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研究综述

王喜满　巩效忠

〔摘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从理论来源、实践探索和时代背景三个层面研究了其准备条件，分阶段论和节点论两种形式研究了其发展脉络，以横向分析、微观分析及典型分析三个角度研究了其主要内容，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史两种视域下研究了其经验和启示。现有研究成果可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借鉴和支撑，但总体而言还不够成熟，仍需进一步深化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23）01-0122-07

党内法规建设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重要方法，是提高我们党依法执政能力的重要保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现实课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内法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探索的开端，其特征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目前，学术界从准备条件、发展脉络、主要内容、经验及启示等四个方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内法规建设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准备条件的研究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准备条件，学者们大多是从理论来源、实践探索和时代背景三个层面进行研究的。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理论来源的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关于党内法规建设的论述。梁振涛、高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经典文献中运用规章制度、法律等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理论来源〔1〕。张露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初步建设无产阶级政党规章制度的构想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2〕。许耀桐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党纲和党章的制定，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全力争得党纲和党章的创制权，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实践〔3〕。王婷鹤、刘志坚认为，在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创建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与起草、修改、确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宣言，以及争得党纲、党章创制权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党内法规意识的集中体现〔4〕。由此可见，学者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关于党内法规建设的论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思想源头。

第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实践探索的研究。刘小妹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仅在理论上首次明确提出“党内法规”，更在实践中不断制定并完善了诸多领域的党内法规〔5〕。贺莉强调，围绕该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党纲、党章及党规的宣传工作，并在宣传过程中将先进分子吸纳为组织成员，促进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6〕。张洪松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及建立新中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严格党的纪律促进了党内法规建设，解决了党的生存发展问题〔7〕。

第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时代背景的研究。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8〕因此，要深入解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必须对其时代背景进行深刻把握。宋功德认为，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共产党围绕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政党这一主题展开了党内法规建设〔9〕。马宝成、成为杰认为，为适应残酷的斗争环境、完成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和实现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以“党规党法”约束党的组织和党员〔10〕。何益忠分析指出，在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后由传统向近代的快速转型中，在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由一国向多国的急速发展中，在非法和合法、秘密和公开的转换中，中国共产党围绕组织工人运动、动员农民武装革命、探索执政经验等任务开展了党内法规建设活动〔11〕。魏艳也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国内外、党内外环境极为复杂，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间的民族矛盾、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间的阶级矛盾交织。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党内法规建设，促进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任务的完成。但是，由于自身实力受限、革命形势变幻莫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内容规定、规范形式等都处于探索状态，具有明显的灵活性和不稳定性〔12〕。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发展脉络的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共历时28年，经历了从无到有并渐成体系的过程，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发展脉络的研究，学术界主要是从党史研究的宏观角度展开的。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采用了阶段论的形式，如二阶段论、三阶段论、四阶段论、七阶段论等，少数则采用了节点论的形式。

（一）阶段论

第一，二阶段论。孟涛和梁振涛两位学者均坚持二阶段论的观点，但二者的阶段划分标准及划分结果不同。孟涛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第一个阶段为1921年7月到1938年10月，此阶段党主要依靠制发文件进行党内法规建设；第二阶段是1938年10月到1949年10月，此阶段党主要通过依规治理进行党内法规建设〔13〕。梁振涛、高建认为，从党成立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党通过制定、实施和修改党章、党规、党内法规性文件，建立了党内最基本的规章制度；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通过规章建党解决了党内实际问题，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

第二，三阶段论。刘红凛、胥壮壮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第一阶段为1921年7月到1928年6月，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围绕纲领建党来制定、完善党的纲领与章程，二是以章治党，以“决议案”形式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与党的领导；第二阶段为1928年6月到1945年4月，基本沿袭了之前以章治党、以“决议案”形式推进党的建设的治党模式；第三阶段为1945年4月到1949年10月，“决定”“指示”等成为实际上的管党治党方式〔14〕。陈丽凤则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第一階段为1921年7月到1927年7月，围绕党的中央和地方机构设置、领导机构职权划分、选举制度等展开；第二阶段为1927年8月到1942年8月，围绕党的领导机构调整、军事领导机构演变、地方各级组织恢复、党管干部制度完善等展开；第三个阶段为1942年9月到1949年9月，围绕党中央机构调整、地方和基础机构完善、请示报告制度形成等进行〔15〕。何益忠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第一阶段为中国共产党建立至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党围绕党章的制定和修改展开先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第二阶段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至红军战略大转移，党为适应地下斗争的残酷环境，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有关支部建设的专门法规；第三阶段为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党先后通过了《保守党内秘密条例》《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等文件，还在党的七大上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为成熟的一部党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何益忠认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仅出台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等党内法规，因而未将解放战争时期归入第三阶段或单独设为一个阶段〔11〕。

