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宫廷文化的重审 历史与文学的互证
——高志忠学术研究刍论

龙其林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新时期以来，国内古代文学研究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涌现出一批重要的学者和重量级著作。学界的老中青三代分布合理，中年一代固然甘于坚守，青年一代也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不断尝试，整个学科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在古代文学研究界，有一批新锐的青年学者潜心于研究，他们以现代意识对话经典，融合文学史料与研究方法，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个性突出、视角独特、厚重扎实的论著。高志忠即是其中一位，他在中山大学获得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后在暨南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现为深圳大学故宫研究院院长、文学院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诗文与诗文批评，兼及明清宫廷戏剧与故宫学研究。高志忠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戏剧艺术》《戏曲艺术》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宫廷戏剧史料汇编与文献文物研究”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广东省哲社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等课题多项，学术兼职有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散曲研究会理事、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理事等，主编“故宫学研究丛书”一套，出版《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明清宫词与宫廷文化研究》等学术专著四部。学术专著《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商务印书馆，2012）、《明清宫词与宫廷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14）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高志忠的学术研究聚焦于明清两朝的宫廷文化这一领域，通过对明代宦官诗文创作、宫廷戏剧以及明清宫词等方面内容的研究，提出对于明清两朝宦官文学的新认识，纠正了长期以来停留在人们印象中的对于宦官及其文化身份的扭曲评价。高志忠的文学研究立足于丰富的史料，善于通过文本细读以小见大，分析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与群体心理，借此探究宦官创作观念的嬗变及其背后所蕴藏的丰富文化信息。他的宦官文学研究思维敏捷而态度严谨，材料扎实而观点新锐，尤其善于从文学与历史的相互阐释中发现富于意味的细节。

一

高志忠的文学研究以明清两朝的宦官文学为对象，他不是从政治、阶级层面来看待宦官这一特殊群体，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特定时期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努力挖掘隐藏在宦官身份表象下的丰富文化信息。高志忠的宦官文学研究涉及面广泛，既有对明代宦官教育状况、文化活动、权力角逐的系统整理与解读，又有对宦官文学产生根源的透彻剖析，由此呈现出一个生活方式独特、情感世界饱满的宦官文学领域。高志忠的宦官文学研究重视对明清文人创作观念和文化形态流变的审视，厘定明代文人与宦官之间的复杂关系，努力还原明代宦官专权影响下明代文人和文学的生态。

高志忠的学术研究重视对于史料的搜集，整理、稽考了大量罕见宫廷创作资料，在对这些信息的归纳中提取出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高志忠通过对明代宦官受教育情况的系统考述，改写了人们对于宦官固有的生理与心理双重“变态”的印象，揭示出其作为一个文化素养相对较高的知识群体的形象。知识型宦官大多产生于明代的内书堂教育、帝王伴读和名太监门下，他们的存在是宦官文学诞生的前提和基础。高志忠针对知识型宦官的诗文活动进行了全面梳理，探讨宦官文学作品的存佚情况，对一些较为重要的宦官文人的生平进行稽考，在大量文本细读过程中概括了宦官文学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的特点，从而展现出宦官文学创作内容与风格的多样性。宦官长年累月深居宫中，生活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加之自身的身体缺陷和外界社会的歧视，使得他们的诗文创作表现出对禁锢困居生活、孤独寂寥心理的刻画，多有发愤辩诬之作。高志忠注意到“他们的创作不用考虑社会意义，功业名利，所以是更本真更自然的有感而发。也因为其身处独特的人文环境，他们特有的视野和思维，形成独特的文学体现。更由于其特殊的处境，我们从其作品中体味出不同于常人的特殊表达”①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8页。。万历时王翱曾作《咏笼雀》，将长期困居皇家牢笼的寂寞凄凉和无可奈何表露得淋漓尽致：“曾入皇家大网罗，樊笼久困奈愁何？徒于禁苑随花柳，无复郊原伴黍禾。秋暮每惊归梦远，春深空送好音多。圣恩未遂衔环报，羽翮年来渐折磨。”②参见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5页。曹化淳的《睹南来野记感怀》则力图洗刷自己“开门迎闯王”的冤屈，是宦官借助诗歌辩诬的力作。由于这个群体特殊的生理因素和心理状态，知识型宦官为求心灵的安顿更加相信宿命与迷信，他们往往崇尚礼佛与问道，因而对事物的认识和把握也极具宗教哲理意味，也催生出意境飘逸的诗文，如：“仙乐忽从天外传，岭云尽向洞中归。羡门久订餐霞约，直入玄关与世违。”也有充满禅宗顿悟之感和哲理性的诗句，如：“万物备于我，我身当践行。既无不了事，那有未忘情。”

