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晋察冀日报》妇女报道研究
——以1941至1942年样本为例

孙 璐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没有妇女的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的解放和进步,从世界第一份妇女权利宣言诞生起,妇女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1]。马克思认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妇女的社会地位来进行精确的衡量[2]。众所周知,妇女能够参与社会劳动、自给自足、获得婚姻自由和参政议政等各项社会权利的情况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在世界近代历史上,与业已步入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妇女相比较,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妇女想要谋求解放和发展更为艰难。当时的中国正饱经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汉奸的压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重重压迫,妇女还有更多一重的压迫,就是受到男子的压迫[3]168,接受教育广度和程度普遍极低,尚未能充分参与社会生产劳动,更遑论拥有社会地位和各项权利。近代不少思想家和革命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都未能将解放妇女变成现实。直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之后,中国妇女才得以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开展的妇女运动中实际获得大踏步的解放和发展,并反过来积极投身到中国革命和建设洪流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法西斯在欧洲不断扩张,日本侵略野心也随之膨胀。1941至1942年期间,日本急于巩固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以便抽调兵力实施“北进”与“南进”开拓亚欧战场,于是加强对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与亲日派联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创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愈发疯狂的“扫荡”与“清剿”。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与正面战场相配合,以顽强的反击和巨大的牺牲对日军主力进行牵制,为反法西斯战场争取了宝贵的战略准备期,帮助同盟国赢得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主动,为反法西斯取得二战胜利作出卓越贡献。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处在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伟大转变之中[4]。

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在华北敌后开创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使边区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及对日反攻作战和收复东北失地的前进阵地,并树立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良好“模型”,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区政治部于1937年12月11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创办《抗敌报》,1940年11月7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5]40,集毛泽东同志的字为报头,并由隔日刊改为日刊,于1948年6月14日终刊后与中共晋察冀分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合并,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党委领导创办最早的中央分局党委机关报和大区党报。在该报创办的十余年时间里,共出版了2 845期报纸,见证与伴随着晋察冀边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5]44,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赋予党报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任务[5]40,是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面战斗的“文旗”[5]42,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卓越的贡献[5]40。该报对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开展的妇女救国运动、保护和提高妇女权益等妇女解放工作以及边区妇女精神面貌进行积极报道,在1941至1942年异常严峻的抗日斗争中为边区妇女燃起革命理想和希望的火炬,不断为边区妇女引领前进的方向,鼓舞广大妇女坚持救亡图存,帮助其获得跨越式的解放与发展,成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因此,本文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的1941至1942年期间《晋察冀日报》所刊发的妇女题材的报道进行专门研究(下文均简称“妇女报道”),厘清在这期间该报妇女报道内容类别的特点及意义,分析不同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对其妇女报道的影响,以及所体现出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反法西斯妇女观的特点和意义,这对当下及未来的中国妇女工作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目前,学界对于《晋察冀日报》的研究比较丰富,但是专注于该报妇女报道研究的成果较少。刘建民以《晋察冀日报》“三八”妇女节相关报道为例进行了定性研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组织“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的特点与影响,借以反映妇女生存状态的变化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6]。此外,学界就抗战时期女性报道问题也有一定的关注,郭小良对抗战时期的《边区群众报》的女性报道的内容与特点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研究,对该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作用和媒介功能实现进行了分析[7]。田竞开对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妇女形象构建和妇女报道特点进行了定性研究[8]。田颂云对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报》的女性报道进行了定性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女性报道内容总共分为十一类,归为劳动、日常与空间三个方面,并对其作用和启示进行了分析[9]。本文对以上成果进行了学习和借鉴,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期较为系统地厘清1941至1942年期间《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报道与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斗争、太平洋战争发展形势之间的关系、内容特点与相互作用,分析这些报道所体现出的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妇女观及其特点。

经对《晋察冀日报》进行搜集和整理发现,由于多年战乱辗转或数据库收录局限的原因,该报部分报纸遗失,留存至今的报纸的期次和版面有些缺损,但幸运的是大部分得以保存,仍是进行社科研究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据统计,笔者得到该报1941年除10月份之外和1942年全年的新闻报道分别为8 469篇和8 203篇,从中筛选出以妇女为主题的报道数量分别为1941年161篇和1942年125篇,见表1。

