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的“二二事件”

刘永加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后的第13天，张学良在没有告知中共中央派来解决西安事变的全权代表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一去不复返，不但他被扣了下来，而且国民党中央军立刻大兵压境。此时，西安方面都期待着张学良回来主持大局，尤其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更是心情急切，甚至要冒险以武力去救出他们的少帅，结果与王以哲军长为首的主和派东北军高级将领发生激烈的冲突，酿成悲剧性的“二二事件”。

事件发生后，东北军中火拼的硝烟味愈来愈浓，朝着一发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在此危急关头，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智慧和胆识，化解了剑拔弩张的局势，挽救了东北军，稳定了西安的局势，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局势突变，内部分歧加大

张学良亲自把蒋介石护送回南京后，蒋介石立即翻脸，马上下令扣押张学良，并推出软禁、审判、特赦、“严加管束”等制裁张学良的措施。同时，蒋介石以挟张学良而令西安诸将领，事态突然变得复杂起来，局面日趋危急。

1937年1月5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对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和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均给予撤职留任处分；任命顾祝同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并下令将顾辖下的中央军改编为5个集团军，推进到西安附近，占领有利地形，做出开战姿态，向西安方面施压。

1月11日，蒋介石提出解决西安方面的甲乙两方案。甲方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彬州以西的西兰路上；西北军第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回陕北；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12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由第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乙方案：东北军（包括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西北军第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回陕北；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第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同日，被从南京送到溪口武岭文昌阁的张学良，当夜给杨虎城等将领写了一封信：“弟今早同瑞峰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等易收束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请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请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祥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让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张学良此信之意是希望杨虎城、于学忠等西北军和东北军将领在甲乙两方案中选择其一，以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了抗日和避免内战，张学良决定再度委曲求全。

此时，东北军内部分成两派，意见分歧很大，而且愈演愈烈：少壮派坚决主张南京必须先放张学良回陕，然后撤兵，否则不惜拼死一战；以王以哲、何柱国等为首的将领则表示应以张学良的指示行事，避免内战，一致对外，对西安事变应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一切都应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不能贸然开战，至于营救张学良的问题，可以采取和平方法，只要此前已经形成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三位一体”好好团结，张学良是能够营救出来的。少壮派认为王以哲主和是为了向南京投降，并欲取代张学良。因此，他们对王以哲、何柱国等疑窦丛生，以致最后发展到誓不两立的地步。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中也有主和与主战两种意见，致使杨虎城动摇于和、战之间。

中共采取的方针仍是继续逼蒋实现其抗日救国的诺言，主张和平解决，反对纠纷，反对亲日派挑起内战、分裂中国的图谋。为回击南京的军事进攻，周恩来又同东北军和西北军两军高级将领共同商定：组成三方面的联军，拟定作战方案，做好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同时，杨虎城派第十七路军李志刚、东北军米春霖和鲍文樾去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质问蒋介石为何向西北进兵，并要求立即释放张学良。之后，蒋介石同意让西安方面派人与顾祝同等在潼关谈判。经过谈判，西安方面决定采用三方都比较接受的甲方案：中央军进驻潼关，驻西安的部队由12个团减为3个团。双方还就划定军队驻地、移驻时间、军饷、指挥系统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共分为20多项条款，商定后签字执行。

当潼关谈判正接近尾声之际，西安内部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发生日益激烈的意见分歧。尤其是1月31日晚，当东北军和西北军最高军事会议作出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议后，“二二事件”骤然发生。

