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知识与草原生态：地方性知识生态价值的再认识

孟根达来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草原生态保护与恢复工作的持续推进，对于草原牧区地方性知识的解读与价值重估成了学界的关注焦点。所谓地方性知识是指特定地域中，民族特有的制度规范、宗教信仰、宇宙观、生态知识、人际关系等文化事项的总和，特别是隐含于其间的人与自然关系核心价值的判定。①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23-242页。本文讨论的游牧知识便是蒙古族源于现实生活需求发展而成的地方性文化传统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知识体系与生态知识。博克斯强调地方性知识与科学都是从实践经验中获取的规律性知识。②Berkes，Fikret.“Sacred Ecology: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Resource Management.”Human Ecology 29.2（2001）:255-257.因此地方性知识只是具备时间意义上的原初性与地域的特定性，而不是优劣层面的原始性。例如列维-斯特劳斯便强调萨满和科学是两种并行的探索宇宙的途径，其区别仅仅是“一端是高度具体的，另一端是高度抽象的”。③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57页。可见地方性知识是各民族的民间传统知识，④杨庭硕：《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即一种实践逻辑，这种实践逻辑蕴含在特定地方场域，作为社区成员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指南”，去从事引导具体实践的展开应用。概言之地方性知识也是型塑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性文化建构。①孟根达来、陆益龙：《游牧的想象与演绎：对内蒙古一敖包祭祀仪式的深描》，《民俗研究》2022年第2期。

因此学界往往着重强调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即便是在当下，原生态文化仍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效益。②杨庭硕：《“原生态文化”疏证》，《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随着日益凸显的生态问题，以及各类生态治理工程面临的现实挑战，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由外而内干预治理的局限性，并在实际研究与治理运用中，发现了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在此脉络下，学者们着重论述了科学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可互补性，以此重新评估地方性知识在生态维护与生态保护中的当代价值，进而揭示其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例如史尼斯与汉弗瑞便通过对比中国、蒙古国以及俄罗斯的草原社区，揭示了草场退化与流动性放牧知识的密切联系。他们指出即使经历了相同的市场化进程，流动性牧场的生态情况普遍好于放弃流动放牧的草场，因此他们主张在对草场生态维护的制度设计中，需要充分重视移动游牧这一实用地方性知识。③Humphrey，Caroline，and David Sneath.The End of Nomadism?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222-228.在此基础上史尼斯通过考察集体化时期的蒙古国牧民日常畜牧活动，对蒙古文中的畜牧业用语进行了词源语义上的分析，进而澄清了当时的草场权利义务观念及其生态意义。④Sneath，David.“Land Use，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Post-socialist Mongolia.”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31.4（2003）:441-459.汉弗瑞同样详细分析了蒙古牧民对于“财产”“产权”等概念的本土解读，进而揭示了地方性制度规范的生态价值。⑤Humphrey，Caroline.“Rituals of Death as a Context for Understanding Personal Property in Socialist Mongolia.”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1（2002）:65-87.

在我国草原牧区的考察中，学者们同样强调了地方性知识在草原生态保护层面的实际意义。⑥麻国庆：《草原生态与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王晓毅等人分析了牧区社会转型背景下地方性放牧习惯的变迁及其社会生态影响。⑦王晓毅、张倩、荀丽丽编著：《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69页。陈祥军系统梳理了新疆牧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⑧陈祥军：《本土知识与生态治理：新疆牧区习惯规范的当代价值》，《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这种分析路径可以清晰地呈现，特定区域地方性知识的发展轨迹。有助于理解本土知识在人们具体实践中的当代实用价值，进而能够立体地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世界与行为习惯，以及这些本土知识的生态意义所在。基于此，本文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典型畜牧业苏木⑨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体制中，“盟”是市一级、“旗”是县一级、“苏木”相当于乡（过去的公社）、“嘎查”相当于村一级行政单位（过去的生产大队）。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都采取了标准化处理。为例，在总结归纳游牧知识的核心特质的基础上，以当地牧民实践过程为实证个案，重新评估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

二、蒙古族游牧知识的核心特质

G苏木所处的锡林郭勒盟（简称锡盟）位于今北京市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在草场承包经营之前，蒙古牧民一直遵循传统习惯，根据水草条件采取迁徙游牧的生计方式。如王明珂所述：“对许多游牧社会人群来说，‘拥有’土地并非十分重要，但谁能适时‘使用’土地的资源才攸关生死”，①王明珂：《游牧者的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游牧的核心就是要确保“人—草—畜”三者的有机统一和可持续利用。这种地方性知识主要以移动放牧、合作互惠、动态组合为核心特质，型塑着牧区人与自然的互动共构关系。