表1 《晋察冀日报》1941至1942年全部报道与妇女报道的数量统计对比

一、在反“扫荡”中坚持为妇女高擎理想与希望的火炬

1940年底,日本为了在亚太地区进一步侵略扩张,急于“清剿”中国的抗日力量,晋察冀边区顽强地反击着越来越多的“扫荡”。1941年,华北日军增至32.5万余人,伪军增至10余万人,吸取以往“肃正作战”的教训,研究了中国内战时期国民党“剿共”的经验,开始变单纯的军事进攻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几位一体的“总力战”;变短期的“鲸吞式扫荡”为“堡垒主义”、步步为营,有计划的“蚕食”和连续围攻、反复“清剿”;变一般的烧杀抢掠为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处于华北心脏地区的晋冀察根据地面临严峻考验,进入了更为艰难的发展时期,《晋察冀日报》的出版与报道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1941年初至1942年底,日伪在华北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大惨案,抓捕、屠杀我干部、群众10万余人,边区财政经济也遇到了空前的困难[10]。自1940年冬季反“扫荡”期间,《晋察冀日报》报社机关开始从阜平数度辗转迁徙,编辑部与印刷厂甚至分散在不同地点,并在之后的两年中随战局需要持续转移社址并参与反“扫荡”战斗[11]63。

随着日军对根据地日益频繁的“扫荡”和变本加厉的“治安强化运动”,该报在不断的转移和战斗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据统计,日军仅1941年就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该报工作人员在对敌战斗中牺牲了11位(1)《晋察冀日报》1941—1942年期间在对敌战斗中牺牲的工作人员人数,由本文根据《晋察冀日报社革命烈士简介》进行统计整理。参见《晋察冀日报大事记》编写组编:《晋察冀日报社革命烈士简介》《晋察冀日报大事记(1937.12—1948.6)》,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282-284页。;而在1941年和1942年短短两年时间里,该报在与敌遭遇的英勇斗争中共壮烈牺牲了16位报社工作人员,占十余年整个报史全部38位烈士的42%。经济也出现严重困难,这些困难也在该报的报道刊载数量上有所体现。表1统计数据显示,自1941年夏秋季节至1942年,该报刊出的全部文章数量一度锐减,妇女报道数量也随之减少。1942年3月30日,日军在晋察冀边区宣布实施第4次治安强化运动,为期两个半月,从1942年4月开始,妇女报道数量与之前相比大幅度下降,该报全部报道数量也相应有所减少。

但是,即便在上述颠沛艰险的境况中,报社也一直在坚持出报,因而被誉为“中外新闻出版史上罕见的奇迹”[11]281,期间也从未停发妇女报道。据表1,该报不仅每个月都有妇女报道见报,尤其在“三八”妇女节、春耕和麦收的劳动时节,还会增加妇女报道数量,加大对妇女的宣传和动员力度。例如,日本1941年1月和7月就在晋察冀边区进行了两次长达数月的“治安强化运动”,但从表1所显示的1941年2、3月和6、7月的数据可以看出,这些月份的《晋察冀日报》虽然全部报道数量没有明显增加,但妇女报道数量却比其他月份相对更多,体现出在这些抗战形势严峻的月份中该报对妇女报道和晋察冀边区对妇女工作的侧重。

仅在1941年1月,《晋察冀日报》就连续刊发3篇主题为“反扫荡”的妇女报道,详实地介绍边区妇女参与抗日的情况并进行生产和战斗的舆论动员。例如,其中《什么也不愿落在男人后面,反扫荡中的阜平妇女》一文的篇幅甚至达到了一千余字。该文记述的边区妇女抗日情况:她们不仅“和男人一样参加了游击小组、(在)游击队过集体生活。晚上,都涌进冬学去努力地学习”,“全阜平的青妇、壮年、老太太都动员起来了,在区妇救会的领导下,各区妇女都纷纷组织了碾米队、青妇侦察组、除奸通讯组、缝衣队、慰劳团、医护班、炊事团等组织”,还“大批的进行募集慰劳品”;并且在文末号召妇女们:“她们要以自己的胜利来为阜平死难的姐妹们复仇啊!”[12]除了介绍边区妇女参与抗日情况并进行生产和战斗动员的报道外,该报还刊发文章指出妇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出建议或工作方法指导。例如,女革命家、作家白冰就在报道中充分肯定了这些妇女的发展成就与重要价值,并提出改善建议。她说“这就使冀中妇女在本身解放上,在参加社会活动上,在政治认识上,在娱乐学习上,都有超越的进步,打碎了封建锁链,向着一切进步的障碍不断作无情的斗争,而冀中的妇女武装就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巩固起来了,成为抗日根据地中一支不可摧毁的力量,尽了她援助前方巩固后方的任务”[13]。此外,她还指出了妇女组织工作中需要改进的一些问题。这类报道不仅为妇女工作该如何更好地开展指引了方向,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更是为妇女燃起革命理想的火炬:一方面,使广大妇女读者们看到,在愈来愈紧张的抗日斗争中,共产党为妇女们指引的方向在哪里、目的与要求是什么,并有具体的模范案例可供参考,以及积极参与抗日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为中共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救亡争取和动员了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力量;另一方面,客观上促进了边区广大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和事务的积极性,带动了她们的社会化,促进了她们不断对自身进行认识、发展和解放;再一方面,客观评价与鼓励妇女参与抗日生产劳动,肯定了妇女参与社会生活的行为及其作出的贡献,强化了以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一贯被压迫和轻视的妇女们的社会存在感和声音,积极传播“男女平等”等妇女权利理念,大大地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促进了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及文化发展。