第三，四阶段论。李忠、宋功德、赵淑梅等学者均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划分为党的建立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四个先后衔接的阶段，但对不同阶段具体特征和内容的阐释不一。李忠认为，第一阶段党通过高度重视党章、加强组织建设、严格党的纪律等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第二阶段党则通过进一步修订党章、强调民主集中制和党领导军队原则、适应白色恐怖改革组织制度、创立党内巡视制度等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第三阶段党通过独立自主制定党章、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宣传教育建设、集中统一领导等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第四阶段党通过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思想建设、建立健全请示报告制度等加强党内法规建设〔16〕。宋功德则从立规、沿革等角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四个阶段进行了阐释〔9〕。赵淑梅、周明宽认为，第一阶段党通过党的纲领、章程（章程修正案）对党的组织机构、党员发展、党内纪律等作出了初步规定；第二阶段党对民主集中制、党的全国会议以及中央执行局和中央特派员等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规范了全党行为；第三阶段党明确提出“党内法规”概念，并从实践层面大力推动了党内法规建设；第四阶段党进一步探索了统一全党意志和保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党内法规建设道路〔17〕。

第四，七阶段论。程维荣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第一阶段是党内法规建设的萌芽时期，即从1921年1月到1923年12月，围绕党的建立、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党的三大制定的法规进行；第二阶段是党内法规建设的探寻时期，即从1924年1月到1927年7月，围绕党的四大修订的党章、大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建设、党的五大通过的党章和议决案、党内监督机制的创立等展开；第三阶段是党内法规建设的凸显时期，即从1927年8月到1931年6月，主要围绕党组织的恢复、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和相关法规、古田会议等展开；第四阶段是党内法规建设的转折时期，即从1931年9月到1937年7月，围绕遵义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论述了党内法规的发展；第五阶段是党内法规建设的初步体系化时期，即从1937年7月到1941年11月，围绕全民族抗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等进行；第六阶段是党内法规建设的积极推进时期，即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围绕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思想形成、党的七大及其通过的党章进行；第七阶段是在全国革命胜利的背景下继续强化党内法规建设的时期，即从1945年9月到1949年9月，围绕整党、加强报告制度、建立中央派出机构与中央工作委员会等展开〔18〕32-475。

（二）节点论

少数研究者则立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时间节点对党内法规建设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分析。陈朋以党章为研究主线，提出党的一大和二大分别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章程》，并对党内法规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党的三大、四大、五大、六大等对党章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党的七大通过了党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独立自主的党章〔19〕。陈松友、王雷在研究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时回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内法规建设，但仅对党的一大、党的二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党的七大等重要时间节点上的党内法规建设进行了闡述〔20〕。刘小妹着重强调了四个时间节点，一是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是党第一个党章性质的党内法规；二是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自此中国共产党拥有了自己的根本大法；三是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党内法规”这一概念；四是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完全独立自主制定的党章，也是党成熟的标志〔5〕。辛艺萱在论述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探索时也未明确进行阶段划分，仅从党的一大、党的二大、党的三大、党的四大、党的五大制定或修改党章的实践出发对党内法规建设进行了论述〔21〕。刘长秋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发展阶段，并对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系列文件进行了详细论述〔22〕。段光鹏、王向明以时间为序对党的一大、党的二大、1938年10月处理张国焘问题、1945年党的七大等重要事件进行了简单论述〔23〕。方堃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为背景，以党章修订更新为逻辑线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内法规建设，并围绕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部章程、党的领导人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使用“党规党法”表述、延安时期的党内法规建设实践等展开了具体论述〔24〕。陈家刚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制度时刻：第一个制度时刻是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二个制度时刻是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党规”等概念开始出现在党的文献中；第三个制度时刻是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25〕。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主要内容的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多数学者选择了横向分析和微观分析的角度，也有部分学者选择了典型分析的角度，将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实践作为典型进行了研究。

第一，以横向分析角度进行的研究。学者们采用横向分析的研究角度，就是为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内容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程维荣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党在一定时期的纲领、方针、政策与策略；二是党的组织制度；三是党的部门工作（组织、宣传、基层等方面的活动）规则；四是党员纪律〔18〕8-9。李军经统计总结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10个党章和党章性法规、10个党的纪律性法规、11个党员和党的干部法规、12个党的组织法规、19个党的军事法规、20个党的宣传和教育法规、19个其他类型法规〔26〕。何益忠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和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的梳理阐释了党员接收和纪律问题；二是在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党的五大通过的党章、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的基础上论述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产生、发展及其工作或职权；三是在梳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及1931年5月颁布的《中央巡视条例》等文件的基础上论述了党员与党组织及党组织之间的关系〔11〕。

