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审美政治阐释

鄢梦瑶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275)

“审美”是人的有意义的存在方式,也是政治理论的最高价值诉求之一。审美政治是一种旨在实现对现实的异化的感性生活的超越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政治理论。马克思审美政治是通向人的和美好生活的政治理论,目的在于摆脱人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不自由状态,以恢复人之为人的自由的审美生活状态。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审美政治的理论承继、发展和践行。目前,国内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释大多集中于马克思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理论视阈,缺少从马克思审美政治的理论视阈出发展开的探讨。而从马克思审美政治的视阈来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审美政治意蕴,不仅有助于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审美政治面相,还有助于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深刻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核,它是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代价值的重要理论视角。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继着马克思审美政治的理论旨趣

马克思审美政治强调感性生命的复归,强调恢复“现实的人”的感官特性和现实世界的可感属性,是“改变世界的审美政治”[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实现全世界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为理论旨趣,继承了马克思感性解放的审美理念、美的规律的审美尺度和自由王国的审美愿景等内容。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的审美理念,始终把全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作为理论旨趣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2]86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复归一切“现实的人”的感觉和特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劳动异化导致“现实的人”的审美感觉发生异化,并进而导致一切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感觉异化为单纯占有式的生理性感觉。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感性生命体验,把无产阶级的感性需要完全降格为维持肉体正常运作的自然性需要,把无产阶级的活动完全降为最抽象的受动性的活动,把无产阶级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不仅是无产阶级在异化劳动中被剥夺了感觉,而且资产阶级也受到资本的宰制。资本将资产阶级的欲望无限放大以致于资产阶级审美成为一种“奴才的艺术”——资本代替资产阶级参加各种审美活动,“它能吃,能喝,能赴舞会,能去剧院,它能获得艺术、学识、历史珍品、政治权力,它能旅行,它能为你占有这一切”[2]123。那么,如何扬弃感性异化呢?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是感性异化的表现,要扬弃私有财产,则要依靠无产阶级进行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可见,马克思人类解放的政治理论是一种强调恢复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审美政治,是改变世界、致力于美好生活的审美政治,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生活的目的不是真理,而是幸福或美好的生活。”[3]

当今时代,人民的生活虽不再陷入马克思所描绘的感性异化的悲惨状况,但人类依然没有完全扬弃异化,以彻底实现人的感性解放。保障任何个体的生命安全,是人类解放和美好生活实现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指出,“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休戚与共、命运同体的感性生命至上理念,它将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此,它是对马克思感性解放的审美理念的继承。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人类生命安全的威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感性生命至上,坚持人与自然休戚与共、命运同体的理念,秉持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理念,从本国人民、他国人民以及自然界万物的生命感受出发,强调国族生命、类生命、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生命的安全发展的共同需要,保障世界人民与自然界万物的一切感性生命的安全和发展,为一切生命的安全和美好生活提供中国智慧。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吸收了马克思“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审美尺度,破除了狭隘的种族视野和物质利益局限

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58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动物活动的局限在于它们只会用自己狭隘的物种尺度来展开活动,而人则能够超越种族限制,既能运用任何一种“种的尺度”来生产,也能用“美的规律”的审美尺度来展开活动。所谓“美的规律”就是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人的自由与必然相统一的规律。审美是人们在长期以来不断认识和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感性判断,是“直觉与理智、认识与创造、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5]1088。这种合目的性是以实现人的自由本质为终极目的。具体来说,在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活动中,“现实的人”不仅能够超越外在的实用性和功利性,还能在这一审美活动中实现人的自由本质,这是人与动物活动的根本异质点。基于这一点,“美的规律”的审美尺度与人的本质对象化是同一的。如果说“美的规律”的审美尺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人具有目的性的内在尺度与物具有客观性的固有尺度的统一,那么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则体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由此,“美的规律”的审美尺度是自由与必然相统一、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尺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和民族的“物的尺度”,秉持“美的规律”的审美尺度,是构筑充满人性温度和美感的审美共同体的实践尺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美”彰显了马克思审美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以“人类”而非“国族”的审美眼光进行审美观照,由此规定了世界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实现的主体属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非功利性与功利性相统一、自由与必然相统一的审美尺度,摒弃单边主义而坚持多边主义;放弃一国利益或一己私利而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而坚持“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在“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6]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的审美政治关系,按照“美的规律”的审美尺度创造永久和平与持续发展的美好世界,以实现全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和自由全面发展愿望。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延续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审美共同体,绘制了新时代自由王国的审美愿景

