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文化视野下江南地区民间女性服饰的文化价值

许 锐

(金陵科技学院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211169)

吴文化的区域范围主要是指今天的苏州、无锡地区,该地区历经了成长期、发展期与转型期,在与各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相互融合、相互碰撞中形成了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体系。江南女性民间服饰承载着真实的地域发展足迹,是江南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真实写照,集中体现了江南地区人们传承本土文化的方式、思想观念与审美情趣。就江南地区民间女性服饰本身而言,款型、色彩、图案、面料均属于“物质文化”,是有形的,但部分与之密切相关的裁剪工艺、制作工艺等均属于“非物质文化”,是无形的。这类手工艺在以“稻香文化”为中心的江南一带民俗服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凸显了江南一带民间服饰工艺在吴文化体系中兼容并蓄的特点,体现出了我国对吴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

吴文化视野下江南女性民间服饰艺术的装饰性体现于服饰的各个装饰部位,如帽身、衣领、衣袖、裙缘、腰带、鞋履等,其装饰特点体现于依据实穿性功能而设计出的形制、色彩、纹样。这也进一步证明,江南女性民间服装与服装配件同时穿戴在人们身上之后,才可以呈现出服饰的完整性,从而展现出服饰的缝纫技术、织物构造和工艺制作,其载体有实物、照片、纸张和电子文件等。江南女性民间服饰实物记载不仅属于人们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实物成果,还具备了艺术创作的主体性特征。故服饰研究应该采用“史实相证”的唯物主义研究方法,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对此种研究方法更是描述得淋漓尽致,他提出避免“以意为之,实事求是”的观点[1]。可见,江南地区女性民间服饰文化理论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历史性和价值性,也正是由于无形的非遗服饰遗产转为有形的服饰实物后,能够准确地表现出文化“场景”,其服饰的价值才更加突出,因此本文将研究范围锁定为江南地区女性民间服饰。

目前,可检索到的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文献较少,研究者大多通过风俗志、明史、地方志、杂记、书画图像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侧重于江南服饰制作工艺或传承问题等理论分析,以吴文化为切入点对江南服饰进行深入探讨的研究尚不多。因此,笔者采用文献综述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尝试从中国吴文化保护实践的视角出发,以“江南女性民间服饰”项目为例,研究江南地区地域文化的广泛影响力,以促进江南女性民间服饰的传承与保护式发展。本文通过对江南女性民间服饰特征的梳理,将社会生活与服饰文化进行衔接,梳理服饰与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厘清其蕴含的地域本色及文化价值,拟将其研究成果转换为“内容资源”,用于改革中的高校服装设计教学,用于专题影像制作和民间文化传播,用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进一步推进吴文化视野下江南女性民间服饰研究。

一、吴文化的发展及特征

(一)吴文化的形成、发展

吴文化是江南文化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属于区域文化并非地点文化,其中苏州、无锡一带的传统文化代表了吴文化的精髓,体现了吴文化的本质特征。从吴县草鞋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专家推定几千年前吴地在稻作、玉器等方面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2],可见吴国建立之后,江南地区的发展水平依然较为欠缺。东晋之后,大量民众向南迁移,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由此吴地经济、文化有了新发展。《晋书·食货志》记载:“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3]唐宋以后,江南地区成了吴地的经济贸易中心,为吴文化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宪宗在元和十四年(819年)赦书中说:“天宝以后……军国费用,取之江淮”,呈现“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4]。宋元时期北方战乱不断,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极大地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5]。明朝中叶以后,吴文化发育得最为成熟、最为完备,以苏州和无锡为代表的吴地区域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成了中国经济、文化和艺术的中心地区之一。

(二)吴文化的特征

笔者以最具有代表性的苏州、无锡文化来研究吴文化,认为吴文化的特征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显著的水乡地域色彩