（一）移动：灾害的规避方式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在草场承包制落实之前，牧民的游牧方式由公社和大队统一制定，以此划分不同时节的游牧场所。有时也会采取跨公社乃至跨旗县的移动转场，以此规避自然灾害。正如老牧民益达木所述：

那时候都是集体草场，到了夏天，领导会规划草场，然后安排各户的夏营地，那时候已经没有秋营地了，基本上夏天和秋天都在一个地方。冬天一般是走奥特尔（移动走场），我们这里没有适合过冬的草场，所以一般都是去别的生产队、公社。这也是公社领导之间协调好了的事情，然后安排好我们就过去了。那时候也不要什么租金啥的，都是集体的财产，两个公社的领导协商好了就按时搬过去了。②访谈对象：益达木（1952-，男），访谈地点：益达木家，访谈时间：2019-08-14。

从中不难发现，公社时期的草场仍以公共使用为主要特点，而且牧民的移动范围也没有局限于所属公社内部，如遇特大级灾害时，移动的距离也会超过公社范围。例如在1977年，因特大级雪灾，当地一些生产队便采取了远距离、跨旗县的移动游牧方式。

据当地老牧民回忆，③访谈对象：益达木（1952-，男），访谈地点：益达木家，访谈时间：2019-08-14。那年农历十月下旬起便突降暴雪，入冬之后持续降雪降温，土壤底层结冰，冰上覆盖积雪，导致家畜无法刨雪采食，造成了严重“白灾”。基于上述特征，此役也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铁灾”。老牧民至今仍不堪回首那段惨烈经历。益达木老人便是亲身度过那年雪灾的公社牧民。据其所述，当时家畜饥饿难耐只能舔食毡包或牧民衣袍，甚至相互啃食彼此的毛皮，最终因无法消化这些材质而活活撑死。一些牧民无法忍受家畜成群损失，只能不分昼夜地刨雪除冰，冒着不惜冻伤的风险亲自投喂，至今一些牧民身上仍有当年冻伤后的恶疾。据老人回忆当时更是出现了冻伤后只能截肢甚至冻死的惨剧。

当年周边各公社草场无一幸免，全部被掩埋在了深深的积雪之下，因此公社下属的一些生产队采取了跨旗县的远距离移动游牧，个别生产队更是一度移动到了中蒙边境的一些地区。这是因为在这样的地区，更为干旱少雨，所以在当年不会有太厚的积雪。少量的积雪以及残留在地表的枯草植株，反倒可以转化为帮助牲畜渡过难关的水草来源。这当然是历史上长期积淀的经验，也是本土性生态知识的有机构成部分，因为此乃应对资源高度非均衡分布的最有效的知识和历史记忆。

这种艰苦的移动游牧得到了一定的保畜效果，相比之下没有采取移动走场的其他公社损失甚为惨重。例如，与该公社相邻的公私合营牧场因没有采取远距离的移动迁徙，加之当时的基础建设和草料储备情况远不及当下，因而损失极为严重。①访谈对象：色仍格（1940-，男），访谈地点：色仍格家，访谈时间：2019-10-19。当地史志资料也印证了老人的口述经历。该公社移动避灾的个别生产队，在灾后保留了1.1万只家畜（灾后全公社保留家畜约为1.3万只），占据全旗县保畜量的1/3（灾后全旗县保留牲畜仅有3万只，而上一年度则高达37万只）；而留在当地避灾的公私合营牧场却损失惨重，为降低损失仅屠宰和出售的家畜便多达2.3万只，饿死冻死的家畜更是不计其数。②色·恩和主编：《苏木简史》，内部资料，2019年，第81页。

从上述灾害经历，可以发现公社时期的草场利用主要以移动规避风险为主要的导向。在具体草场使用方面，力图在保障牧场承载力的基础上以风险规避为主要目标，采取移动放牧的措施。当时的草场并没有详细划分到户，公社内部的草场按照牧民使用习惯进行统筹规划，进而采取季节性的移动游牧。移动游牧的生计知识契合了草原资源高度非均衡分布的生态特点，建构出了人与草场互动共构关系，因而在应对积雪分布高度不均衡时，反而在度荒方面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关键效用，确保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由此看来，移动游牧这种基于传统文化的地方性知识应用在度荒上，确实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正面效用。