在日寇反复“扫荡”晋察冀边区的这两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日报》坚持不懈的妇女报道详细地记述了边区妇女们是如何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全方位地参与着对敌战斗和解放自我,成为高高擎起的革命理想火炬,在抗日斗争中烈烈不熄,为边区妇女们照亮和指引了解放和发展自我的正确前进道路,唤醒她们的革命意识、家国情怀和国际精神,鼓舞她们燃起不屈的斗志和对胜利的渴望。

二、形成晋察冀反法西斯妇女报道新立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1941至1942年,正值欧亚两大战场形势日益严峻而被动,被迫备战、应战,再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的复杂进程,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中国国内战场形势也出现战略性的变化。《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报道的方向和内容也随之出现调整和变化。1941年始,这些报道以抗日斗争中晋察冀妇女争取解放为主旋律,涵盖了以晋察冀妇女为主的广大妇女们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而1942年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之后,《晋察冀日报》在1941年的基础上增刊了国际妇女相关报道,以强调本土性同时兼具国际视野的姿态形成晋察冀边区妇女反法西斯的新立场,在国际舆论场上彰显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影响力。因此,本文对这期间该报妇女报道逐一进行内容分析,并进行了分类统计,尝试以直观的形式考察该报妇女报道内容的逻辑架构,见表2。

如表2分类统计数据所示,纵观《晋察冀日报》1941年和1942年的妇女报道,从报道的国别范围上来说主要分为国内妇女报道和国际妇女报道两部分。其中,作为受众主要为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干部和群众的区域性报纸,该报国内妇女报道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对国外的报道,其中1941年为144篇,1942年为105篇,分别占到1941年和1942年全部报道的89.4%和84%,总起来看占到了这两年全部报道的87.1%,报道内容上相较国际妇女报道而言也更加丰富和细化。接下来,本文将对该报的国内和国际妇女报道从内容上分别进行论述。

表2 《晋察冀日报》1941至1942年妇女报道内容分类统计与比较

(一)该报国内妇女报道主要分为五个大类

第一,“三八”妇女节专稿,包括围绕“三八”妇女节而刊发的领导人、领导机关和有影响力的人士的“三八”节祝贺致辞、讲话、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等,以及本根据地各区域或其他根据地庆祝“三八”节所举行的集会、活动情况。围绕“三八”妇女节而刊发的妇女报道在《晋察冀日报》上非常令人瞩目,一般在新年过后不久,进入2月份开始就会提前刊发“三八”节相关报道,提醒边区干部群众为这一重要妇女节日的到来提前进行准备;节日期间更是会对相关情况进行头版头条、多版多条地重点刊发,节日过后也会持续报道直至3月份结束;“三八”节专稿所传达出的共产党的政策与关怀、全国及边区社会各界的问候,给予边区妇女干部和群众极大的指引与鼓舞。

第二,各项妇女权益保护,主要指晋察冀边区及所辖各县、村的党委、妇救会等党组织,围绕保护和提高妇女权益所进行的各种动员、号召、工作指导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成绩。这期间报道所涉及的妇女权益保护,一方面,包括边区广大妇女同胞的各项基本社会权利,比如参与社会劳动生产的权利、婚姻和恋爱自由权、家庭财产权、继承权、受教育权、参与社会文化生活、参选参政权等,尤其是对非共产党员的农村妇女和其他阶级的妇女的选举权的保障;另一方面,发展和保护妇女干部,给予担任“政民干部”的妇女及其子女更多优待,切实为妇女参与组织妇女解放运动和抗日斗争提供政策、舆论和物质上的支持。毛泽东同志认为,不仅要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没有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工作干部,要展开妇女运动是不可能的[14]9。

