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有机共同体思想的哲学思辨
——基于共同体历史演变的逻辑进路

韩小谦，罗浪沙，2

（1.中央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2.毕节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部，贵州 毕节 551700）

马克思在对共同体具体历史形态的研究中，对共同体关系的本质及辩证运动过程进行了科学的考察，揭示了共同体的有机性质及其作为有机体发展的基本走向，由此形成了马克思有机共同体思想。研究马克思有机共同体思想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当代世界全球化趋势必然性的认识，并掌握历史主动，在顺应全球化历史潮流中自觉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马克思有机共同体思想的意蕴和旨归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的历史活动首先是从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实践开始的，同时在劳动中形成人们一定的物质关系。而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关系并不是在人们的劳动中简单重复地被生产出来，“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1］。在物质生产中，人们一开始的关系是松散的、随意的和偶然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彼此的联系才紧密起来，生产和交往的联系日趋广泛和深入，从简单和有限性走向复杂和整体性，形成相互依赖和互补的有机联系。而人们彼此联系的这些变化是在历史进程中通过不同的共同体形式呈现出来的。马克思在对这些具体历史形式研究中对共同体关系的本质及辩证运动过程进行了科学的考察，揭示了共同体的有机性质及其作为有机体发展的基本走向，形成了马克思有机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有机共同体思想具有深邃的哲学意蕴。马克思用辩证思维逻辑把握共同体的历史过程，他把古代共同体向近现代共同体的演进看作有机共同体的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超越血缘和地域的局限而彼此相互联系、依赖，生成有机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产的分工和交往的必然性使人的社会性本质具有了整体性的意义，成为“总体性的人”。但是人的客观总体性实现，在有机共同体最初的发展中并未能直接成为现实。在分工和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下，“总体性的人”却现实地表现为孤立的存在，他们的社会性本质只能存在于人们彼此的物化—异化关系中，这种物化—异化的人们的有机联系，马克思称之为“抽象共同体”，亦即近现代共同体的异化。它以货币—资本为表征，并贯穿于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现代的抽象共同体在否定古代的自然共同体和近现代的有机共同体之后，其自身内生的矛盾也最终使自己进入历史的再一次否定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们自觉创造社会条件，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现实地实现人的总体性，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有机共同体思想基于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发展，运用严密的辩证思维，勾勒出共同体演变的逻辑进路，使我们对共同体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生产和交往关系的辩证运动过程的认识更加具象化，进而使我们能清晰地了解人类共同体必然的历史走向。马克思对共同体从无机到有机再到有机共同体异化的辩证分析和逻辑把握，是与共同体的客观历史演变过程相一致的。在此前提下，马克思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何以可能、人的全面自由解放如何实现等提供可追溯的历史逻辑和合理的思维逻辑。

二、马克思有机共同体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

（一）人类共同体是一个从无机体到有机体的历史生成过程

人类共同体不仅是一种群体结合方式（集体的存在方式），而且是人类基于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客观关系发展的结果。一开始这种客观的联系可能是人们由于外部因素推动下形成的一种无机的、偶然的结合，但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的结合则逐步表现为由共同体内部生长出来的有机的、必然的联系，直至最后形成为“有机共同体”。马克思通过人类古代共同体及近现代共同体的研究，揭示了人类共同体由无机向有机发展的辩证的历史生成过程。

1.无机的自然共同体——古代共同体。在人类处于蒙昧时代，共同体就以最原始的形态存在了。人们在共同体中存在着一种能力互补、生存技能互补的相互关系，但是人类最初的共同体，仍然是类似于动物的群体，“人最初表现为类存在物，部落群，群居动物”[2］。人们的聚集，并不是因为在劳动中彼此建立的联系，而是共同对马克思称之为以土地为主要标志的生产资料的依附。这种存在于共同体之前的外部物质条件是共同体存续的前提，而个体往往是作为偶然的因素进入一定的共同体而成为共同体的一员，后来逐步形成最初的自然家庭和以后扩大为氏族部落等。在形成公社城邦等更大共同体基本单位后，他们仍然可以在最简单的自然生产过程中（即运用天然的工具就能够保证自己最简单的自给自足）将这样的关系不断地生产出来。所以早期人类共同体如果发生什么变动，诸如战争、自然灾害或人口增减等自然因素，也基本上是由于外部因素推动而非生产方式改变的结果。

