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凌受害对青少年内化问题影响的中介和调节因素

张梦洁，赵献梓

1 引言

内化问题指个体所经历的消极情绪感受或被干扰的情绪状态，如抑郁、焦虑、孤独感、社会退缩等（Zahn-Waxler et al., 2000），这严重阻碍了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与社会适应。青少年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着来自生理、心理等多方面的挑战（燕凌 等, 2023），其本身所具有的不成熟性以及生理和心理上的不稳定性导致其成为内化问题发生的高危群体。元分析显示我国学生内化问题总体检出率为20%，其中初高中学生检出率占比最高（俞国良, 黄潇潇, 2023）。校园欺凌作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已被大量研究证实是导致青少年出现内化问题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

校园欺凌是发生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遍现象，指一名或多名学生对另一名学生进行的具有明确恶意的攻击性行为（Olweus, 2013）。美国的数据记录显示约20%的儿童和青少年在过去一年中曾受到同龄人的伤害（Lebrun-Harris et al., 2019）。国内数据表明71.8%的青少年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校园欺凌，其中44.3%遭受过长期侵害（Zhu et al.,2020）。遭受欺凌会直接导致青少年出现自杀意念等内化问题（Choi et al., 2023）。不仅如此，欺凌受害对不同群体青少年的内化问题均会产生影响，中国彝族、藏族青少年以及少数群体青少年的抑郁风险或抑郁症患病率均与欺凌受害呈现正相关（唐程梦 等, 2022; Kirklewski et al., 2023）。除实证研究外，元分析同样表明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有着正向预测作用（廖友国 等, 2022）。

欺凌受害与内化问题的相关性研究证实两者之间密切相关。然而，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国内外研究倾向于探究不同中介因素与调节因素。如欺凌受害通过降低个体心理韧性间接引发其内化问题（谢家树, 梅里, 2019）。父母监控缓冲了欺凌受害对个体内化问题的影响（Hong et al., 2021a）。尽管当前实证研究众多，但大多集中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变量的作用，中介与调节机制的整体框架尚不清晰，缺乏对研究结果的系统整合。此外，部分研究之间存在不一致与冲突，可能因研究对象不同、地域差异、教育方式不同等诸多因素影响导致。因此，从系统视角厘清青少年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影响的中介与调节因素，分析不同研究之间出现差异的原因，澄清具有冲突的研究结果对推动研究进展至关重要。此外，从实际出发，本研究也能从不同视角为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提出针对性干预措施的建议。

风险-保护性因素模型提出青少年的发展和适应是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Hawkins et al., 1992）。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出发，个体的发展受到家庭、学校等多层嵌套系统的影响。因此学校、家庭、社会中的积极方面往往会抵消欺凌受害的消极影响。此外，与外部环境相对应的个体内部因素对青少年发展的保护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因此本研究将考察家庭、学校、社会三种环境因素与个体内部因素在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再者，欺凌受害会对青少年有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影响，这可能会间接导致其内化问题的出现，因此个体内部因素的中介作用也是本研究的重点之一。

2 文献检索策略

文 献 筛 选 以 关 键 词“bullying victimization”“peer victimization”“internalizing problem”为基本条件，检索Web of Science、SpringerLink、EBSCO 和Elsevier 数据库（截止到2023 年9 月23 日），共检索到981 篇英文文献。在中国知网平台以关键词“校园欺凌”“霸凌”“欺负”“同伴受害”“内化”检索（截止到2023 年9 月23日），共检索到81 篇文献。按以下标准纳入文献：以中文或英文出版、符合研究主题的理论综述。基于对校园欺凌与不同内化问题的中介和调节机制的研究，共纳入文献50 篇，包括35 篇英文文献，15 篇中文文献。其中近五年文献40 篇，占比80%。

3 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影响的中介机制

心理中介模型假定压力环境和个体反应在决定心理健康结果方面同样重要，其中压力（风险因素）是导致个体出现病理性结果因果链中的初始起点，心理中介因素则是近端影响因素，即压力事件通过影响个体的态度、信念或认知等心理因素继而影响其心理或行为（Hatzenbuehler, 2009）。同时，鉴于欺凌受害对青少年生理与心理造成的双重影响，本研究经过对国内外文献的系统搜集分析，发现睡眠质量等生理因素以及自尊、心理韧性等心理因素在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

