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下公众焦虑心理对旅游者出游意愿的影响

李与格　徐文洁　夏晴

摘要：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的三年来，大量旅游企业被迫停业甚至破产、众多旅游服务人员失业等问题接踵而至，如何帮助旅游业恢复活力，成为业内共同关注点。本文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下的公众焦虑心理、疫情风险感知、家庭经济信心、出游意愿等关系出发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明晰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下公众的心理健康状况和旅游行为，为之后的旅游发展提供建议。

关键词：公众焦虑；感知风险；出游意愿

近年来频发的突发公共事件，不仅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威胁，同时对公众心理健康及其旅行风险感知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此次疫情中首当其冲的是旅游业。出入境旅游一度停摆、大量旅游企业被迫停业甚至破产、众多旅游服务人员失业等问题接踵而至。[1]后疫情时代，如何帮助旅游业恢复活力，成为业内的共同关注点。

因此，针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危机管理和事件后的旅游市场活力恢复，公众心理问题应被重视。本文拟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下的公众焦虑心理、风险感知、家庭经济信心、出游意愿等角度出发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利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四川成都市调查数据对该模型进行验证分析，以进一步明晰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下公众的心理健康状况和旅游行为，并为后疫情时代公众经济信心重塑和旅游市场活力恢复提供理论支撑。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近年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这不仅对公众生命健康产生威胁，也给较大范围的人群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和情绪问题。[2]同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扩散更引发了公众出行过程中的紧张、焦虑等负面心理情绪。[3]为了进一步验证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下公众出行的风险感知是否加剧了公共焦虑情绪，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风险感知正向显著影响公众焦虑心理。

关于突发事件后，公众的经济信心和心理状况的关系，学者们也做了深入的研究。有学者发现，个体对环境变化的预期是影响和决定中国居民心理状况的首要因素，预期越高，其具有幸福感的可能性就越大。[4]更具体地，有学者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例，发现心理状况受到经济信心的影响：较强的经济信心可以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5]由此本文推测，经济信心对焦虑心理有着负向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二者关系，本文提出假设H2：家庭經济信心负向显著影响公众焦虑心理。

突发事件后，风险感知是影响公众出游行为的重要因素。对于旅游风险感知，部分研究认为，其中目的地质量风险感知对于游客出游意愿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6]而后又有学者发现，旅游风险感知中的事件风险感知以及恐惧性变量，显著降低了游客的出游意愿。[7，8]此外，在总体出行意愿下降的情况下，相较于远程旅行，近程生活型旅游意向增强。[9]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3：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风险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公众出游意愿。

在过往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发现经济信心会对公众旅游行为产生影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居民的预期对居民的消费意愿具有影响：较高经济信心刺激居民消费意愿。[10]有学者不仅发现旅游者的经济信心对旅游行为有促进作用，还发现旅游者预期收入对于旅游行为的影响高于当下收入对旅游行为的影响。[11]综合上述文献观点，本文提出假设H4：家庭经济信心显著正向影响公众出游意愿。

关于焦虑心理对于旅游行为的影响也有不少学者做了研究。KennettHensel等认为，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后，民众的消费行为及意愿都会显著下降。Sonmez和Graefe发现，恐怖袭击事件会严重损害事发地形象，同时对旅游者的到访意愿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通过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在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之下，公众负面情绪会对其旅游意愿及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为了进一步明晰民众的焦虑心理与出游意愿的关系，本文提出假设H5：焦虑心理负向显著影响公众出游意愿。同时结合前文的假设，对“焦虑心理” 的中介作用进行研究（假设H6：焦虑心理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风险感知对公众出游意愿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和H7：焦虑心理在家庭经济信心对公众出游意愿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

本文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询问了专家意见，最终初步形成如下评价体系：第一，焦虑心理。在该部分本文借鉴国际通用的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进行测量；第二，家庭经济信心。该部分借鉴辛自强等学者的方法，[12]共设置4个题项；第三，出游意愿。综合现有研究，设置题项“未来一年内您是否计划出游” 用以测量公众的出游意愿；第四，人口统计学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收入情况、受教育程度。

（二）数据收集

本文以四川省成都市民众为研究对象。2022年11月，利用方便抽样与滚雪球抽样法，在线上与线下同时随机抽样调查。最终收到问卷131份，剔除不完整及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115份。

三、结果分析

（一）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信度系数值为0.8，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高。使用KMO和Bartlett检验进行效度验证，KMO值为0.756，介于0.7—0.8之间，研究数据适合提取信息。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研究发现：AVE大于0.5且CR值大于0.7，说明聚合效度较高。针对区分效度进行分析，针对焦虑心理，其AVE平方根值为0.739，大于因子间相关系数绝对值的最大值0.193，意味着其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针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风险感知，其AVE平方根值为0.558，大于因子间相关系数绝对值的最大值0.142，意味着其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针对家庭经济信心，其AVE平方根值为0.787，大于因子间相关系数绝对值的最大值0.193，意味着其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三）研究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焦虑心理、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风险感知、家庭经济信心和出游意愿之间的影响关系（详见表1）。

