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方米的自由

樊英泽 张婧 刘琴 赵书宇

他们身下有四个轮子，想去哪里便能去哪里，却只能将自己安置在小小的驾驶座。

他们知道“路在何方”，也有着迷茫，他们随心所欲又离自由很远。

一立方米

每天清晨5点多，窗外的鸟叫都会吵醒周方，她全身松弛地在床上躺两分钟，然后起身。收拾停当，在6点整拎起车钥匙出门，在家门口的早餐店买三个包子和一杯豆浆，然后上车，将车缓缓驶入还没有醒来的街道。

“早上吃两个就够了，多买一个，以防中午正好有客人，或者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周方说。

一般情况下，周方会边开车边把早餐塞进嘴里。遇上冬天里极冷的日子，前挡风玻璃结了霜，发动机也需要预热，周方就会偷个懒，打开暖风，坐在驾驶座上，安安稳稳地吃完一顿饭。

作为出租车司机，这样的生活，她已经过了8年。

“一大早出车困不困？”周方闻言笑了笑，顾左右而言他：“大家都不容易。”

20世纪末，随着上海的经济和综合实力飞速发展，出租车行业一举兴起，作为当时服务业中的“高薪”代表，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唐飞正是其中之一。

那时的唐飞20多岁，结婚生子后，急需一份更高的收入来填补生活支出的空白。他在2000年花了4000块钱学车，考出了驾照。

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可唐飞没有办法。“我学历低，也没有别的技能，出租车司机在当年收入还不错，就转行去开车。”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只带着对“高薪”的美好渴望，拉开车门，走进了驾驶座。

出租车牌照通常由公司向政府购买，然后租给司机，司机按月向公司缴纳“份子钱”。唐飞选择了“两班制”，和搭档两人承包一车，一人一天换着开。当年，唐飞每月上交的份子钱高达五六千，除此之外，油钱、修理费都需自负。“我每天早晨六七点开车出门，总要到下午五六点，才能开始盈利。”

唐飞有时会工作到后半夜，后来身体敲响了警钟，于是改为夜里12点收车。他每个月能有六七千块钱到手，在十几年前，算是不错的收入。然而换回这几千块钱的，是每天400？500的公里数，相当于从上海到苏州两个来回。

他花十几个小时开完这些路，与一成不变的坐姿、环境、空间，长久地相伴。

一立方米左右的空间，有人待了三五个月，有人待了两三年。唐飞坚持了7年以后决定离开，而李国林将自己的身体折叠进这小小的空间里，一折就是二十几年。

1993年，20岁的李国林在广州拥有了第一辆自己的出租车。二十几年间，从广州，到深圳，再到东莞，最后到长沙，4辆车，三四百万公里，是他人生的全部轨迹。在漂泊，也在扎根。

一天里，除去空载、等红绿灯和吃饭的时间，剩下的才是他能得到回报的有效出租时间。于是李国立学会了压缩，压缩自己吃饭的时间；也学会了延长，延长自己工作的时间。

“我跑不动了”

入行第三年，周方患上了胃病。

“到飯点突然来了客人，就只能饿着。有时候到不熟悉的地方不敢乱停车，所以要么去熟悉的地方吃饭，要么就吃面包、馒头。”

后来周方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买了保温桶，自己带饭，每天定时定点停车吃饭，情况才有所缓解。

实际上，吃饭难是出租车司机普遍面临的问题。他们跑到哪儿是哪儿，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地点，卸客后只能就近寻找餐厅。统计显示，停车是出租车司机就餐时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上海市一次违章停车的罚款是200元，可能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一天的收入。

当年的患病经历曾让周方十分坚决地想要转行，但最终，她还是被现实生活牢牢绑在了驾驶座上。而对于唐飞来说，困扰他的，除了胃病，还有颈椎病。“脖子疼、背疼、腰疼，开完车回家以后，第二天基本都要睡到中午。”

除了上述这些，周方还提起了该群体的难言之隐：“你憋过尿吗？我开车不敢多喝水，就怕找不到地方上厕所。”

据她介绍，“憋尿”是出租车司机工作的常态，由于找厕所较难，即使找到了也不好停车，所以有些男性司机会直接在车内准备塑料瓶作为“尿瓶”；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也有人会找个僻静地方停车，拉开车门形成一个三角空间，背过身，面对车门和车形成的夹角，就地解决。不过这些都是男性的“办法”，作为女司机，周方只能开着车满大街找厕所。“要是车开在高速上或者堵住了就没办法了，只能忍着。我现在感觉自己肾不太好，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周方无奈地说。