局面激化，“二二事件”爆发

1937年1月27日，新城杨公馆内，杨虎城正与第十七路军一些将领商讨局势，突然门被推开，东北军60多名少壮派营团军官拥进客厅，纷纷哭诉要杨虎城指挥东北军到潼关与中央军拼命，让国民党中央放回张学良副司令。杨虎城也被感染了，决定采纳少壮派的主张，先打后和。王以哲为了说服少壮派放弃动武念头，统一东北军内部的思想，1月29日在渭南召集了高级干部会议。不巧的是，王以哲当天因病没有出席，结果这次会议最后决定：如张学良副司令不回来，绝不撤兵，中央军如进攻，坚决打退它。很显然，这个决议违背了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等高级将领主和的意图。主战派的呼声日益高涨，东北军内部战与和的分歧愈演愈烈。

1月31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分别代表第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会议由杨虎城主持。经过激烈讨论和听取各方意见，最后还是决定和平解决。一行人走出王以哲公馆时已是后半夜，何柱国送走杨虎城和周恩来后，又回到王以哲身边，向他表示了对少壮派的担心，害怕少壮派当晚就会采取极端行动，并建议二人一起搬到杨虎城公馆避一避，但王以哲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何柱国一直与少壮派打交道，深知他们年轻氣盛，情绪之下可能干出一些过激的行动来，当夜他就搬进了杨虎城公馆。

就在当天晚上，有少壮派“三剑客”之称的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铭九等人来到周恩来的住处，痛哭流涕，请求红军帮助他们与蒋介石拼个高低，救出张学良。面对少壮派的哭诉和死缠硬磨，周恩来感觉到值此敏感时刻，少壮派的任何轻举妄动都有可能破坏抗日统战大局的形成，周恩来先安抚他们的情绪，答应考虑之后给与答复。经过与叶剑英、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人一起商讨后，第二天，周恩来对杨虎城表示：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团结一致，红军就同两家站在一起，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如果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决定要打，作为三位一体的红军也将采取一致行动。

与此同时，1937年2月1日，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何镜华在张学良公馆召开秘密会议。孙铭九主张打死主和的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何镜华不同意，提出把二人监视起来，孙铭九也不同意，最后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当晚，西安街头甚至出现少壮派张贴的“锄奸”标语，火药味愈来愈浓。晚10时许，当西安方面根据潼关谈判签订的协议发出撤兵命令后，何镜华、应德田、孙铭九3人又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认为一旦撤兵，他们就无法控制，局面一旦走向和平解决，营救张学良副司令就没有希望了，少壮派决定采取极端行动。

2月2日早上8时许，众多东北军少壮派军人来到应德田、孙铭九住处。30多名少壮派军官群情激奋，高呼不能断送东北军的前途，必须救回副司令，一致同意除掉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等10多名主和派高级将领，并迅速调集部队开始行动。

第一个牺牲的是王以哲。东北军卫士营连长于方俊带队直闯王以哲公馆，众人向王以哲连开数枪，几乎同时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参谋处长、通讯处长亦被枪杀。何柱国由于杨虎城的庇护，幸免于难。顿时整个西安陷入混乱，于学忠、刘多荃等高级将领闻讯痛哭流涕。此时，刘多荃师长驻守渭南，他同王以哲是保定军校同学，平日很亲近，看到少壮派的杀人行为，当即命令辖下一个团开往临潼，一来防止杨虎城的再度动摇，二来向少壮派施加压力，以防再生不测。

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人紧急商议，决定立即表态，表明少壮派的举动与中共完全无关，同时稳住杨虎城，力争执行“三位一体”的最后决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稳定局面，妥善平息事件

此时，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的王炳南，正在杨虎城部队中做地下工作，听到东北军少壮派已经枪杀主和派几名高级将领的惊人消息后，连忙去报告周恩来。不料，在王炳南来到之前，一些东北军青年军官已经杀气腾腾地先一步闯进周恩来的临时住所。危急关头，周恩来镇定自若，威严地先发制人，告诫这几个青年军官不要再轻举妄动，少壮派的行动不但不能营救张副司令回来，恰恰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是蒋介石所欢迎的，是害了张学良！他们的行动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周恩来的一番严词煞了他们的威风，也使他们被鲁莽冲昏的头脑冷静下来，无理闯进来的几个青年军官立即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东北军主战的少壮派枪杀了王以哲军长的消息传出后，恐怖笼罩着西安城，为了嫁祸于中共代表团，潜伏在西安城内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指鹿为马、混淆是非，散布谣言，说应德田是中共党员，造谣孙铭九等也都是中共党员，他们是受中共代表团的指使滥杀东北军高官。这样一来，“二二事件”的脏水就直接泼向中共代表团，甚至影射中共是“二二事件”的幕后指使，这些恶意谣言挑起了部分不明真相的东北军将士对中共的仇恨。