（二）合作：生计的开展形式

对于游牧民而言，规避自然风险、采取邻里间的合作方式是维持人畜共生的前提。为了更为细致地展现游牧民日常生活中的合作形式，此处将在典型牧户口述经历的基础上，重现草场承包制施行之前的牧区合作经营原貌。在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之初，色仍格老人便是入社的富户之一，老人亲身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自由游牧、公社时代的集体放牧以及草场承包制背景下的围栏放牧整个过程。

在建国初期，当地牧民往往以“浩特—阿寅勒”的形式合作放牧。“阿寅勒”意指“家户”，“浩特—阿寅勒”意为家庭的联合体，可视作小型牧团。传统阿寅勒主要以具有氏族血缘关系或视在血缘关系的数个核心家庭为基础建立起联合牧团。③Vreeland，Herbert Harold.Mongol Community and Kinship Structure.HRAF Press，1962:56.草场的共有性是阿寅勒组织得以运行的重要制度保障。④王建革：《游牧圈与游牧社会——以满铁资料为主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组成的联合家庭，会依据降水和温度的变化采取移动的策略获取生计所需的生产资料，同时亦能达到规避气候风险的目的。

对游牧民而言，生存需求催生了彼此之间的普遍合作，阿寅勒是最基本的合作单位，是生产生活的重要依托，⑤陆益龙、孟根达来：《有效的替代选择：牧民自发性互助合作实践及其意义》，《社会建设》2021年第1期。其中尤以“富户+贫户”的游牧组为主。富户将畜群分成几份交由贫户或一般牧户放养，俗称“放苏鲁克”制度。建国之后依次推行了“新苏鲁克”和“新雇佣制”，意图在改变封建剥削的同时，保住牧户间合作放牧的传统以此提升牧民生产效能和抗风险能力。据色仍格老人所述，在1956年之前基层牧区以牧户小组的形式进行合作游牧，牧民们将其称之为小组（bag）。牧民们秋末开始移动转场，冬季有时会跨旗县进行远距离游牧，将其称之为“走奥特尔”或“奥特尔转场”。冬季的奥特尔转场并没有固定的营盘，一般会根据积雪和牧草状况采取远距离移动游牧。据其所述，冬季的奥特尔一般在农历十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来年春季临近母畜产仔时才会返回公社牧场。待到畜群产仔天气回暖后再到夏季的营盘。

在具体的游牧过程中，牧民们一般会以“浩特—阿寅勒”的形式组成小型的合作牧团。其中一些经验丰富的老人和长者决定游牧路线和时机，并且一般会在几天前率先出发选择下一步移动转场的目的地。根据老人描述，选取牧场的主要依据是积雪厚度和地势结构是否适合防风固雪、人畜居住。由于草原牧区灾害的频发性，游牧民彼此之间都会产生互惠的预期，如此一来才能在自身遭受灾害侵袭时得到有效的社区援助和草场资源。可见奥特尔转场主要依靠的是一种社区互惠纽带，一种互惠关系。

移动放牧的集团一般由几个“浩特”组成，而一个“浩特”多以两三家牧户构成。实际上，组成“浩特—阿寅勒”组织的家庭数量取决于家畜数量，根据老人所述当时每个“浩特”一般不会超过1500只羊。如果家畜数量过多，将不利于特定牧场的可持续利用，也会加大劳动力投入。因此牧民们会灵活控制组成浩特—阿寅勒的家庭数量。根据老人描述，如果是三家牧户共同放牧，那么一般会采取三角形的扎营方式。如此一来，可将家畜保护在三角内部，达到防范狼患、控制家畜等功效。扎营的位置一般依据自然方位，取决于地势、风向等因素。例如在没有掩体的平原地带，扎营点会选择在畜群栖息地下风口处，以便于迅速掌握畜群动向防止家畜走失。