3.1 个体心理因素

3.1.1 自尊

自尊是个体对自身价值的总体评价，对个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低自尊意味着个体对自身的不满，长时间处于低自尊水平会对青少年身心发展产生不良影响。遭受校园欺凌会降低个体自尊水平，进而导致其问题行为的出现（Pan et al., 2019）。以抑郁情绪为例，欺凌受害通过降低个体自尊间接提高其抑郁情绪水平，自尊中介效应占比为11.43%（刘燊 等, 2022）。此外，Mullan（2023）等人的元分析结果表明，欺凌受害会导致个体出现高水平内化问题与低自尊，而自尊水平的降低会导致内化问题水平的提高，自尊在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显著。综上，国内外不同类型的研究皆证实了自尊的作用，因此，反欺凌计划可以考虑在欺凌受害者中纳入建立自尊的练习。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可以进行以自尊为主题的心理课程与团体辅导以提高全体学生的自尊水平。

3.1.2 心理韧性

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体积极心理因素（如心理韧性）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Rutter（2012）提出的敏化效应认为，压力性事件会增加个体的脆弱性，降低其心理韧性水平，从而影响心理健康发展。对不同城市的青少年进行研究发现，遭受校园欺凌会降低个体心理韧性水平，从而增加了其抑郁倾向与焦虑水平（张瑞平, 王亚兵, 2022;Anderson et al., 2022）。更有研究直接证明了欺凌受害通过降低初中生心理韧性水平间接提高其内化问题水平，尽管其统计方法为传统的回归分析，但根据数据可计算出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占比为2.56%（谢家树,梅里, 2019）。然而，韩国一项调查结果却显示心理韧性在欺凌受害对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影响中不存在中介作用（Hanju Lee, 2017），出现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研究对象、国家文化、教育方式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此外，尽管上述大部分研究为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提供了证据，但都停留在横断层面，其纵向作用还有待验证。综上，心理韧性在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不可忽视，未来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纵向设计，运用多种统计方法进一步验证。

3.1.3 核心自我评价

核心自我评价是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控制点和神经质四种人格特质背后更深层次的人格资源结构，指个体对自身所具有的能力和价值的基本评价（Judge& Bono, 2001）。青少年对自身最基本的评价对其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更为深入，这提示我们核心自我评价在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不容忽视，以不同内化问题指标对不同青少年群体进行研究的结果均证明了这一点。如核心自我评价在留守听障学生欺凌受害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的中介效应占比为26.5%（贾金玲 等, 2023）。以河南、山西和福建三省学生为对象进行的研究证明了核心自我评价在欺凌受害对自杀意念的正向预测作用中存在中介作用（杨邦林, 黄瑾，2021）。上述研究均为横断设计。一项纵向研究发现负面自我评价在欺凌受害与焦虑、抑郁中起到中介效应，进一步明确了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Taylor et al., 2013）。这提示心理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应帮助青少年树立自信，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可以降低欺凌受害的消极影响并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

3.1.4 其他个体心理因素

除上述所列举的心理中介因素外，还有其他中介因素同样值得引起重视，如自信、注意控制也在欺凌受害对抑郁等内化问题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周珂欣 等, 2023; De Sousa et al., 2021）。短期纵向数据显示公正世界信念在中国青少年欺凌受害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中存在纵向中介作用（Xiong et al., 2022）。此外，还有研究发现抑郁和孤独感在欺凌受害对自杀意念的正向预测作用中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石二春等, 2023; Cao et al., 2020）。这说明不同内化问题行为之间也存在关联，其不仅可以作为欺凌受害的不良后果，还能作为中介因素对其他内化问题行为产生影响。

3.2 个体生理因素

3.2.1 睡眠质量

神经内分泌应激反应模型认为应激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轴，具有干扰睡眠稳态的潜力（Lo Martire et al., 2019）。欺凌受害作为一种应激源，可能会影响个体的睡眠质量，引发睡眠障碍，从而对心理健康和日常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导致个体出现内化问题。Tang 等人（2023）同时对学生及其监护人进行问卷调查，随后的数据分析显示欺凌受害直接影响内化问题，睡眠障碍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9.2%。以抑郁作为内化问题指标的研究显示睡眠质量在欺凌受害和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21.7%（俞丹丹 等, 2021）。

上述研究结果为睡眠质量在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的正向预测作用中的中介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但对于此主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内，国外研究则更加关注睡眠质量的调节作用。因此，国内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调节机制，同时从跨文化视角出发对睡眠质量的不同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或综述，以补充完善现有研究。

3.2.2 其他个体生理因素

相较于睡眠质量，当前对其他生理中介因素进行的集中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发现，在男孩中，皮质醇反应迟钝在关系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的正向预测作用中存在中介作用，但这种关系在女孩中未被发现（Sun et al., 2022）。心率变异性在关系受害和内化问题之间也存在中介作用（Behnsen et al., 2020）。对上述因素中介作用的探究普遍集中于国外研究，且研究尚未形成体系，这恰恰为后续探究生理因素的中介作用提供了方向。

