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学科教师参与知识转化的动机: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研究

王占军

(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一、问题提出

根据中国科技成果管理研究会、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8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2017年,以双一流大学为主体的科研机构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合同项数均增长迅速。其中,合同金额达121亿元,同比增长66%;合同项数为9907项,同比增长34%,转化合同平均金额为122万元,同比增长24%。学术界参与知识转化活动的增加与政策激励有紧密关系。国务院、教育部先后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2018年前后各“双一流”高校公布的建设方案普遍提出,通过科研管理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完善学校科技成果管理机制,激发科技人员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从国外情况看,财政激励对研究型大学教师知识转化倾向影响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好坏参半的证据。虽然有研究发现,经济激励和发明者申请专利的动机之间存在着积极联系,[1]但也有研究认为大学提供的经济奖励不起作用[2]。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采用了基于经济模型的狭隘的人类动机概念,主要关注的是财政激励对学术机构行为的影响,而不是单个学者的行为。有研究探讨了学者向学术创业主义转变背后的个人动机[3],但未对他们动机的内在方面给予足够重视。此外,学界对学术信念如何影响教师参与知识转化的动机关注不多。因此,有必要探讨学者为什么参与知识转化,经济和非经济的动机驱动因素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本文借鉴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自我决定理论,以解释一流学科教师的经济和非经济动机驱动因素在知识转化追求中的共同作用,考察教师个人参与知识转化的多样化动机对其学术工作的影响机制。本文认为,学者在追求知识转化的过程中,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这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内化了与之相关的价值观。除了声誉和经济回报,内在动机也是参与知识转化的强大驱动力。本文以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生物科学和材料工程四个一流学科教师为例进行研究。

二、理论框架

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自我决定理论为研究人类动机的多面性及其与社会价值和规范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4]该理论把动机看作外部调节过程和个人对自主和自决的内在心理需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该理论的观点是,当人们相信行为将导致预期的结果时,他们就会采取行动。该理论将行为结果和他们所追求的调节过程区分开来,从而预测潜在行为动机的变化。此外,该理论强调激励过程中的自我调节机制,这与那些在工作中享有相当多自由的学者的情况特别相关。该理论区分了三种主要状态:内在动机、外在动机和零动机。内在动机指为了满足内在的快乐和需求而做某事;而外在动机指为了结果或外部奖励而做某事;零动机意味着由于缺乏兴趣或不重视活动而没有行动的意图。该理论假设个体的行为动机放在一个自我决定的连续体上。它的范围从完全缺乏自我决定的动机到内在动机,基于内在动机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决定行为,因为它源自个人自发的兴趣,而不是由外部控制驱动。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外在动机的自我决定程度可以是不同的,从完全由外部控制的行为到部分或完全由内部整合的接近内在动机的行为。该理论的核心论点是,当个人将其背后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内在化之后,外部动机诱发的行为可以转化为内在动机的行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行为就会变得自主,不再需要外部奖励的存在。该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人类对自主性有天生的心理需求。该理论认为内部化是一个积极的、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试图将社会认可的道德规范或要求转化为个人认可的价值观和自我规范。[5]因此,该理论强调个体行动者的内化过程,不仅仅是个体对环境的社会化,也代表个体通过积极吸收和重组外部法规到内在价值,使个体可以自主地制定自己的行动规则的过程。该理论确定了三种不同的内部化过程:内向型、认同型和整合型,它们代表了不同程度或不同形式的规则,这些规则与不同的动机类型在外在—内在动机连续统一体上相互关联。[5]