通过上述奥特尔转场过程不难看出，游牧社会中的草地利用不仅要结合水草和畜群习性，也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与社区基础。无论是结营方式，亦或是走场中的分工，都体现了牧民彼此之间的合作互惠精神。可见游牧过程中的草场利用方式，不仅会塑造人地关系，也会形成互动共构的文化生态单元，以此维系日常畜牧业的开展。其间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于，在这样的干旱草原地带，不仅气象各因素分布极不均衡，而且牧草的生长期也表现得极不均衡，放牧必须具备的饮水资源更是极不均衡。这就注定了放牧中需要进行的操作，不仅多样化并存，而且在不同的年份和季节还拥有极大的可变性。操作内容如此复杂，单个的核心家庭难以应付，但组成“浩特—阿寅勒”后，不管遇到何种变数和非均衡性都可通过跨家庭的分工合作从容应对。因而一旦这样的社会组织缺位，以核心家庭为单元展开放牧，肯定会破坏人与自然的互动共构关系。

（三）组合：人—草—畜的有机搭配

合作游牧的内在核心特质可概括为“组合”的知识。这种组合既体现在阿寅勒单元内部的劳力分配，也体现在畜群畜种结构的组合，更体现在畜群与草场之间的搭配组合。可以说微观畜牧业中的“人—草—畜”三者的有效搭配，才是游牧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

草原是一种多元化的资源系统，不仅存在地势方面的差异，而且也具备多样的牧草资源。在一年四季不同的气候条件下，不同的畜群对于不同的牧草具有特定的喜好。这就要求游牧民需在“牧草”与“畜群”之间形成灵活的配对。根据畜群的习性和草原气候条件达成草畜之间的有效组合，不仅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也能让整体草场得到间歇性的恢复，确保草原牧草可持续利用。除了草畜之间的组合外，不同种类家畜的组合也有利于草牧场的整体利用。不同的畜种一般对应消费特定的牧草资源，因此多元化的畜群结构，不仅可以高效地利用牧场，而且亦能达到畜群间相互配合抵御灾害的效果。对其间的合理性，老牧民做了这样的表述：

马这种动物是个直肠子，吃得多，排出的也多，消化的不是很彻底，所以粪便当中有很多草籽，加上马的移动范围比较大，所以它可以有利于不同草场之间的牧草品种的更替交换。这几年草场狼针很多，因为大家都不养马了，马比较喜欢挑食这种牧草，相较隔壁几家，我们家牧场的狼针就很少。①也称针茅草，生长于平原牧场，多节植物。秋季针茅过度会造成尖刺扎入羊皮，不利于出售，严重时会造成损伤。狼针一多，羊毛和羊皮上就都是这玩意儿，直接导致羊皮和羊毛不值钱了。以前我也不以为然，有一年我们家羊群总是往养马的围栏里钻，②铁丝围栏中间的缝隙成了绵羊和山羊等小畜钻出的空间。而牛马等大畜则一般会采取跳跃的方式越过围栏。随着围栏的普及，家畜越界不仅造成了牧区邻里之间的常见纷争，也客观上促成了围栏松弛变形等问题，加重了牧民的生产投入。其实那里面看着还不如外面的草场茂密，但是那些羊就是喜欢往有马的草场钻。外面的草场这么高，里面的草场还不到一半，我观察了很久，发现即使里面的密度不如外面，但好像有羊爱吃的草，草的种类可能要比外面多。之前两个牧场并没有划分，之后为了想在卖羊之前集中增膘才把羊群和马群分开的，按理说之前的草场情况是一样的，但是分了一个月不到，羊群就不喜欢在自己的牧场里面呆着了，就往有马的地方钻，所以以前父辈说五畜‘各吃各的’说法是有道理的。③访谈对象：巴雅尔（1954-，男），访谈地点：巴雅尔家，访谈时间：2019-08-17。

除了“草—畜”和“畜群之间”的组合，浩特—阿寅勒内部也有羊馆、马馆、牛馆的分类，分别放牧对应的畜种，从而达到专业化的养殖目标。因此总体而言，畜牧业生产方式体现的是一系列应对牧草构成极不均衡的生态特点而做出的文化有效性适应。诚如上文所言，马与绵羊如若不并行放牧，那么针茅草所派生的负效应，就会导致羊皮和羊毛受损贬值。与此类似的畜种间共生关系，对干旱草原的可持续利用而言，显得尤为关键。蒙古草原在各民族数千年的利用过程中，一直没有出现实质性的退变，显然是这种“人—草—畜”互动共构关系的稳定存在，其间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和价值。草原生态是一种极其多变且脆弱的系统，贫瘠的草场无力承担家畜的长期啃食。保畜工作直接关系到人的生计问题，因而这种“畜—草”间的矛盾，其本质便是人与土地（草场）之间的矛盾关系。这就要求游牧民得根据草场特点与不同畜种的习性，不断移动、不断调节其间的组合关系，才能确保“人—草—畜”三者之间的兼容互惠，和谐共生的格局，并超长期的稳态延续。

