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基础研究,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2023-05-07 13:11张乐
中国经济评论 2023年2期
关键词:科技企业

张乐

“科技創新”成为全国两会高频词。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也要坚持国际合作。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支持和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大科技人才及团队培养支持力度。”

科技自立自强是关键

十年间,我国科技创新实力以量的积累实现了质的突破,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卫星导航、生物医药等领域取得重大成果。

全社会研发经费从2012年的1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3.0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1.91%提升到2.55%;基础研究投入从2012年的499亿元提高到2022年约1951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至6.3%。研发人员总量从2012年的325万人年提高到2022年预计超过600万人年,多年保持世界首位。引用排名前千分之一的世界热点论文占全球总量的41.7%,高被引论文占27.3%。

我国基础研究取得了很大突破,建成了FAST、稳态强磁场、散裂中子源一批国之重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领域也部署了一批重点项目,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方面都有一些成果,在量子计算机原型机、人工合成淀粉、纳米限域催化等方面取得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

辉煌的成绩固然令人振奋,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造不如买”“没必要重复造轮子”的观点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中国一些行业的技术发展得益于全球技术红利;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势力不断抬头,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大国博弈日益加剧。科技创新不足,不仅无法满足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还会使中国在一些国家的围追堵截下陷入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

提到科技领域的“卡脖子”,很多人会想到芯片、操作系统等。由于我国在核心硬件生产、基础软件开发等方面长期高度依赖国外技术,其技术安全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而复杂的大国博弈中,科技封锁已经从软硬件技术、设备延伸至基础工具层面,这些封锁会对具体产业的发展带来沉重的打击。如今年3月份,美国拉拢一些国家,试图限制对华先进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出口。

重视基础研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变得尤为关键。

在3月4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采访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型号总设计师唐长红说,“我亲历运-20飞机的研制、5年首飞、8年交付使用,有国外的同行问这样的奇迹是怎么做出来的?”运-20飞机的奇迹密码就在于“自立自强、自主创新”“我们想挣一口气”。在运-20飞机的研制过程中,参与人员发扬大协同、大创新、大奉献的精神,先后攻破了很多技术难关。从数字化的设计、数字化的制造、仿真模拟到相关网络的协同管控,深层次地渗透着时代的技术进步和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就是要摒弃幻想,走出一条自己的自强道路,大国重器就是要勇于担当、顶天立地。”全国人大代表、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单增海在3月5日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采访中说道。

要切实加强基础研究

中国产业门类齐全,规模优势突出,但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研究深度不够。大部分装备研发设计水平很低,试验检测的手段不足,关键共性技术缺失,技术创新处于跟随阶段,底层技术没有突破,需在关键元器件、高精尖问题、核心材料、关键技术、关键设备等方面加强基础研究,提高研究深度。

一是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2月24日召开的“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发布会上表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提升,高新技术企业从2012年的3.9万家增长至2022年的40万家,贡献了全国企业68%的研发投入,762家企业进入全球企业研发投入2500强。”

二是要重视政府在科技创新中发挥的作用。在中国科研经费中,企业投入占据近八成。但不能忽视的是,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企业不愿投或无力投的基础研究领域。很多科技类投资规模大、汇报周期长,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是社会资本青睐的对象。

真正的创新往往要花数十年时间。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以往的技术革命,从铁路到航天和信息技术,都不是在经济体制中走旁门左道鼓捣出来的。这些技术成就,是国家勇于实施创新最大化战略而不是政府失职最小化举措的结果。只要国家的这种积极职能被社会广泛接受,那么经济政策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将得到解决。国进民退、揠苗助长之类的疑云就将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充满活力的议题——创建政企互动的新模式,自下而上构建全新的产业全景。”

三是要健全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为科研人员创造学术自由的宽松环境和提供开放共享的便捷条件。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要求,“给予科研单位更多自主权,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让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从繁琐、不必要的体制机制束缚中解放出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李泽湘曾撰文表示,相比美国硅谷和以色列这些知名的科技创新体系,我们的短板体现在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转化机制等方面。在产业进入深水区或无人区的今天,我们更迫切地需要以技术尤其是原创技术为主的“学院派”创业者。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钢撰文表示,革命性的创新依赖不可少的制度,一是要有法治,有法治才有知识产权;二是要有自治的大学,必须是教授自治的大学,关键在于保障探索的自由。他提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英美法系比欧陆法系在保护产权和自由方面更具体灵活,更能保护个人的自由,因而英美法系制度下能有更大的创造力,更容忍、更鼓励企业家发明新东西。

任正非曾在华为中央研究院创新先锋座谈会上提到,“颠覆性的创新,即使最终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对我们公司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在失败的过程,也培养出来了一大批人才。正是因为我们研发经历过的一些不成功经验,才成长出了很多英雄豪杰。因此,我们在颠覆性创新中不完全追求以成功为导向,成功与不成功只是客观结果,颠覆创新中的失败也会造就很多人才,他们要把自己的经验和思想全部分享出来,一是能够启发别人,二是换一个岗位,带着这个曾经失败的方法,可能在其他领域中取得成功。”

“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我国比较重视实验科学,对理论研究不够重视。现在也一样,公司不能目光短浅,只追求实用主义,那有可能会永远都落在别人后面。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突破,尤其是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科学领域,基本上是日本、美国领先,我们要利用全球化的平台来造就自己的成功。”任正非说。

“技术迭代和叠加的过程充满探索性,往往需要将创新的视角从旧的技术轨道上移开,突破固化的技术路线和模式,必须建立跨边界知识融合机制,需要引入‘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融通创新模式,通过建设以科技领军企业为龙头,以优秀企业家、战略科学家为领头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产学研共同体等新型创新联合体,探索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解决好战略必争的重点产业的卡脖子技术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在接受《中国经济评论》采访时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全国人大代表、晨光生物董事长卢庆国在今年两会上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加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力度,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150%或按研发费用25%的比例抵扣所得税,进一步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热情,营造出企业争先创新的氛围,促使企业主动增加研发投入、积极创新,从而持续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

四是在逆全球化抬头的今天,要继续以开放的心态去拥抱国际间的科技交流和合作。2月24日,在國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提到,“在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新冠疫情防控等重点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研究,(我国)与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开展联合资助。‘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成果丰硕,建设一批联合实验室。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国际大科学工程。在重点领域搭建更多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平台,为来华工作的各国人才提供广阔发展舞台,让中国成为全球创新创业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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