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哲学视域下具身传播的认识论审思

熊铮铮 王悦

【摘要】人工智能的发展已使“后人类”时代的隐喻从科幻走向现实，数字媒介逐渐成为人类意识和生存经验中不可取代的部分。在当前工具理性长足发展而价值理性空场的情形下，具身传播中的“休谟问题”尤为凸显，针对技术内化于身体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格局的改观以及人机“双重异化”问题，我们需要从价值理性、关系思维出发对智能发展进行契合“绝对命令”的伦理设计，深刻剖析人、技术及其共生关系问题。

【关键词】具身传播；现象哲学；价值理性；关系本体论；共生

人类在智能媒介的加持下，开始了更深层次的人生体验，媒介技术极大解放了人类的劳动，开拓着人类的生存维度，正在以新的具身方式重构实体与虚拟空间。未来已来，正如凯瑟琳·海勒描绘的那样，处在万物互联空间的我们，终将成为拥有“在线身体”的“赛博人”，我们应在这样的未来图景下做怎样的价值考量，才能真正适应数字化生存？又当如何看待媒介所引发的身体主体性危机？在具身认知哲学与知觉现象学的视域下，具身（embodiment）的概念明晰于智能傳播范畴。因而，本文将“身体—媒介技术”关系作为逻辑起点，以具身认知与知觉现象学作为研究路径，对后人类思想的媒介本体论及人—媒介交互共在的关系本体论作批判性反思，探讨智能传播语境下技术对身体、知觉、意识维度的重构，试图重新思考具身新文化环境下的人机共生问题。

一、具身传播中的身体—技术—世界

“具身”一词初见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表现为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1]强调身体是知觉与环境互动的中介。知觉现象学的创始人梅洛·庞蒂认为，具身同时包含着人类身体与周围世界相互联系、转化的动态过程。在对具身关系的理解上，唐·伊德认为其是指技术具化为我们的自然身体，扩展并改变了人类经验世界的认知与能力。2019年Neu-ralink公司展示了实现意念之间信息传输的技术可能，传播实践亦愈加凸显出虚实交织、人机互嵌的特征，身体这一观念逐渐被重新认识。然而身体在传统西方哲学中，多数时候较为边缘化，仅仅被当作一种物质客体。我们应当意识到，把日渐成为强势媒介的身体作为理解、研究人类传播之重要概念的意义与价值。

梅洛·庞蒂最早系统论述了具身这一观念，他把“身体”和“知觉”概念延展至存在本体论层面。他认为，身体既是存在着、被经验着的客体现象，又是经验着、意识着的主体，身体对世界真实的知觉，经过意识的反思和改造，便形成了“知觉世界”。唐·伊德在《技术中的身体》中将身体划分为肉体和意识结合的“实在身体”、文化所建构的“社会身体”和“技术身体”三类。技术具身于“实在身体”，又作用于“社会身体”。除此之外，20世纪60至80年代，认知心理学领域经历了后认知主义变革，具身认知理论作为新视角逐渐发展成型，主张知觉的主体是身体。20世纪90年代，具身动力论强调身体与环境交互影响的动力过程，能够涌现并非仅局限于大脑之中的认知，当人们习惯将身体与技术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感知并认识世界时，我们便获得了具身意识，创造了社会的“共在感”。在厘清具身观念发展的理路后，我们应该进一步转向对人与技术的关系审理，具身传播中的人机关联暗含着不可忽略的传播主体性虚置现象，而主体性与自由密不可分，反思主体性关系人的发展与未来。

二、具身下的传播主体性虚置表征

在宽泛的麦克卢汉主义视野下，科技就是人类心智的延伸。[2]在当前万物皆媒、人机融合的趋势下，算法载体正日渐具备主体或类主体的地位，使我们不禁想起福柯在《词与物》中的警言“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3]身体数字化、求真意识淡化、社会数据鸿沟等社会媒介化表征均表现出了人类在具身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虚置现象。

（一）数据身体重塑认知实践

“机器体系所实现的最深刻意义并不是设备本身或其生产的产品，因为他们会随着时间而消逝；最具深远的意义在于通过机器体系所缔造的全新的生活方式”。[4]随着技术对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的重构，智能媒介开创了全天候互联的生活方式，构筑了人类生活的第三空间。在媒介形态隐性化、具身传播情境化的智能发展态势下，算法与人类的认知系统相拼合，媒介能够全方位“理解”身体。媒介技术依托其泛在感知和强黏性将自身逻辑隐秘地作用于人——目前，以算法技术为代表的智能载体，主要依托“降维算法”的数据处理技术，只有被降维处理（简化）后的“人”才能被机器所“理解”。算法通过与用户的信息交互，无论这种交互是简单重复或是看似布朗运动般的无序变化，事实上都会成为算法对用户“正解”或“曲解”的依据。看似人类的实践空间被无限拓展，但其实人类受制且局限于媒介物提供的体验框架中，已与自己的主体选择相去甚远，人类面临受困于“技术茧壳”的处境，并有可能导致知觉器官的退化。

