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说眷恋
——聂华苓的文学旅程

汪亚琴

“失去的金铃子”：流亡中的日子

1925 年，聂华苓出生于湖北宜昌，小名宜生[1]。不久，全家迁往武汉。聂家是一个新旧混杂的大家庭，坐落在汉口两仪街的一座俄式洋房。在聂华苓的记忆里，这个家永远被冷冰冰的大铁门锁着，不见天日。1929 年，聂家又从两仪街搬到日租界大和街，家里阳台外就能看到花花绿绿的舞厅、喝得醉醺醺的日本水兵……阳台外的世界就像一个热闹的戏园子，爱热闹的小华苓每天都有看不完的故事。

可是，家里却闷得喘不过气来：“爷爷、奶奶、父亲和他的两个妻子、两群儿女，三代两室同堂。房子虽大，也挤得人不自在，牵牵绊绊，你躲我，我躲你……灰色围墙堵得人要跑出去，跑到哪儿去呢？不知道，无论哪个地方都比我的家好。”[2]爷爷是爱吟诗、抽鸦片烟的晚清秀才，曾在北京教书，因为写了一篇批判袁世凯复辟的文章，被下令通缉。父亲忙碌而繁杂的短暂一生，早就在幼年聂华苓心中种下一个“逃”的形象：“父亲常常是沉默的。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父亲的笑容，也没有他说过的话。他只是一个严肃的逃避的影像——逃避政治的迫害，逃避家庭的压力，逃避爷爷的唠叨，逃避两个妻子的倾轧。”[3]父亲的大房妻子是个裹小脚的旧式女人，媒妁之言的可怜的牺牲者。在聂华苓的童年记忆里，只有她那双裹着的小脚走路好像随时要倒下的样子。对聂华苓影响最大的要数母亲孙国瑛，母亲是她一生最大的依靠，对她来说，母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中学时期的聂华苓（右一）

童年的聂华苓总爱缠着大人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想象外面的花花世界。她爱在家里门房看马弁、听差喝酒、抽烟、讲笑话；她爱挤在母亲的牌桌上，更爱追着母亲串门子，听那些总也说不完的家长里短，幼时的聂华苓已经显现出对社会、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敏锐的观察力。

原生家庭影响了聂华苓的性格，新旧混杂的家庭氛围、复杂沉闷的人际关系，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注入了关键的关于“人”的审视。她小说里很多人物原型就是从母亲口里听来的，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创作中：《失去的金铃子》中的巧姨是三斗坪时期同住的方家三嫂的化身；《千山外，水长流》的故事灵感来源于在《华侨日报》上看到的中国女孩寻找美国父亲的信；少时父亲逃避特务追捕躲在阁楼上的素材被她用在《桑青与桃红》“台北一阁楼”那段情节里；桑青在瞿塘峡漂流的那段关于三峡的描写，与她们一家从武汉逃往三斗坪的经历类似，等等。小说里的故事，既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

自父亲去世后，聂家两房分道扬镳，随着战争局势的吃紧，聂华苓随母亲和弟妹从一个家搬往另一个家，开始了漂泊的生活。对于离开武汉，聂华苓是没有留恋的：“清晨离开武汉，江汉关在晨光中逐渐远去，我一点儿也不留恋。母亲不再含冤负屈过日子了。苦也好，乐也好，独立了，自由了。江水带我们去一个新天地。从此我就在江水、海水、溪水上漂流下去了……”[4]

此后，聂华苓一家去往恩施三斗坪躲避战乱。不久，14 岁的聂华苓只身去往恩施读书，以优异成绩考上西南联大，但为了节省路费、学费，又能离家人近一点，转而投入战时迁校重庆的中央大学（后分出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她一心想读经济系，毕业后可以进银行工作，可最终没能违背兴趣的驱使，她还是选择了外文系。毕业后，聂华苓承担起养家的重担。待母亲去世，她更成为弟妹们精神上的母亲。少时在母亲身上学到的韧性果敢、坚强乐观，支撑她渡过了风风雨雨，也养成了她日后组织安排文学活动时的决断与风度。