三、知识与生态：游牧知识的当代价值

游牧知识是蒙古族牧民在非均衡性草原生态中寻求有效的人地关系的文化传统和道德约束。即便是在当前草畜承包责任制背景下，这些地方性知识仍以活态的方式继续得到传承和实践应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

（一）移动放牧与草场整合的生态效益

随着草场承包经营制度的落实，集体草场被承包给了个体牧户，游牧民摇身一变成了牧场主，移动放牧同样让位给了定居放牧。在此制度背景下，承包牧户为了排他性的利用草场，施行围栏封闭便成了草原牧区的共性做法，内蒙古牧区社会就此开启了围栏时代。④孟根达来：《草场制度变迁与牧区集体的重构——以外嫁女承包权争议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因此当下内蒙古牧区的牧民生计主要表现为承包牧场内的定居定牧，而非传统移动游牧方式。

可即便如此，移动放牧依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价值，这一点与当前牧区的定居生计模式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说游牧时代的草场是依据成员、身份等无形的“围栏”作为牧民进出的屏障的话，在承包制落实后则更为鲜明以有形的围栏确保自身草场的排他性利用。草场不再是牧民自由放牧的社区资源，转而成了“有主”的牧场。在条块分明的围栏牧场内，牧民们只能常年使用同一片草场，客观上加重了草场的压力。当面临生计困境时也只能通过对承包牧场的纵向开发维持畜群规模，从而易于产生草场退化与沙化问题。对此，一些牧民具有切身的体会：

就是跟牲畜蹄子有关，现在都是各家草场放各家的羊，一直就用那片草场，春夏秋冬都在那儿，这么一来家畜就只能在围栏里面来回转，也没了放牧的圈，早上从哪儿出去的，晚上就从哪儿回来，加上每天骑着摩托车放牧，你看我家牧点周边都是摩托车和羊群印子，草场就扛不住了呀！特别是关种公羊的那个小网子，就那么30多只种羊，都耗光了，围栏边上还能看到沙子啥的。①访谈对象：老黑（1970-，男），访谈地点：老黑家，访谈时间：2019-10-20。

通过老黑的口述，不难发现围栏放牧会引起牲畜过度踩踏导致的草场退化问题。学界对于此类草场退化问题总结为分布型过牧现象。②张倩，李文军：《分布型过牧：一个被忽视的内蒙古草原退化的原因》，《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12期。在实际生计安排中，牧民们为了迎合市场需求，需要控制家畜繁殖时间，因此会将种公羊和生产母畜分开放养。此外，在春季产仔后长期的哺乳期内，母畜会出现掉膘的情形，因此牧民们为了让母畜尽快恢复膘情，也会在适当时节将幼畜和母畜分开养殖。如此一来，承包草场会被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子草场。这种划分承包牧场的行为客观上加重了单位草场的使用强度。与此同时，通过老黑的口述亦能看出，特定时节家畜啃食路线相同，加之牧民车载工具的碾压，也会形成集片性的牧道，催生了草场内部退化的问题。

此外，定居放牧也不利于邻里间的监督和约束。例如，在当地牧区便有这么一对相邻的牧户。其中青格乐家的草场面积相对较少，加之连年过度利用导致草场退化，甚至一些边缘区域出现了局部沙化的问题。与其相邻的则是牧场大户巴乙拉。因其草场面积较大，进而可以采取季节性的划区轮牧，所以草场禀赋相对较好。不过近年来，巴乙拉发现自家牧场中与青格乐家草场接壤的部分同样出现了沙化现象。可见在当前各自为政的草场利用背景下，分布型过牧显然出现了扩散效应，“围栏挡得住牲畜但挡不住沙子”已成为牧民间的共识。

在此背景下，一些牧民为了有效利用牧场、提升草场生态效益，开始了横向的合作实践，以此强化移动放牧。例如当地一家牧民专业合作社便从21世纪初开始以散户联合的方式开展了整合草场的尝试。在具体实践层面，当地合作社将牧民分成若干个小组，采取了“富户+贫户”的草场整合模式。早在2009年，该合作社便拿到了“自治区级种公羊许可证”，整合了入股牧户的84万亩草场。这种合作方式增强了家畜的移动范围，缓和了小单位牧场的踩踏退化风险，达到了周期性利用草牧场的效果。以合作社为主体的组织架构，亦能发挥草场监管作用，有利于草原生态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可见以移动为特质的游牧知识的再创新，具有较大的可行空间，不仅有利于草场的可持续循环，而且也易于整合牧区生产资源，有助于畜牧业的发展。