综上，个体心理因素与生理因素在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的影响中均存在中介作用，但个体心理因素的作用更明显。此外，本研究未将环境因素纳入中介作用的原因在于欺凌受害作为外部负性事件，对个体心理或生理的影响较为明显，但外部环境因素相对稳定，受到欺凌受害的影响较小。因此对于外部环境因素，国内外学者应更多地去探究其在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4 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影响的调节机制

鉴于个体内部与外部环境均具有能够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因此，本研究将从个体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两方面综述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影响的调节机制。其中个体内部因素包括未来取向、希望特质等。外部环境因素囊括了亲子关系、同伴关系、社会支持等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多方面因素。

4.1 个体内部因素

4.1.1 未来取向

未来取向指个体对未来的认知与行动倾向以及产生的情感体验（刘霞 等, 2011），其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认为个体对于未来的积极思考能够减少消极事件引发的不良后果，如在控制了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学校动机和教师支持感知等无关因素后，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的正向预测作用随着未来取向水平的增加而减弱（Choi et al., 2023）。Hong 等人（2021b）发现在美国城市非裔青少年群体中，积极的未来取向可以缓冲欺凌受害与自杀念头之间的联系。尽管上述两项研究为未来取向的调节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但鉴于其为同一团队开展的研究，且研究对象具有局限性，该研究结论尚无法推广至国内。因此，国内研究可以从未来取向入手，更深入地考察积极心理资源对于降低欺凌受害个体出现内化问题的保护作用，从而深入理解欺凌受害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影响机制，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参考。

4.1.2 希望特质

希望特质是一种基于内在成就感的积极动因，包括能够达到目标的途径和计划（Lisa, 2001）。青少年处于发展初期，对未来有着不同的想象，希望特质能够引导他们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希望特质作为积极心理品质对青少年发展也具有保护作用。Ricker 等人（2022）以抑郁、焦虑作为内化问题的指标对不同种族的高中生进行了追踪调查，考察希望特质在青少年欺凌受害与内化问题联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对于低程度希望水平的青少年，欺凌受害对抑郁和焦虑的预测作用相对稳定；而对于中等程度希望水平的青少年，欺凌受害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焦虑和抑郁症状；对于高程度希望水平的青少年，欺凌受害对焦虑症状的预测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幅度减弱。国内学者证明了个体希望特质水平较低时，欺凌受害导致的抑郁与自杀意念更严重（石二春 等, 2023）。综上，希望特质作为个体内部的积极因素，对于降低欺凌受害负面影响，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保护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验证，但当前国内外都缺乏对这一机制的研究，因此还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4.1.3 其他个体内部因素

心理韧性的中介因素在上述内容中已得到了大量实证支持，但也有学者重点关注其调节作用，并发现心理韧性缓冲了网络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的纵向影响（Fredrick et al, 2021）。此外，Tampke 等人（2019）还发现睡眠质量差加剧了欺凌受害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求助意愿越强，经历过欺凌的拉丁裔青少年所出现的抑郁症状越少，这说明青少年的求助意愿会调节欺凌受害与内化问题的关系（Robinson et al., 2021）。

4.2 外部环境因素

4.2.1 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指子女与父母在家庭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包括亲子依恋、亲子亲合、亲子冲突等方面（杨琴 等,2022）。青少年的成长始终与家庭和父母紧密联系，因此家庭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亲子关系减弱了欺凌受害对抑郁症状的影响（Rudolph et al., 2020）。Tang 等人（2023）证明了无论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高水平的亲子依恋都能减弱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的不利影响。上述研究表明积极的亲子关系能够补偿欺凌受害的消极影响，但一项最新的研究却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高亲子亲合水平下，负性事件对内化问题的影响反而更强（张雯,王振宏, 2023），欺凌受害作为学校中的负性生活事件，可能也存在此调节机制。尽管该结果属于一种“悖论”，但究其原因，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亲子亲合水平过高的青少年经历的挫折可能相对较少，在遭受欺凌后，他们无法接受这种消极的同伴关系，从而更容易表现出内化问题。综上，虽然不同的研究结果之间互相冲突，但都有其合理性，因此亲子关系及其不同维度在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其调节作用的具体表现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4.2.2 同伴支持

良好的同伴关系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青少年遭受欺凌后会对自己的同伴关系产生怀疑，继而内化出不同的问题行为。但当青少年获得足够的同伴支持时，可能会降低欺凌受害的消极影响。Holfeld 和Baitz（2020）发现当青少年报告同伴支持水平较低时，网络欺凌受害对内化症状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Bernasco 等人（2022）对497 名荷兰青少年进行了6 次问卷调查研究，每次间隔一年，结果表明，欺凌受害与整个青春期的抑郁症状和焦虑有关，这种关联同时存在于个体内与个体间，而同伴支持缓冲了个体间的联系，无法缓冲个体内的联系。综上，同伴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青少年免受欺凌的影响。

