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共运和中共党史的角度阐释好习近平外交思想

欧阳向英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①例如，《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 年版，第376 页。同时，他也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②张晓松、林晖、杜尚泽、张贺：《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载《人民日报》2023 年6 月4 日，第1 版。只有置身于人类历史长河，我们才能透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和发展方向，才能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略方位和精神实质，也才能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21 世纪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关口。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的大背景。2020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③《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22 页。一方面，中美博弈日趋全面复杂，国内改革也到了“深水区”和攻坚区，新冠疫情又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到艰难险阻才能发扬斗争精神；另一方面，中国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取得了彪炳史册的历史性胜利，将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是最为积极的一个变量，可以促进风险和机遇相互转化。习近平外交思想既是对战胜内外困难和挑战的指引，又是对内外联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擘画。由于现实问题是不断变化的，习近平外交思想也在生长中；由于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全面性和探索性，习近平外交思想又具备体系化雏形。对习近平外交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阐释甚至发展，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

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原理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运用西方的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既无法完整理解和阐释习近平外交思想，也无法准确运用习近平外交思想回答中国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和热点问题。虽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中国薪火相传，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总的来说，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的还是太少了。复旦大学李滨对国际经济基础和国际上层建筑的分析是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因为就这个问题马克思没来得及完成他的写作计划，就去世了。从国内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展到国际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键在于看全球化时代国际生产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导致国际经济基础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国际权力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它是一种关系性权力，还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些问题需要被讲清楚。在数字经济时代，霸权国家的国际权力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后发国家是否有可能借助某一领域的快速发展实现弯道超车，大国在数字领域的博弈对国际权力产生了哪些影响，很多重大问题亟须回答。这方面的现有研究要么过于细分，专注某一技术或某一领域；要么过于宽泛，停留在概念辨析和现象描述上，理论支撑太少。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我们非常期待做出相关的研究成果。

从中国到世界、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经济，以及从成就到问题，只有在纵横比较和交叉中才能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找到准确的方位和站位，而跨学科研究是比较难驾驭的。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既要有所本，要吃透原著原文，又不能照抄照搬，而是要说明“新时代外交思想”新在哪里，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将指引我们向何处去。所以，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既涉及党史、国际共运史，又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交实践，综合性是很强的。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很多国际规则都已被打破，潘多拉魔盒将要被打开，世界局势变得愈发凶险。如果各国只强调自身利益至上，世界政治有可能倒退回丛林法则时代。美国一向宣称“美国至上”“让美国再次伟大”，英国脱欧也是英国利益至上思维方式的结果。但是，自私自利真的可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吗？要知道，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欲望是无限的。如果各国不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要多吃多占，遏制别国发展以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那世界就会变成你死我活的沙场，更不要谈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和环境问题、粮食危机、传染病、恐怖主义等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单一国家可以解决的，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有些国家，问题来了，就推诿、甩锅、嫁祸于人，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国际秩序向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具有了现实可行性。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把各国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这一理念蕴含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思想精髓，为周边、亚太、中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多次写入联合国、金砖等国际组织决议或宣言，成为凝聚共识的引领性旗帜。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重大问题的回答。有研究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共同体，与建立在世界主义上的共同体有很大不同。这里就产生一个重要的问题，共同体和社会有什么区别？一个社会包含很多共同体，还是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共同体？比如李滨这样讲共同体的产生：由于物质生产和劳动分工，人与人有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就产生了共同体。我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当下的世界生产与交往的基础上，为解决国际社会的利益冲突而提出的，这与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它与虚幻的共同体的区别在哪里？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如何凝聚共识？这是构建“共同体”的关键。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对外交实践会有更大的指导意义。

一些研究提到“中国文化中没有对外征服的基因”，我想对此补充一点：除了基因外，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优越性，还在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和谐统一的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从毛泽东提出“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①《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301 页。，到邓小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②《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28 页。，从江泽民提出“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保证各国和睦相处、相互尊重”③《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524 页。，到胡锦涛倡议“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④《全国两会文件学习读本· 2009》，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1 页。，再到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⑤《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9 页。，可以说，铲除大国主义、扩张主义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就致力于此并坚持下来的，和平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古代邦交有“和合”文化传统，我们很好地继承了，同时封建王朝的扩张传统，我们摒弃了。把这一点揭示出来，说明新中国外交对古代中国外交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也是合理的。