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7]502市民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霍布斯所说的“人对人就是狼”或如萨特所说的“他人就是地狱”的抽象关系。以原子化的个人相互联结的市民社会之所以无法构成审美的共同体,是因为他者被视为自我的对立面,从而导致市民社会共同体充满了零和博弈的狡诈、欺骗和黑暗。与之不同,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立脚点——“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是指建立在“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基础上的人与人自由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自由人联合体”是对权力逻辑抽象统治下的“自然共同体”和资本逻辑统治下的“虚假共同体”的批判与扬弃,也是对人与人的原子式抽象关系、零和博弈的社会性关系的超越和重塑。在这一“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既把自己视为对象,也把他者视为自我的对象,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81。审美作为人的生存方式,也是人的自由本质实现的方式,更是共同体存在的形态。由此,“自由人联合体”将是一个审美共同体,在这个审美共同体中,不仅人的本质能够自由实现,自由的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和人与世界的和谐关系亦能被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依循“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这一立脚点,构筑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它遵循全世界人民美好生活的审美理念和“美的规律”的审美尺度,不仅塑造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的“人类社会共同体”审美形态,还塑造了和谐的“人与自然生态共同体”审美形态。它既把世界各国视为自我对象而非他者,也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和人类的共同价值视为具有善和德性的审美价值。同时,它还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视为独立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形塑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关系。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构筑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与共同体的审美和谐关系,进一步继承了马克思自由王国的审美愿景。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丰富的审美政治面相

作为全球性的时代创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特征,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8]537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和人民之问,具有丰富的审美政治面相。

(一)“各美其美”的政治判断

习近平指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9]文艺作为世界各国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个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共同体间的分裂与对抗。基于以文艺的沟通方式,秉持“各美其美”的政治判断,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主客体由以往的本国利益,扩展到他国利益,乃至各国共同发展的和谐统一。

尊重多样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审美前提,“各美其美”的政治判断强调的是建立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多样性联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认世界各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个体性和差异性,在重构西方一元现代性的同时构筑了多样性、多元性、多方位的政治关系。西方美学一直以来追寻普遍的、总体的、大全的“一”,而否认特殊的、个别的、差异的“多”。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美的理念是永恒的、绝对的、单一的,“以形式的整一永与它自身同一”[10]。康德以同一性的认知模式将繁多的审美经验统摄在先验的统觉之中,以普遍有效的先验的审美共通感将具有多样性的审美内容和审美感觉归纳为“形式的合目的性”[11]。若是遵循这种同一性的认知思维,可能会导致政治关系的单一性,在政治领域上表现出霸权政治和极权主义,这将给人类带来深恶痛绝的灾难性后果。在同一性思维形成的政治关系中,某些西方强国以“同一美”去审视自我发展与他国发展格局,试图用一国的审美眼光来观照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世界的关系,抹杀世界各国的多样性,试图达到“唯我独尊”“一元性”“终极性”的政治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美其美”“和而不同”,旨在建立多样性、个体性和差异性的政治关系。它按照美的规律的审美尺度,在尊重各国的物质利益、文明和文化的差异的基础上,构筑了否定性统一的、和谐的“统一美”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统一美”理念与西方国家“同一美”理念具有本质区别,在同一性思维指导下形成的“同一美”理念本质上是一种仅仅表现出形式上的“同”,而非实质上审美内容的“统”。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的“统一美”理念具有内容和形式的审美融合,在形式和内容上皆能体现良善的世界秩序、多元的世界制度、平等的国际关系,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12]。

(二)“美人之美”的政治态度

所谓审美态度,是指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和审美活动本身所持的态度[5]1069。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是“类存在”和“类意识”的统一体,其“类特性”体现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中。“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2]57所谓“类意识”是一种与作为“类存在”的人相对应的思维方式,是作为“类存在”的人理解外部世界的思想视野和思维模式,也是人作为审美主体理解和审视外在世界等审美客体的一种审美态度。“类意识”的审美态度强调开放性、自为性、在区别中寻求统一,是一种超越了其他物种的狭隘界限去看待自我与他者、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审美态度。

作为当今时代的政治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作为“类存在”的“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秉持开放性、自为性、有区别的统一性的“类意识”的政治态度,摒弃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物种思维”,将人类与自然万物、强国与弱国、大国与小国视为具有差异的统一性的政治对象;将强国、大国的国家利益和弱国、小国的国家利益一律视为平等;将自然界其他物种与人类视为平等的审美主体。这一审美政治态度在应对现代性困境方面起关键作用。驰骋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带来了诸多全球性的社会危机,造成诸如生态环境破坏、疫病传播、恐怖主义、共同体道德没落等风险性问题,这一全球性现实问题要求世界各国必须摒弃狭隘的一己国家和民族私利的政治态度,而采用整全性的政治态度来谋求应对危机的出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世界各国命运、民族命运与个人命运的关系置于共同体中认识和把握的政治态度,是一种超越了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物种主义的整全性的政治态度,它要求世界各国在谋求自身的发展同时还要关照他国的发展,要求世界各国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还要保护自然界万事万物。