第三,对于妇女的人身伤害信息的报道,主要是揭露和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对边区妇女和妇女运动的种种侵害暴行,其次是本区域妇女的刑事案件。其中,刑事类报道数量极稀少,从内容上看也不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和分析价值。但是,关于日军侵略者对边区妇女施加暴行的报道却时有出现,在斗争形势严峻时刊发频率更高。这些报道,一方面,记录侵略者暴行,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的虚伪阴谋,警醒边区广大妇女坚持抗日;另一方面,对侵略者暴行进行痛斥和声讨,争取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国际同盟的帮助与支持。

第四,妇女抗日战斗和生产情况,主要包括对边区妇女组织抗日和战斗过程中所作的各种动员、号召、工作方法指导,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所取得的成绩,对于生产和战斗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对涌现出的先进区域、模范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对妇女工作受到敌方破坏的情况和英勇牺牲的妇女事迹的报道,报道对象涵盖了幼、青、中、老各个年龄层的妇女。毛泽东同志曾这样评价妇女: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14]11。这期间的妇女报道既展现出边区妇女广泛地被组织起来参与抗日生产与战斗的恢弘社会场景,也刊载了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许多可歌可泣的妇女抗日英雄事迹,例如,对《阳曲县妇救会主任,高莹同志殉国》[15]的各界追念与哀悼和对《向伟大“回民母亲”致敬,献县各界追悼马老太太》[16]的社论等。此类内容的报道数量也最多,且在全年每个月份都有分布,分别占到表2中1941年和1942年国内妇女报道的60.4%和58.1%,以及国内外妇女报道全部样本的51.7%,因而是1941至1942年间《晋察冀日报》妇女报道的主旋律,其他类别内容和主题的报道也都或多或少与之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第五,妇女文学艺术作品及活动的相关报道。这类报道的内容主题涵盖边区妇女生产生活和妇女运动的各个方面,包括妇女的婚姻、财产、参政等社会权利、中外文艺名作、妇女文化活动、抗日生产劳动、武装斗争、拥军参军和军民鱼水情、描写日军暴行和表达民众悲愤等;表现形式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图画,以及与妇女文学作品和文化活动相关的消息。毛泽东同志认为,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14]9。而这些妇女文学艺术类报道就生动地展现了在反击日本对边区多次“扫荡”和“治安运动”期间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和觉醒了的边区妇女的精神面貌:她们拥有清晰的自我认知、情感表达和社会行为选择,热爱生活、痛恨侵略者、饱含家国情怀,以及对革命的崇高理想、对抗战的全身心支持和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虽然此类报道数量不是最多,占比不是最高,却为该报妇女报道注入了妇女们喜怒哀乐的生动情感,不仅最大程度地凝聚了边区军民关于妇女观念的共识,也极大地丰富了边区妇女的精神世界。

综观该报以上五类国内妇女的报道,一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内外战争局势变化对晋察冀边区抗战形势的影响直观地体现在该报妇女报道样本和1941至1942年表1和表2所统计的数据和内容的变化上。相关文献和档案显示,这一时期随着日本对晋察冀边区不断地进行“扫荡”和“治安强化”,边区正常的妇女工作受到了愈加严重的影响,反映在本文统计数据上,可见:1941年秋和1942年,尤其是1941年4月开始,从报道主题上看,该报以反映边区妇女解放和组织生产生活现实情况为主题的报道显著减少,而妇女从参与支前生产劳动更多地转向直接参与前线武装抗日战斗,因此妇女组织工作被日军破坏或妇女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报道显著增加,报道对象涵盖各个年龄阶段和社会身份,其中既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既有女共产党员、女民政干部,也有普通的妇女群众。这些关于她们的报道真实地展现了边区妇女对日军进犯的英勇反击;数量增多的妇女文学艺术作品及活动的相关报道更是讴歌了这一时期边区觉醒妇女们蓬勃的生命力、捍卫家国的不屈斗志和无畏精神。

另一方面,从内容上看,该报在这一时期的国内妇女报道是全方位的,报道内容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积极应对日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全力战”,并充分践行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新民主主义妇女观的全部思想。