当个人接受了外部规则,但不把它当作自己的规则来执行时,就会产生内向型投入。因此,这种行为与他们的价值观不一致,也不是自我决定的,它是一种部分“受控”的活动,主要是由外部动机驱动的;当个体的价值观与行为一致时就会产生认同,行动者为自己选择目标,在选择过程中他们有更大的自由和意志,因为行为更符合他们的个人目标和身份。认同使行为更加自主,并将其推向连续统一体的内在末端。内部化最完整的形式是整合,当个体完全认同社会规则或价值观的重要性,并将其融入自我意识时,这种整合就发生了。当行为与个体的价值观和身份完全一致时,他们可以在没有外部规则的情况下受到内在的激励。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假设人类具有自我调节的一般有机体倾向,强调了内在动机在行为中的作用。虽然内在动机的概念经常与情感结果相联系,但它最近被纳入社会规范维度。例如,林登伯格(Lindenberg)区分了基于快乐和基于义务的内在动机。[6]前者与改善自身状况的情感有关,而后者是指根据规则、规范或原则行事而获得的满足感。在这两种情况下,驱动行为的动机可以说是内在的,因为它是在没有物质奖励或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产生的。然而,两种动机驱动的行为常常导致不同的结果。对该活动的内在兴趣并不一定排除外在奖励的显著性影响,因为个体会感知到该活动的因果关系。一些高度自治的个体诸如学者,可能对该活动具有强烈的内在兴趣,同时,他们也有强烈的动机为该活动获得外部奖励,包括认可、职业晋升、经济回报等。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深度访谈法,样本来自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材料工程、物理科学四个“双一流”学科。按照比彻和特罗勒尔将学科分为硬—软和纯—应用的方法,由此形成四个学科类别,即硬—纯、硬—应用、软—纯和软—应用。硬纯学科是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旨在发现普遍规则,通过科学探究积累知识。材料工程则是偏向实践取向的应用性硬学科,以生产新产品和应用新技术为目标。以往研究表明,科研商业化倾向于集中在顶尖院系硬学科的杰出学者研究活动中。本研究选取来自基础研究商业化机会丰富的理工学科大学教师作为样本。因此,样本是面向精英学术研究人员的,他们可以在传统学术目标和知识转化目标之间做出有意义的选择。先广泛收集四个学科教师从事各种类型的知识转化活动,从传统合作模式(如合作研究、合同研究、个人咨询、联合出版物)到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如专利和注册公司等)。虽然本研究的重点是后者,但前者为分析提供了一个参考群体。这些样本主要是通过在双一流大学网站上搜索简历来确定身份的,并使用滚雪球方法来扩大样本量。然后发邮件邀请受访者,最终,共有20名教师接受了采访,每个学科5人,其职称涵盖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参与知识转化的时间分布在1～8年。访谈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法,主要关注一流学科教师的产业联系经验、对科学—商业关系和知识商业化的态度和取向。向那些积极参与工业联系的教师详细询问他们与工业联系的状况、参与这些活动的原因和动机,以及对这些活动的报酬和利益的评价。每次访谈时间约为1小时,访谈录音转录为文字。

四、硬一流学科教师参与知识转化的形态

根据访谈结果,本研究区分了三类由不同动机驱动的“知识商业化者”:传统学者主要是由“荣誉”驱动的“被动的”商业化者;“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者是受“经济收益”和“学术旨趣”推动的“坚定的”商业化者;“混合”学者是受“荣誉”和“学术旨趣”推动的“主动战略”商业化者。

(一)传统学者作为“被动的”商业化者:“学术荣誉”至上

“传统”学者是那些坚持基础科学的默顿准则,认为商业化与他们的个人价值观和目标不一致的人。他们是“被动的”商业化者,从事知识商业转化是为了在资源日益紧张的环境下获得迫切需要的研究经费。一位参与访谈的物理学教授在回答是什么驱使他和公司合作把他们研发的产品推向市场时,给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回答:“当我负责指导大学生创业项目后,我有了想把这个做成产品的想法,最主要的是想测试我们的想法。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我们虽然在大创项目比赛前也请教了很多企业,但做企业显然太外行了。我们的动机是我们想做这个研究,后续还能有钱继续下去。”有受访者谈到所在大学对转化给予的政策扶持,包括在绩效奖励上体现出的支持力度(如果获得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该学校给予一次性20万的奖励)。因此,他们的动力来自于将其作为建立学术资本、职称晋升和促进职业发展所需要资金的可能性。例如,一位接受采访的传统学者指出,知识转化是“值得花心思做的事情”,因为“这是本单位的文化”,“如果你想成为一名顶尖学者,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之一”。(物理学,副教授)

根据第一类学者的观点,大学应该是追求基础研究的场所,而应用工作应该在商业环境中进行。例如,一位计算机科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将学术研究与工业问题解决区分开来的重要性,他认为,“真正的学者”应该把重点放在基础研究上,那些从事工业问题解决的人“更像是从事大型工业企业研究和开发的研究者”,他们“看起来有些另类”。另一位物理学教授说,他的一位从事应用研究的同事“并不是真正的学者”,因为“他写的论文不多……他的目标是开发仪器……,这样的同事在院里还是少数的”。这些采访中的描述本身显然是在划定边界,因为科学技术人员的角色认同与高等教育领域对基础科学的追求密切相关。他们对谁是“真正的学者”、谁不是“真正的学者”的定义相当于一种象征性的划定边界策略,目的是保护和捍卫自己的学术角色认同。