如果说身体不适是促使唐飞思考离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收入的减少，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国的私家车拥有量在从2000年到2008年，翻了近6倍，同时，黑车生意开始抢占市场。而在行业内部，最初一波的竞争与迭代已经完成，小公司倒闭或被兼并，剩下了屹立不倒的大公司，开启了竞争与相对垄断的新时代。

油价、修理费、生活费——一切都在上涨，只有收入在原地踏步。唐飞进入而立之年，父母逐渐老去，孩子步入小学，压在他和妻子眼前的，是钱，更是生活。

“我跑不动了。”他说，“这个行业也不行了。2005年、2006年左右，上海几乎家家都有车了，越来越难做，我只能转行。”

离开了出租车驾驶室那一立方米的局限，唐飞转身成了一名公交车司机，并坚持至今。不只是他，当时同一车队的同事也先后辞职，但并未改行，大多还是以开车为生。

唐飞的出租车生涯结束了，出行方式的革命却未停止：地铁和公交的不断发展、网约车的出现，都导致行业困境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与此同时，众多“唐飞”却还在不断地入行。比如刚开出租车三个月的林超。

从地铁九号线松江大学城站出来，沿着路向西走十几米，会看见路边有十几辆出租车。下午3点左右，人流量较少，师傅们干脆熄火停在这里休息。林超，便是其中一员。

于他而言，开始做出租车司机是觉得自由，然而现实却与理想大相径庭：入行3个月，他已经换了3家公司，现在一天的净收入，是两三百块钱。“这个行业很苦的，到最后钱没挣到，腰也坏了，胃也坏了，大肚腩也出来了。”林超抱怨道。

“物价在上涨，收入没变化”是许多从业者的共同烦恼。20年来，油价从两块多涨到了7块多，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却依然停留在五六千元沒有改变。

但是也依然有人选择坚守，比如李国立。“虽然这个职业很辛苦，对身体伤害很大，但我没有讨厌过它，因为它可以养家糊口，比较安稳。”他这么说道。

作为一个无法再繁荣，却也无法消亡的产业，它却和无数新兴的、热门的产业一样，背负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生计与希望。它以一种无奈的姿态，努力而被动地延续下去。

一百种黑夜的样子

在入行的3个月里，林超已经多次和乘客闹矛盾了。“从虹桥打车到松江，一共是130块钱，拼车也得120块，乘客说80块钱怎么样？我说票给你，你投诉也好，怎么也好，钱一分不能少。”林超说：“这样不看表乱砍价、胡搅蛮缠的人，就是出租车克星。”这样的事情，3个月他遇上了十几次。

对于唐飞来说，从业生涯中有一件小事让他难以忘怀。他在某天深夜为朋友代班，送一对提前订了车的老夫妇去医院。可在等待良久后，顾客却突然改变主意，取消了出行，并满怀歉意地给他20元作为补偿。唐飞认为“这没什么”，并没有收钱，老夫妇却在不久后给公司写了感谢信，并再次表达歉意。“我们公司当时还奖励了我100块钱。钱不重要，主要是我蛮开心的。”谈起多年前的旧事，他依然憨厚地笑了。

可工作经历并不总是这样愉快。

“你喜欢开车吗？跑在路上是什么感觉？”当被问及这样的问题时，唐飞沉默了，否认得平静而无奈：“一点儿都不喜欢。平时和家里人出门我都不愿意开车。做出租车司机那几年，就为了生活，没办法。”

逢年过节，由于份子钱照缴，唐飞往往也不敢休息。别人阖家团圆时，他开着车独自游荡，最大的感受就是孤独和对家人的愧疚。

对于这种孤独和愧疚，周方感同身受。

“我觉得我见过这座城市一百种黑夜的样子。”她以这样的话开头，讲述了不久前，那个跨年的夜晚。

12月31日晚上，周方还在外面跑车。那天晚高峰时，她在城区载了一位客人，因前方路段发生事故，在路上被堵了40分钟。客人着急，在半路直接付钱下车，骑车去了地铁站，留下周方和车，一点一点往前挪。

“车一点都走不动，我也没办法接单，就坐在这儿，眼看着天一点点黑下来。路边有很多对母女，应该是去过节，而我女儿只能一个人玩。”

不到1厘米厚的车窗，阻隔了“里面”与“外面”。里面的人无时无刻不向外看，从清晨看到黑夜，从每座城市的百态人生边疾驰而过。可是，外面的人看不见他们找不到厕所的窘迫，看不见他们吃不了午饭的叹息，看不见他们腰疼得龇牙咧嘴，却仍想着：再跑几单。他们唯一有机会被看到听到的，是乘客拉开车门坐进去时，那声简短的“您好”。

责任编辑：贾倩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