在政治上,一方面,该报代表妇女声明坚决抗日的政治立场,例如,在皖南事变爆发以后,该报在头版版头最为显著的位置,刊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反对何应钦等亲日派,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的口号之下,实行力量的检阅和战斗的动员”[17];另一方面,该报引导并鼓励妇女参政,真正赋予妇女参与政治的权利。例如,报道中共与各界妇女成功参政的消息,“太行山区妇女界,举行参议员选举,选举结果实现了三三制原则”等,正确引导妇女向实现民主和解放的方向努力。在军事上,一方面,该报痛斥日军凌虐边区妇女的暴行,揭露日军政治诱降和“奴化教育”的虚伪阴谋,另一方面,该报鼓励妇女参与抗日战斗或积极支援前线战斗。例如,报道“灵邱四区妇女运输队工作积极”[18]等消息。在经济上,为了应对日伪对边区实行的“经济封锁”,该报在“三八”妇女节、春耕和麦收等时节,以多篇消息的形式,不断动员边区妇女积极参与生产。除了春耕夏收粮食生产,还号召妇女开荒、修滩、种树、纺织、编草帽、刮土盐等,并且大力宣传劳动模范个人和集体。在文化上,该报不仅围绕“三八”妇女节发表和转载多篇文章,全面阐述妇女的解放思想,介绍妇女组织工作,还关心在日常生活中妇女们的文化生活,反馈妇女们的心声。例如,1941年3月8日当天,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社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19],不仅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扩大,战斗形势紧迫,还阐述了“三八”节的意义,提出关注妇女婚姻等妇女权益问题,充分显示了该报对妇女及妇女解放的高度重视;而《灵寿的妇女》[20]一文,则报道了边区灵寿县妇女在恋爱婚姻自由和参与冬学等文化教育活动等方面所取得的可喜进步。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3]169,“把妇女问题解决,打破轻视妇女侮辱妇女的社会歧视与社会压迫,使妇女能得到自由与平等”[3]170,“什么叫做女子有自由、有平等?就是女子有办事之权,开会之权,讲话之权,没有这些权利,就谈不上自由平等。我们共产党是提倡这种权利的,希望同志们大家团结起来,结合在一块儿”[3]171。“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21]665。因此,这一时期该报关于国内妇女的报道,是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解放旧社会、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的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包括中国共产党对边区妇女解放和抗日生产战斗的指引与支持,激发出边区妇女的巨大革命潜力,她们同男性并肩作战,为边区的建设和抗日斗争贡献战斗力量和后勤支持,广泛地参与生产劳动,承担家庭与社会的责任,并在这一过程中从被压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越来越多地享有各项社会权利和男女平等,收获尊重、认可、社会支持与爱护,使其自我认知不断升华,自信心不断增强,肯定和挖掘自我价值,努力实现社会价值,为晋察冀边区的成长壮大和抗日斗争作出巨大贡献。这些妇女报道也呈现和记载了晋察冀边区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划时代进步。

(二)该报国际妇女报道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类

其一,对于国外共产主义妇女运动情况的报道,例如,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妇女罢工和示威运动等。这类报道专注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更多地出现于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形成之前。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21]680本文研究样本也显示,《晋察冀日报》在1941年曾多次报道国外妇女无产阶级运动情况,为国内妇女解放运动提供借鉴和参考的价值,同时唤醒国内妇女意识觉醒和形成革命共鸣,之后则因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反法西斯战争而锐减直至暂停。

其二,对国外尤其是苏联等妇女反法西斯斗争情况的报道,主要包括晋察冀根据地妇女组织与国外妇女组织就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相互致电声援,对国外尤其是苏联妇女在反法西斯的战斗和生产劳动中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进行报道,以及揭露和痛斥法西斯对妇女的种种暴行。1941年春季,该报新闻台在以抄收新华社电讯为主的同时,增加抄收伪中华社(北平)和南京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同年6月,又增设了一个英文收报台,主要抄收莫斯科塔斯社的英文电讯,并特任两位英文翻译专员[11]75。本研究的样本内容和统计数据显示,该报关于苏联等国外妇女的反法西斯情况相关报道从1941年6月开始增加。从1942年春季开始,为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报社又增收了路透社外文电稿,有时也抄收美联社、法新社等九个电台的新闻。同年秋,根据延安新华社统一新闻广播的指示,再次增收新华社和外电稿,每天抄收达三万字[11]93。表2的数据显示,1942年刊发的全部报道和妇女报道数量比1941年减少了约1/4,但1942年关于国际妇女报道的数量却多于1941年,印证1942年该报加大了对国际妇女报道的力度。从报道内容统计上观察得知,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关于国外妇女反法西斯斗争进展报道的增加,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巩固和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趋势。

本文认为,这两类关于国际妇女运动和参战情况的报道,一方面,让晋察冀边区妇女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找到国际同盟的支持、汇入世界革命的时代潮流,并从中汲取力量、增强自信,极大地开拓了国际视野和思想格局;另一方面,与世界反法西斯妇女力量相互致电声援,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中国妇女为国际妇女运动提供支持的强烈意愿。