（二）组合技巧与草地资源的循环利用

提到游牧生活中的知识体系，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牧民对于草场植被的精细化分类系统。在长期的放牧过程中，牧民们总结出了一套依据水草特点和家畜栖息特征为基础的草地植被分类体系。在漫长的放牧生活中，一些老牧民早已熟知不同牧草的特点，以及对畜种的效用。不同的畜种在不同的时节会对不同的牧草产生多样性的进食需求。因此，牧民的任务便是依据不同畜种生物习性，采取移动放牧的方式，达成最有效的草畜匹配。即便是同一种类的牧草，牧民们也会根据家畜习性采取多样化的利用。例如在冷蒿之中，当地牧民也会细分出羊蒿和马蒿两种类型。羊蒿一般较为细嫩，因此绵羊和山羊以及幼畜较为喜食；而马蒿则较粗且高，因而深得牛马等大畜的喜爱。这也是为何此类牧草的蒙语名称都以相应畜种名加以命名的科学依据所在。

即便是当下定居定牧的个体化经营背景下，牧民们也会在不同的时节根据家畜习性选择某种牧草为优势物种的草场，进行定时定点的放牧。例如，在冬季，牧民们会选择芨芨草成群的牧场，芨芨草高耸的枝干不易被积雪覆盖，可以成为冬季仅剩可供家畜啃食的牧草。除此之外，成群的芨芨草滩可以成为天然的避风港，有效抵挡北疆高原上的严寒。尤其是牛群因其咀嚼系统，更是适合冬季放养在芨芨草滩。在牧民眼中，一处稀薄的牧场可能是适合特定家畜特定时期放养的绝佳场所。如牧民们发现羔羊尤其喜食小叶锦鸡儿上的黄花，成长在此类牧场上的羔羊更为壮硕健康，因此牧民们也会特意选取类似牧场养育羔羊。可见，牧民眼中的草场是种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不同的牧场涵盖的草地植被类型均有差异，因此在具体的利用过程中，需要依据畜种的生物习性和饲养目标采取灵活多样的畜草匹配，去加以确定具体放牧的时空场域。

除了对草地资源的分类之外，牧民也会通过畜种之间的组合搭配来提升草场的利用效率，以此保障草地资源的循环。蒙古游牧民主要以牛、绵羊、马、骆驼和山羊五类家畜为生计的基础，俗称“蒙古五畜”。这五畜的搭配源于长期的游牧生活经验，不同类型的家畜对草地类型的需求不尽相同，而且也会形成彼此优劣互补的牧草资源利用方式。一些有经验的老牧民对此深以为然，即便是在当前有限的承包牧场内，仍然努力维持着多样性的畜群结构，促进了草场资源的多样化循环。例如当下的牧民同样重视马匹的养殖，他们告诉我们：

冬天下雪之后，马一般会用蹄子铲着吃草，这时草籽会落在被马蹄铲挖过的土里面，只有草籽落下来了，草才会长得密集。所以有马群的草场，虽然看起来吃得很快，很稀少，但等把马群移出来，来年返青时候草的种类和密度会相比其它草场更好。而且，马群的进食距离很远，喜欢在宽广的草场上来回跑动，加上马是直肠子动物，所以粪便中有很多草籽和有机肥料，对牧草的改善有很大的作用。①访谈对象：色仍格（1940-，男），访谈地点：色仍格家，访谈时间：2020-07-15。

由此可见，畜草之间有效组合的游牧技巧不仅有利于高效地保畜增肥，而且客观上也有助于草原生态系统的快速恢复和产草量的提高，还可以确保草原的快速更新和可持续利用。正如相关研究所示，长期的围封禁牧并不完全有利于草地资源的健康发展，在实际的禁牧区也会出现因长期未利用而产生的“欠牧型退化”，②张倩：《草原管理“难缠问题”研究：环境社会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03页。甚至在内蒙古长期禁牧的草场内更是出现了植被老化、鼠害猖獗等灾难性后果。③韩念勇：《草原的逻辑续》，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132页。上述草畜之间组合匹配的优良传统即令在承包制长期执行后，依然得以稍加变形的方式得到活态的传承和利用，这就足以证明传统的本土地方性生态知识，其生命力并非像此前预判的那样脆弱，实际上亦可做出新形势下的新适应。因而针对这一新适应，做出科学性和合理性证明，成为当下研究者亟待展开的研究领域。