第二，以微观分析角度进行的研究。贺莉认为，从宣传教育的角度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改造党员思想、规范党员行为的对内党员教育方针，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民众争取革命同行者的对外宣传主张这两部分内容〔6〕。夏赞忠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制度、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的制度、党内选举的制度、党务公开的制度、党内监督和制约的制度等〔27〕。

第三，以典型分析角度对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实践进行的研究。张炜达、张腾在系统回顾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建设时指出，党员的教育学习、党的组织建设、党领导群众的工作方法、党员廉洁制度是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主要内容〔28〕。崔言鹏在对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建设进行论述时指出，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围绕党的革命任务，制定党章及相关法规；二是以组织路线为中心，制定党的组织法规；三是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制定党的宣传教育法规；四是扩大党员干部队伍，制定党员干部法规；五是强化党的纪律建设，制定党的纪律法规〔29〕。

四、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经验和启示的研究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经验和启示的研究是相关研究与当前实践结合的关键，学术界主要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史两个研究视域下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经验的研究

第一，在党内法规建设史的视域下进行经验总结的研究。陈朋认为，相关经验包括始终坚持以党章为统领、注重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互促进、注重实践应用及有力执行等三条基本经验〔19〕。马宝成、成为杰强调，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演进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三条：一是必须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二是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三是必须坚持科学规范、系统完备的导向〔10〕。陈松友、王雷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史共有三条历史经验：一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引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二是坚持围绕党的建设中心工作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三是坚持从党的建设整体出发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20〕。陈家刚得出了五点基本经验，即应始终坚持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始终注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持通过法规制度建设协调各方面关系、始终坚持在制度建设中加强体制机制和程序建设、始终坚持以党内民主的方式来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25〕。蒯正明则认为应当包括六点基本经验：一是抓好政治建设，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供政治引领和政治保证；二是着眼于从严治党，不断深化对党内法规制度的思想认识；三是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将民主集中制贯穿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全过程；四是注重无产阶级政党制度一般要求与党的实际相结合，实现党内法规制度创新发展；五是在“体系”上下功夫，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六是以法治思维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统筹推进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30〕。赵淑梅、周明宽也总结了六条基本经验，即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是管党治党的重要手段：一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二要立足党的建设整體要求，三要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四要坚持继承性和发展性的统一，五要坚持自主性和开放性的统一，六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17〕。张洪松着重总结了党内法规运行过程管理的基本经验：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将党内法规与党的历史任务及党为实现历史任务而确立的理论和路线联系起来；二是做好立规前规划和计划，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三是推动制定过程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提升党内法规质量；四是明确党内法规实施责任，狠抓党内法规贯彻落实；五是做好立规后评估和清理，实现党内法规的持续革新〔7〕。

第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史的视域下进行经验总结的研究。程维荣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主要包括如下六点：一是党的领导机构必须高度重视党内法规的作用；二是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坚持从严治党，建立各领域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三是党内法规必须形成一个以党章为中心，包括不同层级、不同领域规定的完备的逻辑体系，而不能只是零散规范的堆积；四是党内法规必须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五是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六是党内法规重在落实〔18〕21-23。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启示的研究

第一，在党内法规建设史的视域下寻求启示的研究。陈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中得出了三点主要启示：一是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摆在首要位置，二是党内法规建设要有系统谋划思维，三是与时俱进、顺势而为推动党内法规建设〔19〕。赵淑梅、周明宽提炼出了五点现实启示：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内法规建设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进党内法规建设，二是以党章为核心、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推进党内法规建设，三是以程序优化为抓手增强党内法规的执行力，四是以自觉遵规为目标加强全党的党内法规教育，五是协调处理好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关系〔17〕。刘红凛则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启示主要有六点：一是立足于党的性质、纲领、宗旨、初心使命来建章立规是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根本政治原则，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根本目的；二是密切联系政治路线、围绕党建路线和党建目标来建章立规是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基本遵循；三是党章是建立完善党内法规的基石和根本依据；四是依纪治党是百年来党的建设的显著特点；五是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基本依据，并非唯一依据；六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决定着党内法规建设的方向与成效〔31〕。

第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史的视域下寻求启示的研究。何益忠在多维考察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背景、历程、内容的基础上得出了三点启示：一是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实现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制度化、规范化，明确相应的责任和边界，这是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基本保证；二是作为一个在列宁建党思想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恪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并将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体现在党内法规建设和民主集中制建设实践中；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一个以暴力方式推翻现政权、现法制体系的政党，从总体上看党内法规与国家宪法、法律的关系并没有成为党内法规建设亟需探讨的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仍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索以备后日所需〔11〕。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研究的深化方向