(三)“美美与共”的政治追求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是超越了“自然共同体”和“虚假共同体”的一种共同体形式,它将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作为审美价值。“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7]571,在每个人的自由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下形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以普遍的共同价值作为审美价值的内容,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审美价值的形式,是审美内容和审美形式的统一。马克思批判了以人为依赖性的“自然共同体”和以物为依赖性的“虚假共同体”,前者把人作为手段,将人视为依附于共同体而存在的附庸品;后者趋附于资本关系,将个体和共同体视为资本追逐自己利润的工具和手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相互联结,体现了以全人类的“普遍利益”“共同价值”为内容的政治追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对话协商、和平发展理念,通过审美协商消除政治歧见,营造和谐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审美介入社会现实,审美艺术作品和展览等艺术装置通过介入到全球性公共空间,唤醒了人类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13]的价值共识和共通感,强化了世界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激活民主化的政治潜能因子。正如朗西埃政治美学所揭示的,尽管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不同,以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语言、意识形态等也各不相同,但这些差别都属于政治“歧见”。“歧义通常发生于说话的情境本身”[14]ix,无关乎对错,关乎的是“共同对象之感受性的呈现”[14]xii。这些政治歧见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场域中达成一个和谐的感觉共同体,在感觉共同体中各个国家和民族努力达成政治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消除资本主义伦理秩序对强权霸国和弱小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弱高下的区分,追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的政治共识和审美共通,试图在全世界人民的感性体验中形塑一种平等、和平、协调的伙伴关系。

(四)“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

马克思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7]541,“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7]35。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的审美眼光预测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社会的走向。他指出,“工人没有祖国”[7]50,这也就是说当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获得全人类解放之际,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完全被打破了,国家与民族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53。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联合体”具有世界性而非国家性。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审美理想具有世界内容和世界形式的统一,它不仅是一个具有地理意义的物理世界,还是一个具有心理意义的审美世界。任何人都能够对“自由人联合体”产生心灵归属和情感认同,能够得到自由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7]537。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理想具有一脉相承性。习近平指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5]他还指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彼此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15]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蕴着“天下大同”“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最高、最美的政治理想,它通过“以世界观世界”“从天下去观照”的审美观照和审美情怀,构筑了一个“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西方世界长期以来的审美观照仅仅限于“国家”或“民族”的视野,认为建立一个完满的国家或城邦是最高的政治理想。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教的“伊甸园”和莫尔的“乌托邦”。这种“以国家观世界”的审美观照只能观到个别国家利益,带来的不是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是导致世界各地的分裂与对抗。究其本质,以“国家观世界”的审美观照实际上属于一种个体主义思维方式,从个体理解总体、从特殊理解一般,必然会导致总体的失衡、失序和失常。可见,“观照世界”和“从世界去观照”是两种异质性的审美情怀,也就形成了两种不同层次的政治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或“世界”的审美观照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建立良善的世界政治制度和世界秩序,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理想。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政治判断、政治态度、政治追求、政治理想置于政治共同体中去认识和把握,它不仅洞悉到审美能够超越国族、地域和物种的界限,构筑一个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审美政治共同体;还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的审美政治面相。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五位一体的审美政治实践

习近平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16],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这“五位一体”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种审美政治的理论,具有实践性。它的实践性不仅体现在政治共同体层面,即坚持“各美其美”的政治判断,秉持“美人之美”的政治态度,确立“美美与共”的政治追求,树立“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还体现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层面的审美共同体建构。

(一)坚持以人为本,构建感性生命至上的社会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力图构建一个普遍安全的社会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被视为审美的社会共同体,是因为它坚持人民至上、感性生命至上的人学理念,强调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感性生命至上原则,按照世界各国人民对生活世界的公共安全的生命需求来倡导建立普遍安全的社会共同体。“在保障生命权的基础上促进发展权的实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内容。”[17]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以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为共同体间的联结纽带,“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8]523,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世界各国家和民族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用长期的承诺、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不可动摇的义务构建一个普遍安全的共同体,以满足共同体成员对生活世界环境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性的需求。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公平、正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致力于实现共同体内部每一个感性生命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以此构建如鲍曼所说的“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18]。真正意义上实现公平正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活才是世界人民热切向往的有意义的生活,才是切实保障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美好生活,才能实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共同体的矛盾和解。