高志忠从事明清宦官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在文学与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互相阐释，以避免单一学科视野切入问题时可能存在的视野局限。他特别注意“孤证不立”，对于难以确认作者、年代、背景的文本不轻易下结论，而是系统整理、考释了大量例证，可见其客观、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例如，明代的宦官事务活动范围相对较广，他们既受命于朝堂之上，也时而作为矿监、税监、提督等任命游走于各个领域，他们接触的人员来自各个阶层。富有学养的宦官可以利用这些便利条件进行文学创作与交游，其主观的个人文学行为便对整个明代文学建设多有影响。“如在与帝王的文学交游中，直接促进了宫廷文学的发展，而宦官之间的文学影响，以及宫内教书等，又直接促成奴婢文化圈的形成。而他们往来于地方与朝廷之间，又直接带动庙堂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交流。其广泛交友文人士大夫和僧侣人员，又使得奴婢文学、士大夫文学、宗教文学之间多有融会贯通。也由于明代宦官对明代社会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他们也成为明清各种文体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③参见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27页。高志忠认为，既可以从文学角度给予宦官以特殊观照，也可以透过他们的视角给文学以特定审视，这就是宦官与文学之间的“互相阐释”。在讨论了明代宦官对明代文学风格嬗变产生的影响后，高志忠随后对明清诗文、戏剧、小说、谣谚、宫词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考析，总结出宦官的生活际遇、功过是非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一大题材。如李玉的《清忠谱》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旨在揭露魏忠贤的罪恶，几近真实地再现了明末东林、复社与“阉党”及其余孽斗争的社会历史。④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66页。又如徐祯卿《杂谣四首》中“东市街，西市街，黄符下，使者来。狗觫觫，鸡鸣飞上屋，风吹门前草肃肃”的描写，叙述了宦官专权导致民间生活动荡。①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67页。

高志忠对宦官诗文材料的整合梳理与考析论证，开拓了宦官文学研究这一新领域，彰显了其勇于创新的钻研精神。明代宦官文学所展现出的宫廷生活场景和历史画面，某种程度上也填补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空白，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对于宦官与文学“互相阐释”的探究，倡导了文化互证这一研究理念，是其学术研究的亮点。

二

高志忠的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解剖色彩，这种解剖重在深挖某个现象背后的种种诱因，理清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后直抵诱因内核，彰显出犀利、精准的思维智慧。在《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一书中，高志忠呈现了宦官与文人之间既交善又交恶的复杂关系，以及文人在擅权宦官影响下的生存际遇、思想状态。随之，针对当时谄诗谀文大行其道，士风文风大为突变，高志忠做出精准的解剖。此外，对于明代宫廷戏剧的繁盛、内外廷演戏的“离合”所作的精细评析，亦是高志忠游刃有余地运用解剖手法来研究问题的突出表现。