总体来看，进入新时代，学术界从四个方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展开了积极研究，为本专题进一步探赜提供了有益参考。但是，从当前研究现状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这一专题的研究仍有很多有待深化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需要全面探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准备条件。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32〕从研究现状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准备条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党内法规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法规思想的探索研究不足。学术界应当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全面闡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法规思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作用。

第二，需要详细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发展脉络。当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发展脉络的研究较为丰富，有二段论、三段论、四段论、七段论及节点论，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这些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发展脉络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以期刊论文的形式呈现出来，较为笼统、不够细致，缺乏完整性。因此，需要更加详细、全面地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阐释。

第三，需要科学解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主要内容。目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主要内容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是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主要内容划分标准不一。这一时期党通过、修订和完善的党内法规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党的监督等各方面党的建设的内容作出了规定，研究价值较大。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时期党内法规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或归类，但标准不一、角度多样，有必要通过深化研究凝聚共识。另一方面，内容叙述较为粗略，缺乏完整性。从研究成果可以明显看出，学术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主要内容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党的一大、党的二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党的七大等重要时间节点，而对其他时间通过的党内法规主要内容的论述不足。因此，科学解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主要内容，需要进一步展开整体性研究。

第四，需要深度挖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经验和启示。现有研究绝大多数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史的视域下，从整体出发进行的研究，较为缺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或其中某一时期出发对党内法规建设经验和启示的研究。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学术界应力争聚焦微观时期或阶段，在更细致的视域划分下，推动相关研究深入展开，结合具体历史任务或社会主要矛盾深度挖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经验和启示。

〔参 考文 献〕

〔1〕梁振涛，高 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逻辑理路〔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1）：30-37.

〔2〕张 露.价值、体系与原则：党内法规的整体性思考〔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2）：49-60..

〔3〕许耀桐.马克思恩格斯与党内法规建设〔J〕.理论探讨，2019（04）：120-126.

〔4〕王婷鹤，刘志坚.新时代党内法规意识的影响维度与培育机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4）：108-116.

〔5〕刘小妹.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百年回顾与展望〔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22）：114-123.

〔6〕贺 莉.党内法规宣传教育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J〕.理论学刊，2022（01）：45-53.

〔7〕张洪松.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百年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01）：115-12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9〕宋功德.党内法规的百年演进与治理之道〔J〕.中国法学，2021（05）：5-38.

〔10〕马宝成，成为杰.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历史演进、基本经验与未来展望〔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03）：134-140.

〔11〕何益忠.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多维考察〔J〕.江汉论坛，2019（07）：127-131.

〔12〕魏 艳.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内法规建设经验与展望〔J〕.思想教育研究，2021（07）：83-88.

〔13〕孟 涛.党内法规体系的形成与完善〔J〕.法学研究，2021（06）：19-35.

〔14〕刘红凛，胥壮壮.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治党模式发展演进——从以章治党、政策治党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J〕.理论探讨，2021（03）：5-12.

〔15〕陈丽凤.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21-2006）〔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153.

〔16〕李 忠.党内法规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1-46.

〔17〕赵淑梅，周明宽.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历程、成就与经验〔J〕.求索，2022（02）：36-46.

〔18〕程维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19〕陈 朋.党内法规建设的百年探索及其经验启示〔J〕.科学社会主义，2021（02）：17-23.

〔20〕陈松友，王 雷.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三维考察〔J〕.理论学刊，2021（06）：42-50.

〔21〕辛艺萱.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百年探索与时代启示〔J〕.天府新论，2021（04）：11-21.

〔22〕刘长秋.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J〕.探索，2020（05）：91-102.

〔23〕段光鹏，王向明.历程、问题与对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百年史回顾〔J〕.学习与实践，2021（04）：14-24.

〔24〕方 堃.论“依章治党”——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为背景〔J〕.江苏社会科学，2019（05）：149-157.

〔25〕陈家刚.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基本经验〔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12-22.

〔26〕李 军.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71-82.

〔27〕夏赞忠.党内民主法规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1-296.

〔28〕张炜达，张 腾.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及其历史经验〔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5）：30-35.

〔29〕崔言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及其历史经验研究〔J〕.理论学刊，2019（06）：36-45.

〔30〕蒯正明.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百年探索的基本经验〔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02）：47-54.

〔31〕刘红凛.百年党内法规建设：发展图景与基本启示〔J〕.人民论坛，2021（36）：15-19.

〔3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责任编辑 王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