然而令我们关切的何止被“退化”的可能，还有当下的人—媒介互动关系建构中，隐含着这样一种潜规则：优质的生活服务和便捷的社会交往建立在舍弃个人隐私的基础之上；个体如果拒绝让渡一定个人信息所有权、“反抗”算法的数据霸权，便无法融入数字化生活，甚至会被认为与社会格格不入。在佩德罗·多明戈斯看来，“服务”和“操纵”是同时进行的。[5]当社会体系弃守主体隐私，人类需在监控、透明下才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时，人们将丧失开放性的信息和多元文化的自决权，将加剧人类生存的“马太效应”。

（二）永久连接催生人机“异化”

互联网用“连接一切”的方式使得人与媒介的互构现象越来越显著，以至出现了双向“异化”现象：人的机器化与机器的人化。马克思论证了主体价值体现为“人的内在尺度”，[6]它区别于动物的“种的尺度”，人在意识的指导下既能改造客观世界，又能丰富生命活动。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之时，算法正在体现并逐渐强化它的尺度，成为管理人们生活的“代理人”，它直接“对身体空间和世界空间都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7]，圈定了人类的“可视”范围。同时，“一切数据又都是人为的产物”[8]，数据天然地包含了标准、立场和偏见。人在让渡独立思考能力为代价获取定制化服务的同时，逐渐陷入“群体极化”、决策行为受控的局面，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算法所囚禁。

机器的异化是人异化的表征，人的异化终将以机器的异化形式呈现，碳基的人虽与硅基的机器有着质的区别，但机器正在通过生物技术、物理技术及信息技术携手来测量世界，试图模仿人对世界的感知。雷·库兹韦尔认为，意识是思考自己的思想的能力。[9]然而具身于人的智能技术，替代我们“说出”在场感受和“感知”经验，而我们相信那是我们自己所想时，我们如何区别是机器延展了我们的认知，还是机器自身拥有了意识呢？

（三）技术具身更动人类智能

约翰·麦卡锡在1956年创造性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一概念。基于人类现阶段认知，人工智能可分为三个层次，当发展至“超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将全方位大幅超越人类，广泛应用虚拟分身，智能机器创造机器成为可能。[10]基于当前的技术实践，我们可以展望智能技术形塑未来社会的图景，它会全面改造社交、医疗、教育、交通、娱乐等，建造人类和人工智能等类主体的行动者网络。雷·库兹韦尔预言，未来的人机文明“能融合传统的生物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双重优势……在反馈循环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并将远远超出无机器辅助的人类智能”[11]。如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仿生技术等新技术蓬勃发展，在改动和拓展人类身体的过程中，表现出使认知过程及情绪外显化、可视化的趋势。由于智能媒介的社会临场感指标普遍较高，人类更加习惯虚拟环境下的身体，媒介技术在逐渐调整和扩展人类的文化身体，重置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这样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到底是拥有了“上帝视角”，还是成为草芥般的无用阶级？人类的主体能动性被渐渐抹去，人的身体和经验是否会成为媒介所剥削的生产工具？“自由”和“平等”两大概念是否会被破坏？我们接受人的生命呈现所包含的生物演化与文化塑造被科技设计取而代之么？

三、具身环境下人机关系的解与构

（一）博弈关系的肇因探析

1.倾斜“工具理性”导致理性失衡

笛卡尔发动了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后继的学者将哲学认识论中理性的概念拓展到社会学范畴，“认为凡是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就是理性”。[12]理性作为重要的价值准则，要对社會秩序和制度进行审视。然而人类对技术理性的把握，多来自“合乎人性”的思考角度，往往会忽视“合乎自然”这一重要的价值尺度。数据具身下的人类选择往往看似更加明智周到，人类的认知及行动选择形成了这样一种惯性：我们在数据量身打造的拟态环境中认识万物，“工具理性”发威，并导致价值理性空场，进而不易辨析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技术的发展带来技术崇拜，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下，科学技术的负效应更加暴露出来。

2.私欲裹挟人类的意向选择

审视用户主体，我们发现作为“全媒体”的人们，由于对个人权利的无意识或利益实现等因素，会主动在网络环境中披露个人的隐私信息，用户在隐私方面表现出行为与言论自相矛盾。不仅如此，直播和短视频等新媒体逐渐与社交生活密不可分，身体已从内容的受体转换为UGC（用户生成内容）的主体。而对于机器操纵者，他们只懂得利用机器去无限制地剥夺人机关系营利的剩余价值，他们隐匿了技术背后潜藏的风险，让个体卷入数字档案、数字劳工、数字同温层的漩涡之中。无论是“无能为力”还是“自我放纵”，无论是被私欲裹挟的受害者还是盈利者，我们最终都将身体捆绑于机器工具之上而被奴隶。

