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两岸“奥运模式”的岛内“公投”
——对“东京奥运正名公投”运作与影响的一项分析

吴维旭,许焰妮,赵子龙

(1.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2.北京体育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91;3.广西民族大学 东盟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平等竞争的舞台,能否参赛关乎“承认的政治”。2022年1月28日,台湾地区教育事务主管部门下的“体育署”在官网宣布,基于对航班和防疫的考量,台湾地区将不派遣代表团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1月31日,中华台北奥委会在其官网宣布,应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将派员出席本届冬奥会开闭幕式。2月4日,台湾地区运动员以“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名义亮相北京国家体育场。2月5日,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会见出席冬奥会开幕式的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明确表示“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北京冬奥会,是中华儿女共襄冬奥盛举、共享民族荣光的生动体现”。[1]长期以来,包括奥运会在内的高级别国际体育活动,已经成为增进两岸体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窗口与机会。

自法国教育家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建议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来,现代奥运会受政治因素影响的现象比较普遍,“奥运政治化”的情境(context)与程度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在地化差异。具体到台湾地区,所谓“奥运正名公投”是近年在涉奥运领域出现的“旧事务新现象”。所谓“旧事务”,指两岸“奥运模式”已经是国际体育组织和两岸体育界人士共同遵循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后,本着一个中国原则,1979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议》(即“名古屋决议”)与1981年《国际奥委会与中华台北奥委会协议书》(即“洛桑协议”)明确规定,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名义参加奥运会(1)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取得中国代表权。根据1979年6月及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决议,台湾地区得以在“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下继续参加奥运会。1981年台湾地区中华台北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签订《国际奥委会与中华台北奥委会协议书》(又称“洛桑协议”),协议规定台湾地区使用“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作为代表名称,拥有会旗与会徽以及参加国际奥委会及其所赞助的各项活动的权利;台湾地区参赛地位和权利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同。此后,该协议广泛被其他国际赛事主办单位沿用。1989年,两岸奥委会代表在香港签署协议,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赴大陆参加比赛、会议或活动,将采行国际奥委会的有关规定。,此已成为两岸及国际社会的共识。所谓“新现象”,则指以“台湾本土化”为底色的“奥运正名”议题开始诉诸“公民投票”(referendum,以下简称“公投”)形式。2018年11月,岛内部分“深绿”势力利用即将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发起所谓的“东京奥运正名公投”,首次以“公投”形式,利用国际体育赛事舞台进行“台独”分裂活动,给两岸关系带来巨大风险。

在当前两岸政治关系相对紧张的局势下,台湾内部任何助推“奥运正名公投”成案的相关政治操作均值得关注。由于2018年“东京奥运正名公投”的成案程序与投票流程相对清晰,且后续出现的“奥运正名公投”在议题内容、运作流程上皆有相似性,故本文回顾梳理2018年“东京奥运正名公投”的基本过程,并以此为案例基础,分析影响台湾地区“奥运正名公投”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

一、“东京奥运正名公投”发展的基本过程

台湾地区具有社会动员性质的所谓“正名”运动是从1994年开始的。1994年5月,持“台独”立场的“台湾正名运动联盟”在台北举行“511台湾正名游行”(2)其中,“台湾团结联盟”的表态在此类“正名运动”中颇具代表性,该联盟表示,“盼在台湾的所有住民一起打造出壮盛的‘台湾民族’。希望藉由‘台湾正名大游行’,让朝野政党、台湾人民共同醒悟,承认台湾人民的‘真实身世’,‘台湾是我们的母亲’”等。,宣扬“(台湾)有权利决定自己被称为什么,而非任凭外来者强制赋予”。[2]游行期间,李登辉以联盟总召集人的身分为其站台演说。[3]同年8月,台湾行政当局推进“参与联合国”活动,部分海外“台独”势力在美国开展支持台湾“正名运动”的相关活动予以呼应。此后,所谓“正名运动”逐渐蔓延至台湾社会诸多领域。作为国际体育最高综合竞技平台的现代奥运会可以向全球直接展示国家/民族荣誉与象征,其具有维系各个国家/民族现存合法性的意义和建构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特定功能。因此,借四年一届的奥运会热度推动“正名运动”并围绕此展开相关博弈,在全球范围内的体育政治领域并不鲜见,部分“台独”势力也积极利用奥运会的场合与热度做宣传,试图提升自身声望并获取更多支持。