对此马克思是有所关注的。例如在对亚细亚共同体基本形式的研究中，马克思看到，这种统一体本身是作为一种凌驾于单个人（家庭）之上的“特殊的东西”[3］。在实际的劳动中，单个人的生产和再生产完全可以靠自己或家庭独立完成，而他所利用的自然条件，包括他自身的劳动能力则被视为他的无机自然形式，而这种共同体中唯一的“共同劳动”则是单个个体剩余劳动被君王集中组织运用，即灌溉渠道和交通工具的修建，等等。或是用于为颂扬共同体——现实的专制君王，或是想象的部落神的供赋和祭祀活动上。西方古罗马时期的共同体是集中于城市而以周围土地作为领土的城邦，这样的共同体“是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而自给自足的农民之间保持平等，以及作为他们的财产继续存在的条件的本人劳动”[4］。但所有这一切劳动是被置于唯一目的之下——自给自足的生存，所以城邦共同体主要是为了对抗外界入侵和抢占土地的联合，它更接近于军事的共同体。最后是日耳曼形式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所以构成共同体的首先是“亲缘关系、语言、共同的过去和历史等等”[5］，这样的共同体严格地说就是“部落”，其通过进一步集中和发展，由原来共同体联合组成更大的公社。但是这样的公社并没有破坏原来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即土地的个体所有，所谓公社这个整体“并不是由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组成”[6］。由此马克思认为这种公社是“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不是表现为统一体”[7］。

无论是亚细亚、古罗马或是日耳曼形式的共同体，马克思都视其为无机的共同体形式。因为一方面，共同体本身并不是劳动的结果，而是前提，它可以被理解为仅仅是一定人群与一定土地等自然资源的聚集。而个体在共同体中和所有自然物质一样（包括土地等生产资料）被视为再生产的客观条件。他的存在和其他的自然物质浑然一体，就像“他的皮肤和感官一样”只是他活动的前提。马克思说，“在这里，个人决不可能像单纯的自由的工人那样表现为单个的点”[8］。另一方面，因为“公社成员不是通过创造财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而是通过为了在对内对外方面保持联合体这种共同利益（想象和现实的共同利益）所进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9］。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体之间的聚合并没有实质性的依存和互补、协同合作的有机联系，它们只是“由相同原材料做成的，即它们都是由同质性、共同性所构成的”[10］。在这里，同质性和共同性可以理解为个体的劳动形式或者劳动程序基本上都是同质的自然共同体，因为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循环往复，共同体内部可以在一定时间里保持平衡和稳定。一旦共同体的内外部条件，如贫困、人口增长或战争和被征服，“共同体就会开始崩溃。而随着这种局限的消除，基础就崩溃和灭亡了”[11］。

2.有机共同体的形成——近现代人类共同体。由于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人们由此而产生新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人类共同体最终也走出古代的自然共同体模式而逐渐形成具有新的特质的有机共同体。近现代以来，新航线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普遍的商品交换推动了各民族、国家的普遍交往，由此打破原来因地域分割的孤立隔绝的状态，进入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世界整体化的历史。人类共同体从古代走向近现代，其新的特质成为有机共同体，这根本上是由生产方式的发展推动的。其中，生产劳动分工的出现和发展是有机共同体形成的技术基础。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复强调了劳动和生产的分工在共同体演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在历史进程中，分工使劳动个体在生产过程中承担了生产的局部而同时形成彼此之间相互协作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发生了。此时劳动中的分工协作，已经被马克思视为是人们有机联系的初步形成。“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12］这个差别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论是对劳动资料还是劳动本身，从劳动的一开始就取得了一种新的社会性质。进入机器大工业时期，因为机器作为劳动工具，其对人类肢体器官和智力功能的延伸，一开始就是呈现在不同生产功能的各种机器上，工人则是在不同生产环节承担着对机器的操作。这些机器工具的工作强度和效率，可以远远超过人体器官和智力功能的工作极限。于是劳动分工便随着日渐增多的机器工具的出现而普及开来，不仅是流水生产线上劳动各个生产环节的分工，还延伸至各行业、生产部门乃至整个社会活动的分工和专业化，“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生成为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13］。至此，分工已经不再仅仅是植根于机器化生产的一个特殊现象，而是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普遍现象和社会基本的生产方式。