自1938 年离开武汉后，聂华苓先后流落宜昌、三斗坪、恩施、长寿、重庆、南京、北平、武汉、广州、台湾。她在这十年的流亡中，完成了学业，虽然还没有正式走上创作道路，但已显露对创作的兴趣：“我在中央大学就喜欢写文章，在南京时还用笔名‘远思’发表过几篇短文，有一篇叫《变形虫》所写的也就是目前的‘风派’那一类的人物吧。”[5]她所说的这篇文章原名为《“变形虫”的世界》，是目前所见最早以“远思”为笔名的文章，是一篇针对战争时期囤积居奇、投机钻营者所写的讽刺散文，可视为聂华苓的处女作。

聂华苓在重庆一带辗转求学时，“五四”后的很多进步戏剧都在重庆上演，为这群流亡学生的艰苦生活带去了一丝光明。聂华苓曾多次表达对“戏”的热衷：“我是抗战时代的‘流亡学生’，那是中国话剧最蓬勃的时候，我正好赶上了。我在中央大学，从沙坪坝到重庆，有车坐车，没车步行，绝不错过重庆上演的话剧。”[6]

大学时期的聂华苓（左三）

大学毕业后，聂华苓就做了深宅大院里的妻子，不久又成了两个女儿的母亲。自由无拘束的个性当不了孝贤媳妇。聂华苓与丈夫王正路性格不合，他要一个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她却想做一个独立女人。性格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为这段婚姻埋下了注定分离的伏笔。1957 年，王正路赴美，聂华苓为了女儿，依然没有下定离婚的决心，他们开始了长久的分居生活。直到思想保守的母亲临终前的一番话才点醒了她：“华苓，你的心情，你以为我不晓得？你们结婚十三年，只有五年在一起，在一起就天天怄气，如今正路去了美国，也有五年了，你还快活一些。”[7]看了太多像母亲一样在婚姻里忍天忍地的女性，聂华苓深知在中国有很多无名女性，为家庭付出所有，却还在黑暗的角落里受苦受难。她说：“她们穿的是缎袄、缎袍，心却是由韧性的纤薄钢条编成的。中国女性美就在此，是西方女性所没有的。”[8]聂华苓笔下这些最狠心的妻子，再怎样也做不了狠心的母亲。这是聂华苓从母亲与做了母亲的自己身上体会到的。

仅仅在一个小小的家里，聂华苓就已经尝到人生如此深奥而又沉重的秘密。在短短二十多年，一个人最美好的童年与青春时代，她都是在目睹着父亲的“逃”与经历着自己的“逃”，这是生活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那两代人的集体记忆与历史创伤。

“台湾轶事”：以写作疏离愁苦

我到台湾最初几年很不快活。我开始写作，身兼两份工作，也做点翻译赚稿费养家。我家庭负担很重。我的大弟、母亲年轻守寡望他成龙的那个弟弟汉仲，1951 年3 月空军例行飞行失事，年仅25 岁。我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在现实中凸显出来了，不和，也不能分，只能那么拖下去了。[9]

这段平静的叙述背后，历经了多少绝望的悲伤。1953 年，聂华苓开始主持杂志文艺版。3 月16 日，一则征稿启事标明了用稿标准：“情意须隽永，文字须轻松，故事须生动。八股、口号恕不欢迎。”[10]聂华苓坚持走“为艺术”的道路，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是一个可贵的决定。她后来回忆说：

有心人评50 年代的台湾为文化沙漠，写作的人一下子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传统切断了，新的一代还在摸索。有时收到清新可喜的作品，我和作者一再通信讨论，一同将稿子修改润饰登出。[11]

聂华苓在文艺版以纯文学理念指导编辑工作，使很多有文艺价值的作品和后来在文坛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作家被发掘，作品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陈之藩的《旅美小简》、朱西宁的《铁浆》；作家如后来以《丑陋的中国人》出名的柏杨等。聂华苓以个人的理性判断，洞悉那些扭曲人性的政策与文学的悖理之处，在沙漠化的文艺氛围里，率先举起“为文学”的大旗，为当时的文坛尤其是与她志同道合的作家开辟了一处纯净的发表园地。

