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情结视域下的白先勇小说探析

桂聪

内容摘要：情结作为心理学的名词，在探讨文学作品的创作动因，分析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白先勇的创作中体现了他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情结，并受情结的驱使创作出不同风格的作品。本文试从白先勇的人生经历结合其创作文本《寂寞的十七岁》《谪仙记》《永远的尹雪艳》，分析“自卑情结”“乡愁情结”“女性情结”对其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情结 白先勇 文艺心理学 原型

白先勇作为台湾当代著名作家，夏志清称赞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1]。《青春·念想》《台北人》《纽约客》是白先勇短篇小说集的代表作，笔者从中选取《青春·念想》中的小说《寂寞的十七岁》《纽约客》的第一篇小说《谪仙记》以及《台北人》的第一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从分析心理学、个体心理学的角度，主要运用“情结”的理论，结合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理论，分析白先勇“自卑情结”“乡愁情结”“女性情结“与产生的原因以及表现方式。

一.荣格的“情结理论”

情结也叫“情意结”（ complex），作为心理学术语，最早由德国精神病学家西尔多·齐亨提出。情结最初为一个病理学名词，1904年到1911年，荣格通过词语联想测试研究，发现并最早提出情结理论。荣格定义为：“情结是联想的凝聚一种多少具有复杂心理性质的图象，有时具有创伤的特征，有时具有痛苦和不同凡响的特征。”[2]荣格发现每个人身上都存在情结，是人们心理无法排解的“意难平”和某种冲动。一种情结的产生与民族，童年成长经历，家庭等因素有关。因此，作家在创作时，受到自身情结的影响，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会带有亲身经历的影子。

二.自卑情结与《寂寞的十七岁》

（一）白先勇的自卑情结

阿德勒认为，人人都有自卑感，并且普遍出现于童年时期。正是由于自卑感，才会促使人们奋起直追，努力摆脱困境，实现自我的超越。

作者提及自己的童年时生过的一场疾病，在节假日，自己的兄弟姐妹们个个喜气洋洋，白先勇感受到了孤独和被遗弃的感觉。痊愈后对学校生活和与人交往中的不适应，作者的性格由外向转变为内向，也因为如此，作者想超越自身的缺陷：“我变得不合群，然而又生性好强，不肯落人后，便拼命用功读书......专想考第一。”[3]在闲暇时光，他读了不少书籍，为自己今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同时，养成了比同龄人更细腻的情感和对孤独的深刻见解，也体现在小说创作的风格之中。

此外，家庭和学校的支持对白先勇选择当一名作家有着巨大的助推作用。初中的李雅韵老师的鼓励在“我”的心中埋下了一颗当作家的种子；大学期间，“我”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得到了夏先生的赏识；大三时，班级创办文学刊物《现代文学》，更是激励着“我”创作。

白先勇在《驀然回首》中提到他的一个亲戚是杨云峰的原型：学校功课不好，家庭没有地位，非常寂寞。白先勇仿佛在那位少年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有感而发，创作了《寂寞的十七岁》。

（二）杨云峰的自卑与超越

《寂寞的十七岁》整篇采用倒叙的手法，描写了处在青春期的少年杨云峰的阴沉沉的生活。在外人看来，杨云峰是自卑的，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学校，他都是不起眼的那个。在以成绩决定地位的家庭中，杨云峰无疑是那个地位最低的成员。父亲事业有成，名声在外，两个哥哥成绩优异，前途无量、弟弟也是常年考第一，而他还要靠父亲的关系才能进一所私立高中，并且还留过两次级。杨云峰的母亲脾气不好，对杨云峰缺乏耐心，每当杨云峰想亲近她时，她却只有哭泣和责骂。此时，与杨云峰年龄相近的弟弟也看不起他，不愿与他玩耍。在这个没有人能理解他的家庭，他显得分外寂寞，只能靠自己给自己打电话来排解自己的苦闷。在个体心理学中，杨云峰属于阿德勒描述的的“次子”形象。在家里，大哥和二哥过于优秀，他只能笼罩在兄长的光辉之下；在他是幺子时，他独占母亲的宠爱，当小弟出生后，母亲的宠爱马上转移到弟弟身上，他瞬间变成了一个不被待见的“废物”，这无疑滋生了他的自卑情结。

杨云峰的自卑情结还来自于学校和同龄人的隔阂。杨云峰靠关系进了一个私立中学，他却很难跟同学以及老师沟通来往，这让他有充分的理由厌学。班上同学的玩世不恭，爱谈恋爱，捉弄他人，让拘谨寡言，热爱文学的杨云峰显得格格不入，始终处于边缘地带。此外，老师的故意刁难，使同学们欺负他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遇到了“知音”魏伯飏，也被同学造谣有不正当关系；而在交际花唐爱丽表现出对他的好感时，他又不知所措，因为唐爱丽是第一个对他明确表示亲近的异性。当他褪下面具，写了封真情实感的信给唐爱丽后，第二天就被疯传和取笑。

