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融通、嵌入
——中国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路径选择

■李贺，马文静

(沈阳化工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辽宁 沈阳 110142)

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其中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尤甚。鉴于各自文化土壤和社会现实的差异，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境与问题，故而开展中国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路径研究尤为必要。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一）文献综述

社会工作源于西方且发展百余年，不论是价值观还是伦理守则都具有完整的体系。近年来，随着社会工作在我国的不断发展，由于本土社会工作行政色彩浓厚、部分专业化的特点，在具体专业实践情境中源自西方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伦理守则在中国的土壤上出现了适应性不足、水土不服的问题，各种实践问题和困境逐渐显现。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进行了各种理论探索。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主要关注本土化本质与实现路径两方面。一是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质的探讨。王思斌在区分社会工作本土化与本土社会工作的基础上指出，本土化是外来事物进入不同文化环境后双方不断适应和改变的过程，更强调后者发挥的作用，侧重于被进入文化区域的主体性[1]；潘绥铭指出伦理准则的焦点即为专业化的人际关系，强调其是具有多重意涵、多个角度的关系，是专业关系、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的融合[2]。二是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实现路径的研究。朱志伟认为，本土化要关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既要对本土现实进行思考也要注重理解本土的文化脉络[3]；孙健指出，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是一个“典范转移”的过程，需要双方优势互补[4]；顾东辉提倡，要将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助人思想相结合[5。

本文认为本土化不是单纯的外部文化输入的过程，而是西方文化被本土文化先接纳后相互磨合再逐渐找寻到双方相互契合的适应点，不断进行双向适应的过程。本文以适合中国国情及本土情境为前提，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三方面推进中国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进程。

（二）问题的提出

社会工作传入我国时恰逢现代化转型发展阶段，中国选择沿用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理念及实践模式，却忽略了本土情境的排他性与不适用性。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底蕴使得西方社会工作的知识理论和技术无法在中国现实情境中得到成功的运用。故而需加快推进中国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进程。回顾已有文献，研究热点大致有三个方向：一是梳理本土文化脉络或提炼中国传统文化的助人理念[6]；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构建社会工作伦理体系；三是强调中西方文化的相异性与相似性，整合吸纳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价值中可适用的部分[4]。

进入新时代，社会工作已融入多个领域。结合时代需求，本文试图分析当前国内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发展的困境，关注本土情境与文化环境，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与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体系有机融合，以此探索中国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路径选择。

二、中国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困境

（一）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理念的差异

第一，因果报应是佛教思想的基础。佛教认为万物的结果都由因而起，后遇到缘才会得到结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思想扎根于中国人心灵的最深处，反映在我们日常言行甚至道德准则中。受佛教因果论影响，服务对象会说服自己接受生活现实而不会考虑从外部获得专业帮助与服务。第二，儒家“仁”文化强调仁义忠孝、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思想，告诫人们要克制自己内心的欲望，时时刻刻规范自己的外在行为，以压抑、服从、忍让作为标准。这种克制小我为大我的道德准则与注重个人自由意志的人本主义是明显相悖的。

（二）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与研究的困难

第一，本土化方式未统一。我国学者大体上持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直接套用西方伦理价值；第二种观点认为西方价值观与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有共融之处；第三种观点认为应注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西方社会工作理念及价值观作适当调适与改变。第二，内生基础薄弱。中国社会工作主要承担者是中国民政工作，行政性特点显著，深受国家政策影响，缺乏民间发展基础和内在动力。第三，学界意见有分歧。学界关于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很多基本问题没有达成共识，导致重复的学术研究，造成资源浪费。第四，发展时间短。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时间比西方短，制度化和专业化的程度不太高，国内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岗位少之又少，影响了社会工作伦理的专业实践，无法推进和验证中国社会工作伦理的成果，不利于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顺利进行。

（三）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中的现实情境困境

第一，伦理守则具体应用情境不清晰。民政部制定的《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指引》中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大多笼统、抽象，只强调了通用且普适性强的基本伦理原则，尚未指向具体实践情境的运用，在实际操作中不能作为具体伦理困境的参考指引。第二，法律规章保护制度的缺乏。我国现有法律尚未为社会工作专门立法，因此，各地颁布的法规与规章及地方性政策甚至一些口头约定成为社工暂时的工作依据，但这些地方性规章政策之间缺少联系，内容多有重复及容易产生法律空白，且法律位阶低，不具有权威性和保障力度。第三，伦理守则情境适应性欠缺。守则只具有通用普适性，面对特殊的情况和伦理困境不一定全都适用，对于一些特殊情境的伦理困境缺乏指引。

三、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策略——汲取、互鉴、嵌入

（一）传统文化视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1.儒学伦理思想——“仁爱”“大同社会”

儒家学说的发源远早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时期，但二者的思想内核具有高度相似性，应思考儒家文化精华对于中国社会工作伦理体系的适用性。第一，儒家“仁爱”思想提倡孝敬父母、敬爱兄弟，由近到远、由内至外发散情感，再以爱天下众人为终点，这契合社会工作中利他主义的价值理念。第二，“大同社会”理念的滋养。《礼记·礼运》描述了一个仁爱、公平、民主、诚信、共享的大同社会，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角色以及相应的责任与义务。每一个社会工作者都应当对未来的社会持有乐观的态度，相信通过社会成员的努力，社会将变得越来越美好，社会工作者不应只顺从机械的步骤建立与案主的专业关系，更应以心中的理想信念投身于专业实践，增进社会福祉，实现现世的“大同社会”。

2.道家伦理思想——“小国寡民”“人与天地”