4.2.3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降低欺凌受害负面影响的重要缓冲剂。Hatchel 等人（2019）招募了416 名年龄在18 ～24 岁之间的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欺凌受害和社会支持对内化问题具有纵向预测作用，且社会支持会减弱欺凌与社交焦虑之间的联系。此外，有研究表明在遭受校园欺凌后，无论对于男孩还是女孩而言，社会支持均是其对抗抑郁症状的有效缓冲器（Spiekerman et al., 2021）。但Lim 等人（2022）却发现对于肥胖女孩，社会支持显著调节了欺凌受害与抑郁之间的联系，而对于肥胖男孩，并未发现这一作用。因此，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可能受到性别或体重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在考察这一机制时可以考虑对某些特定人群进行研究或多维度增加控制变量，以使此机制更加明晰。

4.2.4 其他外部环境因素

除上述三个因素外，在家庭、学校、社会中仍存在其他因素具有调节作用。如当青少年报告更积极的学校氛围体验时，较高水平的欺凌受害与内化症状的关联更强（谢家树, 梅里, 2019; Holfeld & Baitz, 2020），尽管这一结论未体现出良好学校氛围的保护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健康环境悖论”。此外，Hong等人（2021a）还发现在父母监控下的非美国出生的青少年，其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弱。该结论引起了心理工作人员对种族与少数族裔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讨论。

综上，个体自身因素（如心理韧性、睡眠质量）在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的影响中可能同时存在中介与调节作用。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环境因素的调节作用则更显著，这强调了在家庭、学校、社会创造积极环境及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5 总结与展望

5.1 研究总结

校园欺凌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欺凌受害是青少年健康发展的严重风险因素之一，容易导致不同的内化问题，其影响机制是复杂的。本研究发现个体内部因素在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影响中同时具有中介与调节作用，但中介作用更突出，而外部环境因素的调节作用更明显。这提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要多方面考虑以上因素并进行针对性干预，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议。

第一，全面关注学生发展。欺凌受害通过影响青少年身心发展进而导致其出现内化问题，因此在实际教育过程中，心理工作者不单要关注学生心理因素，对生理因素也不能忽视。当青少年表现出内化问题后，心理工作者要考虑其是否具有躯体化表现。反之亦然，当青少年表现出生理不适后，心理工作者也应该考虑是否为心理因素造成。

第二，进行针对性心理健康教育。从不同研究中可以发现，研究对象的差异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冲突，因此在实际教育过程中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举措。如对男生和女生的教育要根据性别本身自带的性格差异而有所调整，对不同家庭经济状况、不同家庭结构的青少年要注意其自身敏感性的差异，对不同地区的青少年要考虑到地域文化、教育风格等方面的影响。

第三，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父母应及时关注到子女的情绪变化，与其进行积极充分的沟通，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但也要采取一定的方式提高青少年心理韧性，良好的亲子关系并不等于过度保护与溺爱。家庭与学校之间要增强沟通，做好家校结合，如家长及时将学生的睡眠情况反馈给教师，教师便能进行更全面、更有针对性的工作，家校合力才能更好地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

第四，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政府层面应带动社会各界共同形成积极的社会氛围，为青少年提供多方面的社会支持。尽管校园欺凌会使青少年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但温暖的社会氛围与充分的社会支持会抵消这种不良影响，帮助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回到正常的轨道。当然，有学者提出并证明了“健康环境悖论”，但积极社会环境的保护作用不能被全盘否定。因此对于积极社会环境的营造不可忽视。此外，合理地运用社会舆论力量，给予青少年充分的信心对于降低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与调节其消极影响也具有一定意义。

5.2 研究展望

文献回顾的过程中发现，对青少年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影响的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空白与不足，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增加样本多样性。现有研究所选取的被试普遍存在局限性，较少有研究同时纳入多样本，从文化层面出发纳入不同国家样本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这是不同研究结果出现冲突的原因之一。尽管在实际实施中可能存在一定困难，但对不同青少年群体进行研究并进行群组差异分析对推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系统考察影响机制。当前研究倾向于探讨单因素在欺凌受害对内化问题影响中的作用机制，但青少年的成长发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多层嵌套系统对青少年发展的共同影响不可忽视。因此，从系统观出发对影响机制进行探究也是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第三，增加纵向研究。尽管对该主题下中介和调节因素进行的研究已相对全面，但以横断面研究居多。青少年心理发展是一个长期且易变的过程，从纵向视角出发考察不同因素影响的延时性对理论发展与实际启示更有意义。

第四，尽管本研究关注重点为欺凌受害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影响机制，但基于将欺凌视为既定事实的研究无法为从根源减少欺凌的产生提供实际建议。这就提醒未来研究在关注欺凌受害对青少年心理发展影响机制的同时也要关注欺凌的前因变量，从被动干预转向主动干预，做到预防干预双结合，才能全面提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