由大工业创造的劳动工具，使劳动者个体脱离自然界的控制，而之前“耕地（水，等等）可以看做是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14］。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工业化的劳动工具分解了生产劳动的技术环节，劳动个体转而因为操作机器的技能而可以依赖于自己的劳动，从原来受自然因素的支配转而受自己劳动的支配，马克思称之为“劳动的统治”。原来依赖于“自然生产工具”时，个体必须聚集在一起，而在工业生产分工的条件下“他们本身已作为生产工具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15］。于是原来人们之间依血缘、性别、家族、氏族、语言等建立起来的、彼此相互依赖的关系逐渐瓦解，旧式共同体的地域性也被打破，人与机器的结合即可满足物质生产的要求，并且可以在任何地方实现这样的生产。

从共同体演变的视角看，劳动分工改变了人们生产劳动的形式，但更为重要的是此时人们彼此的相互联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在自然共同体中，人们作为自然资源的一部分，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和自然资源交换，所以他们因共同依赖于相同的自然资源而形成彼此的联系，他们的日常劳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日常活动从根本上说是“同质”的，因为此时他们仅仅是“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或者甚至是土地本身，等等——结合在一起”[16］，面对同一的劳动对象的简单的生产活动几乎也是同一的。而在工业生产分工的条件下，因为不同的机器对生产环节的分解，与机器结合的劳动一定是非同质的，这种非同质的个体劳动又是不能直接满足自己和社会需求的。因为在分工条件下个体的劳动，只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同理，个别劳动生产的产品，也只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无数个别的异质劳动的结合，才能完成一个可满足再生产和生活需要的“总产品”。所以分工条件下的生产是一个社会化生产的过程，“劳动本身作为特殊的孤立的劳动者的劳动被否定了，被否定的孤立劳动，实际上是被肯定的共同劳动或结合劳动”[17］。在这个意义上说，分工使生产劳动产生了第一个具有真正社会意义的人类的社会关系。

由分工引起的异质劳动之间的必然联系，来自“特殊的孤立的劳动者”必须寻找彼此重新结合的途径和形式。“交换”就是这样的途径和形式，交换使已经彼此孤立的劳动者重新联系起来，变成“普遍化和共同化的东西”[18］。这就是人类共同体从无机向有机转变的辩证的历史逻辑。个体劳动和具体劳动产品如果不能在交换中确证其作为社会劳动和社会产品的有机部分，它就不具有“整体性”，即不可能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反之亦然。社会总劳动和总产品的“整体性”正是通过个体劳动和具体劳动产品，才得以完整地体现，社会的生产才能正常地运转。这种相互融合的关系，不是在共同体外部形成的，而是生发于共同体内部，引发这一变化的机制正是生产劳动的社会分工。劳动分工的普遍化是一个客观的趋势，人类有机共同体在劳动分工的推动下，其形成和发展亦呈现为一个客观必然性的过程。在此历史条件下，“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方法来消灭”[19］成为历史的必然性。

（二）有机共同体的异化：抽象共同体

人类有机共同体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主要是指在历史进程中人们在共同体中彼此有机真实的联系，却首先是通过异化的形式入场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这一具体社会形态的研究中揭示了共同体异化的历史进程，并预示了有机共同体未来的历史走向。

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同时也是劳动工具及劳动资料的分离，“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20］。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创造了所有关系的对象，也合乎逻辑地会成为劳动创造物的所有者。所以马克思说分工和一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历史进程的同一结果，而首先是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成为与分工相伴随的社会经济制度。于是由劳动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社会现实中却因为私有制使人们产生彼此分离，形成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同时，分工和交换是互为条件的，在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劳动工具与具体劳动的彼此分割，却在普遍的商品交换中又彼此联系起来，人的联系是依赖于物的交换实现，而且是须臾不可脱离的物质交换，商品交换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方式。