有受访者对环境变化不以为然,另一些人则积极质疑这些活动的合法性。它们常常唤起纯粹的、“无私的”研究的传统理想,以捍卫基础科学的边界。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看到工业参与的相关性的人来说,他们似乎想要维持一个“象牙塔般的”学术科学世界,对企业联系表示质疑。有受访者(生物科学教授)说:“我个人对行业链不感兴趣。我可以愉快地继续我的基础研究,主要由国家自然基金和省基金资助。”另一位受访者谈到:“只是对工业不太感兴趣。他们对自己的发现有不同的评价。我在这里其实挺缺钱的……但相比赚钱,我更觉得能自由点更好,这个在大学里也就这点好处了。”(计算机科学副教授)这些传统主义者似乎在利用基础研究的规范作为自我辩护的保护资源。然而,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对商业努力的抵制也反映出一种对科学事业真正的关切,即私人利益可能破坏研究的客观性,并对科学事业造成道德威胁。有受访者表示:“大多数商业公司对研究本身几乎没有兴趣,甚至事实上,他们总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我看来,与商业合作研发的经历让人觉得不舒服。我感觉商业公司有点急功近利地把还没有明确的结果夸大化,可能那是他们的营销策略。”(生物学教授)

“传统主义者”的动机主要是“荣誉”。对这些学者来说,知识商业化是一种“内向型”和外在动机驱动的行为。根据考斯特纳(Koestner)等人的研究,内在化与情绪不一致和模棱两可有关,是一种相对不稳定的调节形式。[7]传统主义者的立场是不确定的,他们可能会根据对自身尝试的成功或失败的评估而改变方向。例如,在研究中接受采访的几位传统学者提到,由于不成功的创业经历,使他们觉得还是应该转向更基本的研究方向上去。特别是当科技部和教育部加大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力度及第五轮学科评估压力,有些受访教师表示,他们所在的院系又开始强调基础研究的作用,“领导在例会上反复强调发表和基金一定不能掉下去,否则学科评估结果很难预料。”(物理学讲师)这些说法表明,学者向学术创业主义的转变不一定是一个线性过程,当商业参与不能给他们带来“学术荣誉”时,这种转变可能会停止,甚至逆转。

(二)企业家型学者作为“坚定的”商业化者:“经济收益”和“学术旨趣”的调和

相比多数“传统主义”学者,“创业型”学者作为少数“吃螃蟹者”则相信科学与商业合作对知识转化和开发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学者往往出于个人兴趣而自愿从事商业活动,因为他们身上具有企业家的精神气质。他们有动力去做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而期望的结果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情感的。当国家政策允许高校教师参与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时,他们利用自己的学术专长“赚钱”已经具有合法性,因此,当他们依法获得学术收入时也会产生一种成就感。虽然公开承认经济回报的重要性,但在研究中接受采访的大多数人都以某种消极的方式谈论经济奖励,他们的谈话中充斥着对薪资过低和学术薪资制度落后的抱怨。例如,一位创办公司的学者说,“大学目前的薪水和公司相比根本没有竞争力,你看华为这样的企业做研发的动不动是大学老师收入的数倍,这样根本不利于大学吸引最有创造力的人。”有一位受访的计算机科学讲师说:“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如果你留下来了,不知道是高兴的事情还是悲哀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家庭的后盾,不知道你要多久才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所以周围的同事在靠专长赚钱,我觉得这实属无奈之举。”而从研究中提供的证据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对那些明显以市场为导向的创业型学者来说,经济似乎也只是他们商业努力背后的动机之一。除了金钱,这些有创业精神的学者还从参与商业冒险中获得了巨大的精神满足感。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在创业过程中体验到的成就感不亚于解决科学难题的满足感。企业家型学者是“忠诚的”商业化者,他们受到对成就的“利己主义激情”的驱动。这体现在他们对活动的热衷以及随之而来的收益。他们在追逐经济收益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理由来解决这个难题,而外部监管对他们的行为可能影响有限。它们可以放在动机统一体的内在化动机末端。