这一时期《晋察冀日报》妇女报道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详实,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在太平洋战场上形成了中国晋察冀边区妇女反压迫、反法西斯的新立场,向国际社会展现出以晋察冀妇女为代表的广大中国妇女群体是如何以无私伟烈的崇高精神,奋勇投身于人类解放和发展事业。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妇女观的中国实践成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传入中国伊始,就引起了爱国人士的注意;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遂将其确立为指导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中共领导下的《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报道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妇女观在中国的重要实践成果。马克思认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妇女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2]。恩格斯则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社会变革与妇女的社会权利、解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论述,他说:“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22]84而“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也许还遗留一些意外,男子的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22]83,意即:妇女走出家庭开始进入社会生产,就是在过去的社会关系中受经济压迫的妇女获得社会权利进而摆脱压迫的途径。他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22]85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妇女从中获得解放,参与革命并为革命贡献重要力量,因此列宁认为:“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23]181

《晋察冀日报》一直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以及应用,时常发表相关理论文章。例如,该报在1941年5月6日第1版刊发了社论《掌握马克斯主义的理论武器》[24]等。同时,该报的妇女报道也都充分体现并熟练运用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关于社会变革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关系原理,尤其是在1941年至1942年间抗日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该报的妇女报道始终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在这期间,该报不仅及时刊发晋察冀边区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和战斗的相关报道,也对妇女通过“回到公共的劳动”来摆脱“经济上受压迫、以及受压迫的结果”——“法律上的不平等”,进而为革命作出贡献进行了全面的报道,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妇女解放思想,全面体现边区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生产活动、获得财产继承权、参政议政等社会权利等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情况。

例如,该报刊发《平山妇女积极生产 春耕超过计划 开荒万余亩植树十二万棵》,该文记述,平山妇女参与春耕超过计划,开荒万余亩,植树十二万棵,此外,妇女们在开渠、禽畜养殖、建菜园、纺线和织布等生产劳动的成就也非常可观,还涌现出一百五十位妇女劳动英雄[25]。类似的报道还有《冀中妇运一年间妇女生活大为改善参加生产成绩可观》[26]等文。这类报道详实地展现了当时晋察冀边区妇女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火热场面和可喜成绩,以及由此为当地妇女的生活内容带来的变化。又例如,《繁峙实行新婚姻制乡村风俗更加肃正》[27]和《北岳妇救召开各界妇女座谈会,热烈讨论财产继承权问题》[28]等文则反映了边区妇女广泛参与社会公共劳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所取得的婚姻和经济上的社会权利的进步。在不断获得解放的同时,妇女们也更加积极地参与革命:例如,《反扫荡中英勇的四专区妇女》[29]和《八专区妇女积极参加麦收 组织姊妹互助团友爱互助武委会开爆炸总结》[30],《北岳区妇救通电慰问全世界妇女,并望国府实现民主自由》[31]和《晋西北参议员选举女参议员十人》[32],以及《边区“三八”纪念大会向聂宋二首长致敬“我们不再是闺房里的囚徒而是晋察冀边区铁的卫士”》[33]等许多报道。这些妇女报道将1941至1942年期间边区妇女在广泛参与抗日生产与战斗等社会活动后获得解放的蓬勃精神面貌和勤劳英勇的形象进行了充分的勾画和传播,忠实记录、尊重并颂扬了她们为中国抗日民族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完整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妇女观指引下的中共妇女解放运动和边区社会文明进步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妇女观中国化的重要实践成果。

四、辩证地学习和借鉴苏俄妇女观

列宁妇女观,在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时期逐渐成熟,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中苏俄妇女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并在斯大林时期得以继承,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借鉴,但并不是亦步亦趋的教条照搬,就像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3]502《晋察冀日报》的妇女观与列宁妇女观同属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发展,许多理念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与列宁和斯大林相比较,该报在不同革命历史时空下又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这充分体现在1941至1942年的《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报道中。

中苏妇女观有许多相同的方面:例如,列宁认为“苏维埃要求男女都能享受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34]81。“不仅要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政治生活,而且应当吸引她们参加经常的人人要担任的公务,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就连完备而稳固的民主制度也无从谈起”[34]163-164。“法律上的平等还不是实际生活中的平等。我们要使女工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都能同男工平等……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35]177-178。斯大林认为“必须加强女工和农妇工作,并把她们提拔到选举出来的党和苏维埃的机关里去。把劳动妇女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36]。列宁和斯大林所主张的妇女在法律和政治上的权利应享有男女平等,以及妇女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之间的关系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以及德国法西斯入侵后苏联对妇女参与生产和战斗的全面动员等革命实践的经验等……都是这一时期《晋察冀日报》妇女报道所积极借鉴并大力倡导的。