(二)超越资本逻辑,构筑审美趣味促发展的协作型经济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共商共建的开放发展原则,构筑以审美趣味促生产发展的协作型经济共同体,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经济层面提出的荣辱与共、合作共赢的发展原则,批判并摒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只顾本国经济发展的资本逻辑和经济垄断。虽然我们生活的时代大多数工人已经摆脱了马克思所处时代工人的惨烈境遇,但不可否认,当今世界各地贫富不均且贫富差距鸿沟愈来愈大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实现全世界共同富裕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孜孜以求的目标。“各国合力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共同消除一些国家民众依然面临的贫穷落后。”[19]468第二,不同于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已从空间上的扩大生产规模转向时间上的提高生产效率,再从生产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审美趣味从一种经济的非生产性因素变成刺激经济生产的消费因素,以扩大再生产,正如阿苏利指出:“审美资本主义决定了消费者的审美品味将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动力。”[20]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向,但始终不变的是受资本逻辑的驱动。与之具有明显区分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的协作型经济共同体,并不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审美品味来操纵和控制人民审美认同的经济共同体,更不像西方文化意识形态渗入审美品味以达到在消费过程中对人民身体和意识的宰制的经济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否定、批判和扬弃西方资本逻辑的盲目发展,破除西方审美资本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幻象。它通过捕捉世界人民的“共同美”的审美趣味,构筑的是以审美趣味、消费趣味带动生产发展的良性循环的协作式的经济共同体。比如说,中国“一带一路”倡仪的经济策略与西方审美资本主义具有异质性,它不是搞经济特权,更不是搞意识形态和平演变,而是以中国的审美文化融入经济生产和发展之中,让世界各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顺风车”,与世界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三)凸显情感共通,构筑“百花园群芳竞艳”的文化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文艺沟通话语,凸显以审美和文化共识,以达致民心相通和情感共通,积极推动构筑“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19]469的文化共同体。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世界各文明“与时俱进、创新发展”[19]470的原则,倡导世界各国文化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在实践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19]469的原则,强调若要永葆世界各文化的时代性和创新性,世界各国不同文化就要平等交流、互学互鉴。“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19]469。审美共通感能够超越各国和民族的狭隘视域走向人类整体的世界文明和文化,以情感间的交流探寻人类共同美的价值,将世界人民的共同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融会贯通,达致民心相知相通。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19]470的原则,指出尊重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和情感共通的前提。世界各国应充分认识到,各国文化只有姹紫嫣红之别,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尊重世界各国和民族审美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促进世界多元文明和谐共生,既保持各国文化的特殊性,又推动世界各文明共生共和的审美融通。“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19]469,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以审美文化凝聚共识,沟通情感,促进世界人民心灵相通,以推动构建审美文化共同体,彰显了审美文化治理的柔性力量。

(四)秉持和谐共生,构筑人与自然命运相通的生态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审美治理融入环境建设和保护之中,强调构筑一个绿色美丽的生态共同体。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山峦层林尽染,平原蓝绿交融,城乡鸟语花香。这样的自然美景,既带给人们美的享受,也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依托。”[19]374承认自然界每一个生命体的存在是自然美的生态共同体的前提,应尊重自然界每一个生命体的自在、自为、自立的美,构筑自然美的生态共同体。在西方哲学传统的框架中,当人本位的理性主义取代神本位的逻格斯主义时,人成为宇宙的中心,盲目自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将自然界视为自己的对立面,依靠自身理性力量对其进行征服和掠夺,这种人与自然的对立且紧张的关系发展到极致,便是一幅“寂静的春天”的衰败景象。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界,是人类感觉官能的延伸。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对立是人的理性与感性的对抗。要想弥合理性和感性的分裂和抗衡,则需要通过审美这一最高的存在形式。最早提出审美弥合理性和感性分裂的哲学家是席勒,他认为审美可以弥合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分裂与对抗,从而达到和谐与共的状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审美理念中,自然不再是机械的外在的对象,而是充满生机和崇高的生命有机体。人与自然相通相融、和谐共处以及自然美的发掘与发现能够赋予人类生命更高的意义和真正的价值。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8]209的原则,在绿色的生活方式中重建美的自然和美的生活,以此构建一个绿色美丽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共同体。

四、结语

“美作为最完满的统一形式,也是存在的最高形式,提供了生命真正目的的定义。”[21]在充满流动性和风险的现代社会中,作为有别于西方审美乌托邦的政治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审美政治的理论,它在理论源头上可追溯到马克思的审美政治,在理论内容上表现出丰富的审美政治面相。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时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层面,以五位一体的方式全面实现了审美共同体的政治构想,是一种五位一体的审美政治实践。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审美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审美政治的当代体现,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审美政治始终追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