吴文化具有鲜明的水文化特征,苏州、无锡被冠以水乡美誉,因大大小小的湖泊形成河网交织、水运畅通的地理特征。《汉书·地理志》载:“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色不同,系水土之风气。”[6]此地区的衣食住行都与水密切相关,就连“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地理风貌,也成了社会名流、作家创作的灵感源泉。这样的吴地水文化中“隐者”和“道家”元素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明代张溥《五人墓碑记》中普通市民呈现的“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犹有先秦时期吴地先民“轻死易发”的遗风。吴地的高度繁荣,士农工商等百业融合发展,市民文化和士大夫文化互相影响,则带来雅俗并举的别样风貌[7]。

2.鲜明的市民文化特色

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和城镇的繁荣发展,市民阶层的力量不断壮大,对应的是自主意识趋于成熟的特定阶段的市民们,带动了“开放式”的吴地文化艺术,由此产生了持续的文化现象。特别是以刺绣、石雕等民间工艺为代表的工艺美术与服饰手工艺均呈现出一股新的力量,具有鲜明的市民文化秉性。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以群众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仍不失为当代吴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从苏州、无锡地区诸多能工巧匠设计的精美工艺品中不难看出,其所呈现的元素既是特定历史阶段新审美的需求,也是新的社会风尚与新的大众文化借助东方介质形成的文化新成果。

3.兼容并蓄的交融特征

《史记》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8]泰伯从西周部落来到太湖流域建立吴国,反映的正是地域文化相互融合的案例,也因此开创了吴文化对外开放与交流的先河。由此不难看出,吴文化具有包容交融的显性特征。之后,诸多文化与吴文化交流融合更是为吴地注入了具地域特色的新的生产文化。而人口迁移带来的不同风俗习惯都能因吴文化自身所具备的包容性机制与功能将其兼收并蓄,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吴文化所具备的包容性文化特征。

4.崇文重教的文化内涵

东汉以后,吴越地区便形成了一种对高层次文化和艺术不断追求的全民藏书和读书风气,也正因为如此,优秀人才、优秀文学作品不断出现。东晋以后,随着南方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北方先进文化的不断渗透,吴地经济发展更为迅速。这样的经济发展背景和安定的社会秩序,为吴地人创造了安心读书的良好环境。社会的安定又吸引了诸多外地的士大夫、文人墨客迁居于此。文人的聚集,读书风气的兴起,佛教、道教在江南地区的广泛传播,使吴地的社会结构和民俗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终形成了“多儒学、喜信施”的社会风气[5]。这在民间服饰和民间工艺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生动表达着礼教文化的基因、文学空间的内涵、精神信仰的力量以及融会贯通的智慧。

二、江南民间女性服饰中的吴文化

吴地区域因亚热带季风气候的自然生态地域性特征,稻作生产发达。这使得以“稻香文化”为中心的服饰文化档案承载着当地的社会记忆,在社会变迁与文明同化中持续演化,已经形成了地域特质浓郁的江南文化。特别是在服饰刺绣等手工艺的细节上也呈现出鲜明独特的地域装饰风格特征,成为南方服饰艺术文化中特征鲜明的代表。

明清时期,虽然江南地区女性同其他地区女性一样,生活在封建纲常伦理之下,但江南地区地处南方平原地区,陆系水系交通均比较发达,在历代都是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带,女性也在日常生活中有了更多的社会实践参与度[9]。《吴都赋》云:“国税再熟知稻,乡贡八蚕之绵。”[10]可见,当时江南地区的稻香文化、蚕丝文化就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税赋和贡品来源,女性服饰所用的棉布、麻布原料大多由自家种植。清代徐珂在《清稗类钞》提及:“世以苏俗为奢情,实仅指市言之耳……妇女皆天足,从事田耕地。”[11]这也反映了中国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江南地区盛产的原料为面料自给自足的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必备条件,据《苏州市地方志北桥镇志》记载:“清代,泗荡、张家浜一带农民种麻,织夏布,代代相传。”[12]不难看出,江南地区特殊的劳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江南民间服饰造型与装饰特征有本质联系。因此,笔者将以江南女性民间服饰形制、裁剪与吴文化的关系为例来说明服饰中所体现出的吴文化特征。