在采取“公投”这种直接民主规则的国家和地区,政党及其支持团体是“公投”动议的主要发起者。“公投”结束后,行政当局多会依照“公投”结果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以顺应或“讨好”民意。在“奥运正名公投”议题上,岛内“绿营”政党及相关“正名”支持团体扮演着重要的组织者角色。2020年奥运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此所谓“东京奥运正名运动”的发起与早期宣传同日本民间组织有所联系。2017年,日本部分所谓“友台”人士与组织多次在东京发起请愿,组织关于“台湾正名”的街头联署活动。(3)如2017年4月16日,“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推进协议会”等组织在东京新宿车站举行“支持以‘台湾名义’参加2020东京奥运会”的街头“请愿署名运动”。该“协议会”会长水岛总、“台湾研究论坛会长”永山英树、“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常任干事三轮和雄等人上台演讲,“台湾基进党”颜铭纬、林春妙也前往“助阵”。2017年8月6日,日本“台湾研究论坛”会长永山英树等在东京街头举办“正名”联署签名活动,“台独”组织“台湾联合国协进会”成员也到现场助阵。同年,台湾岛内主推“奥运正名”的社会团体“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行动联盟”与“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行动小组”成立。(4)这两个团体的共同发起人包括:“李登辉民主协会”理事长张灿鍙、民报文化事业创办人陈永兴、“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陈南天、台湾医界联盟董事长吴树民、“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台湾团结联盟”主席刘一德、“基进党”主席陈奕齐、社民党召集人范云等。台湾修正所谓“公投法”(5)2017年12月,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三读通过“公民投票法”(简称“公投法”)部分条文修正案。2018年1月5日生效的新“公投法”规定:“公投”年龄从20岁降至18岁;“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人数门槛降至最近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选举人总数的万分之一;联署人数降至提案时最近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选举人总数的1.5%;“公投”通过门槛废除“双1/2制”,改为有效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超过投票权人总数的1/4,即为通过。全台性的“公投”案,若以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数1 878万2 991人计算,提案门槛仅为1 879人,联署门槛为28万1 745人。,降低“公投”门槛后,“时代力量”计划发动包括“东京奥运正名公投”在内的4项涉及“主权”的“公投”民调。[4]后来“时代力量”并未发动这一“公投”题目,“东京奥运正名公投”由其他“台独”势力接手。

2018年1月15日,“东京奥运台湾正名行动联盟”举行记者会,表示要援引所谓新“公投法”,结合2018年底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推动“东京奥运正名公投”,其诉求是将“中华台北队”改为“台湾队”。2018年2月5日,相关“正名”团体正式将“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第一阶段联署书送交“中央选举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选会”),后者在3月14日举行了“公投”听证会。2018年5月11日“正名”团体启动第二阶段“公投”联署,于9月3日完成联署并送件至“中选会”。“中选会”在10月8日表示,合格联署人数达到42万9 395人(联署总人数51万5 959人,有效联署率83.22%),超过全台“公投”联署门槛。至此,“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案成案(全台“公投”第13案),其文本内容确定为:“你是否同意以‘台湾’(Taiwan)为全名申请参加所有国际运动赛事及2020年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正名公投”引发了两岸与国际相关机构的强烈关切。2018年5月3日,国际奥委会通过决议,不予核准中华台北奥委会变更名称[5],并致函中华台北奥委会,要求中华台北奥委会遵守国际奥委会有关台湾地区参赛问题的决议和规定(即“奥运模式”)。5月30日,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在“奥运模式”下台湾的运动员能够参加奥运会等国际赛事,所谓“奥运正名公投”只是为了满足岛内极少数“台独”分子的利益,损害的是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牺牲的是台湾体育健儿的竞技机会。[6]7月24日,东亚奥委会(EAOC)在北京召开临时理事会,在会员全数出席的情况下,经举手表决,决定取消原定在台中市举办的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7]东亚奥委会表示,台湾地区发起的“东京奥运正名公投”,挑战“奥运模式”,给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带来了巨大政治风险。7月25日,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东亚奥委会决定取消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原因在于台湾一些政治势力和“台独”分子,在民进党当局的纵容下推动所谓“东京奥运正名公投”。[8]8月6日,时任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赖清德表示,为了保护台湾运动员的参赛权,尽管“很多人不满意”,但台湾仍然会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9]由此可见围绕“东京奥运正名公投”各方所展开的博弈,以及大陆方面与国际奥委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

