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创立的个体化起源

河南大学

马晓静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彭 越

文化工业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理论,学派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均对此做过深入探讨。其中,阿多诺贡献尤著,堪称文化工业理论的代表。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首先,阿多诺是“文化工业”概念的最早提出者。1947年,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使用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概念。这一概念意指晚期资本主义时代里,通过现代技术大规模地复制和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以及在此条件下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理论的经典文献《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主要由阿多诺执笔,法兰克福学派围绕文化工业概念形成的理论体系由此被称为文化工业理论或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其次,阿多诺完善了文化工业理论。霍克海默也是文化工业理论的重要发起人,本雅明和马尔库塞等均对该理论做出重要贡献,但就整体而言,理论体系的整合与完善工作主要由阿多诺承担。他不仅提出了概念,赋予其明确定义,还将文化工业理论细分为文化生产理论、文化消费理论和文化的意识形态运作理论等,使之成为完整体系。再次,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对学术界的影响较为广泛,虽存在各种批判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声音,但更多的则是以他的理论为参照蓝本,更有甚者会把文化工业理论与阿多诺建立直接的关联。因此,文化工业理论也往往被称为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由此,通过研究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可触及文化产业化问题的核心。

那么,是什么样的个人成长背景让他能够铸就出该理论的呢?阿多诺对于西方文化工业的认识,对大众文化的抵制和批判,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传统的精英化教育,培养了他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犹太人身份、其所受到的德国纳粹的迫害,促使他反思生命个体的权利和尊严。在美国的生活体验,令其对资本操纵下的娱乐至死的大众文化深恶痛绝。所有这些都使他对美国文化工业现象进行反思和批判。

一、精英化教育的浸染

阿多诺1903年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地区。父亲是一名成功的犹太商人,母亲是歌唱家。由于家庭条件优渥,阿多诺从小接受了德式精英教育。他系统接受了古典音乐教育,从小接受家庭音乐氛围熏陶,后来专程赴奥地利维也纳学习音乐。阿多诺能作曲,擅钢琴,高雅音乐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阿多诺从青少年起接受正统的德国古典哲学教育。阿多诺在一篇回忆他的朋友——德国社会学家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文章中说,他中学时就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很早就浸润进其幼小的心灵。1921年,阿多诺中学毕业,旋即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大学期间对哲学、音乐学、美学、社会学等学科均有所涉猎。1924年,他通过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1931年,以一篇美学哲学论文取得在法兰克福大学授课的资格,开始了研究所的工作。1934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对音乐和哲学特别是胡塞尔哲学的理论进行研究。直至1937年离德赴美。

纵观其教育经历,有明显的个人特点。第一,他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阿多诺从上小学开始直至获得博士学位,期间从未离开过学校。这使得他的受教育经历异常顺畅。21岁,当别人还在读入大学的年纪,他已获得博士学位,这在欧美国家也是比较罕见的。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为其创造了良好的受教育环境,例如其可到当时著名的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去学习音乐,可见其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以及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第二,以哲学研究为其学术旨趣。阿多诺虽然兴趣广泛,但从其学术上的选择和旨趣来看,其最感兴趣的还是哲学。康德的哲学著作以晦涩难懂著称,即便是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未必敢于去触碰其原著,不要说中学时代的阿多诺,尽管可能有大龄同伴的引导因素,即便如此,如果没有浓厚兴趣,也是很难想象的。阿多诺凭借哲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和大学教职。在牛津大学的研究对象也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说明其学术兴趣始终在哲学研究方面。这为他后来接受马克思哲学思想,运用其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哲学基础。第三,持有一种精英文化的立场。精英化的教育让他成为上流社会的保守主义者,高雅文化的守护者。“在阿多诺那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中,阿多诺是最有资格代表‘昨日的世界’的,就精英主义和文化贵族气质和修养而言,恐怕无人能出其右”(刘大先 2014: 215)。他的传记作者即发现:“在他的星丛中,颇令人吃惊的是第三颗星,那就是上流文化保守主义”(马丁·杰 1993: 12)。因为他对欧洲古典文化传统的执着,到美国之后,他对所看到的一切文化现象都是不顺眼、不适应的,阿多诺的这些思想在他的文章里均有所体现。他说:“在美国,我被告知的自明性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与精神相关的东西不会得到明确的尊重,不像中欧和西欧,这种尊重渗透在所谓的受教育阶级那里;这种尊重的缺席导致精神朝着批评的自我决定方向出发”(马尔库塞 1989:25)。阿多诺进行比较,认为美国不像老欧洲那样对“精神相关的东西”有充分的尊重,且到处是大众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与他所接受的高雅文化教育是格格不入的,他对这种西方之外的较为原始的文化形式是嗤之以鼻的,因此要进行猛烈的批判。迈克·费瑟斯通评价道:阿多诺通过对“关于真实个体与虚假个体、正确需求与错误需求的区分,对大众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式的批评”(迈克·费瑟斯通 2000: 2)。