频繁、普遍的交换需要，最终催生了“终结的交换价值”——货币。千千万万具体形态的产品抽象为交换价值，货币就是商品交换价值的物质符号，它在交换中充当的“一般等价物”，使商品的普遍交换得以实现。当货币代表的商品交换价值从所有商品中抽象出来并成为和商品相分离的独立存在时，货币本身就成为了共同体。马克思直接说“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21］，并且进一步指出货币是“抽象的共同体”。这里除了指货币将具体商品抽象为交换价值的符号，更重要的是揭示在私有制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真实客观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被抽象为物（货币）的关系的荒谬现实。而货币此时不仅和一切商品相对立并且成为所有交换关系的“控制者”，在商品交换的市场上，“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异己的关系”[22］。由此，货币成为社会关系的抽象，成为异己于人、凌驾于人之上的共同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由货币到资本，资本便继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承担和深化了货币抽象共同体的所有“功能”，它把劳动者甚至资本所有者都变成了资本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作为异己的物质力量，成功实现了对人及人的所有社会关系的全面控制。

人类有机共同体首先以异化形式——抽象共同体呈现于历史进程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生发于物质生产劳动的人类共同体，当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的发展足以帮助人们作为独立的劳动者面对自然界进行物质生产劳动时，原来聚集式的共同体形式就势必会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来改变，于是“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23］。而最初的私有制则是适应于分工劳动而出现的，分工下不同的劳动者支配和使用不同的劳动资料、作用于不同的劳动对象、生产不同的劳动产品，从而在事实上或实质上占有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也就是说，私有制其实就是分工的产物和结果，是分工的历史体现。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私有制是必要的”[24］，即可以理解为它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尽管如此，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历史进程中每一个必然阶段，往往总是在自身矛盾运动中孕育着否定自己的力量。分工和私有制虽然成就了近现代共同体，但是分工条件下生产者产生了彼此间全面的相互依赖。而私有制同时又使人们彼此分离、孤立，只能羁绊于狭隘的生产关系中，这样，他们生产活动及产品的社会性实现，只能依赖于市场商品的交换。也就是说，人们在劳动分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必然的社会有机联系，在现实中却要通过市场上物的交换的偶然性成功来实现。于是作为人类劳动对象化的物，在交换过程中成为人们期许和依赖的对象，成为膜拜的“神”。在以资本这一抽象王国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在市场中无限扩张的权力则成了更大的“神”。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共同体的具体形态——抽象共同体，在其自身发展中孕育的矛盾以及人的真实的社会关系的扭曲，表明其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而抽象共同体的祛魅与否定以及人们真实社会关系回归的历史诉求，决定了人类共同体必然走出异化而构建新形态的历史走向。

（三）有机共同体未来形态——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共同体的主体是人，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创造了自己的社会关系。但是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社会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25］。因此，人类共同体走向异化的过程，还在于共同体之中作为主体的人的“非自觉”活动。因为分工和私有制的制约，生产者进一步被分割，每一个生产个体对客观上的整体劳动——社会化的劳动，对“必须带有同生产力和交往相适应的普遍性质”[26］的生产工具以及整个生产资料的普遍占有也无从认知。相反，人们只能从物的交换中体验到对彼此的依赖，“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27］。于是，物—交换—货币，获得一种普遍性的“幽灵般的对象性”。真实的社会总劳动中有机环节——千千万万不可分割的具体劳动的彼此依赖被遮蔽，内在于人自身的社会性本质却现实地表现为人以外的物的交换关系，生产者个体所祈求的不是在自己真实的对象化劳动产品中证实和实现自己，而是在交换中，在货币的获得中证实自己，获得自身生存的价值。所谓抽象的共同体就是在人们这种“非自觉”活动中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一方面因为分工和交换的必然性，生产力已经以物（这里的物是指客观的物质性关系）的形式整体性存在，即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社会的力量。因此，即使是资本所有者，因为狭隘利益的局限，也不能准确地把握这个存在于有机联系同时自己也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力量，对他们来说，只有资本的反复投入生产和交换过程，在交换中拥有和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才是他们生产的唯一目的。而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28］。唯一使他们和社会生产力保持联系的是他们的劳动，由于失去生产资料，他们只是作为抽象的劳动（即劳动力商品）和生产力其他要素一样进入具体的生产劳动过程，劳动对他们来说，早已不是什么“自主的活动”，而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在资本控制和剥削下，这种手段甚至表现为“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29］。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分析了“抽象共同体”的历史症结，提出人类有机共同体的新形态——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亦即共产主义。马克思对共同体历史发展的这一基本走向的理论推演，是对抽象共同体的扬弃，是人类共同体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