那些与企业联系经验丰富的学者在走向“创业之路”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愿意改变研究项目,以适应工业需求”。对创业型研究者来说,科学本质上是商业化的,追求商业科学完全符合他们的逻辑,并与他们的学术角色相适应。“纯学术”的传统理念似乎对这些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方式没有多大意义。有受访者表示,科学和商业的世界已经完全融合,很难在两者之间划清界限,把学术研究与企业需求分开来谈是幼稚的。对这些有创业精神的研究者来说,默顿主义的学术科学理想不过是一个虚构的神话世界,一位生物学教授表示:“我要告诉你的关键是,大学的研究如果不和企业结合起来,只是刷论文,没有实质意义,现在只不过是学科评估的压力放在那,国内大学的知识产权意识刚开始,如果我们不再依赖自然基金,我相信每个老师都知道怎么申请专利,你看看美国的一流大学,孵化了多少高科技公司,我们这方面才刚刚起步,必须大力支持,不能再走发论文的老路子了。”还有一位计算机科学的受访者对传统学术表示了质疑:“大学里计算机教学太落后了,毫不夸张地说落后十年总有吧,这样怎么能培养出企业需要的人。相比发论文,专利的价值在学术晋升上还不受重视,它应该是评估某人研究成果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我在考虑一个研究项目时,我肯定总是在考虑知识产权,未来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竞争最主要是在知识产权上,看看近期的华为事件就知道了。”

与那些传统上以“无利害关系的研究”为理想、以保护和捍卫学术科学边界为目标的同事相比,这一类型研究者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开发了自己独特的边界工作规范,以挑战学术科学的制度规则和价值。对这些研究者来说,深入参与行业是他们既定工作惯例和角色认同的一部分。例如,一位工程领域副教授将“创业投入”描述为“学者必备技能”的一部分,认为作为一名专业研究者,应该保留这些技能。商业实践似乎在他们当中获得了深厚的文化认知合法性。然而,深入研究他们的工作经历和角色身份,会发现价值和制度冲突对他们的影响。有受访者抱怨说,“旧规范”和“真正的文化”继续为他们的跨界活动设置障碍,他们将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并“非常努力地工作,以应对同事们的巨大怀疑”。另一位材料工程领域的副教授指出,创业活动还没有在高校成为主流,因为创业活动不被视为“正道”,他们被学院排斥。除了微妙的文化排斥,他们认为,所在大学继续以发论文和课题作为最主要的工作,只是把他们当作“偶尔宣传的工具”。

(三)混合型学者:“荣誉”和“学术旨趣”的重叠

在“传统的”和“企业家的”学者之间,有一些“混合型”学者与企业家型学者一样相信科学与商业合作的重要性,同时坚持传统主义者对核心科学价值的承诺。与传统主义者不同,混合型更自主地参与成果转化,并有认同感的支持。他们认为商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合法的,对他们的科学追求是可取的。例如,大学成立附属公司,可以视为保持学者科学自主权和对知识开发过程进行控制的一种方式。他们通过重构商业活动的意义来寻求对知识转化活动的认同,从而使其更符合他们的职业目标和价值观。除了获得资金支持他们的研究,混合学者在商业活动中也有着强烈的内在动机。接受访谈的大多数人相信知识应用的积极益处,并将商业化视为知识创新的源泉,这一类型的受访者强调了解决复杂行业问题的“挑战”。

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参与成果转化是一种“趣味”活动,满足了他们的求知欲。学者仅从基础研究中获得解决应用问题的假设,是建立在对他们工作中全部创造性科学活动的狭隘概念的基础上的。混合学者对知识应用的个人兴趣也支持了他们的专业信念,使他们以知识服务于社会。这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中尤为普遍。一位生物科学教授谈到:“我认为我们作为学者对这个社会负有责任,这个时代让我们处在非常有利的位置上。我们的钱来自国家,能为社会做点事情是非常有价值的。”另一位生物医学教授也发表了类似评论:“如果你的研究能做转化,能变成潜在的药品,我想你的工作价值也得到了显现,比发表论文让圈内人看价值更大。” 格兰特(Grant)认为,个人对一项活动的兴趣可以增强亲社会的内在动机,这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内在动机,其基础是由于确定的规则而产生的帮助他人的愿望。[8]混合学者可以被描述为“战略”商业化者,因为他们将商业实践融入到他们的行为体系中,同时不牺牲他们的核心学术身份。他们可以被放在动机连续性的终点上,追求荣誉是他们的外部动机,而解决实践问题则是他们的内在动机。