(一)服饰形制中体现出的吴文化

我们从江南民间服饰的历史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不难发现,在吴东地区的胜浦、甪直等地区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江南民俗服饰套系,整体上大致可分为首服、上衣、下裳、足服,从头至脚细分为包头眉勒与大襟拼接衫、肚兜、作裙、穿腰束腰、大裆裤、卷膀、绣花鞋。相较于款式复杂的北方民族女性传统服饰结构,该地区女性服饰款式更为简洁,却以其独特的刺绣技艺展现了服饰艺术所具有的审美特点,体现了江南女性的生活情趣。

江南地区农耕生产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农耕文明自古以来就是江南地区较为重要的文明形态,而女性服饰中最常见的拼接工艺便与其农耕劳作方式密不可分。《胜浦镇志》记载:“新中国成立以前及新中国成立初,今胜浦境内的大港、江圩、金家、北里、许望等村农民利用零星杂边地种植苎麻,秋后收割剥皮晒干、贮藏。妇女利用农闲时间用手工劈成苎麻丝,纺成苎纱,用土机织成夏布。”[13]也正因妇女服饰的关节处容易破损,故耐磨、易穿的拼接衫与百褶裙等服装款式相应出现,常以具有江南地域独特审美特点的刺绣工艺加以装饰。女性日常所佩戴的眉勒是一种由前额系扎于脑后的箍发用品,属于首服一类,呈半月形状的帽片多由绸缎与绒布组合而成,以甪直女性眉勒为例(见图1),总长约为46厘米至48厘米,宽度约为10厘米,可以起到固定额头前方包头巾的作用,这类包头巾正是采用了不同布料、不同色彩的拼接。清代戏曲作家李斗在所著的《扬州画舫录》中记载:“春秋多短衣,如翡翠织绒之属;冬多貂覆额,苏州勒子之属。”[14]由此可见,早在清朝,眉勒在江南地区就已经广为流行,一直延续至今。此外,拼接衫的拼接部分主要集中在衣领、衣襟和衣袖等处,其形式有“横”“竖”分布两类,“横”拼接多在腰节线处作水平线划分,上下两色相异(见图2),“竖”拼接在视觉上可以起到纵向拉长和收缩的效果,左右两襟布料与颜色各不相同(见图3),此类拼接方式在江南女性包头巾(见图4)、束腰中也均有体现。江南地区女性服饰的文化血脉自然承袭了农耕文明的基因,其原生文化情结在农耕文明的影响下,折射出华夏文明中“天人合一”的哲理,折射出“中华精神”的丰富活力,全方位地继承和发扬了道家文化等中国汉文化固有的因素,生成了特色鲜明的风格,彰显特有的艺术魅力。

(二)服饰剪裁中体现出的吴文化

江南地区女性服饰结构取决于其农耕劳作方式,这样的女性传统服饰背后所呈现出的是江南地区两民特色,即农民与渔民特色。拼接服中的肩、衣袖等处相对更易磨损,因而裁剪时剩余的不同质地、不同色、不同形的面料几乎都用于这些部位的拼接,这也让江南女性民俗服饰有着“永久不穿打补丁衣服”的美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服饰的袖口都很小,这是为了在劳作时防止杂草、虫子等钻进衣袖里。明代出现的“水田衣”,又被称作“百家衣”,是将各种碎布拼接起来的民间服饰[15]。不难判断,明代这类拼接服装的制作工艺就已出现,而今天的江南服饰拼接工艺是对古代传统拼接工艺的传承和改良。这样的拼接服饰要求设计者直接从自然中去寻找形制和结构的灵感。将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态观与其所呈现的纯真气韵展现出的正是农耕女子的朴实与活力。此类大襟衫实质上是承袭了中华传统服饰中的“T”字型平面直线几何剪裁结构,外轮廓有很多变化的空间,强调中和、儒雅及端庄,表现出江南女子含而不露的审美倾向。