2018年11月24日台湾“九合一”选举绑“公投”正式开始。次日,台湾“中选会”公布结果,“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获“同意票”476万3 086票(占有效投票的45.20%)、“不同意票”577万4 556票(占有效投票的54.80%)、“无效票”50万5 153票(占总投票的4.57%),未获通过。(6)2018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总选举人数为1 975万7 067人,总投票数为1 104万2 795票,其中有效票数为1 053万7 642票。具体来看其在各县市的投票结果,“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在多数地区“不同意票”多于“同意票”,“同意票”居多的乡镇多分布于台南市(52.73%)、嘉义县(51.59%)、屏东县(50.46%)、宜兰县(50.41%)。若以浊水溪为界,彰化县以北对“正名公投”多表示反对,而云林县以南对“正名公投”的支持力度逐渐加强,在台南市达到最高支持度。花莲、台东、金门、马祖以及岛内山地区域的反对力度比较大。

二、“东京奥运正名公投”未获通过的主要原因

“东京奥运正名公投”未能获得通过是相关行动者在既有制度与政策框架下相互博弈的结果。大陆方面和国际奥委会是重要的外部行动者;台湾运动员及中华台北奥委会是岛内行动者,也是直接利益群体;民进党行政当局同样是重要行动者,其在涉奥运“正名”上的立场与执政绩效均影响台湾民众对“东京奥运正名公投”的支持程度。

(一)大陆方面与国际奥委会明确反对任何涉台“正名”行为

反“独”促统是大陆长期以来对台政策的目标与内容。改革开放后,大陆快速发展,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已形成相较于台湾地区的明显战略优势。大陆的强大“硬实力”使公开“台独”成为岛内各党派势力不敢碰触的底线。同时,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1981年“洛桑协议”形成的“奥运模式”运行数十年,已成为两岸双方参加奥运会的硬框架。

反对以“公投”方式推动任何形式的显性或隐性“台独”是大陆对台的一贯主张。自陈水扁时期的“台独公投”至今,大陆在遏制此类行径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也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预期。由于“台独”在概念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因此在实务操作上,“台独”势力会以“打擦边球”的方式逐步达到其“台湾独立”的目标。“东京奥运正名公投”本质是“台独公投”的前奏,“东京奥运正名”通过的下一步很可能是越线的“法理台独”“公投”。大陆方面不能坐等其后续引发更为不利的社会与政治效应,多次对“正名”运动提出明确警告。

在台湾参加奥运会的相关问题上,国际社会普遍支持其参加,但这并不等于国际社会支持“台独”。2018年5月至10月,国际奥委会多次表达关切,针对“东京奥运正名”问题表示不接受“中华台北”改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台湾“独派”团体不断试探,这直接导致东亚奥委会取消台中市东亚青年运动会主办权。参加此次投票的9个国家或地区奥委会中,7个奥委会投票赞成,只有中华台北奥委会1票反对,日本奥委会弃权。“东京奥运正名公投”的政治操作与“洛桑协议”是有明显抵触的,这种破坏国际奥委会规则的行为遭到奥委会反对也是必然结果。