这种类型的学者结合了一种新的创业型大学导向和传统学术对学术核心价值和规范的承诺。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大学和工业的边界是可渗透的,并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他们强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似乎对跨越科学与商业的边界感到舒适和自信。这些研究者在与工业界打交道的方式上经验丰富,具有战略眼光。他们会试图影响或操纵行业伙伴的期望,以塑造关系。正如一位计算机科学教授所说:“我们对自己想做什么有非常清晰的想法,我们懂得公司的游戏规则……我们并不是那种书斋里的学者。”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边界提供了一个重叠的空间,在这里可以进行讨价还价和谈判。有受访者谈到:“需要在学术与行业需求之间做出平衡,应该说,科学原则得放到第一位,否则成果转化不可能长久。我们和企业合作的焦点问题在发表的限制、知识产权和后续的利益冲突,这些显然和学术界那种比较自由的方式有很大不同。”有受访者表示,“我认识那些能在二者之间游刃有余的人懂得怎么和企业合作,可以共享发表的成果还要争取所有权,尤其是实验室训练博士生,需要和企业谈好博士论文是保密还是可以公开获取,还有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一位生物学讲师表示,“如果我在一家公司工作,我想确保的一件事就是我要发表文章。我不是特别有兴趣从专利或类似技术开发上赚很多钱,我希望成果能够发表出去……所以你看,如果我发表,更多的生产商可以根据我的研究去开发应用。但如果我被限制到某个公司的项目里,那么你就不得不依赖公司,如果后续合作失败了,那可能这个研究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如果你有很多合作伙伴,你会变得非常强,在行业里更有话语权。”

对于混合型学者,他们使用“旧的”学术框架来解释知识转化的意义,以化解与任何规范的紧张关系。对于许多混合型学者来说,经过多年的基础研究,知识应用意味着他们科学作用的延伸。基础研究是创造新知识、解决大问题、支持应用的火花,从事更高水平应用研究的机构将从基础研究的额外投资中获得更高的绩效回报。这可能意味着基础研究计划拓宽了大学的知识储备,从而提高了未来应用研究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将基础研究看作应用研究与经济回报之间关系的补充,那么参与基础研究是合理的。

混合型学者能够扩大他们的工作角色的边界,在他们的传统学术中不断加入企业实践,而不牺牲他们的学术身份。接受采访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研究者。他们认为,自己更重视学术价值、研究成果和学术声誉,并没有把获得经济收益作为优先项。一位开始参与成果转化的计算机科学教授称,他的学术声誉是“核心”,这让他可以在学术界之外从事许多其他事情:“……我的首要任务是成为我研究领域的推动者。企业的人之所以愿意找我,我觉得还是因为我的教授身份,否则他们可以去找别的公司合作……”。这类研究者追求应用知识的生产,同时又牢牢扎根于学术界。他们追求研究的应用化,但并不是完全的经济意义。在社会认知层面,这一类型的教师使用“中介信念”来调和他们在科学和商业领域同时参与的内在矛盾。例如,专利申请和成立公司并不被视为盈利的工具,而是一种机制,使它们能够控制知识的开发,从而保护科学的完整性。在更实际的层面上,他们在日常工作中一丝不苟地维护学术工作的半商业边界的清晰性和社会秩序。他们努力确保所在实验室的两个领域是分离的,以避免利益冲突。混合型学术的边界工作是复杂而巧妙的。这些研究者积极协商学术和商业之间的界限,并寻求为他们的工作规划新的社会空间,同时保护他们的自主性和角色认同。他们处理这两个领域之间模糊界限的方式,往往涉及相互矛盾的制度逻辑和规范的明显矛盾组合。然而,这些研究者擅长解决与规范的紧张关系,避免利益冲突。对于创业型大学时代的学者,必须在社会和院校压力与身份保护之间进行调和,当然能做到混合平衡的人非常少。一位生物学教授表示,作为他所在的一所国内顶尖学科的教授,他的发表与同事相比“有点薄”,自己有时候也困惑是不是该退回到传统的方式上工作。另一个人谈到了他的一个“千人计划”的同事,“他创业做得很成功了,但并没有放弃本职工作,我每次看到他,都是行色匆匆,他要带实验室,还在为外面的公司做项目论证,国家大科学项目靠他带队,我觉得他绝对是超负荷运转。”混合身份保持着与已有身份不同的元素,因此当与来自教师身份的任何元素发生冲突时,可能会发生角色紧张。从研究者的角色过渡到企业家的角色,即使是最具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者也充满了内在的紧张。这不仅是因为要弥合的身份之间的差距是相当大的,而且放弃重点学术身份将意味着威胁到专业身份和科学自尊。