可是，在台湾“白色恐怖”的氛围笼罩下，这样的办刊宗旨必然让她被迫停止事业，彻底陷入低谷。而其人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便是在这段黑暗时期创作的：

《失去的金铃子》是1960 年在台北写出，并在《联合报》连载。这篇小说并不重要，但在那一刻写出并且登出，对于那时的我却是非常重要的。

1960 年，我工作了十一年的杂志停刊了……我成了一个小孤岛，和外界完全隔离了。那是我一生中最黯淡的时期：恐惧，寂寞，穷困。我埋头写作。《失去的金铃子》就是在那个时期写出的。它使我重新生活下去；它成了我和外界默默沟通的工具……[12]

聂华苓把对台湾的疏离情绪和对大陆原乡的思念，全都通过这部小说表现了出来，以对过去一段值得留恋和珍惜的三斗坪记忆，消解了“白色恐怖”的压抑。直到1962年台静农先生登门邀请聂华苓去台湾大学教授小说创作课，才为她打破这个困局。之后，她又受邀去东海大学教“现代小说”，当时余光中正好也在该校教授“现代诗”。每周五晚上，他们常一起结伴从台北搭火车去台中，再坐车到大度山。东海大学毕业的作家陈少聪记忆中的聂华苓“总是一身旗袍，看起来很传统，很中国味道，气质举止优雅。看到她踏着细碎的步子走进教室，开始讲解那奥秘又辽阔的西方文学，我总感到惊奇又有趣”[13]。聂华苓不仅在创作中十分看重意象的经营，在文学教学工作中也注重教授学生用具体意象隐喻抽象事物的叙事技巧。陈少聪回忆说：

和当时其他的洋老师比起来，她的教学方法很新颖。她用20 世纪的西洋名家作品为教材，介绍叙述者的人称，作者如何使用意象来描述内在的心理真相。当时这些对我都是新观念，我从聂老师那里学到很多。她曾经要我们交一篇短篇小说，她给我的评语是，叙述人称好像“出了轨”，给我很深的印象。此后，我写短篇小说一定先仔细思考所要使用的叙述人称。[14]

聂华苓（左）与作家琦君

1949 年前后，从大陆来台的作家因为与故乡的空间隔绝，与台湾的亲缘隔绝，同时失去大陆与台湾之根，失去的不仅是具有文化意义上的“根”，还有文学意义上的“根”。所以，聂华苓对台湾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她说：“我在那儿生活了15 年，在那儿成家立业，我一生中最宝贵最重要的年代是在台湾度过，我24岁到那儿去，39 岁离开，是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一段生活？”[15]聂华苓在现实中回味着珍藏着台湾的15年，却在作品里表现出对台湾孤岛沉闷氛围的排斥情绪，不断诉说着对大陆之根的眷恋。

去美国之前的聂华苓，除了在《文学杂志》等期刊发表散作外，还结集出版了一些作品，如：中篇小说《葛藤》（1953）、短篇小说集《翡翠猫》（1959）、短篇小说集《李环的皮包》（1959）、短篇小说集《一朵小白花》（1963）等。她笔下的几类人物，大部分都有一个大陆背景，这类创作也是她短篇小说中比较成熟的。

24 岁到39 岁，是一个人一生中发展事业的关键时期，而这15 年，聂华苓在台湾度过。她找到了心之所向——创作，经历了第一份工作的辉煌与衰落，也经历了婚姻的疲惫与破裂，失去了大弟与母亲。从大陆的流亡学生到台湾知名杂志社的文艺栏主编，这15 年，聂华苓像坐过山车一般，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她需要归于平静，归于安稳，归于真正地从肉体到心灵的自由，这一切，从小城爱荷华开始。

“千山外，水长流”：爱荷华与国际写作计划

1963 年，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负责人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拿到一笔访问亚洲的旅费，在一次欢迎酒会上，与聂华苓相遇。安格尔对聂华苓可谓一见钟情，分别时，他对聂华苓说：“我愿望再见你，再见你，再见你。”[16]浪漫的安格尔在心灰意冷的聂华苓心中播下了温暖的种子，想要再见聂华苓的愿望也实现了。这一次相遇，彻底改变了聂华苓的一生。1964 年，聂华苓在安格尔的帮助下拿到美国签证，即使要与两个女儿短暂分别，她也要义无反顾地离开。