(二)台湾地区运动员群体与体育机构明确表达其“不同意”立场

2018年11月临近“东京奥运正名公投”投票之时,台湾岛内知名运动员陆续表态,林怡君、许淑静、周天成、杨俊瀚等纷纷发声,希望“重视运动员的权益”,不要让运动员承担可能失去比赛舞台的风险,呼吁“‘东奥公投正名’请投不同意”。[10]中华台北奥委会于2018年11月16日表示,其将以维护运动员参赛权益为最高原则,“坚决反对以‘公投’干涉本会名称”[10]。中华台北奥委会同时指出,“正名公投”违反国际奥委会决议,且恐将导致国际奥委会以政治干涉体育为由将中华台北奥委会停权,严重者甚至将撤销会籍,导致选手无法参赛。这些岛内体育界人士和组织明确表达其“不同意”立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台湾运动员而言,其以何种名义参与国际赛事并不是台湾当局可以单方面决定的,也不是通过这次“东京奥运正名公投”就能改变的。即便“东京奥运正名公投”提案在岛内获得通过,也只是台湾行政当局借由所谓“民意”向国际奥委会与其他国际比赛主办单位提出申请。只要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际比赛主办单位明确拒绝其以“台湾”取代惯行的“中华台北”参赛的申请,岛内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便无法执行所谓“正名公投”的结果。台湾地区运动员将面临一种困境,即运动员若继续使用“中华台北”作为参赛“会籍”,本次“公投”便成为空耗成本的“政治游戏”;若运动员坚持以“台湾”名义而失去参赛资格,则运动员承担直接损失。因而,台湾地区运动员群体与体育机构明确表达不支持“正名公投”。

(三)“九合一”选举中民众对经济议题的重视普遍超过统“独”议题

2008年后,随着台湾经济增长减缓、贫富差距拉大,民众亦厌倦政党在认同分歧上的反复极化动员,经济与阶级议题逐渐成为主要政党主动或被动地进行选举动员的新领域,岛内经济性的“左右”分歧和阶层分歧的热度也逐渐超过传统的统“独”分歧。县市选举的主议题多为经济民生议题,两岸关系议题并不如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那般获得过度关注。由于“东京奥运正名公投”捆绑的“九合一”选举是县市乡镇选举,选民更为关注经济民生议题,而非两岸关系或统“独”等政治议题。

虽然2018年台湾的经济数据(如进出口)尚可,但消费与投资依旧不足,民众对带有“台独”意涵的“东京奥运正名公投”的关注也不足。民进党执政两年后台湾经济仍增长乏力,“闷经济”状态持续,“九合一”选举结果反映了岛内民心整体思变。同时,在“本土性”认同累积并成为重要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岛内主要政党在县市选举期间会淡化省籍区隔与“族群”差异。虽然两岸政治关系相对紧张,但“绿营”将两岸经贸议题与国家认同及阶层分歧相捆绑的做法,在关注在地利益的选举中并不会起太大作用。因此,与在地利益关联不高,与国家认同、统“独”议题密切相关的“东京奥运正名公投”实际上难以得到岛内多数民众的选票支持。

(四)民进党执政效能不彰影响“正名公投”的支持度

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推行的公共政策多呈现政党自利、“台独”等意识形态色彩,在两岸关系、劳工、能源(核电、绿能)、农业(南部)等政策领域缺乏深入的全盘研究,罔顾各界民众的态度与利益。2018年岛内社会与媒体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逐渐倾向批评民进党当局,民众通过选票表达其意愿态度,主张“做不好就换人”,展现了岛内“民意如流水”的政治生态。(7)笔者赴台调研整理,地点为台北、高雄,调研时间为2018年12月3日-6日。