用解剖手法作为文学的研究方法，好比为文学的某些征候做手术，要于纷乱复杂的表象中，梳理条条诱因，找出最关键的因素所在，特别考验研究者的思维能力和学识水平。高志忠运用“解剖手法”进行的学术研究，秉持着客观、严谨的态度，论据充分又与主题相契，加之其开阔、灵敏的思维，在解读某类文学现象时往往能够一语中的。在解剖某个问题前，高志忠会查阅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一方面是用来佐证其解剖结论，另一方面是用来证明确实存在某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可以说，高志忠对于学术研究的“解剖手法”是层层递进、富有条理的。例如，过去人们对于宦官的研究多停留在其政治影响层面，而鲜有人在考究明代文学时考虑到宦官带来的影响，高志忠则在审视明代文学的流变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个重要因素。他查阅大量文献资料，顺着宦官与文人的交往情况、知名宦官的生平考略，剖析出在擅权宦官的影响下，明代文人的心态发生的大幅改变，文学团体分化重组，文坛风气也变得软媚庸俗、归隐风盛。原本成长于李东阳及其茶陵派羽翼下的前七子，随着宦官刘瑾的专权，因不满于李东阳对专权宦官的暧昧行为和隐忍态度，最终与茶陵派分道扬镳，另立门户。不仅如此，李东阳的态度也引起茶陵派内部成员及其门生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两派：一派是只反刘瑾不反李东阳，另一派是既反刘瑾也反李东阳。而到后来，经过与刘瑾的交手、斗争，以七子为核心的复古派成员又出现了分头发展的局面，他们或弃文入道，加入理学家行列，或先后复官，却又受到李东阳一派的排挤。还有一部分人干脆选择回家隐居，并形成新的作家群落。“严密的法网、文网等高压政策，使馆阁之臣多数怀有疑畏的心理，进而被驯服为极为小心、屈从的一个群体”②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38页。，同时“擅权宦官的威令震慑使士人多明哲保身，而他们的威逼利诱又使不少士人走上依阿取势之路”③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39页。。高志忠从《中国古代佞幸史》撷取一例：“佑貌美而无须，善侍候振颜色。一日，振问曰：‘王侍郎何无须？’对曰：‘老爷所无，儿安敢有！’”④参见王丙歧《中国古代佞幸史》，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71页。文士的谄媚求全一方面助长了宦官的专权之势，一方面又使得谄媚风气大行于世，形成恶性循环。一部分遭到擅权宦官打压的耿直之士愈挫愈勇，因反阉气节为人推崇，而还有一部分文士走上了声色享乐之路。其中的竟陵派因经历过党争的腥风血雨，在被动或主动归隐后，其诗文创作则多了一种野老乡居的清冷幽深。

同样基于解剖的研究方法，高志忠对明代宫廷戏剧的盛行与戏曲种类的繁多进行了剖析。首先，从宫廷戏剧的表演者——宦官的演戏渊源出发，高志忠考察了宦官演戏的历史和建制变更，进而系统梳理了明代宦官演戏的种类、剧场、剧目、伶人优语等作为旁证，反映出明代宫廷戏剧的繁荣之势所言非虚。确立了可供解剖的对象后，高志忠开始一一从与宫廷戏剧相关的人物思想和心态进行分析。高志忠认为，明初皇家为了政权稳固严令控制民间戏剧演出，后来才对宫廷演出加大投入，明代皇族家庭的庶民思想、帝王的个人喜好以及宦官伶人对明代帝王的投其所好促进了宫廷戏剧的发展，但此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布衣出身、僧侣经历，使得他对戏剧这种民间俗文学样式比较欣赏和接受，他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律令，让戏剧在宫廷得以传播发展。而明代帝王好戏的习气，则加速了戏剧演出在宫廷的繁荣兴盛。负责帝王娱乐活动的内廷宦官见风使舵，乘机进献新声巧技以博取帝王的恩宠，这种一味迎合帝王口味的戏剧演出或许会使传统戏剧的道德教化、讽谏意义逐步退化，但总体来说，宦官参与宫廷戏剧演出以邀宠获幸的竞争之势，刺激、促进了宫廷戏剧种类的更新与戏曲审美风格的多样化。在谈到明代宫廷戏剧演出的没落时，高志忠指出“声色娱乐在多事之秋，比之政权，帝王更知孰重孰轻，明末风起云涌之际，崇祯不再幸玉熙宫，甚至遣散罢黜伶人”①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7页。，一语道破了宫廷戏剧存在的最主要条件。这样精准凝练的剖析，直抵明代宫廷戏剧繁盛的核心因素。在论及明代教坊司与钟鼓司出现的“合流”情况时，高志忠指出“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雅乐的失落。帝王不重视雅乐，严重而言就是一种礼乐崩坏，直接后果就是教坊司的衰败，钟鼓司的兴起”②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2页。。教坊司与钟鼓司原本分工不同，教坊司负责在外廷的文人士大夫面前公开演出，要求顾及国家体面、道德教化，而钟鼓司主要对内廷的皇帝负责，投其所好即可。当钟鼓司不断受到帝王的重视，演艺职能已可由内廷延伸至外廷，且外廷教坊伶人受到帝王宠幸则“阉割”入内廷演戏，此种在业务和人员上的“合流”，正体现了彼时宫廷由重教化到偏娱乐的过程。至明朝中后期，这种偏娱乐的形势还在继续发展。因律令的宽松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南戏在江南一带迅速崛起，后传至京都，进入内廷。神宗新设四斋和玉熙宫专门学习南戏，南戏善于表现盛世王朝声色娱乐、歌舞升平的特点使其在宫廷大受欢迎，重教化的宫廷传统戏剧北杂剧则呈日趋衰弱之势。