谈到扩张主义，不能不提苏联外交的教训。唐努乌梁海1944 年被并入苏联版图，1946 年国民党政府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及1937 年和1944 年苏联出兵新疆等问题，不能回避。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苏联解体缘于没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说苏联的国家行为里面包含了很多非社会主义因素。相较于列宁，斯大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大国沙文主义者。我们反对欧洲议会抹黑斯大林，肯定他在内政外交上取得的辉煌成绩，但是不能不提他主导的苏联外交犯下的错误。苏联的大俄罗斯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至今影响俄罗斯的外交环境，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有了这些错误对比，更能体现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文章后面还讲到戈尔巴乔夫外交，显然是一个难点。有研究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许多方面都有值得肯定之处，但在外交调整过程中，他天真轻信、激进轻率、矫枉过正，缺乏政治家应有的智慧与能力，所以最后苏联解体了。这样给人的感觉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对的，只是没执行好，这与国内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不尽一致。新思维是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以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代替残酷的国际斗争现实，甚至主动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靠拢，他所任命的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更是一个彻底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者。苏联外交史的相关内容比较敏感，我们在研究中应尽量考虑周全。

关于中国革命史的对外部分，有些研究认为：只要坚持民族解放运动这一目标，革命往往发展相对顺利；反之，超越这一目标，比如王明“左”倾的教条主义把建立苏维埃作为革命的目标，革命往往遭受挫折。我对这个说法有一点疑义。王明是在土地革命时期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时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单讲“左”倾时期，他的错误也不是要建立苏维埃，而是不顾实际情况实行进攻路线，以及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无情打击。王明是于1931 年1 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掌权的，此后被派往共产国际，而中华苏维埃于1931 年11 月7 日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毛泽东任主席，所以革命遭受挫折的板子打到建立苏维埃上就错了。早期我们党的领导人从李立三开始就“左”倾冒动、不切实际，主要是不会用兵、好大喜功，但是苏维埃是以后根据地的雏形，是共产党政府的雏形，不能说想建立苏维埃的政治目标是错误的，只能说王明等人在军事上“左”倾冒进是错误的。革命的目标如果不是建立苏维埃，只是民族解放，那就只能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了。

认识资本主义，涉及一个问题，即福利国家是不是资产阶级政治共和制度必然的结果？除了共和制本身，是不是也有工人阶级斗争的因素？否则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成了救世主。实际上，在北欧福利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全国性总工会和雇主联合会达成“总协定”是一个特色。工会放弃社会主义斗争目标，资本家承认工会的合法性，承诺把经济增长的一部分用于发展社会福利，维持高就业率，这是斗争的结果，也是相互妥协的结果。只强调斗争性是不对的，只强调妥协性也不对。斗争是妥协的前提，妥协是维持同一性以便继续斗争的手段。对“矛盾”概念的理解和“斗争”哲学的应用应该贯穿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始终。

最后，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大变局”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余丽在《国际政治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驱动国际格局变动的“十大矛盾”推动大变局演化，这十大矛盾包括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分配、科技发展不均衡、文明冲突、发展与人口 — 资源 — 环境的矛盾，等等。①余丽：《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研究专业委员会2019 年年会综述》，《国际政治研究》2019 年第4 期。我认为，既然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这个矛盾即使不是全新的，也应该是次新的，而且是全局性的、结构性的，非战略性的、非根本性的矛盾不应被列入其中。还有研究提出，古典自由主义产生的矛盾激化导致百年前的大转型，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导致现在的百年变局。我是基本认同这个观点的。一百年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国际格局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个过程从1917 年十月革命算起，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好是一百年。现在，世界的整体结构从基本稳定到不再稳定，这是百年未有之现象，也是当今世界动荡变得更加频繁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大变局应该是从国际格局的角度讲的，变的是格局的局，而不是从科技革命、人口变化等角度讲的。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直面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传统思维方式和实践模式，将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发展视为“共同体”，为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变革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创新，也必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新活力，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担当。从国际共运的角度，特别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角度，阐释好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现其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国关学者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