另外,江南地区淡水资源丰富,主要以种植水稻和捕鱼为生,被誉为“鱼米之乡”,故该地区女性服饰主题多与水乡有关联,这也体现了江南地区人们靠水吃水的行业特征。图5所示的江南女性卷膀,因特殊地域的劳动生产需求,常将上下端用布带裹于廓形较为宽松的大裆裤的小腿处(见图6),不仅可以避免裤腿沾染泥浆,还可以抵御风寒,若下水田劳动,可随即取下。女性在劳作时常将作腰穿腰与裙裤搭配使用,常围系在作裙之外(见图7、图8),既作装饰,也防止破损。《闲情偶寄·治服第三》记载:“妇人之腰,宜细不宜粗,一束以带,则粗者粗,而细者倍觉其细矣。”[16]可见,女性服饰中的穿腰多围系于作裙外,可以最大程度凸显女性的身姿,体现出含蓄的东方之美。元代诗人戴九灵也在《插秧妇》中称赞了女性在水乡田间劳作时如诗般美丽的画面,诗中描述道:“清袱蒙头作野妆,轻移莲步水云间;裙翻蛱蝶随风舞,手学蜻蜓点水忙。”[17]

除此之外,江南女性民俗服饰中的肚兜、绣花鞋都指向了两民(农民、渔民)社会中劳动女性的经典造型,以上服饰特征多通过吴文化传承人口述、工艺传承等方式进行传承。

三、吴文化视野下江南地区女性民间服饰的文化价值

江南女性民间服饰与江南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透过民间生活常态可以更加深入了解江南女性民间服饰的渊源。虽说服饰本身可以收藏在博物馆长久展示,但服饰工艺却会随着老一辈传承人的慢慢老去而面临失传,传统服饰习俗也会随着国家相应保护法律的缺失难以得到妥善保护。特别是江南地区有着“衣随人葬”的习俗,这使很多具有历史人文价值的传统服饰及其工艺技术逐渐遗失,故对江南女性民间服饰的保护与传承至关重要。这里的江南女性服饰传承主体是指能够充分展现服饰文化及其手工艺技巧的本源并能够将这些传统手工技艺完整地传承给下一代的群体。

江南女性民俗服饰是江南女性在适应劳作生产的漫长过程中不断摸索形成的结果,表达了江南一带人们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安健康等美好愿望。但随着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原有农耕文明体系下建构的女性民俗服饰习俗和文化在逐渐散失。例如元代的江南地区受到了不同文化类型的影响,在保持本土地域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吸收蒙古、中亚、西亚等外来文化的精髓,通过女性劳作方式和礼仪习俗、审美意识的逐步改变,呈现出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最终得以形成今天我们所见的江南女性民俗服饰,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记录其真实的资料,切实做到了传承了历史、传播了文化、传递了思想。

(一)再现江南民俗文化

包头巾、大襟衫、作腰穿腰等一整套完整的江南女性服饰装束大多考虑了遮风避雨、保暖御寒等功能,这可以看作是顺应当地自然条件和劳作方式的需求演变发展而来的结果,轻盈的穿搭更加便于从事生产活动。此外,女性服饰中的青、蓝均取自江南自然环境中的颜色,而绣纹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子对社会文化环境的真实表达,是江南女性民间服饰最原始的艺术特点,亦是江南女子把自然力量转变为服饰文化的直观体现。而这些色彩也较多出现在江南一带自然景观和“粉墙黛瓦”的传统建筑中,这是江南地区服饰色彩呈现出与当地环境相协调的典型标志。

同时,从江南地区女性民间传统服饰中我们可以看出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也因此成就了该地区女性服饰对简洁、朴素、方式和程度的独特表达,最终呈现出江南地区独有的服饰风貌。将江南地区女性民间服饰发展置于吴文化视域下进行观察,不难发现,服饰文化的传承、演变和发展在吴文化遗产基因融入的价值中占据了主要位置。

(二)助力提升女性地位

江南女性民间服饰自身的特色性、民族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其带来巨大的社会历史价值,显著的地域元素让吴文化背景下的服饰价值更加显而易见。如江南地区女性民间服饰全方位地传承了地域文化,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这类地域特色记忆的保护,可以有效激发文化活力,增强文化自信。毋庸置疑,江南地区女性民间服饰手工艺文化中所蕴含的社会历史价值,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亦是江南诸多地区所历经时代风貌的写照,加速推动了整个江南地区社会的进步。