马克思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们“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30］，尽管这些前提并不是前人自觉选择的结果，但它们仍然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客观形成的，因此“也不认为这些条件对于创造它们的个人来说是无机的”[31］。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普遍化的分工强化了社会化的生产力。马克思在他生活的时代就已经看到，大工业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交通工具并推进了商业版图的不断扩张，商品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和交往在普遍的商业活动中更加密切。大工业还“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32］，使各国曾经闭关自守的状态不再可能。所有这一切表明，新的共同体只能建立在这样的条件下，因为这个前提是历史的，也是迄今为止与生产力发展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人们的交往方式，即历史形成的人类有机的社会关系，“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33］。

马克思指出，自由人的联合体将仍然是人们普遍的物质和精神交往，人们的需求和全面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以及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但是这些不再需要依赖于全面的社会物质交换，甚至不再需要异化的活动和异化的社会关系来实现。人们对生活和生产的需求，以及每个人的发展权利不再需要通过对物的占有实现。这是因为在新的共同体中，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从属于共同体所有成员，个体劳动不再为私有制所分割而成为彼此独立和孤立的活动，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是和社会其他劳动者共同进行的社会劳动。依然因分工形成的不同质的劳动在这个共同体中也不再需要依赖彼此物的交换而实现其一般的劳动性质，人们可以自由地联合起来，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也是在生产资料的共同拥有下，共同体中的每个劳动个体实际上实现了对社会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对生产工具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34］。由此，劳动才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劳动者的“自主活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论设想中的关键点是：其一，消除私有制，因为这是劳动异化、劳动产品异化、劳动者异化的症结所在；其二，在此社会基础上，抽象共同体的祛魅，使人们在共同体中整体性的社会关系回归，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控制者；其三，在公有制和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劳动者自主活动与物质生产直接的统一和能力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对有机共同体的研究始终植根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即从人类一切社会生活基础条件的物质生产劳动出发，他强调一方面人类劳动活动凝结和沉积到物质中，首先形成以生产工具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资料，成为决定历史活动的客观力量；另一方面在创造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形成人与人的物质关系纽带，由此生成人的社会性本质。人的社会性本质不是指“相关社会成员之间的个别性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乃是社会整体性的关系”[35］，“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36］。个别具体的社会关系都是由整体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而人类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体就是社会整体关系的具体历史形态。同时，这样的整体社会又不是既定的和一成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交往形式的改变和交往范围的扩大，人的整体性社会本质也会产生质的变化，呈现为从“人的依赖”到“物的依赖”以及“物的依赖”的再否定的人的整体性社会本质的回归。而与此相应的则是不同共同体形态的历史演进逻辑，即古代的无机共同体—近现代的有机共同体—现代的有机共同体异化的抽象共同体—未来的自由人联合的有机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前三个共同体都是人类自发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而未来的共同体则需依靠人类自觉的构建来实现。马克思有机共同体思想揭示了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从历史必然性走向人类自觉活动推进的历史辩证进程。

三、马克思有机共同体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加深对当代世界“全球化”趋势必然性的认识

共同体发展的历史逻辑表明，共同体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而其中共同体发展的日趋有机性是它的基本走向。放眼世界，当今最大的潮流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可以视为有机共同体在当代的新样态。

全球化首先是指世界经济的全球化。马克思在100多年前西方国家进入大工业时期的商品海外贸易中，就看到了人们在世界市场中形成生产和交换的相互依赖关系，并揭示世界历史由此生成的过程。而当今的世界，则是各国的物质产品、生产资料、人员、信息等所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这种流动促进了整个世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同时必然会引发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乃至生活方式的碰撞。为适应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过程，人们在这些碰撞中也会不断磨合，逐渐形成彼此理解、适应、相互依赖和趋同的动态格局。所有这一切实则就是世界范围内有机共同体的历史生成。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7］。