文化工业批判充满着精英教育的立场和风格。他首先对音乐艺术展开批判,被称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前奏,这种被称为“新音乐哲学”的批判并不是单纯地对音乐进行批判,而更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他先后写了《论爵士乐》《论音乐的拜物教特征与听觉的退化》《论流行音乐》等文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音乐所表现出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指出“伪个性”的爵士乐由底层的呐喊坠落到被上流社会整合、音乐的拜物教性质及其导致人的听觉和思维能力的退化,流行音乐中的模式化和标准化,音乐全面物化,音乐变成了商品,音乐和音乐家失去了独立性等等。这些音乐现象的发现,都和他的精英化的教育经历和所秉承的高雅艺术理念产生了冲突,与其大众文化批判不谋而合。

精英化教育对阿多诺的学术影响很大,促使其形成了极富个人特色的学术风格。他在不同领域之间找到关联,特别是其对音乐进行的哲学思考对文化工业理论的提出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不仅学习如何创作和演奏音乐,还对音乐进行哲学思考,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社会和哲学意义的,而不只是娱乐”(罗斯·威尔逊 2016:5)。在他那里,哲学写作即“哲学作曲”。对音乐的反思能力是阿多诺思想中独特的品质,也是非常宝贵的品质,为他以后的文化工业理论中对艺术走向大众化的批判奠基了思想基础。年少时期开始的哲学学习对他的思想影响更大,他的文化理论中较为核心的一个论点:“将工作与乐趣相分离对各自而言都是致命的”(罗斯·威尔逊 2016:6),即保持对生活的思考,就是从哲学学习中得来的,这对他以后所进行的对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化工业批判打下了思想基础。他认为人在文化工业中也要保持批判性和思维能力,强调个人独特性,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过着自觉而有反思的生活。“只有拒绝赞美现状,才有可能保存一个未来:在那时,写诗将不再是野蛮的行为”(马丁·杰伊 1996: 338)。阿多诺的这种欧洲精英化的教育、高雅文化趣味的浸染与培养,以及对欧洲古典文化的坚持与喜爱,为其文化工业理论奠定了深厚的个人文化基础。

二、遭遇欧洲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一词一开始被定义为厌恶、憎恨、仇视犹太人的思想和行为,后来指向一种排挤迫害犹太人的社会现象。欧洲存在对犹太人宗教、经济、种族、政治和文化上的偏见。在宗教信仰上,欧洲大部分人信仰基督教,犹太人拒绝承认耶稣是救世主,信仰犹太教,在宗教信仰上与基督教存在矛盾冲突。从4世纪君士坦丁信奉基督教以来,犹太人就一直受到歧视甚至迫害。在经济上,犹太人大多从事金融和信贷生意,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进而欧洲资产阶级反对犹太人的经济优势。在种族问题上,犹太民族是外来民族,被认为是“从本质上、历史上、种族上、自然属性上,都是一个能力低下、邪恶的、不应与之交往的、理应受到谴责”(李勇 2013: 305)。但是无论犹太人怎样地流离和受迫害,民族的独立性一直保持,不但没有削弱,反倒加强了民族凝聚力,从地区的犹太人发展到世界范围的犹太人。

在政治上,犹太人历史上并不享有公民权,到了近代才在西欧一些国家获得公民权,涌现出很多领域的杰出人物,创造了大量的多领域的科学成果,并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在文化上,犹太人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使用自己的语言,导致与当地文化融合中的隔阂。阿多诺说欧洲人认为犹太人是“不工作而有财富,没有权力而幸运,一个没有边界的家和没有神话的宗教”(马丁·杰伊 1996: 266)。这些偏见和隔阂影响并决定了欧洲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和对立,反犹主义在欧洲一直比较盛行。欧洲人对犹太人的仇视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高潮,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二战期间德国纳粹为杀害犹太人而发明的集中营,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恩格斯1890年在《论反犹太主义》一文中说:“反犹太主义无非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马克思、恩格斯 1965: 59)。这也道出了近代欧洲反犹主义的实质,是一种阶级对另外一个阶级的对抗和反击,德国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这和德国的历史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有关。

阿多诺本身有犹太人的血统,法兰克福学派的很多成员也都出身于中等或中上等的犹太家庭,因此对德国的反犹主义进行研究是他们普遍感兴趣的事情。作为一名犹太学者,阿多诺深切体会到德国反犹主义对犹太人的影响与伤害,这也是促使他研究文化工业理论的内在动力。首先,面对整个社会对犹太民族的排斥,他采取了一种温和的态度,不像其他成员那么激烈,但在主流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隔阂在他的成长中必然会留下痕迹和痛苦,从而培养他对社会持批判态度。其次,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驱逐与迫害对他产生了创伤性的影响。1933年,德国纳粹开始掌权,希特勒把“反犹主义”当作自己的政治任务,以此取得民众的支持,通过立法限制犹太人的权力,使犹太人成为“下等公民”,然后大规模地驱逐和遣送犹太人,使犹太人流离失所,最后对犹太人实施“最后解决”方案,制造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等屠杀事件。在纳粹政府的迫害下,阿多诺被迫离开德国,开始了流亡知识分子的生涯。海外流亡经历让他对欧洲的反犹主义产生强烈的反感,但凡有条件,他就会展开对反犹主义的批判。最后,德国反对犹太人的行为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德国官方的反犹主义打着顺应民意的口号,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民众的态度麻木与思想认同、犹太人的物化现象与个体性的丧失,都让他对这个社会进行反思:合理化是否“合理”;独特的个人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存在;什么是理性与非理性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为文化工业理论的产生打下了个人生活阅历的基础。