民进党长期推进“台独公投”,典型者如陈水扁时期的2004年“公投绑大选”和2008年“入联公投”。此次“东京奥运正名公投”本身具有明显的统“独”议题包装,符合民进党的“台独”价值取向。作为执政党,虽然民进党表面没有大力动员政党力量予以推动(8)民进党代表蔡筱薇原计划在2018年7月15日党代表大会上提交“东京奥运正名”提案,但这项提案于7月12日民进党全台党代会召开前撤案。“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行动小组”召集人沈清楷表示,撤案原因是民进党中央党部施压。,但民众一般会将民进党与“台独公投”做特定的逻辑连结,执政效能的不彰对本次“东京奥运正名公投”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从2018年的10项“公投”案结果可以看出,多数“公投”议题的民意分布对民进党不利(10案通过7案,且立场都与民进党政策相反),10项“公投”案的结果与县市选举结果也多有相似之处。

三、低门槛“公投”的制度诱导效应

2018年“东京奥运正名公投”引发部分“台独”势力的费力操弄和各方关切,这与此前台湾修正所谓“公投法”有着密切关系。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采取直接选举相对多数决制[11],除了实行代议制的间接民主制外,也采用“公民投票”这一直接民主的游戏规则。由于现代选举政治与立法政治是多数决定与少数保障相配合,“公民投票”往往设定较高的成案门槛,或明确规定部分议题不能诉诸“公投”。如果交付“公投”的议题具有很大内部分歧,就需要民众对分歧议题的多元信息进行充分了解与讨论,再行“公投”。

2017年12月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对所谓“公投法”进行修正,大幅度降低“公投”门槛,使岛内原有“公投”运作制度中的“否决”结构松动,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公投法”修正后的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投票’案投票结果,有效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达投票权人总额1/4以上者,即为通过。”此次“修法”后,不仅投票年龄降为18岁,“公投”提案、联署及通过门槛均有所降低。在投票率不高的情况下,选民未过半数(1/4以上即可)就可以实质影响(乃至决定)台湾的重要政策,这明显违背全民投票的多数决原则。第二,废除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下的“公投审议委员会”,有关“公投”事宜是否符合“公投法”的规定,由“中选会”或县市政府受理审核。因此,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内部“蓝绿”双方均同意降低“公投”门槛的情况下(9)如国民党在2018年县市选举中也较好地利用了“公投”议题支持其选举。,原“公投审议委员会”在程序审查与实质审查阶段所具有的“安全阀”功能大为弱化。[12]

若按照当前所谓“公投法”的门槛,此前因投票率未能过半而无效的4项涉及两岸关系的“公投”都会获得通过。(10)涉及两岸关系的4项“公投”案分别是2004年的“强化国防”案(投票人数745万2 340人,投票率45.17%,同意票比例为91.80%)与“对等谈判”案(投票人数7 444万4 148人,投票率45.12%,同意票比例为92.05%),以及2008年的“台湾入联合国”案(投票人数6 201万6 777人,投票率35.82%,同意票比例为94.01%)与“务实返联公投”案(投票人数618万7 118人,投票率35.74%,同意票比例为87.27%)。有评论指出,台湾岛内“正名公投”是一种“偷渡”行为,属于“更改国名”、指向“法理台独”的“类主权公投”。[13]从“东京奥运正名公投”的推动策略看,其表面上是针对东京奥运会提出“台湾正名”要求,依托“公投法”所列的“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这一条件,回避了“公投法”明定的“‘宪法’已有规定”的不得提案,即将所谓“国旗”“国号”“领土变更”等关涉统“独”的“公投”议题限制在“立院修宪”的高门槛设计之内。[14]由于两岸关系及统“独”议题在岛内政党政治、社会分歧领域依旧具有高度的立场争议,此类“公投”不论成功与否,在岛内各派、两岸乃至国际层面的攻防过程中,都容易引发岛内以及两岸之间的争议与矛盾。此次“东京奥运正名公投”是岛内政治势力以社会力量为表,牵头推动的涉及两岸关系与统“独”议题的“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一些诸如“九二共识”(如岛内强调的“各自表述”等)、如何处理与大陆关系(如《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等)的议题,在理论上虽然直接涉及台湾相关规定中的“不得提案”,但也可能被岛内政治势力以社会力量“自发”的名义列入“公投”案,并将此包装成“民主化、民生化、社会化”的政策性议题加以炒作。

