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对诗词的影响及原因

【摘要】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古代中国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而科举制则是完成寒门入仕为官唯一的途径。相较于唐代，宋代科举在给予庶族阶层流动机会的同时，也深刻影响宋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宋代诗词方面。从前“以古讽今”的大方向悄然转变，士人对当下与个人名利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加。究其原因，既是客观上受到宋代科举制新发展的影响，也是文人心态产生潜在变化的直接表现。在综合作用的影响下，宋代诗词被注入新的活力。

【关键词】宋代；科举；诗词；制度改革；社会心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3-003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3.011

宋前期，为防止唐末五代的乱局重演，宋太祖赵匡胤加快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进度，对各方面的制度展开改革；太宗朝则进一步以“祖宗之法”的形式，继承发扬取士之道，在选官制度上，一改唐代官路被官宦地主之家把持的情况。“取士不论门第”理念在实际科举选拔中得以有效贯彻，成为寒门实现理想抱负的最主要途径。“重文轻武”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统治者对文官的需求也远胜于前朝。为筛选出具有真才实学的有识之士，无论在行为能力抑或思想觉悟上，科举都是最重要的考核渠道，能够吸纳更多真才实学者为朝廷效力。

随着庞大的科举队伍与官僚士大夫队伍形成，文人的地位有了飞速提升。他们不仅在考场上善用文笔，同时“文以载道”，擅用诗句记录所见所闻所感，而科举就成为他们生活交往中的焦点话题之一。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宋代有关科举的诗词大量产生，成为宋代文学中的重要特点，也从侧面展现当时的社会文化风貌。究其时代背景，既是客观上宋代科举制新发展的有力推动，也是科举制对文人心态产生潜在变化的直接表现。在综合作用的影响下，宋代诗词被注入新的活力。

一、宋代科举对诗词题材的影响

由于科举制的兴盛，诗词的题材由唐代的田园山水、咏史怀古等转向对当下与现实的关注，对于“人”本身的关注也渐兴。无论是考试前还是考试后，应举者大都用诗文记录下有关考试的过程与心态，借此抒发应考时错综复杂的情绪，有关科举的诗词数量，也在宋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学而优则仕”成为万千寒门子弟苦读的动力，“金榜题名”也成为对读书人最好的祝福。在这样的整体文化氛围中，诗词作为重要的文学形式，承载了有关科举制的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有赴考前源自挚友的祝福诗，以及放榜后中第的欣喜与被祝福，抑或落第的不甘与苦闷。

由于古代科举考试周期长，因此在考前，古人习惯以诗相赠，目的在于为即将赴考的亲人朋友送行，内容以表达对亲友路途的关心和愿其获得佳绩的美好祝福为主，有些还会记录亲朋的赴试经过及内心动态，这些都体现了对科举的重视。王之道《折丹桂》中的“风漪欲皱春江碧。予寄江城北。子今东去赴春官，挽不住、抟风翼”[1]1156，以风吹碧波的情形，暗喻送友人赴考之时，心中万千思绪难以平复。苏轼的《送孙著作赴考城兼寄钱醇老李邦直二君于孙处》等，都是用诗句记录送友赴考的情况。

其次为科举结束放榜后，为恭贺考生及第的诗词，主要表达对其努力的肯定和未来仕途的祝愿，其内容多用词大气华丽，以表达此人难以按捺的欣喜之情及对亲友未来的期盼。代表作有北宋诗人黄庭坚的《贺圣朝》：“脱霜披茜初登第。名高得意。樱桃荣宴玉墀游，领群仙行缀。佳人何事轻相戏。道得之何济。君家声誉古无双，且均平居二。”[2]诗人用文字记录下亲友的毕生大事，字里行间都包含对其努力与成绩的肯定。这类诗词在祝贺及第者的同时，有些也借此抒发对自己或其他身边人、尤为自家后辈的勉励。这一题材诗词的代表有宋神宗的《赐刘辉及第》：“治世求才重，公朝校艺精。临轩升造士，入彀得群英。并蹑云梯峻，联登桂籍荣。庇民思善政，慈惠体予情。”[3]538此为皇帝为某中举者的祝贺诗，不仅是国君对及第者个人的鼓励，更是最有力的科舉宣传，与及第者声望直接挂钩，让寒窗苦读者感受到统治阶级对富学之士的重视，这也成为其精神助推器，促使一代代读书人为之付出大把光阴。