文化工业理论从理性与合理性的概念辨析出发,展开对文化工业合理性的批判。阿多诺说:“合理性不仅包含着观念中的自我毁灭趋势,也包含着实际上的自我毁灭趋势,而且从一开始就这样,而不是在自我毁灭趋势出现之后才是如此”(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 2006: 5)。这说明实践和观念是同时产生和毁灭的,二者相辅相成,合理性包含观念和实践上的双重合理性,这也符合马克思关于认识是实践的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文化本身具有观念和实践上的合理性,一旦文化变为文化工业,这种合理性变为不合理性,合理走向毁灭。在文化工业中就是合理性变为工具理性。文化工业所揭示的就是合理性是如何变为工具理性的,以及工具理性如何作用于文化变成文化工业的。欧洲的对犹太人的排斥,特别是二战期间反犹主义的盛行与德国纳粹的集中营暴行,让阿多诺更多地去思考理性与合理性问题,这也是贯穿其文化工业理论的核心思想。

三、美国文化工业的生活体验

阿多诺来到美国后,发现美国在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实施罗斯福的新政之后,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呈现出经济快速发展、资本高度集中、消费文化发达的景象。

在这个消费社会里,文化的大众化和媒介的传播蓬勃发展。例如,1922年,美国的广播公司就达到383家,居民收音机拥有量达到60万台,从此之后,广播成为受众接受信息的主要来源。最著名的新闻事件“罗斯福炉边谈话”主要是通过广播发送的。从1933年到1944年,千千万万的美国公民,围坐在火炉旁听广播。广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人心、缓和矛盾的作用,帮助美国度过了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8年播出的广播剧“火星人进攻地球”,据统计达到了600万人收听。另外,电影业、电视业也是迅速发展,电影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汽车业、钢铁业等并驾齐驱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关于美国大众文化的普及现状与程度,美国学者描述:“在整个3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比新闻影片、画报、广播节目以及好莱坞电影更能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了。对于知识界及一般公众而言,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无孔不入、无法回避的。不管电台播放些什么,不管电影公司放映些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晚上听无线电,每星期看两场电影,已养成习惯。甚至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日益取决于《生活》杂志和《时代的进展》节目中卢斯的观点;人们认为恰当的举止也要以电台或银幕明星为典范”(佩尔斯 1992: 312-313)。

阿多诺对美国的文化工业现象感到非常不适。这种社会现象和他的价值观与期待值有很大的差距。对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他描述道:由于“被告知的自明性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与精神相关的东西不会得到明确的尊重”,人不由自主地“从文化边界的天真中解脱出来,获得了从外部看待文化的能力”(马尔库塞 1989: 25)。这导致他走向批评美国社会的方向。这些描述表征了他对美国大众文化深深的失望。特别是阿多诺先后在美国的电视台和媒介部门工作,直接目睹和参与了媒介文化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使他对大众文化背后统治阶级的意图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他发现美国的经济繁荣所形成的消费文化具有一定的特征。首先,“不再把物的基本特性即实用价值放在首位,而主要是在消费中体验物带来的身份认同和彰显社会等级的快感”(陆扬 2006: 15)。其次,高雅文化不再是身份的象征,文化走进日常生活,成了消费产品。作为接受欧洲思辨哲学教育的学者,阿多诺敏锐地发现这种文化消费有着特别的社会功能:“文化工业对人的奴役比早期统治实践的粗暴方式更为微妙而有效,特殊与普遍之间的虚假统一在一些方面比社会矛盾的冲突更为不利,因为它能把它的牺牲者安抚进入被动接受状态”(马丁·杰伊 1996: 249)。他敏锐地发现了文化工业特殊的社会功能,即稳定既有的社会秩序。虽然美国的大众文化蓬勃发展并被大众和知识分子广泛接受,但这种大众文化不可避免地使高雅文化走向世俗文化,政府通过媒介媒体把商业和政治相联系,大众文化为政治统治服务,达到欺骗和控制大众的目的。这种大众文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是自上而下的文化,于是他把这种大众文化称作“文化工业”。

阿多诺对文化工业持批判态度。他认为,美国的文化工业生活的体验和他在德国的法西斯制度下的文化体验虽然形式上不一样,但文化及媒介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没有质的区别,所以应该进行批判。另外,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失去独立性与自由,由自律变为他律,由批评他人变为被他人批判,因而失去了文化的精神品格,被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所控制,标准化了的同质的文化代替了文化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欧洲的精英教育令他对大众文化产生反感,而马克思的批判思想给了他批判的武器,于是他以笔为矛,把矛头对准了令他感到极度厌恶的文化工业,从而创立了文化工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