高志忠对于明代文学流变、明代宫廷戏剧繁盛和宦官内外廷演戏的“离合”解剖研究，既见解独到，又精准恰当，这与他学术研究中从宏观上把握命题，条分缕析探究各种诱因的研究思路密切相关。此种解剖方法，对于学术研究初学者也具有启示意义。

三

高志忠还擅长“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即通过细读文本，探究文本本身创作观念的嬗变和阐释文本所蕴含的各类文化信息。这种研究方法在其专著《明清宫词与宫廷文化研究》有集中的体现。在这本专著里，高志忠首先对明清宫词的作者、作品进行了系统的归类、整理，进而通过梳理、分析一百多篇明、清、民国时人撰写的宫词序跋、题词等，研究了明清宫词作者的宫词观念和晚清宫词的嬗变，并对宫词这一文体所蕴含的丰富文化信息及社会价值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高志忠“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是在大量阅读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的。大量阅读可以让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变化、发展过程中所蕴藏的某些规律产生大致的印象，再经由对文本资料的系统分析和精细考证，归纳出某些仅凭单个文本资料所无法认识到的隐藏信息。而这类信息往往比较重要，能够揭示更为深层次的意涵。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类似于“触类旁通”或“由点及面”的发散思维，要求研究者思维特别灵敏活跃，也要求研究者有足够的耐心和严谨的态度去确认、证实。而一旦能够确证，“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可带来新的学术意义。在《明清宫词与宫廷文化研究》一书中，高志忠就发现，明清宫词的创作颇多禁忌，一般是清朝写明朝的宫词，民国时期前清遗老写清朝的宫词，而本朝人作本朝宫词则多是赞美颂扬之言。通过大量考察收录和未被收录于《明宫词》的作者与作品，高志忠指出除了明朝人所作的明朝宫词外，大量的明宫词是生活在清初的前明遗老和清人所作。如撰写《崇祯宫词》186首的王誉昌，是明末清初的常熟人；撰写《启祯宫词》100首的高兆，是康熙时闽县人。①高志忠：《明清宫词与宫廷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1页。在这些宫词作者中，遗老身份者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大多有过前朝做官的经历，对君王怀有依恋和感恩之情。而至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中的一些特殊用语和称谓禁忌甚多，文人不敢轻易涉笔宫闱之事，于是转向撰写、考证和整理明宫词或历代古宫词。鉴于文网森严，清朝人作本朝宫词，就多了颂扬之声。如清代胡延的《长安宫词》，颜缉枯的《汴京宫词》写的是慈禧、光绪逃亡时的事件，他们将侍奉危难之际的君王看成是皇恩赐予的机会，内容多颂声。②王丙歧：《中国古代佞幸史》，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3页。朝代更迭之际是宫词的“井喷”之时，高志忠认为“遗老们好为宫词也在于借此聊以自慰的同时，可以唤起整个群体的集体记忆和彼此认同”③高志忠：《明清宫词与宫廷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虽然在创作上受到限制，在明清时期，宫词作者和作品的数量仍蔚为可观，远超之前历代。从这些宫词的序跋中，可以看出明清宫词的创作讲究“实录”求真与反串“代言”，还讲究讽谏意识与风骚传统。随着晚清后期创作队伍的壮大和更多名士的加盟，宫词这一诗体不再囿于后宫情怨和琐屑轶闻，家国、时代风云也成了其创作的主题，原本香艳的诗体风格变得大气、深刻。例如，《圆明园词》和《颐和园词》这两首宫词，即以圆明园、颐和园两大苑的变迁，见国运兴衰，寄托个人隐忧。④高志忠：《明清宫词与宫廷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76页。再看针对1927 年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一事，孙雄即“效梅村体”作长歌《昆明湖曲吊海宁王君静安》以抒其悲。对于晚清宫词主题和风格的流变，高志忠认为“遗老们因为改朝换代，也不再顾及身份和禁忌，他们的宫词在感怀之外，更多的是对时局、社会、人生的思考。由此，宫词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也不断被扩大和深化”⑤高志忠：《明清宫词与宫廷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