此外，也有相当数量的及第与落第词。南宋洪迈曾对人生四大悲事喜事做出总结，其中“下第举人心”与“金榜题名时”，对于参加科举者来说就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未来。若是及第，多以诗词表达内心的喜悦以及对朝廷的感激，以及对自己今后入仕必将报效朝廷的决心。例如文天祥的《集英殿赐进士及第恭谢诗》：“于皇天子自乘龙，三十三年此道中。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但坚圣志持常久，须使生民见泰通。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惟有厉清忠。”[3]1116

而相对于极少数及第后的飞黄腾达，更多读书人迎来的是一年年的苦读与一次次落榜。例如柳永的《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柳永自少研读诗词，心怀治世伟业，然经历多次落榜，对科举的失望溢于言表。其科举词中的苦涩意味，足以引起诸多落榜学子的共鸣。

二、影响的主客观原因

无论科举考场上成功还是失败，应举者凭借自身文化素养，都常利用诗词记录下其心境，所流传之作品，也成为当今了解宋代文学、社会风貌的重要窗口，有助于我们通过文学视域，一窥宋代科举繁荣昌盛背后的人生百态，进而探析制度变迁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而科举题材文章的激增，其背后显然并非单一原因。除科举制本身的不断发展外，民众的心态随客观情况的起伏变化，同样值得加以重视与关注。

（一）客观方面——科举制的改进

宋代时期的科举，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与唐朝的不同，其中最明显的，是录取制度的完善与录取名额的增加，这两点都造成民众对待科举的态度改变。唐代时科举渐渐发展，以考试取士成为主流。然在古代社会，人情关系往往暗藏其中。在当时，除正常参与科举考试的途径外，“行卷”和“公荐”也常能助部分考生获得功名。“行卷”指考生在考前作诗并递交给某达官显贵，希望借此获得推荐录用的资格，而“公荐”则指公卿大臣以自身为担保，为主考官举荐亲信及赏识之士。起初，这两项制度存在的本意，在于利用有名望之官作为担保，从而将身边有真才实学的学子向上推荐，从而充实官员队伍。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常为入仕诱发行贿与不实之事。有权势之家为扩大自身实力以财谋官，因此严重压缩了科举正常录取的名额，从实际结果来看，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者远低于实际。在此情形下，科举制的力量自然难以撼动顽固的门阀世袭制势力。虽有少数饱学的寒门之士登第，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科举制存在的不公。故而宋太祖对唐代科举之弊进行改革，以期维护文人入仕的公平性。据《文献通考》记载，“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诏：‘及第人不得拜知举官子弟弟侄及目为师门恩门，并自称门生。故事：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所知进士之负艺者，号曰公荐。上虑其因缘挟私，诏禁之”。[4]877以严格对门阀的限制作为主要应对措施，力在恢复科举制度的公正性，也为宋太宗时期科举的进一步改革奠定良好基础。

在录取人数上，根据学者统计，唐代贡举、制举、童子举等应共举士20619人，而两宋共计109950人[5]，即宋代的录取年平均量为唐代的五倍左右。究其原因，是唐代科举制度缺漏导致人数较少，直到开元初年，人数也仅仅在百人上下。《王丘传》记载：“开元初，累迁考功员外郎。先是，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每年至数百人，丘一切核其实材，登科者仅满百人”。[6]3133表明当时科举作为选官制度，也并未完全发挥出其实际作用。然而到宋代时，随着太祖对全国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宋代统治区域大大增加；随后宋太宗时基本消灭五代十国以来的割据政权，宋廷有效管辖的人口数量不断提升，因此又增加进士录取数量与殿试环节，这些都为增加进士录取名额提供了有利条件。

除了及第入仕方面，朝廷还吸取唐末教训，开辟“特奏名进士”项，以防屡试不第的考生因怨恨科举而走上对抗朝廷的道路。唐末时，正因部分考生进士不第，造成“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不得志者也……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开宝三年三月壬寅朔，诏礼部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此特奏所有始也”。[7]20仁宗朝时，仍延续这一措施：“辛丑，诏礼部贡院，诸科举人七举者，不限年，并许特奏名”[8]199，即屡次应举不中者达到一定年限时，可凭借“特奏名”获得一官半职，在年龄上也无限制，以此表达朝廷对考生辛勤应考的体谅，大大缓和了应举者可能落榜的心理压力，从而也缓和了此方面的社会矛盾，在运用时保障了社会稳定。据统计，两宋正奏名59598人，特奏名50352人，特奏名也成为选官方式中重要的环节。[5]