五、讨论和结论

(一)创业型学术与传统型学术的社会学矛盾

本研究呈现了正在扩展的创业型学术与传统型学术的矛盾。随着支持“双一流”大学从事成果商业转化政策的不断出台,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成果转化甚至成立商业公司,学术创业主义模型取得了突出地位,这种趋势与强调“利他主义”的“象牙塔传统主义”模型开始并列运行。面对学术规范的二元性,学者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基础科学的象牙塔传统主义理想和侵蚀市场的现实逻辑之间左右为难。有些人可能通过在两种范式之间作出选择来寻求解决紧张关系,而另一些人可能通过在这两个领域的交叉点重新确定自身角色来试图调和两极立场。学者不得不在创业型学术与传统型学术的边界两端的连续体地带进行工作。

基恩(Gieryn)创造了“边界工作”(Boundary-work)一词,表示学者在绘制其工作的边界以追求专业自治和增加资源方面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学者使用解释性策略以构建自己所在学科的行动空间。[9]他的分析表明,当科学界想要保护自己的专业自主权时,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之间的界限就被明确地划定了。然而,当学者们寻求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他们的学术工作时,这一界限往往变得模糊。这种模棱两可是造成内部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同时也给了学者很多选择和创新的机会。学术与商业关系的当代转型,使学术研究的社会学矛盾凸显出来,为个体行动提供了新机遇。学术界和市场之间的边界转变不仅对学术工作的外部条件提出了重大挑战,而且从更根本的角度对学术职业认同的核心要素提出了挑战。学术研究者的专业角色认同在历史上一直深深植根于一个独特的学术共同体,其特征是强大的外部边界和与知识生产的特殊关系。这个自我调节的有界世界与默顿所说的“无私和共同主义准则”紧密相关,以自由追求知识为共同信念。虽然研究者在实践中并不总是坚持这些理想,但它们对共同体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并有助于加强共同体的专业自主性和角色认同。市场对学术的渗透和知识的商业化对这些专业理想提出了挑战。研究者走商业化道路的决定可能涉及角色转换和内在意义的形成过程,需要管理多个角色身份。认识到科学工作中这种明显的矛盾对于理解价值和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学者对传统的“默顿”规范的坚持并不排除他们参与商业活动,而商业参与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接受其潜在的市场精神。同样的对外商业交往行为也可能由不同的态度和动机所支撑。在“旧”与“新”的两极立场之间,大多数研究者表现出“混合”取向,尤其擅长在科学与商业之间的模糊边界上,规划适合自己的社会空间。

(二)学者工作动机与知识转化的类型学

学者在商业活动中可能受到一系列复杂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驱使。科学奖励制度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多层面性质,包括“荣誉”(声誉/职业奖励)、“金钱”(资金奖励)和“旨趣”(内在满足感)三个组成部分。默顿在谈论科学家的气质时认为,荣誉是学者报酬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不仅是因为学者强烈地受到同行的认可和威望的激励,而且其他奖励,如工资和研究基金,通常是根据获得的认可程度来划分的。荣誉是科学奖励系统中一个被深度制度化的特征,学者们感受到了荣誉驱动力的影响。[10]在传统模型中,发表学术成果是获得荣誉的主要途径。随着创业型学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微妙地改变了学术研究荣誉交换关系,将某些商业型学术形式纳入其中。与专利行为相关的声誉回报的增加可能促使一些学者利用商业活动作为促进其学术生涯的手段。

