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海明威 外一篇

每走过一个城市，我时常会想，人们到一个城市是来寻找什么？除财富、梦想之外，应该还有点什么，就是那么一点点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多余的东西。那应该是一种为某些特别敏感的心灵准备的东西，用城市的味道，或城市的灵性，或城市的灵魂这样的现成词句，勉强可以套用。但我总觉得，我们往往用一些抽象的词语，将我们并不太说得清的东西，笼而统之地装进去，似乎有点不太负责任。

那天，我在巴黎地铁六号线巴斯德站等车的时候，在通常贴满广告的墙壁上看到了兰波的一首小诗，类似的小诗，有时在地铁车厢里也能读到，高高地贴在广告牌上方约两张A4纸那么大的地方。诗的后半段是这样写的：

六月那些美妙的夜晚，

椴树散发着馨人的香气，

空气时而如此的温柔，

让人禁不住合上了眼睑。

原谅我，翻译成中文已失去了大半的味道。但这正是我在那个夏日的傍晚，站在拉丁区几条小街与布兰维尔街交会而成的街心广场时，所感覺到的。那其实只是街道交错时留下的一小块三角地，称之为广场是大大言过其实了。三角地上只有一个碎石砌成的椭圆形的花坛，也并没有什么花，只是长满了矮灌木。花坛边上三两棵树，形成浓荫，树下两张漆成绿色的长椅，上面坐着几个年轻人。两盏同样漆成绿色的路灯柱和花坛另一边竖着的供行人饮水的人工喷泉——也是绿色的，就是这小广场上唯一的点缀。真的没有多余的东西，与穿过短短的布兰维尔街几分钟即可到达的孔特斯卡普广场的喧闹相比，这里要安静许多。路灯还没有点亮，夏日晚上9点半，太阳落下去了，只在不远处先贤祠的圆形穹顶和圣艾蒂安杜蒙教堂哥特式尖顶上留下一抹粉红色的余晖，但天并没黑。

我想只在这一刻，我找到了这个城市有别于其他地方的那么点多余的东西。我在树下略站了一会儿，长椅上几个年轻人的说话声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海明威在他自杀前写的一本半随笔半自传的小书《巴黎是一个节日》里说过，他常走布兰维尔街。这条街窄而短，有两家小饭店和一家名叫“凯旋剧院”的小戏院，戏院门口站满了等待入场的人。不知怎么，想到巴黎让我感到的那么点多余的东西，不由得就想到这个人。他作品中那种时而搅到我们器官最深处的东西，让我意识到他早年选择在这里生活，应该多少与我刚才的想法有一点相通的地方。

1921年12月22日，海明威带着新婚妻子哈德莉抵达巴黎，1月9日就在孔特斯卡普广场边的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74号四楼的两间小屋住下，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当时新大陆的文化青年纷纷来到旧大陆寻找灵感，巴黎是他们的首选。可见这个城市果真有那么点多余的东西，让那些靠心灵吃饭的人，可以在生理生存空间之外，另有一些凭依之处。

74号至今犹在，窄长的楼门漆成醒目的天蓝色。门左上方有一块石牌，作为海明威曾在此旅居的记录。二楼的一个窗口挂着招牌：“海明威旅行社”，恐怕实际业务与海明威无半点关联。74号边上是一家服装店，店名就取了海明威的那本书名“巴黎是一个节日”。傍晚我到的时候，店还开着，显然是面向游客的那种，居然还卖中国旗袍。我是从塞纳河边沿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一路上到这里的，海明威常顺着这条路下到塞纳河堤岸边的旧书摊，这是从74号出发距塞纳河最近的一条路，是条坡路，从下到上由宽变窄。它使我想到是什么东西促使一个人选择做异乡人？逃离扯不断的东西，接近不相干的东西，抓住那转瞬即逝的“疏离”，有什么美妙我说不清，只是一种“逃”。异乡人就是一种“逃”。

孔特斯卡普广场上的露天咖啡座已经坐满了人。所谓广场实际只是个街心花园，一座小小的石头喷泉，被铁栅栏圈着的花坛围在中心，再外围是青石铺成的路面，五个街口，一家挨一家的咖啡馆和小食店将广场圈住。我在广场上转了一会儿，朝德斯卡尔街走去。海明威在这条街39号公寓的顶层租了间阁楼，用来写作。德斯卡尔街和穆夫塔尔街在广场上交会连成一条长街，过去是这片贫民区的轴心，如今已全部辟为商业兼旅游街，咖啡馆、冰淇淋店、煎饼铺、土耳其羊肉夹馍店、中餐馆、杂货铺、旅游小商品店，一家接一家，排满了小街的两面。穆夫塔尔街上还有一家名为“木剑”的小电影院，专放艺术与探索类电影，门脸很小，不经意走过了都看不见。海明威时代，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这里每天早上都有牧羊人赶着羊群经过。住在拥挤的小楼里的房客，会拿着杯子下楼，拉住一头羊挤上一杯奶，再放几个生丁在牧羊人的手里。这是海明威每天早上打开74号四楼的窗户即可看到的景象。早上，他从74号出来，兜里揣几个小橘子和烤栗子，径直来到39号，一口气上到七层阁楼间，从这高地顶楼的窗口，他能望见整个街区的屋顶。旧巴黎的穷文人多半在这种叫“女仆宿舍”的顶层阁楼间完成他们的大作，欧式老城的屋顶都是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的，那是壁炉烟囱的海洋。下雨时，天空、屋顶、雨帘，一色灰，足以让诗人听到血管里的泪流声。