虽然“公投”绑(全台)选举只持续了不长时间,2019年6月17日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召开临时会,在民进党优势主导下通过“公投法”部分条文修正,确定2021年起“公投”与选举脱钩,每两年举办一次“公投”。[15]但岛内的低门槛“公投”已经使台湾民众存在将“公投”“视为平常”或“投爽”的心态,并显现某种相互叠加的趋势。2009年岛内民调显示,有93.84%的受访者赞成“‘公民投票’是人民的基本人权”;在2013年的岛内民调中,有57.59%的受访者表示赞同采取“公投”方式决定台湾未来要“统一”还是“独立”;2014年岛内民调显示,有66.19%的受访者同意“‘公民投票’是解决重要政治问题的一个好方法”(表1)。若“奥运正名公投”闯关成功,将给“台独”势力带来明确的鼓励,诱惑更多台湾偏“独”团体效仿甚至提出更多“公投”案。涉奥运“正名公投”虽然不一定会导致短期的实质性改变,但可能对岛内国家认同的氛围与预期产生一定影响。

表1 台湾民众对“公投”议题的相关态度

此外,尚需要注意的是,台湾青年世代曾长期处于政治“失声”与弱势状态。但随着岛内“本土化”的世代更替,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度明显增加,2014年岛内“反服贸”的学生运动更直接催发青年世代政治参与,这在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的几场主要选举中均有体现。学运催生的“时代力量”“社会民主党”等政党也多以青年为民意基础,并获得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少量席次。相关岛内民调显示,相较于中年、老年世代,青年世代受访者在国家认同上有更高比例的“台湾认同”。基于2018年、2021年台湾地区“公投”案的运作过程,可以发现分歧性“公投”议题往往会受到各方密集的动员宣传,网络时代“公投”议题的信息塑造与政治动员也具有更广的传播性,涉“主权”类的各种“正名公投”通过联署门槛成案也将相对容易。

四、结 语

经过2017年、2019年两次修改“公投法”,“奥运正名公投”将由旧有成案门槛太高的“鸟笼公投”逐渐成为一种无法实现的新“鸟笼公投”。一方面,由于“正名”涉及国际奥委会的相关规则,存在明显的外部否决与制约机制,即便岛内“正名公投”获得通过,也难以通过国际奥委会的“关卡”。但“正名公投”将使所谓的“台湾民意”与国际原则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国际化,两岸民意难免在此领域发生分歧。岛内倾向“台独”的政治与社会势力将借机渲染其“正当”权益受到大陆“打压”,台湾运动员群体的正常国际赛事参与权利也可能受到国际规则的限制,部分国外反华势力可能借此议题支持台湾的所谓“民意诉求”。在民进党执政民意支持低谷期的2018年,“奥运正名公投”尚能得到超过400万票的同意票,后续借所谓“民意”之力的类似的全台性“正名公投”更需警惕。另一方面,虽然台湾地区行政当局相关政策的推行一般会受“公投”结果的约束,但岛内“公投”结果并无绝对的强制约束力。在“东京奥运正名公投”的实际运作中,“中选会”将其归于台湾地区“重大政策创制或复决”。依照“公投法”第三十条(11)即“有关重大政策者,应由台湾地区领导人或权责机关为实现该‘公民投票’案内容之必要处置”。在台湾地区,“公投法”所规范的“公投”内容类型与后续适用的程序大致包括:(1)复决(“法律”、自治条例)类,公告日起第三日失效;(2)“立法”原则的创制(“法律”、“自治条例”),行政三月内研拟草案送立法审议,立法于下一个会期休会前完成审议程序;(3)重大政策,负责机关做必要处置;(4)“宪制性条文”付决,立法机构请政务领导人公布。参见台湾地区“公投法”第二条、第三十条。,“东京奥运正名公投”通过将对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下的“体育署”产生约束力,但“公投”结果对行政机构的约束只有两年效力,台湾当局对何谓“必要处置”也有较大自主裁量空间。即便“公投”案通过,行政当局也可以选择性执行甚至选择性无视。(12)按台湾地区规定,如果“公投”案通过,权责机关必须做出“必要处置”。2018年11月24日国民党提出的“以核养绿”“公投”获得通过,时任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表示尊重“公投”结果,不再以2025年作为达成“非核家园”的期限。但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却在当月29日表示,“公投”投的是“电业法”,“非核家园”目标是写在“环境基本法”里,所以“2025非核家园”目标不会改变。也有评论表示,“‘公投’结果对行政机关有最高的约束力,这个约束力与国际条约毫无关系,只在台湾内部发生效力”[16]。由于负责处理台湾地区参加奥运会等国际体育比赛项目的单位是中华台北奥委会,其性质为台湾民间组织,并非行政机关,并不从属于“公投法”对行政机关的规范,“体育署”虽然可在其职权范围内依照“公投”结果影响中华台北奥委会,但中华台北奥委会亦有权自行根据形势选择是否配合。