3.具身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抗

在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逐渐认识到了机器对人之强大形塑力，为技术具身下的自己正在偏离主体地位而担忧。于是人们开始积极反思、找寻、自证自身的主体地位，努力感受“我”的存在与意义。我们真的在做有效思考吗？我们是在用传统文化度量具身新文化。凯文·凯利在《必然》一书中阐释：当始终浸淫于现有文化环境，人们会“倾向于在旧事物的框架中观察新事物，我们当下对未来的展望，实际上会曲解新的事物，好让它适应我们已知的事物”[13]。也就是说，人类难以跨越已知局限、理性认识新文化的“馈赠”。在参与和接受具身新文化的实践中，人类与原有文化脱节，陷入传统文化走向边缘的恐慌。

（二）具身传播的认识论反思

一些学者更多将技术具身于人作为具身传播研究的重点，这其实是一种工具理性主导的思维方式；应从更为广义的维度，以价值理性判断为目标，研究技术与人的交互作用。在当前工具理性长足发展而价值理性空场的情形下，具身传播中的“休谟问题”尤为凸显：如何从生物人进化到“赛博人”的“存在”中，推导出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判断“应该”。康德曾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对“休谟问题”作出了回应，他认为“自由意志”是道德存在的本质根据，并提出了三条“绝对命令”使理性得以规范人类的社会行为：一要“只按照你认为同时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二要“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自己和他人仅仅视为工具，而应该永远把自身看作目的”，三要“全部准则通过立法而和可能的目的王国相一致”。[14]将前文所探讨的传播主体虚置现象与上述“绝对命令”进行对照反思，我们可以认为，当下的具身传播实践已经使得“绝对命令”面临“相对性”的挑战：

人机互嵌使得千人千面从隐性渐为显性，技术一方面激发了个体个性化发展的深层欲望，另一方面个体充分展示个性并为群体所关注成为可能。因而从个体维度来看，人们很难通过理性来判断行动是否具备普遍规律性：要求生活在“信息茧房”中的个体对经验中的思考做再思，在浩如烟海的“实然”中找出“应然”，就如同以管窥豹。由于生活情境更加复杂多变，个体所认同的准则将更难呼应普遍准则，因而即便个体可以对行为作出判断，但仍难以满足道德的普遍化要求。

身体和精神的技术化趋势，已将人与媒介的关系从主体与客体的主从地位推至作用与反作用的交互地位：媒介因人的使用，方能被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媒介”，人因广泛使用媒介而成为新的“人”。身体和精神的技术化，使得把人看作“工具”成为客观存在，马克思多次强调自由意识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核心特征，痛心于把意识的自由活动贬低为维持肉体生存的基本保障：“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的成果，似乎仅仅赋予精神的生命以物质的力量，而抽掉了人的生存，使之贬低成一种物质的力量。”[15]若要实现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保障绝对的自由意志，面临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双重挑战，是否意味着身体和精神的逆技术化？然而自由意志不会也不应当成为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桎梏。

“和可能的目的王国相一致”要求人的意志服从于理性，人通过道德的力量中断在人身上起作用的生物学规律。若未来革命性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激素释放、神经元活动等生物学信号在欲望还未形成时却已经转换为电信号作用于算法，人是否仍能坚信自己拥有自由意志；即使人拥有自由意志，但能否顺利服从于理性、真正服从于理性，并及时超越自然规律之上，亦值得深入反思。面对数字化先验构架已经造成了人类意识活动的深层次转变，人类精神达到自觉更为艰难，如何使得媒介技术的生存适应康德“绝对命令”，还需继续在具身的人媒关系中对“自由意志”与技术力量的互构关系进行哲学辨析。

四、结语

智能传播时代，媒介技术已经成为人类身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技术媒介背后的智能算法带来技术为王的认识，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抑或是抹去了人的自由意志，甚至认为AI是人类最后一项发明，不免令人挂肠悬胆：人类极易不自知地落入数字陷阱，逐渐迷失在虚拟世界之中，却把他乡作故乡，意在为人类社会带来理性规范的康德三条“绝对命令”带来“相对性”的挑战。

具身传播中人机博弈形成冲突、对抗的本质原因，是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地摒弃了价值理性而偏爱工具理性，进而使技术主导了价值尺度。技术与非技术因素的交织决定了我们必须重视具身传播时代的“休谟问题”，改变我思主体下非此即彼的技术具身观，从价值理性出发对智能发展进行新的伦理设计。我们要丰富“价值理性嵌入设计”的路径，充分考虑人类道德情境的多样性、机器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及多智能系统应用领域的广泛性，以期对人机关系能以更为宏观、长远、理性的视角进行认识论思考，逐步从精神和哲学层面形成可持续的人机和谐的方法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中国城市形象研究”（22BXW033）；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品牌视觉符号传播中的‘文化自信建构研究”（2021BXW02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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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铮铮为中原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网络与新媒体系主任，博士；王悦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