江南女性多从事桑蚕养殖、丝面织绣等手工艺工作,甚至逐渐发展成女性的一项事业,这对女性的作用、能力、价值等传统观念的改变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引导着女性社会化角色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江南女性女权意识的觉醒,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封建礼教的宣泄,顺应了儒家思想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阴阳平衡观与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先进性别文化”主流价值观念。同时,这类女性价值的演化,同样折射在江南地区女性的生活点滴中,尽管极其缓慢而微弱,但转换在女性服装观感上的强度,则相对显现出分量,对于整个江南地区而言都极具教育价值,有利于吴文化背景下江南女性民间服饰价值最大程度地实现。这也在侧面反映出了江南地区女性民间服饰保护与发展以及内涵外延的关系,文化自信赋予“服饰”新的生命。

(三)传承匠作精神

在全球经济文化交融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文化和艺术更需要民族文化身份的本土认同,不能因为生活方式的转变而改变了文化的固有基因,丢失了民族的记忆,特别是传统服饰工艺中所蕴含的“匠作精神”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宝贵的财富。现今,传统工艺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如何把优秀的传统工艺传承下去,同时又赋予时代价值的创新活动,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换言之,只有反复体会并感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才有可能形成兼容并蓄的文化视野。

目前,我国对江南地区民间服饰及其手工艺的保护、传承,主要以家族继承、家庭作坊等口传心授方式为主。多年来,江南诸多地区相关档案馆注意加强与吴文化传承人的联系,因而可以从吴文化传承人的口述资料中得知生活方式变迁对江南女性民间服饰文化的影响。因此,在吴文化遗产的记录过程中,我们要访问吴文化传承人,记录他们对江南女性服饰技艺与工艺的具体细节的描述并对其进行录像,这样才能更加全方位显现吴文化遗产的原貌。在此基础上,用现代服装设计语言转化传统服饰手工艺文化元素能更好地发挥手工艺工匠精神在服饰文化产业体系构建中的作用。

毋庸置疑,从文化内涵角度来看,江南地区女性民间服饰研究对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而言,起到了很好的证史与补史作用。从发展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看,江南地区女性民间服饰研究可以充分发挥传统优秀文化资源及特色,对江南以及周边地区现代化服装产业的持久化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假设江南地区前辈们没有总结、记录和保存传统服饰相关档案,那么后代就失去了全面记录与积累知识的原载体。例如,作为江南民间服饰发源地的胜浦农村如今已“改造”成为一个没有农民、没有农田、没有农业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掌握传统服饰手工技艺的传承人仅存数十人。因此,如何使江南民间服饰在现今的经济社会形态中继续绽放光彩,如何充分突出吴文化背景下江南女性民间服饰艺术价值成为重中之重,将之与档案工作相结合,能够使江南服饰文化得到最大化的保护和传承。

四、结语

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目前已成为共识,吴文化遗产保护下的江南女性民间服饰研究重点在于在历史文化遗产的范畴中寻找差异,这“差异”应具体凸显出地域文化之“精”、传统文化之“气”、吴文化之“神”。江南女性民间服饰研究重点还在于对地域文化融合的挖掘、梳理、研究和比照,从而精准且深刻地审视历史文化遗产,有效且有机地激活“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路径。本文着力以文化整体观为理论基础,考察其服饰艺术形式与社会的文化互通性。探究服装与社会文化机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较为科学的艺术学方法,亦是本文研究江南女性民间服饰呈现出系统研究的一个全新视角。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以“服饰”为载体,通过对其进行剖切和扫描,获取具有文献及档案价值的若干片段。这些片段中包含的文化信息,既应具有“非遗”的属性,还应具有以下可分解、可延展、可化合、可提升的若干价值。首先,“非遗服饰”本身就是一部宏大的文化艺术目录,依其时空逻辑,列出具体的“细目”,可清晰显现彼时的相互关系,清晰显现此时的应用价值。其次,“非遗服饰”本身就是文化与艺术多维交流多元融合的生动案例与经验集成,透过诸如“江南女性民间服饰”这类样本,极有可能达成超越此“样板”为新时代所用的“地域文化交流新做法”。笔者将借助此选题,在高校设计教育中积极尝试运用“线索研究”模式、“标本研究”模式以及“异质比较”模式,进一步开展研究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