逃到哪里放得下这颗心

晚春经宁数日，偷得一个下午去雨花台。行至后山景区，见杨邦义剖心处，四周春色浓浓，万籁俱寂，人踪罕至，似乎只有花香草熏徘徊不去，犹忆故人。风雨合谋已将石碑洗刷成灰黑一块，斑驳不清的石面映出了时间追逼中的挣扎和无奈。有几人还记得杨邦义和他那颗心？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建康府通判杨邦义在城破主逃之际，誓不降金，被金兀术剖腹掏心，罹难于雨花台东岗，逝时44岁。乾隆年间为杨邦义那颗心追加过一块碑，其后就没人立碑了，再无文人为悲愤了九百年的铁心孤魂题诗作赋。

能为那颗心吟诗赋词的聪明脑瓜不是在投考托福就是在苦念雅思，一千年的移根，两百年的断脉，曾经那样执着的枝叶，终于弃树而去。以今人之见，这位江西吉水人是地道的“历史傻瓜”，“宁为赵氏鬼，不做他邦臣”为的是哪般？还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尤其在舍生取义而义已不存之时。

“人活一世为了什么”是个老掉牙的问题，如今已鲜有人提及了。活着日益与享受并列，意义之类就显得多余，快乐几乎扫清了所有的人生目标。“行尸走肉”这个词过去一直与无意义的人生并提，活一辈子不过一块肉，从细胞之生到细胞之死，有长达一百年的，也有短至几小时的，若从蛋白质的角度看，长短也没有意义。

于是意义就渐渐从人生菜盘上消失了，既然那盘里不过是一块肉，生死之间就只是腐烂的过程和对保鲜的追逐。虚无的人生仿佛是通向颓废的单行道，上无意义下无逃路，堕落便成了唯一的出口，那简直就像偷了一把钥匙打开狱门，狂奔出去却发现门外是一望无边的荒漠。生之宏大和随之承载的荣华富贵究竟有没有边界？在生与死之间到底有什么他人难以参悟的东西只留给了“历史傻瓜”？

养尊处优的人生要到某个关口，才能体味活着的意义不是知道为什么而活，而是知道为什么而死，这个分岔口为腐烂和保鲜赋予了其本不具有的意义。在知道为什么而活和知道为什么而死的人之间有一条界河，历史在这界河两边穿梭着，宛如缝缀着人类的伤口，那针线一次次失落于只知为什么而活的人之手，又被看清为什么而死的人力挽狂澜。我是在沟通界河两边的独木桥上，看到那些只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将满腹才情变成雕虫小技，以及那些知道为什么而死的人将雕虫小技化作伟大的宣言。那是将一滴血变成鲜花，将蛋白质变成历史的一个创口，让腐烂和保鲜划清界限，让一粒细胞超脱朝生夕死，让人对屠场、断头台、沙场、审判法庭瞬间失去恐惧，让逃跑、背叛、妥协、偷生、谎言失却伪装的魔术。

这时候，一扇连接白昼和黑夜的门打开了，你看见那充满寒气、没有路的路上走着“历史傻瓜”的长长队列，那些在血光四溅的历史审判台上出生入死的“傻瓜”踽踽而行，千呼万唤不回头，那长长的队列通向常人难以企及的路口，只有走进这道历史夹缝的人才能窥见死的意义。你追过去，以为可以问到答案，他们站在界河那边摆着手说，死是没有答案的，每个人都只能自己找到路口。那是人格与历史在一个交叉点的碰撞，那是天崩地裂前比他人先感到了逃脱的无意义而去追逐落地前一秒的玻璃球，那是屈原式的投江、岳飞式的赴汤蹈火、辛弃疾式的绝望、文天祥式的视死如归、史可法式的城亡与亡、林则徐式的引火烧身、杨靖宇式的肝脑涂地！

“你要来会我们吗？”界河那边嗡嗡地飘过来这句话。

“我是不是还不够傻？”

人群里风一般卷起一阵声音：

“你要什么？”

是啊，我忘了在生与死之间还有广阔的地带，时间的长度会更细地追讨活着的意义。在“为什么而生”和“为什么而死”之间，还有“你是什么”和“你要什么”的分野，而活着的意义不是知道“你是什么”而是知道“你要什么”。我在20年前碰到过两个人，那次萍水相逢让我看到“你要什么”悄悄地决定了“你是什么”。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驻联合国外交官的夫人带来一个女孩——浙江来的某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我们3个人一起去巴黎最大的百货商店。在电梯里，我问女孩：“数学硕士的头脑有什么打算？”她很干脆：“留下来。”“哪怕永远离开数字去餐馆洗碗？”我追问。她点头并把目光投向外交官夫人。此时我们已经走出电梯，眼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外交官夫人指着满堂财富反問我：“这还用问吗？”

在“历史傻瓜”与“历史聪明人”之间，只隔着一样东西，那就是活着的意义。然而那样的历史夹缝却不是人人可以钻入，有几人能看到活着的意义不是知道为什么而活而是知道为什么而死？又有几人能看到生之伟大的边界在哪里？站到那条边界上的人，才宁愿让人挖出胸膛里的那颗心，才会生出“身必死国家之难”的傻瓜念头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非分之想。

那天站在石碑前的我，瞬间穿越，见到了最后一刻揣着那颗心的杨邦义，问他：“你为什么不逃？”他反问我：“逃到哪里放得下这颗心？”

（方寸摘选自《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边芹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