除对制度纰漏的补充外，统治阶层也从积极推波助澜，以自身行動鼓励入仕应举。《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太宗亲试”，在封建中国可谓是一项创举：“自克复伪国，吏员益众，始以廷试广收士子，太宗委之春宫，自咸平后，乃复廷试。则是以天子之尊，而亲春宫之职。”[9]以表达统治者对应举者的重视。宋真宗赵恒也曾做《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10]短短几句，将古代读书人的毕生之所愿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得整体社会风气推动科举制不断走向兴旺。

由于政策的不断完善与调整，宋代的科举参与率相较于唐代大大提高，科举的活力被统治阶级充分利用，让整个社会沉浸于重学风气中。

（二）主观方面——科举下的社会心态的变化

科举关系到士人的政治追求、仕途发展和功名利禄，然而，由于科举的严格性与选拔性，中举与落榜带来的喜与悲，也渐渐使得应试者及其亲友的思想与心态也发生许多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士人的功利心理的增加与等级观念的固化，以及各阶层民众对入仕者的重视与推崇。

科举的落选率虽然很高，哪怕宋代时已增加录取名额，对于数十万的考生仍是杯水车薪。正是因为进士录取之士凤毛麟角，一旦及第，阶级身份也随即改变，即从庶民农民成为士大夫阶层。为成功入仕，范仲淹应对科举时，同样“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举进士第，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8]10268这样的实例让更多寒门看到希望。“学则庶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对于用数十年进行科举考试的学子来说，入仕则飞黄腾达，不中则毫无所获，截然相反的结果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对考生无疑是巨大的。在这种状况下，士人很难保持平常心态，与应试热情同步增长的，还有担心落榜的不安与真实落榜后的绝望。

其次，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基础，进一步完成了对民众思想引导的作用。杜佑曾在《通典》中表达了儒学对于统治的重要作用：“夫《孝经》 《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6]3984儒家经典以其延续百年的长幼尊卑观念，严格了君臣之间的差异，使读书人在观念上已首先得到规范，而后的考试，更是对相关学说理解能力的考验。可以说经历科举考试的学子，达到了对有才之士的身心双重检测，这样一来，所任官员必将也是忠君爱国之士。由于科举对宋代人民价值观的进一步塑造，成为后来宋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基础。

除此以外，科举对于考生家人的影响同样深刻。在家中常年学习准备科举者，只需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仅不用考生参加农业生产，其家人甚至会倾尽家产支持其进京赶考。“读书做官”像烙印一样打在传统人民的心里，就连市井农民也懂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道理，因此哪怕只是同乡人，都会为身边的中举者感到骄傲：“立状元坊额牌所居之侧，以为荣耀。州县亦皆迎迓，设宴庆贺”。[11]不仅是乡里乡亲，达官显贵同样在放榜公布成绩时十分关注，目的在于帮助自己的女儿寻找“佳婿”：“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葬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3]74在“礼”的约束下，等级秩序维持着最稳定的社会运作，唯有读书进取，才能在身份改变后获得尊重。科举成功后的利益巨大，改变了各阶层民众对读书人的看法，实际上也是以考试为主要方式，无形中对民众观念进行统一。

士人对科举的重视以及自身素质的提升，都给予了宋代诗词以新题材，其中对于科举活动的记录，也是帮助理解当时社会心理变化的重要材料。虽然宋代科举到后期也存在纰漏，甚至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但就科举在名额以及公平性的改进来说，都曾经发挥了毋庸置疑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后代又不断革除科举弊病，直至封建社会被推翻，在此过程中，“科举”始终作为重要题材，丰富文学作品所独有的文化内涵与史料价值。

三、结论

诗词作为宋代的主要文学载体之一，对于科举题材的记录，直接反映出文臣志士的心理动态与思维观念，是研究宋代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风貌的重要窗口，成为研究科举心态的重要史料。无论是考试前抑或放榜后，都有大量该题材的诗词围绕着科举的流程、结果而产生，高中的春风得意和落榜的失魂落魄都成了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从侧面表达出科举对于当时文人的重要性。然中举者仍在少数，经历科举选拔的书生或其亲友，都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感受到平民入仕的艰辛以及对功名利禄的渴求。而随着应举成功，身份的转变同样会引起周围人事物的关注，邻里的祝福、自家条件的好转以及名誉的取得，都成为中国人崇尚读书的重要阶段。此外，科举诗词的产生，也表明社会对“人”的关注进一步提升。作为时代背景下渺小的个体，在重文轻武的时代语境下，通过对科举制不同角度的书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宋代文人的普遍心态和精神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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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黄坚.详说古文真宝大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14.

[11]（宋）吴自牧.梦粱录[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232.

作者简介：

武曼迪，女，河南郑州人，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代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