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为中共代表团与周恩来的安全担忧。应对此危局，周恩来果断地宣布紧急应变计划：一、代表团迅速撤到云阳镇待命；二、周恩来和叶剑英等留下来继续工作；三、代表团撤离之前，全体成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去粉巷吊唁王以哲军长。

面对复杂异常的局势，周恩来决定前去吊唁王以哲将军，以此打开突破口，稳住西安的大局，穩妥解决“二二事件”。2月2日下午，周恩来身着灰色外衣，左臂上戴着黑纱，率领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抬着祭奠花圈，来到粉巷吊唁王以哲。此时，负责王家保卫的是东北军一〇五师三团的士兵，他们持枪握刀，杀气腾腾，因听信谣言，对中共代表团充满了敌意。

这是自王以哲军长遇害以后，第一个前来吊唁的队伍。王以哲遗孀制止了在场的东北军官兵的报复冲动，派人把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接进灵堂。当时王以哲的灵堂尚在布置中，周恩来一进屋就亲自动手帮助布置灵堂，然后领着中共代表团重新缓缓走进灵堂，敬上祭品，向王以哲的遗像深深地鞠3个躬。周恩来静静地凝视王以哲的遗像，热泪长流。

吊唁完毕，周恩来对哽咽不已的王夫人沉痛地诉说王以哲将军的功劳以及与中共的深厚感情。王以哲是东北军的元老功臣，也是共产党忠实的朋友，是最早促成共产党和张学良将军沟通的将领，参加了延安会谈，在西安事变前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共不会忘记他的付出和功劳。中共代表团第一个赶来吊唁王将军，使王以哲家属和东北军上层人士感受到中共的诚意和关心，减少了对中共的误解，有助于化解东北军将士因王以哲遇害而对中共的敌意。

东北军少壮派中的一些人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将领，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国民党中央军打仗，救回张学良，结果却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广大官兵的愤慨，消息传到前线，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掉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潼。他们提出：少壮派孙铭九等必须离开西安。

2月3日，杨虎城同周恩来商量后，派人找来孙铭九等人。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这时也慌了手脚，3人经过彻夜商量，在第二天提出3个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交由中共带往苏区处理。周恩来在这样复杂而困难的局势下，权衡再三，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时是有功的，他们错误地枪杀王以哲的动机是想拯救张学良，毅然决定把几名犯错的少壮派送往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目标，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那些日子，可以说是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期间最困难的日子。他的周围就像堆满了火药桶，各种对立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而他们几乎都是共产党的朋友。情况的发展常常是风云突起，瞬息万变，稍微处理不慎，就可能令和谈努力前功尽弃，使已取得的初步胜利全部付之东流，这种压力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当时在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吕正操、王炳南后来回忆：那些天，周恩来忙到不可开交。他顾不得吃饭，顾不得休息，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小时，夜以继日地工作。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舌敝唇焦，然而，每当他出现在会场上，出现在客人面前，仍然是那样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周恩来平易近人，对和战两派平等相待，尽力说服大家团结合作。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谈话是有说服力的，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使大局得到维持而不致崩溃，并且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广大将士中赢得了信任，赢得了友谊。

周恩来在险象环生、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依靠沉着冷静、果敢睿智的斗争艺术和运筹帷幄的策略平息了“二二事件”，最终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