但是,由于所处历史时期、国家现实国情不同,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各自所处的理论探索阶段和革命实践进程也不尽相同,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该报妇女报道熟练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妇女观作为新闻报道的指导思想,虽然在许多方面学习了苏俄的妇女观,但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辩证地、有选择地进行了借鉴,非常注重与中国尤其是晋察冀边区的历史现实和革命情况相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晋察冀边区特色的中共妇女观,更加符合当时边区革命实际和妇女解放需要的价值引导。

例如,列宁一度曾认为“女工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妇女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而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 。因而,需要让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使她们摆脱“家庭奴役”[35]211,但同时却认为“做饭、看孩子”会使人处于“变得愚鲁、卑微的从属地位”[35]211,而且认为,“托儿所和幼儿园是这些(共产主义)幼芽的标本,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平凡的、普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存在的价值,仅是“实际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34]390-391。这些观点虽然有助于解放妇女,但是却将妇女个体、家庭单位和社会这三者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没有对做饭和看孩子这类必不可少的家务工作的社会价值予以足够的重视,也在对妇女的社会角色期待上几乎否定了从事这些工作的意义。另外,在德国法西斯入侵之前,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过一些妇女运动,这些运动从形式上进一步强化了“妻子”角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双重作用,但却没有注重解决性别、阶层等社会次要矛盾中存在的种种隔阂甚至是冲突,因此,这些运动的效果不仅始终是隔靴搔痒,还导致对妇女社会角色期待更为单一和刻板,忽视了女性群体本身所具备的多元化特性,最终未能使女性解放与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充分实现互相促进的有效路径。

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的《晋察冀日报》对妇女社会角色期待的构建并没有教条地模仿上述列宁的妇女观和斯大林时期妇女运动实践,而是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际,使其更具有中国特色。《晋察冀日报》在妇女社会角色期待的构建上是将妇女个体、家庭单位和社会三者的需求进行了辩证的统一与有机的整合。该报的妇女报道批判妇女所受到的来自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侵害,以及封建家庭和婚姻关系内一切不合理的压迫和束缚,鼓励妇女参与边区各种社会活动以获得解放,也非常注重对妇女可以从家庭和社会活动中同时获得支持与成就持肯定态度,而在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中,对妇女社会角色的期待也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不论是在以家庭还是以妇女个体为单位参与抗战、革命等积极社会活动时,该报都能够明确家庭和社会对妇女从事家庭劳动的需求,并对妇女的这部分家庭劳动付出进行充分的褒扬,明确肯定了家庭劳动的社会价值。拿育儿工作来讲,在《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报道中,做饭和带孩子等家庭劳动就不再必然是“家庭奴役”,例如,该报一篇名为《模范夫妻》的消息里,记述了一位妻子亲自送丈夫参军的场景,短短三百余字的篇幅里,文中出现了两次对妻子抱着孩子的形象描写:她抱着孩子与丈夫一起到征兵点与工作人员了解和办理丈夫参军事宜(2)由本文自《模范夫妻》整理。参见杨廷辉:《模范夫妻》,《晋察冀日报》,1942年3月3日,第4版。——该报道认为,他们夫妻二人在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分工合作是模范的。报道里的妇女虽正承担看孩子的劳动,但却是合理的家庭责任的需要,带孩子也就不再必然是“家庭奴役”。在丈夫离家参军抗日时,由妻子照顾家庭抚养子女,这不仅是在承担家庭责任,也是在承担参与、支援抗日革命和抚育下一代的社会责任,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因此,在这类报道里,抱着孩子的妇女形象当然也就不是处于“愚鲁、卑微的从属地位”,而是“模范”的,从妻子与丈夫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默契分工合作中,合理地调和了性别之间在社会角色分工上最易产生的对立与冲突。

该报在这一时期还刊发一系列“保护妇女干部及其婴幼儿”、提高物质补贴的报道,也体现出该报充分肯定参与边区社会工作和革命斗争的妇女在照看子女这项家庭劳动上的价值,并予以奖励。不仅如此,1941年1月7日,该报刊发表头版社论,宣布晋察冀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创建,并指出“『儿童就是未来』,保护中华民族的后一代,保卫我们革命的『后备军』”,“保育儿童,保育革命后代,这在敌后的晋察冀边区,更是一个严重的战斗任务”[37]。这就表明,该报并不认为儿童保育工作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平凡的、普通的东西”,反而强调为全身心投入革命建设事业的或已牺牲的同志抚育其革命后代的价值实际上具有决定民族未来的重要意义。这里,开办幼儿园和托儿所的作用就不再仅仅局限于能够解放妇女和消除男女不平等,而是为其提供有了更为宏观的家国视野和崇高的理想路径。之后,该报还代表中共中央刊发了一系列关于儿童保育工作的动员、号召和工作进展情况的相关报道,其中也包括妇救会对边区儿童保育会创建的回应《保育民族的后一代是边区妇女的光荣任务,响亮回答各界领袖的号召!》[38]一文,号召边区妇女参与儿童保育,充分肯定了妇女在儿童保育工作上的价值。