本文认为,要更全面地解释学者参与知识商业化的行为,需要考虑更广泛的动机组合,超越外在奖励的狭窄范围,应该考虑与内在动机相关的社会和情感方面因素。在激励理论研究中,学者对经济能否作为激励因素一直存在争议。赫茨伯格的“激励保健理论”和塞利格曼(Seligman)及契克森米哈(Csikszentmihalyi)认为,金钱是一个保健因素,而不是激励因素。它有助于改进个人的满意度,但可能无法单独靠钱起到激励作用。[11]除了荣誉和金钱的外在奖励,大多数一流学科教师的内在动机是提高知识,他们也在从事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中获得巨大的满足感。事实上,从事创造性发现新知的欲望是一位敬业学者的特征。在默顿的基础科学共同体中,学者从一个相对有限的科学群体中寻找和发现重要的真理以获得满足和享受。阎光才认为,现代研究型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分享知识,这种“猎新”的癖好,赋予了学者们批判性和永不满足的“自我更新”的职业性格和偏好。根据这样的观点,没有理由不把追求创造力和趣味作为知识应用和创业参与的方向。[12]

一流学科教师追求知识商业化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一种类型的创业学者是由一个共同的动机驱动的。余小豆的调查显示,教师参与产业工作的动机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使科研成果加紧与产业的衔接、研究成果所用带来满足感和自我价值实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对所在学科领域产业界很感兴趣、创造就业实习机会、利于人才培养。他认为从15个动机因素排序可看出,高校教师参与产业工作更多来自于内部动机,如兴趣、提升自己研究水平,而不是外部动机,如物质、外部资源等。[13]本研究表明,学者的价值偏好影响他们参与商业活动的动机,并影响他们对学术声誉、经济和情感回报的不同价值的认知。学者是受到内在驱动还是基于外部收益或者来自大学和政府的动员要求而参与知识转化,受到他们自身学术信念的影响。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类在其行为中具有自治和自我调节的有机体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的动机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往往是以一种矛盾的方式涉及对立价值观的矛盾组合,形成一种混合类型。正如访谈中的发现,那些能够协调学术和市场两端的学术创业者并不是简单以物质回报作为动机,他们对知识转化充满热情,就像他们对学术探究的热情一样,说明了自我激励而不是外部监管在驱动他们的商业行为方面的首要作用。

(三)知识转化的治理模式与制度实践要求

当前无论是大学的政策还是政府部门促进技术转让的政策多停留在单纯依靠财政激励手段。因此,如果学术界的动机是由外部奖励和内部奖励的复杂组合构成的,那么狭隘地专注于提供财政奖励的政策举措可能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弗雷(Frey)和杰根(Jegen)还警告称,基于经济模型的管理实践可能会将一种非货币关系转变为一种明确的货币关系,从而破坏内在动机,这种可能性令人不安。[14]此外,考虑到学者商业活动背后的价值和动机各不相同,一种一视同仁的方法不太可能有效地激发学术人员从事知识商业化的热情。有作者提出,促进学术创业的政策应该针对具有创业意愿和热情的亚群体,防止出现以绩效评价的方式激发学科人员普遍从事创业活动。[15]本研究表明,额外的激励措施对那些已经像“创业型”学者那样深入从事这项活动的人可能只有有限的影响。这些学者追求商业科学有着独立的理由,他们可能会追随那些具有专业挑战性和个人兴趣的东西,而不是其他任何方向。相反,似乎只有“传统主义者”才会对与荣誉相关的外部奖励做出反应,并做出行为上的改变。特别是,以额外资助研究和将学术奖励与知识转化绩效挂钩的政策,可能对一些传统主义者走上知识商业化道路起到很明显的激励作用。

本研究还表明,虽然大学本位和政府本位的知识转化项目或者工程在当前部分“双一流”大学取得了显著成效,增加科研人员从技术转让中获得合理奖励收入的政策受到欢迎,但这始终存在一种潜在危险,即自上而下的知识商业化工程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学者本已脆弱的自决权,以及他们动机中内在的、学术旨趣的方面,而这正是创造力的最终驱动因素。因此,下一阶段的政策重点应该是在完善科研考核激励评价制度的同时,进一步落实科研人员自主权,考虑采取多样化的内在激励措施,而不是单纯通过经济报酬来进行激励。虽然内在动机不能被强制执行,但它可以通过社会化,例如为学科人员提供更多接触转化和创业的机会,来增强学者自主性的感觉,以便为他们自主选择参与社会服务的方式创造适切的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