道家强调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道家思想精髓与我国社会工作伦理有许多契合点。一是小国寡民是老子《道德经》中描绘的理想世界，每个人都能在社会里获得机会并自由生活，表达了他希望人民脱离战争与贫困的美好愿望。这种救民疾苦的思想和追求平等理想社会的愿景符合社会工作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取向。二是道家用“道”来研究和解释人与天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道”是世界万物的母亲，遵循大道的无为，才能获得人生的快乐与意义。毋庸置疑，个体与环境是互相影响的，个体对外部环境的主动实践与反思是不可缺少的。此与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理念相通。三是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相反的一面并且不断向着相反的方向一直发展，生便往死，死亦向死，即使是有罪的人也是可以拥有重新来过的机会，这与社会工作“去标签化”理念相契合。

3.佛教伦理思想——“慈悲”“平等”“自决”

国家石油公司国际化经营起步较晚，但视野开阔，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油气机会。但由于国际化经营经验欠缺、技术与管理能力有所差距，国家石油公司依靠资金优势，以参股形式参与全球的大型油气勘探项目。国家石油公司在某些领域也有技术专长，在成熟盆地、陆上常规的重大油气发现中也有国家石油公司的身影，但在深水、非常规等前沿领域依然是国际大石油公司占据主导。整体上国家石油公司在大多数领域基本作为跟随者。

佛教文化在国人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佛教与当代社会工作伦理高度契合。第一，佛教慈悲观。佛教利他济世的慈悲精神十分契合社会工作助人精神。第二，佛教福田观。佛教将给予帮助的对象称为“福田”，助人好比种植希望，会收获福报，即告诫人们，应常怀慈悲心，关怀周济老弱贫病。这与社会工作的助人理念不谋而合。第三，佛教教诲人“自性自度”——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脱自己的苦，强调个体本身的主观能动性，要求人掌握自决权。服务过程中社工要鼓励案主认识自我、发掘自我，充分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

4.中国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强调，中国的社会格局就像是水中扔进一颗石子，水面上泛起一圈圈的波纹，由近到远水波愈来愈薄。

在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中，差序格局能给社会工作伦理建构提供独到的思路。首先，差序格局与生态系统理论的共通之处。差序格局表明中国的社会支持网络有亲疏远近之分且具有不同功能，处于关系网络中不同层次的主体有不同的功能，如家人主要提供情感性支持，陌生人更多提供工具性支持，朋友提供的是兼具情感性与工具性的混合性支持。其次，差序格局中资源链接的运用。差序格局的强度与政治地位、经济实力、文化水平成正比，那些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们人际关系较为松散，无法给他们提供有效的帮助。社会工作者需要做的就是“助人自助”——在案主的差序格局中引入资源来实现案主与他人的资源互换。最后，差序格局中职业伦理的遵循。社会工作者要谨记自己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帮助案主解决难题。

上述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同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与实践具有高度相关性与契合性，在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过程中应当加以合理汲取，并将之运用于社会工作实践领域。

（二）中国核心价值取向——融通新时代的力量

中国的社会工作想要落地生根，必定要符合国家意志与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社会工作伦理价值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上为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工作专业伦理提供了参考，社会工作的伦理价值取向需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1.微观层面

2.中观层面

第一，强调“以人为本”。社会主义制度旨在为人民提供自由的生活和发展的机会，而社会工作也是一门关怀人、帮助人的专业，服务困弱群体，增进社会福祉。第二，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社会工作侧重补偿性原则，在公益事业中推动社会公平与正义。第三，践行“两邻”理念。以习近平总书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两邻理念为指导，除注重小邻邻里间互动、互信、互爱、互助，同时注重大邻大的社区与驻区单位、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协同，坚持要事共商、社区共建、社会共治、成果共享，要实现小邻和睦、大邻和谐，即邻里和睦、环境和美、文化和融、社区和谐。

3.宏观层面

第一，坚持人在情境中的理念。要将发展社区物质条件与提高居民自治精神相结合，推动社区治理转型。第二，共同建设和谐的未来。社会工作者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追求社会系统内紧密联系的各部分协调与和睦。第三，以“五社联动”理念为指导。坚持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社会资源及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协同联动，以社区为平台，社工为引领，社会组织、社会资源及社区自组织为合力，共同推进社会治理协同发展，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中国社会工作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融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必然选择。

（三）西方社会工作理念——互鉴适于中国情境的价值元素

1.生命至上原则

生命至上原则指在实务过程中社工有责任保护服务对象及第三人的生命安全。面对伦理困境时，社工应当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生命至上是人民利益至上的具体表现，社工需谨记所有伦理守则都要以生命安全为基础，如若个体的生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其他价值都毫无意义。

2.重视保密原则

与西方不同，中国人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生活中遇到挫折或困难会选择自己隐忍。因此，社工要注重对案主隐私与案情的保护，社会工作者没有案主的知情同意不得泄露案主的隐私。

保密原则与生命至上原则作为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中的重要守则同样适用于我国现实情境，应采取借鉴的态度。文化因交流而精彩，因互鉴而丰富，伦理亦然。中国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对于西方价值理念应当是“典范移植”，优势互补为宜。

四、结论

社会工作在传入中国的几十年来切实解决了部分社会问题，也帮助许多陷入困境的人走出阴霾迎来阳光，但不可否认，西方的伦理与价值观并不能百分百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社工无法直接将其运用在中国本土的实践情境中。近十几年来，中国学者不断从社会工作伦理的理论建设、实践归纳、伦理教育等多个角度出发探索着中国本土化。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应从三方面出发：第一，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力量，追溯文化的历史脉络为伦理本土化提供原动力；第二，立足时代背景考量新时代中国特色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第三，从中国本土情境出发，借鉴和整合西方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中与本土情境契合的部分。总之，新时代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进程应立足本土情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与传统文化色彩的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