全球化虽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不可否认，这个全球化到目前为止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的全球化，事实上是资本主宰的产品、生产资料和人员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资本逻辑覆盖了整个全球，将全球的生产要素组织在资本增殖和获取更多剩余价值这一狭隘的目标下。以资本的本性，它倾向于流向能够带来更高利润的行业、国家和地区，资本的拥有者青睐于有优厚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储备的国家和地区，在那里投资办企业建工厂，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将所有这些生产要素纳入资本控制下的全球生产链中。结果是这些跨国资本控制或占有全球的优质生产资源，社会财富加速流向少数资本家，全球化逐渐走向失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普通民众和大资本所有者之间；在国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它们的贫富差别非但没有消除，而且越来越大。除此之外，自然条件贫瘠、社会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自然不会得到资本的青睐，它们长时间地被排斥在全球化浪潮之外，成为全球化中“孤立岛屿”，它们的现代化进程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物质生活水平落后于世界多数国家的平均水平。资本逻辑控制下的全球化，必然带来全球发展的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不可避免。

从共同体历史发展的总体视野中审视当今的全球化潮流下生成的世界共同体，本质上它仍然是一个抽象的共同体。所不同的是，这个抽象共同体较之工业时期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仅仅是依靠海外贸易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它依托于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形成的全球范围内更为深化的分工体系，促成了人们在生产和消费乃至社会生活各方面无缝隙的互相联系和依赖，资本超越国家、民族的藩篱在整个世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构建了更为彻底的物化世界。因此可以认为，当代的全球化仍然处于共同体发展的自发阶段，这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主导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如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与其过程的无序性并存（这个无序不是泛指杂乱和无规律，而是指无整体协同运动的不平衡）、全球化的历史必然趋势与对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所包含的经济政治矛盾极化下产生的逆全球化思潮并存等现象。因此，克服当代全球化的悖论，从自发地顺应全球化进程到自觉地对私有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进行引导和矫正，应是全人类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实践课题。

（二）掌握历史主动，在顺应全球化潮流中自觉推进“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在批判抽象共同体的生成和局限性时谈到，以往共同体中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发生都是由历史一定阶段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而对共同体的个人来说这些关系却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人们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产生的必然联系，却由于私有制造成的分离而变成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控制他们的力量，这就是抽象共同体自发的历史过程。“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38］在马克思看来，实现对抽象共同体的否定而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迈进，是人类历史从自发到自觉的认识和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至少有两点是需要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来推进的。第一，消除私有制，使生产资料成为劳动者的共同所有，即消除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割、个体利益彼此完全隔离和分割的社会基础，劳动者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他们的劳动也直接呈现为社会总劳动，劳动者也不会因为分工而彼此孤立，他们占有社会总的生产力。人们的社会关系不再是通过物的关系来实现，因而他们也不再会被异化的社会关系所主宰。第二，联合起来的个人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的生产，推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化进一步深化，社会财富充盈。在消除了社会关系异化的基础后，使人们在劳动分工条件下的交往和联系更加广泛、平等、互补、协调等等，使每一个人成为既是独立的，同时又是直接占有他所有社会关系的真正自由的个体。显然地，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由于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利益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永远被认为是首要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必然带来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和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这表明资产阶级自己作为物化的存在，从根本上是难以认知和摆脱这种自发的社会关系，无法实现对抽象共同体的否定和超越。因此，可以担当起这个历史使命的只能是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其根本的经济基础，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是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宗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推进自由人的联合体历史进程，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理想和历史使命，因为这个进程的目的是使人民利益最大化，使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真正得到实现。习近平提出要“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39］。所谓历史主动，就是把握历史的规律性，自觉推进历史的必然进程。

在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日益暴露出其重重矛盾和其越来越不合理的弊端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应运而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秉承的理念，是以马克思有机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发展趋势的自觉把握。按照这一理念，中国在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倡导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40］。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内涵，进一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41］。有理由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之一，必将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重塑世界秩序、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