阿德勒谈到：“人们不能长久地忍受自卑，但他不再克服困境，而是夸大自我或是陶醉于自我优越的错觉中。”[4]遇到困难，杨云峰采用“逃跑”主义：“在学校躲老师，躲同学，在家里躲爸爸。”[3]考试不会就逃课。杨云峰的自卑还外化在“爱扯谎”上面，他喜欢撒谎来显示自己的优越地位，以免被瞧不起。文章末尾，杨云峰决意再也不去学校，也是他想突破束缚的表现，体现了他想与这个昏沉沉的世界的决裂和自我的“觉醒”。

三.乡愁情结与《谪仙记》

（一）白先勇的乡愁情结

首先，乡愁情结与中国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萦绕在文化作品里的“乡愁”，就是荣格所说的“情结”。乡愁情结则是一个人对故土眷念挥之不去的持续情感。

其次，乡愁情结与白先勇个人的童年创伤以及人生经历有关。白先勇曾这样分析自己作品中产生的怀旧情绪：“确实是有人说我的小说有很怀旧的情绪，流露出伤感的情绪来，我想，一方面我们中国经过许许多多的动乱......这点感受在我身上是相当深的，这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国的文学。”[5]

这一点与荣格所言的“情结”的产生与童年创伤经历的反复强化相契合，情结成为个体心理调节机制中的阻碍。反观作者本人的成长经历，白先勇虽出生名族，但实际上生长在家道中落的时期。他谈到自己出国的心境时：“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3]后期丰富的人生经历让白先勇意识到：“中国文化”就是自己的根。这一点与荣格所言的“情结”的产生与人的后期经历有关相契合；同时，这也说明了情结成为了白先勇灵感动力的源泉。与其说白先勇的作品体现了乡愁，还不说乡愁情结造就了白先勇。

（二）《谪仙记》里的乡愁情结

《谪仙记》中的李彤原本是上海的一个贵族小姐，在与黄慧芬、张嘉行、雷芷苓四人姐妹花中，李彤是独生女，家世最为显赫。好景不长，李彤的父母意外沉船遇难，家中的财产也所剩无几。李彤从一个富家小姐瞬间沦落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她的性情也发生了巨大转变，最终以跳河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小说以李彤为代表所体现出的乡愁意识是由小见大，也正是从她一生的经历让读者了解到乡愁的不可承受，而这也说明了人后期经历郁积形成的“情结”成为了心理调节机制中的阻碍。荣格有一句名言：“今天人们似乎都知道人是有情结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情结也会拥有我们。”[2]因此，当心理病症通过情结表现出来时，若不能以正确的方法疏导出来，相反会激起情结的报复性反弹。情结往往受意志所控制，一旦有机会反弹，就会反噬意志。

李彤一直都拥有着深厚的乡愁情结。在她主动以“中国”自喻时初现端倪。出国留学上飞机时，姐妹四个人不约而同地穿上了红色旗袍，而以李彤的旗袍最为醒目，当四人以四强比喻自己时，李彤骄傲地选择代表中国；当小“家”不在后，李彤内心的乡愁情结被无限放大，她的精神支柱一直是“中国”这个地理概念，最终成为了一种病态心理。

失去至亲后，李彤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病中，她不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她不肯吃东西，医生把她绑起来，天天打葡萄糖和盐水针”[6]愈后，她消沉了很久用了两年才恢复正常；喝酒，就喝最烈的Manhattan；跳舞，即使是热情洋溢的“恰恰”也能够运用自如；赌博，要下最大的彩。这些短暂的刺激并不能填补她内心的空虚，李彤最后还是没有与自己和解，选择在威尼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止李彤，这些留在异国的“才子佳人”们也在寻找精神的皈依。麻将，这种中国人独有的娱乐方式，既是消遣时光的娱乐，又是联络感情的工具，更是这一群纽约“客”对骨子里中国文化的认同。而在异国，昏天暗地地打麻将又影射了这群“浪子”麻木不仁，逃避现实，自我陶醉。“我”和慧芬重回纽约当天晚上，慧芬特地为了这次宴客准备了三天三夜，弄了一桌子的“中国菜”。作者以隐喻的方式表现出黄慧芬认为只有在熟人多的地方才是归属所在，所以当黄慧芬回到纽约时，整个人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由此可见，李彤之死既是现实生活巨变直接造成的，更是文化冲突、精神危机的必然结果，它唤起了一种对文化失落的反思和文化乡愁，同时也体现了郁积的情结对于文学创作会带来的无尽灵感和动力，成为文学创作的“内驱力”。