聂华苓曾对安格尔说：“我们的婚姻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满的婚姻。”[17]但是两个组成最美满婚姻的主人翁，在相遇之前却都处在人生的谷底。聂华苓在一生最黯淡的时期，日夜生活在恐惧中。而保罗·安格尔与妻子玛丽结婚后才发现她因遗传因素患上严重的忧郁症。安格尔对聂华苓说：“我想过自杀，你来爱荷华的时候，我给毁得差不多了。我困在笼里，出不来。”聂华苓回应道：“我遇到你的时候，也是困在笼里。”[18]两个绝望寂寞的灵魂相遇了：

一九六四年，我由台北到爱荷华。在我们相处的二十七年中，他使我觉得我就是“我”——我是一个被爱的女人，一个不断求新的作家，一个形影不离的伴侣，一个志同道合的同行，一个知心朋友。无论是哪一个“我”，都叫他心喜心感。我们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从来没有一刻是沉闷的。我们有谈不完的话，有共同做不完的事——有“大”事，也有“小”事。“大”事如“国际写作计划”，写作，许多国家作家的“问题”。“小”事如买菜，去邮局寄信，去时装店买衣服……每当我们开车转上绿幽幽的山坡小路，他就会说：“我多喜欢回到我们的家。”[19]

从这段描述中，就能理解聂华苓所说的“美满的婚姻”模样。与安格尔结合后，聂华苓从悲观的婚恋观中解脱出来，对爱情产生新的认知，她借《千山外，水长流》中莲儿的口说：“爱情包含手足之‘情’、朋友之‘情’、情欲之‘情’——那样的情欲是美丽的。”[20]安格尔夫妇的浓情蜜意，在《三生影像》《鹿园情事》《枫落小楼冷》等回忆录和散文集里随处可见。

因为安格尔，漂泊半生的聂华苓有了一个安稳的家。他们在爱荷华的红楼里，一个写诗一个创作小说，他们都庆幸在生命里遇到彼此。安格尔曾随聂华苓数次来华，还为中国写了一本专门的诗集，名为《中国印象》。诗集第一首诗就是《献给聂华苓》，并深情地向聂华苓告白：“你把中国的心指给了我。因为你就是中国。”[21]安格尔把对中国人民苦难的同情、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在中国所受的感动，都通通表现在这本诗集里。聂华苓说《中国印象》是一本关于姻缘的书：

保罗·安格尔非写这些诗不可，正如人们为了生存，非吃饭不可。中国的经验太强烈了，单是记住还不行，还得把它表现出来。在极度繁忙的一天之后，他不写就睡不着觉。

……当他无法说话的时候，诗便成了他跟中国人说话的一种方式。

……他写这些诗来首先因为他热爱中国人民和中国土地。

……关于中国人民的许多知识，保罗是通过一个小说作者的眼睛，通过我对他们的观察得到的。[22]

安格尔因为聂华苓的中国身份，从此深深陷入浓重的中国经验里。安格尔之爱聂华苓，进而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兴趣、关心、钻研。安格尔眼里的中国人——“什么都打不垮他们。”[23]聂华苓说，安格尔有时比她还中国，他对中国、中国人都了解得如此透彻。他谈中国人对美食和烹饪的兴趣，谈他被中国包围的生活状态，都显得十分幽默又风趣：

我不仅娶了个妻子，还有了她的家人、她的朋友、她的故土。

我常说：“被中国人占领了。”那就像一个国家一样被占领了。我是个囚徒。我完全被囚在中国人的影响中，那股力量非常微妙，你察觉不到，却沁透了你的生活……[24]

