人口，为了几千志愿军战俘不愿回去而拖延冲突，不顾只有很少人口和有限资源的北朝鲜继续遭受痛苦与灾难。

9月28日，美方提出一个“三项任择其一”的新方案，仍是将战俘分成愿意遣返和“拒绝遣返”两类。在10天的休会后，哈里逊问对其提出的三点选择方案有何想法。南日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换汤不换药。

哈里逊于是宣布“无限期休会”，说完不等回答，站起身就朝帐篷外走。中朝全体人员则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大笑表示蔑视。这是中朝方面针对“逃会”事先安排好的应对。

“解释遣返”

考虑到长期休会已成定局，中朝谈判代表团缩减了规模。11月中旬，李克农、乔冠华、边章五、解方几位主要领导都回北京了，代表团由丁国钰和柴成文暂时负责，工作人员减至百人。

这期间，力主早日结束朝鲜战争的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可否给美国一个台阶下，由我方主动提出复会？乔冠华的意见是一动不如一静，拖下去，等对方先采取行动。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同意这个分析。

对方果然采取行动了。1953年2月22日，美方安全军官通知中方去接一封“重要的信件”。到了会议帐篷，对方拿出一个白色大信封，叮嘱立即交给朝中司令官。回到会场区外的我方驻地，杨冠群打开一看，是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信函，提议双方先行交换病伤战俘。

恰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3月5日，斯大林突发脑溢血去世。斯大林没有指定接班人，苏共领导人的注意力转向内部问题，对于处理朝鲜问题的方针马上有了改变，主张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毛泽东同意了这个主张。

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建议在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并进行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声明表明，中朝方面已不再坚持“全部遣返”，而改为“解释遣返”，相当于一种“动员遣返”。

6月8日，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