（三）合作精神与草场监管的共建共治机制

当前我国草原生态监管主要以国家机构为主体，以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为手段，达成了自上而下的监管体系。不过囿于草原牧区地广人稀，因此在实践过程中难免遇到治理成本过高导致的监管缺失问题。具体而言，在草原禁牧区时有发生违规盗挖草药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禁牧区草地的恢复。为了防范此类现象，相关部门已有治理专员被派遣到了临近禁牧区的村镇。然而，仅凭少数管理人员，想要有效监管数万乃至数十万亩禁牧区天然草原，显然是件极其困难的任务，施政成本和管理成效上出现了严重失衡。

从中不难看出，要想在草原牧区进行有效的生态监督与治理，便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如此一来，将会造成高额的监督成本。在草场日趋商品化、市场化的今天，草原已然不再是封闭的边陲地区，早已充斥着各类社会行动者和市场资本。这就导致草原的生态治理，并不仅仅是对牧民过度放牧的监管，还需对诸如盗药分子等多元主体的监督管理。实际上地方社会的牧民往往会更加积极主动地保护自身的生活场所。

例如对上述盗挖现象的监管中，当地牧户便在嘎查两委的领导下形成了监管动员，切实地参与到了草场监管实践中。如在2018年，当地一小组长便组织嘎查牧民现场抓获了一批盗挖草药份子。在森林警察抵达之前，牧民们有效地控制住了盗药分子。以合作互助为核心精神的社区动员过程同样在矿产污染和草原破坏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参与”作用。④阿拉坦宝力格：《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文化参与——对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的发展战略思考》，《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年第1期。

由此看来，对某些区段彻底禁牧、休牧，很有必要做出灵活的应对。最好是借助原有的传统经营结构，对那些划定的禁牧、休牧草场实施有计划的、有时间、空间和畜种控制的轻度放牧，严格控牲畜放牧的头数即可。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减轻执法成本，反而更有利于受损草地的生态恢复。传统与时代的需求，只需达成动态的辩证统一平衡，那么就可望做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兼顾与互惠，更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

四、结论与讨论

非均衡性是内蒙古草原的根本属性，这样的属性如若抛弃了传统，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甚至机械照搬国外的经验做法，反而会表现出难以克服的脆弱性。乡村要振兴，生态建设需先行一步，①杨庭硕：《乡村要振兴：生态建设必先行》，《贵州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如要进一步推进牧区社会的全面振兴，便需要尊重草原的非均衡性特点，秉持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访问时间：2022年10月25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理念与草原社会地方性知识所蕴含的生态观念是一致的。

具体到内蒙古干旱草原而言，尊重自然就是要尊重其非均衡性。顺应自然就是要顺应内蒙古草原物种构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简单划一的同质性放牧方式不仅浪费了资源，还会在无意中造成草原的退化。保护自然也有其特定的内涵，牧区传统的本土知识与理念，正是动员并激发牧民主体参与草原生态维护的重要资源。尊重牧民的主体性地位，促进地方知识的再创造与再利用，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共建共治体系的建立，可望成为国家治理的有力辅助。由此看来，在干旱草原上要落实二十大报告的精神，同样需要做到因地制宜，用巧、用足、用好牧民的本土知识和已有的人际关系建构。如此才能确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干旱草原上落到实处。

对于牧民而言，草原是非均衡性生态环境，因而在日常生计过程中需敬畏草原、维护草原生态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自然环境中寻求自身的确定性。这也是为何牧民采取季节性移动、人—草—畜组合、合作互惠放牧生计的科学依据所在。在实际牧区生活中，这套地方性知识不仅型塑着牧民放牧方式的选择，同样影响着承包制背景下的牧区整合过程。以互惠精神和合作习惯为特点的实践知识，一方面为个体化经营下的草场整合与移动放牧提供了社区基础，另一方面也有效地达成了自觉性的草场维护实践。可见，地方性知识不仅为社区成员灌输着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同样形成了互动共构的文化生态单元，从而在改善牧民生计的同时达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对于这些地方性知识与主体实践的重视与应用，以及新时代下新适应过程的科学分析与重估，势必有助于牧区社会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