四.女性情结与《永远的尹雪艳》

（一）白先勇的女性情结

白先勇曾说到：“妇女是我挖不尽的宝藏。”[7]在白先勇的笔下出现了不少令人难忘的女性人物：金大奶奶、玉卿嫂、春梦婆、朱青等，这与他自身的女性情结有关。他的女性情结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

1.中国传统文人文化趣味的集体记忆

中国传统文化隐忍克制的文化气质显现出属于女性的“阴柔”一面，形成“阴阳调和”景象。而白先勇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尤其热爱《红楼梦》《游园惊梦》等以女性人物描写见长的作品，林黛玉、杜丽娘等一众女性角色给白先勇留下深刻等印象，为他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创作提供了范本。

2.个人经验对“阿尼玛”的激发与召唤

白先勇的母亲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在战乱中，她一人带着全家八十多口人逃亡。白先勇的母亲情结表现的尤为明显，母亲情结对他的性取向、今后进行文学创作与信奉宗教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尹雪艳：阿尼玛的完美化身

女性阿尼玛是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的主要原型之一，意为男性心理中女性化的一面。这并非因为男人的生理上具有女性激素，而是男性与女性的交往与接触中形成的女性意识。最初，阿尼玛总是混合于母亲意象一同出现。母亲具有矛盾的双重属性：既有神圣的，例如圣母玛利亚，同时也有邪恶与隐秘的，比如巫婆、蛇等等。阿尼玛代表了男人的女性人格成分，同时也是他对女性一般特征的意象，也就是女性原型。

根据荣格的原型理论，男性无意识当中的同一个阿尼玛常常会分化成两类完全相反的女性形象，一类是魅惑众生的妖精，而另一类则是神圣的女神。尹雪艳人如其名，她既像一个冰雪精灵，站在人群中间便是焦点：“从不爱擦胭抹粉....也不爱穿红戴绿....无论尹雪艳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9]同时，懂法术的吴家阿婆认为尹雪艳是红颜祸水，和历史上的褒姒、妲己﹑飞燕、太真一样是妖孽，八字带着重煞，命犯白虎，只要是跟她在一起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下场。

此外，尹雪艳身上集合了一些矛盾的“母亲原型”意象：菩萨，死神，祭司等等。在东方神话中，菩萨是保佑，超渡众生的神明；在西方神话中，酒神仪式上的女祭司会嗜杀动物，让人处于“无意识”的麻木的、幻想的快乐之中。永远不老的尹雪艳，是东方的海伦，饮用他们的血，然后自然地进入酒神狂欢状态；而精灵总是与人类男人发生恋情，并迷倒他。一次见面，便能让徐壮图等一众男人倾家荡产，乐不思蜀；她又是吴经理等男人的“索菲亚”，一句语气轻柔的安抚，便能让吴经理得到无穷的精神动力。这些落魄的上海上层社会的人们都把尹公馆当做桃花源一般，缅怀他们逝去的美好时光；而尹雪艳对客人的上心，让人们自以为自己还保持着数十年前的头衔和派头，于是在尹雪艳的“温柔乡”中沉沦。

作者在“感觉”（相对于思维、直觉等）上的敏感，特别是对细节的把握也让人惊叹。文中使用色彩的强烈对比来隐喻。比如，尹雪艳第一次迎接徐壮图时，特地在鬓边戴上了一朵郁金香，耳朵上吊着银坠子。而象征着死亡的白色与象征着鲜血的红色形成了鲜明对比，暗示着尹雪艳即将“吸食”徐壮图的生命。而晚香玉的甜香，总是把人迷的晕头转向，进入一众半醉的、精神恍惚的状态。

尹雪艳是白先勇作品中唯一没有正面描写悲剧结局的女性形象，而她的“永远”也正是作者对其阿尼玛心象的透射。作者“女性化”气质体现了作者在精神和心理上对女性的文化认同，又象征着在“阿尼玛”统摄下追求两性聚合的特别意蕴。

纵观白先勇的作品，随着自身生活经历和内心感悟的丰富，他对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角度也在不断变化，但从大体上来看，无一不萦绕着孤独寂寞的自卑情结、深沉厚重的乡愁情结以及意蕴丰富的女性情结，从而使作品具备了无可替代的、不容忽視的重要美学价值。

参考文献

[1]夏志清.文学的前途[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35.

[2]申荷永.荣格与分析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76，72-73.

[3]白先勇.青春·念想[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1，69，186.

[4][奥]A·阿德勒.超越自卑[M].徐家宁，徐家康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33.

[5]李夏.论白先勇小说的“女性文学”倾向[J].当代文坛.1992.（5）：041.

[6]白先勇.纽约客[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4.

[7]白先勇.游园惊梦[M].台北：台湾远景公司.1982：134.

[8][瑞士]C.G.荣格.荣格文集2原型与原型意象[M].吉林：长春出版社，2014：13，164.

[9]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2卷：台北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4.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