安格尔眼中的中国具有浓厚的历史积淀，中国人的生存哲学是在巨大的苦难中得来的，他们在战争与死亡中一次次重生，“恐怖和欢乐、破坏和复兴”[25]，显示了中国人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一种让安格尔如痴如醉沉湎的“细致而又强韧的文化”[26]，也是《千山外，水长流》中彼尔所佩服的“中国人求生存的毅力和韧力”。中国人的生命就像雨水洒落，就像麦穗疯狂生长。

安格尔是一个在朋友眼中十分有担当、重感情、热心助人的人。他与妻子四处奔波，为中国作家筹集来“国际写作计划”的资金，几次解救遭遇牢狱之灾的陈映真。诗人管管说道：

他把世界上文学家做一个拉链就拉起来，让世界上很多有才的有良心不怕威权的作家手拉手地在地球围起一个美丽的圆，让他们在一块游戏，一块喝酒，一块胡闹顽皮，这个老人家，我经常想若是有人要杀他一刀，他也会先劝劝你说这样不好，不过你要是不杀我一刀不高兴，也只好让你杀了，我去住院你去坐牢吧，不过我会去保你出来。这样的赤子，世间少有，这种“安格尔精神”应该扩大到全世界去才对。[27]

安格尔救聂华苓于绝望的人生谷底，终于在中年结束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漂泊，寻得了情感与家的安稳所在，使她得以无所顾忌地创作，而他也无条件地支持她的工作。安格尔的存在，可以说治愈、成就了聂华苓。只有真正了解安格尔之于聂华苓的意义，才可以理解聂华苓创作《千山外，水长流》这部作品的深层原因。

遗憾的是，1991 年3 月22 日，这个点亮聂华苓生命之光的男人毫无预兆地倒在芝加哥机场，人生又给了聂华苓致命一击。

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

回顾1964 年初到美国之时，虽然聂华苓与安格尔感情深厚，但她并没有安于安格尔的庇护，而是坚持依靠自己的努力抚养两个女儿。1965 年两个女儿赴美的路费还是通过在银行贷款所得。因为“中国人”的身份，她和女儿们被白人房东歧视而租不到房子。直到1966 年，她在爱荷华大学得到两份半天的工作（一份是教中文，另一份是帮助“翻译工作室”教中译英的学生），才可以换个安静的住处，勉强维持三口之家的生活。那时的聂华苓虽然暂时摆脱了政治恐惧，却饱尝生活的艰辛与身处异国他乡的飘零之感。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在环境完全不同、没有任何熟人的他国扎根，是何等不容易。她历经生活的酸甜苦辣之后，开始慢慢地重启一段新的生活。

生活的清苦、工作环境的孤独，使聂华苓生出创办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的想法。1967 年，“国际写作计划”诞生，迄今为止已经邀请20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0 名的作家到访美国中部这个面积不大也不显眼、到处都是玉米地的小城——爱荷华。直到今天，“国际写作计划”还在向世界各地的作家发出邀请，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学交流范本。

聂华苓：《三生影像》

1964 年来到美国爱荷华后，聂华苓继续爆发创作热情，出版了她写作生涯最具影响力的小说《桑青与桃红》、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离散文学特色的《千山外，水长流》、极具史料价值的影像回忆录《三生影像》。此外，还有多部散文集出版，以及各类回忆文章、访谈、散文、小说散见于各种期刊。她还在“国际写作计划”中首创“中国周末”文会。1979 年9 月15 日第一 届“中国周末”文会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馆举行，议题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讨论会共邀请了二十余位海内外华人作家和数十位外国作家。“国际写作计划”使“爱荷华”之名从美国走向世界。这个精致的小城最出名的除了玉米就是文学，“爱荷华”之名也通过文学圈传至大洋彼岸。聂华苓将此前的“艾奥瓦”“衣阿华”等十分拗口的翻译更改为“爱荷华”，这个更浪漫别致的译名，显得与之在美国和世界所取得的文学声誉更匹配。“正如‘幽默’的英文汉译出自林语堂、‘翡冷翠’意语汉译出自徐志摩一样、‘爱荷华’的英语汉译正是出自聂华苓。用聂华苓老师自己的话说，Iowa，‘爱荷华，热爱荷花的芳华’。这是神来之笔，洋溢着东方美学的神韵。”[28]