2019年11月,大陆出台的“26条措施”中明确表示,欢迎台湾运动员来大陆参加全国性体育比赛和职业联赛,积极为台湾运动员、教练员、专业人员来大陆考察、训练、参赛、工作、交流等提供便利条件,并为台湾运动员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杭州亚运会提供协助。[17]同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也表示将在2022年举办的系列赛事(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中“优先考虑台湾运动员的需求,为他们训练、参赛提供便利条件和积极协助,使其享受主场待遇”。[12]但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台湾内部还是出现了因“(大陆)队服事件”而针对台籍运动员黄郁婷的网暴与官方训诫,这也表明在台湾“本土认同”已渐稳固,民进党执政致使两岸缺少政治互信基础的大环境下,涉奥运“正名公投”的政治剧本(scenario)继续演绎的空间依旧存在。

由于奥运会每四年一届,台湾地区“奥运正名公投”存在随奥运周期复现政治操弄的可能。尤其是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中华台北队获得2金4银6铜的佳绩,台湾前田径运动员、前台湾地区民意代表纪政趁此风潮,提出有意再次推动2024年“巴黎奥运正名公投”运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堃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后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过去‘奥运正名’支持的力道没有那么强,而且国际奥委会掌握在‘强权’手里,台湾受到大陆的影响很大,所以不敢出全力”,但台湾这次在奥运会的表现非常好,因此他主张要“正名”。[18]马英九等人则明确表态反对“正名公投”(13)对于纪政提出“巴黎奥运正名”以及游锡堃等“绿营”人士的表态、支持与附和,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曾表示,“上次‘东奥正名公投’已经被否决,推这东西对台湾没有意义,只会害了台湾。”参见:中国台北战绩不错,游锡堃膨胀了:“奥运正名”一定要做[EB/OL].(2021-08-05)[2022-12-05].https://new.qq.com/omn/20210805/20210805A061EB00.html.。2022年1月24日,台湾部分民间组织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宣布将在2023年重新发起“公投”,让中华台北代表队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正名”。[19]2022年5月20日,台湾地区“中选会”审议黄梓豪领衔提出的“你是否同意以‘台湾’(Taiwan)为全名申请参加所有国际运动赛事及2024年巴黎奥运?”全台性“公投”提案,由于届期未补正,决议予以驳回。[20]这些都显示出此议题在岛内依旧存在明显的政治与社会分歧。而两岸相关部门及社会团体也应该重视各类“正名公投”周期性显现的示范效应,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