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该报在这些相关报道中所传达出的观念始终是:这项“看孩子”的工作,虽然青睐有志于此项工作并且具有足够经验、条件、高度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的女性共产党员,但也从未将其看作是应该单独由边区妇女承担的责任,而是认为应由全社会共同承担,是“这一代一切男女老幼的光荣职责,更是共产党人严重的政治任务”,这“说明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严肃的负责态度,对民族后代珍重的关怀的精神”[37],要求全区各界人士、干部群众都应尽可能地支持,共同参与到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中来,号召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就将为抗日革命作贡献放到了首要位置,以群策群力的观念使不同性别和阶层之间彼此形成合作关系,最大限度地消融了在“儿童保育”这项工作上可能因性别与阶层差异而导致的冲突,增加了凝聚力,使妇女运动与社会发展进步、抗日革命需要和民族未来大业之间实现互相促进。

除此之外,该报刊发妇女题材的文学作品、文艺活动相关报道中的妇女形象并不局限于充满革命力量与热情的抗日生产战斗的参与者,也不是单一的妻子形象,她们是群众、共产党员、战友、同事和干部等,也是女儿、姐妹、母亲、妻子和祖母,拥有多重女性社会角色,鲜活生动的形象跃然于各种题材和体裁的文章中,如《妞儿看着满天星星,耀眼睛》[39]、《母亲的温存和母亲的嘱咐》[40]、《送郎》[41]和《妈女·文学——夜,炉边,三个男同志的闲话》[42]等。这些文章的刊载,丰富了《晋察冀日报》妇女报道的种类,使报道中的妇女形象变得有血有肉,生动全面,散发出温柔向上的光彩:一方面,多角度、多渠道地抒发着妇女群体的情感与心声,既可能是女性与家庭之间的真挚的亲情、爱情,也可能是她们对妇女解放和中华民族抗日革命过程中的种种辛劳、不屈与向往和平等细腻的内心感受;另一方面,也表达出晋察冀边区正在创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文化对全体女性的尊重、信任、期待和爱护等积极情感。所以,该报妇女报道在对女性个体的解放,尤其是对其的尊重与珍视,在责任、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上的观念和态度,并不是仅从女性个体谋求解放的单一维度出发的,也没有单独强化女性的某一单个社会角色,而是将女性个体的多重社会角色及其相对应的多重社会期待、社会责任、权利和义务进行有机的整合,同时也将多重角色的女性个体与家庭的需求置于整个社会全面进步标准的考量中——对满足妇女自身与家、国共同革命,从而实现社会全面解放与发展等需求进行了辩证的统一,从而形成了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的,区别于苏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共晋察冀边区妇女观。

五、启示

太平洋战争前后的《晋察冀日报》妇女报道经历了血与火的残酷抗战考验,其所诠释、践行和记载的1941至1942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开展妇女工作的精神、过程、成果,以及在这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妇女观和实践经验,已经成为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并在之后的革命战争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成熟、发展和完善直至今天,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当前,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情和国情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和世界又迎来了新的历史变革期,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妇女发展都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而1941至1942年期间《晋察冀日报》妇女报道所体现出的妇女观和实践成果正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相关学者和工作者应从中充分借鉴经验,汲取力量,发扬老一辈“深入群众,不尚空谈”[14]11的优良工作传统和作风,在国际形势和面临的挑战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牢牢把握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找准前进方向[43],把广大妇女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44]。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思想指南,坚持男女平等,摒弃和抵制不利于妇女发展的文化和思想,结合世情和中国的现实国情,从妇女的处境出发考察其所面临的各种冲突,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立足于微观个体,着眼于中观群体,就具体问题历史地、辩证地和系统化地进行剖析,应积极贯彻党和政府出台的各项妇女政策,勇于创新实践,切实为妇女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关注妇女诉求,保障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应享有的合法权益,肯定妇女的能力、价值和劳动,为妇女充分施展潜力,带动和影响更多妇女实现自我价值和贡献社会成就而营造积极的社会舆论氛围。在这一过程中,在坚持中国特色妇女发展道路的同时注重加强与国际舆论的对话与沟通,在当前和未来推动世界文明进程共同向着更加平等、多元、包容、和谐的方向发展,寻求与其他国家和国际妇女事业的共识与合作,努力实现妇女解放、中国社会发展和引领世界文明新时代潮流这三者间的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