“中国周末”的设想是聂华苓提出的，或许与她当初提出“国际写作计划”的设想一样，在实践她的“为文学”大理想下，也有一份“私心”。正如她在1981 年与非洲作家对谈时所说：“我离开祖国愈久也就愈关心她的处境，可以说到了魂牵梦萦的程度。我这一生，是现在这个阶段最为祖国劳心费神了。”[29]“中国周末”虽然只举办三届就因经费问题中断，但它在海内外华文文坛仍不失其深远影响。它之于当下中国文学的内外交流，仍不失为一个值得借鉴的典型案例。

聂华苓实现了一名华人女性在美国辉煌的文学创作成就和文学事业，但刚一开始，她感觉自己像个孤儿。她说：“我始终不感到美国是我的家，我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家，我的根。我能抓住的根是我的语言，我的中文。”[30]她坚持用中文创作，与弟妹之间的交谈保持着地道的武汉话，但这并没有缓解她经年累月积累的“乡愁”。

去美国后，聂华苓接触了各种人——各处来的中国人和书刊，各种不同立场的人和书，使她的视野扩大了，对中国的看法也更客观了：“鹿园一棵百年橡树，发狂地呼啸，爱荷华河水兴奋地波动。红楼也震动了。那正是我离乡三十年后，次晨就要回乡的心情。”[31]在心里震动了多年的呼号终于发出来了，她要回家看看，她终于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了。自中美建交后，聂华苓曾先后数次往返中美两国之间：

1978 年5 月13 日至6 月19 日，她与安格尔、王晓蓝、王晓薇回到祖国，拜访夏衍、曹禺、冰心等作家，并于武汉、北京等地进行专题演讲；1980 年，去往国内16 个城市，会见百余位亲友，并受到邓颖超、巴金等人接待；1984 年5 月，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对外友协副会长夏衍、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先后会见了她。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与聂华苓进行了亲切交谈，赞扬她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所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为中国作家和海外作家的交往和文学交流所作的贡献。同年6 月，她受邀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作演讲，并用英文和中文为学生留言“Being Chinese is Great、做中国人值得自豪”[32]；1986 年夏，与弟弟聂华桐展开返乡之旅，自重庆乘船而下，寻找抗战期间流离各地的记忆，并在二江泄洪闸前合影，为报社题字“故乡的水是甜的，故乡的人是暖的”[33]。

1981 年，聂华苓（后排右四）、安格尔（前排右一）与丁玲（前排中）、陈明（前排右二）、蒋勋（后排右七）、美国诗人默温（W.S.Merwin）（后排右六）、美国作家桑塔格（Susan Sontag)（后排右五）等摄于纽约

“1970 年，她为自己的书《桑青与桃红》写了一个‘跋’，用了中国传统故事‘帝女雀填海’。故事说古时炎帝的女儿叫女娃的，被恶浪打沉在海底。她不甘心去死，誓要把大海填平，每日从发鸠山衔一粒小石扔进大海，直到今天，她还在来回飞着……我们不能不为这些伤心的故事和执着的诉求与永怀祖国的拳拳眷顾之心而动容。”[34]聂华苓、於梨华等这一代移民作家，都曾先后回国开展“寻根之旅”。於梨华说：“别问我为什么回去。为什么回去与为什么出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迷惑。”[35]

在“出走”与“回归”之间，在“无根”与“放逐”之间，聂华苓创作出了一首首浪子的悲歌。“人是从过去活过来的。过去造成现在的她，不仅仅是她自己个人的过去，还有她祖国的过去，中国人的过去，造成她现在这个人。”[36]个人的历史记忆、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共同塑造了聂华苓。几十年来，她用一支笔塑造着众生相，如同白先勇笔下的离散群体一样，经历从失根的“台北人”到无根的“纽约客”的空间流转。历史和生活则把一个憨气可掬的“流亡学生”，塑成了一个“接近世界的中国灵魂”[37]。

1983 年，“国际写作计划”作家在聂华苓家合影，从左至右：潘耀明、王安忆、陈映真、七等生（刘武雄）、吴祖光、文洁若、萧乾、聂华苓、茹志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