对于明清宫词创作观念嬗变的探究，是高志忠对于文本本身“以小见大”的研究，在阐释明清宫词这一文体所蕴含的各类宫俗文化方面，高志忠则更为熟稔地把“以小见大”运用到更广阔的天地。高志忠发现，宫词作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特殊命题，是以描写宫廷生活情态为主。运用“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透过宫词这个“窗口”，可以窥见宫廷的性风俗、饮食服饰、婚丧嫁娶、宗教信仰、行乐文化、时俗风物等各方面的信息，还原当时宫廷各色人等的生活影像、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而这些过往的或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大量文化信息，也具有相当丰富的史料价值，与其他文化互为印证，拓宽了俗文化研究空间。例如，宫廷性风俗方面，高志忠通过对相关宫词的解读，为读者呈现了明清时期的性启蒙教育和帝王耽于春药秘术、好男风的状况，以及太监、宫女之间的对食与菜户关系。吴士鉴《清宫词》有云“（雍和宫）宫内法轮殿，塑男女裸体佛像，谓之欢喜佛”，即揭示了欢喜佛在当时充当着性启蒙的功用。⑥高志忠：《明清宫词与宫廷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页。此外，春画启蒙和动物交合情状也是宫廷性启蒙教育的重要途径。明代《禁御秘闻》有载：“国初设猫之意，专为子孙生长深宫，恐不知人道，误生育继嗣之事，使见猫之牝牡（公母）相逐，感发其生机。又有鸽子房，亦此意也。”又如宫廷饮食方面，高志忠总结出“皇家要的是钟鸣鼎食的体面、礼节，饮食中体现的更多是政治意味和习俗传统。而习俗传统又有严格的规制，即按照节令世俗，有明确的典制说明”⑦高志忠：《明清宫词与宫廷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页。。《全史宫词》中的记载“水殿荷香扑御楂，风前撒扇叠轻纱。玉纤竟采银苗菜，莫损池间并蒂花”，则传达出“宫廷里食用的银苗菜还往往是宫女们在皇家花园的水泽中采挖的”这一让人意想不到的信息。⑧高志忠：《明清宫词与宫廷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页。再如宫廷对待西洋文化的态度方面。明万历年间，随着西洋文化的传入，传教士给宫廷带来了自鸣钟、相机、乐器、咖啡、洋酒、马戏杂耍等各种新奇的事物。考察明清时期的上层社会如何面对这些崭新的异域文化和艺术，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全史宫词》云：“佛号暗随宫漏转，自鸣钟应自鸣琴。”注曰：“《帝京景物略》天主堂在宣武门内。利玛窦自欧罗巴国航海入中国，神宗命给癝，赐第此邸。其俗工奇器，候钟应时自击有节。”从这则宫词可知，传教士利玛窦得以进入明朝宫廷，并在宣武门内修建天主教堂，他带来的自鸣钟起了重大的作用。再看清朝方面，吴士鉴《清宫词·慈禧照相》云：“垂帘余暇参禅寂，妙相庄严入画图。一自善财成异宠，都将老佛当嵩呼。”这则宫词是讲慈禧政后闲暇扮成观音的样子，让身边的内监扮成善财童子一起拍照，传达了慈禧比较迷恋现代照相技术这一信息。高志忠对于明清宫词所蕴含的文化挖掘既丰富全面，又细致生动。若没有搜集、参考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及敏捷、活跃的思维，很难达到如此让人“惊艳”的研究程度，足见其丰厚的文学阅历和深厚的学术钻研精神。

高志忠的学术研究敢于创新，独辟蹊径，对现象背后的根源研究细致透彻，让人信服；能以小见大，通过文本细读，探究其本身或背后更大的视野。他对宦官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对于明代宦官与文人、文坛、宫廷戏剧的关系研究，不仅在明代文学研究方面有意义，对明代史学、明代戏剧的研究也极有意义。对明清宫词作者、作品、序跋和创作观念的系统整理归类、细致分析，更是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而对明清宫词进行的文化阐释，也传承了民族记忆，大有裨益。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高志忠秉持着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原则，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文中所有论点均有材料支撑，故其文论让人读来如品知识大餐。高志忠还将自己的人生经验、生命感受适当地融入研究对象，在论及明代一些文士招到擅权宦官的迫害只会“舍生取义”不讲究斗争策略，且排斥、攻击那些注重斗争策略的文士时，高志忠“恨其不争”的情怀流露让其研究多了一丝人性的温暖，也带着理性的光辉。高志忠将默默耕耘、勇于开拓的钻研精神与严谨、敏锐兼有人文情怀的学术探究结合在一起，折射出其不俗的学术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