为了进一步检验焦虑心理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SPSS25.0进行分析（详见表2）：第一，出游意愿=1.207-0.091*15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风险感知-0.181*22家庭经济信心；第二，焦虑心理=1.993-0.008*15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风险感知+0.179*22家庭经济信心；第三，出游意愿=1.114-0.090*15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风险感知-0.189*22家庭经济信心+0.047*5焦虑心理。

研究结果表明：焦虑心理并没有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因此假设6和假设7不成立。

（四）差异性分析

从年龄来看，年龄越大，越认同新冠病毒感染难以治愈；从信息辨别能力来看，中老年人对于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远不及年轻人，因此更容易被缺乏真实性的网络信息误导，进而夸大新冠病毒感染的伤害性，并错误地将其归类于难以治愈的疾病；从收入来看，月可支配收入在1500—5500元的人群对于“感染新冠病毒感染导致死亡的可能性很大” 这一题项的认同程度明显高于其他收入群体，这可能是因为中低收入水平人群对于信息甄别能力不及高收入群体，因此更容易夸大新冠病毒感染伤害性；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高学历人群对于事情的担忧多于低学历人群，这可能是因为高学历人群往往在工作生活中承担着更重要的角色，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因此对于事物的担忧程度超过了受教育更低的群体。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风险感知越强烈，民众出游意愿越低。这可能是因为，旅游作为生活中的调剂，在有其他更紧急、更重要的事情出现时，公众旅游需求可以大幅缩减甚至消失。因此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之下，相比于放松娱乐，公众更在意自身的人身安全。另外，感染后遗症尚未明确，民众对其的恐惧依旧存在。此发现与柯山（2022）的研究结论有类似之处，通过方差分析本文发现，年龄、收入对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风险感知有着显著差异：年轻人的风险感知更低，出游意愿更加强烈。本文研究发现，家庭经济信心越高，民众出游意愿越强烈。这可能是因为对家庭收入充满信心的人，更有信心战胜不确定性，出游的意愿更加强烈，并认为对未来不确定性可以抗拒；从家庭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来看，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都有更高的经济水平，因此更可能拥有出游意愿和习惯。

（二）建议

对于政府來说：第一，应加大对于新冠病毒感染的相关知识宣传，让民众对其有更充分的认识和了解。降低新冠病毒感染对于公众的未知性能够大大减低公众对其恐惧程度，进而增加公众出游意愿，加快旅游业恢复活力；第二，应严格约束网络环境，严格打击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有关谣言传播，要求各大媒体对新冠病毒感染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以此避免对信息识别能力较弱的中老年群体被错误信息误导，进而提振旅游经济。

对于企业来说：第一，设计中老年旅游产品，应遵循短途为主、长途为辅的原则。短途旅游风险相对较低，同时具有更高确定性、可控性，因此对于风险敏感的中老年群体更具吸引力；第二，在旅游产品介绍时，应突出风险防控措施的完整性，如对于出行大巴车高频消毒等，提高旅游者的信任感、安全感。

五、结束语

本文以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为研究背景，验证了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风险感知与家庭经济信心对于民众出游意愿的影响，同时分析了不同年龄段的个体出游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而后依据结论对旅游业各个主体的发展策略进行完善优化：政府应根据实际经济、市场情况制订系列管理措施，以促进旅游行业恢复生机；企业应深度剖析自身发展阶段，同时洞察宏微观环境，以制订企业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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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席居哲，王云汐，鞠康.积极心理学视角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干预[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181-187.

[4]    夏杰长，陈峰.预期收入与中国的“收入—幸福之谜”[J].北京社会科学，2022，（10）：92-106.

[5]    刘成奎，刘彻.相对收入、预期收入与主观幸福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8（6）：13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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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程雪.游轮出行感知价值、风险感知和游客行为意向关系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9.

[8]    柯山，金博闻，潘辉.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居民风险感知与旅游行为意向研究[J].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22，（4）：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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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于立新，许越.后危机时期目的地旅游沟通对旅游者消费意愿的影响：以疫情后武汉市旅游业的恢复为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49（6）：21-29.

[11]    魏翔.有钱而游，还是因梦而旅？预期收入对旅游消费决策的作用机制研究[J].旅游学刊，2020，35（4）：12-25.

[12]    辛自强，李哲，杨之旭.疫情期间公众的经济信心、财经价值观与支出行为意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0，（6）：118-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