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绘画中的“中国风”

陈琳佳

【摘要】18世纪，在欧洲突然掀起了一股“中国风”的浪潮，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对中国风格青睐有加。本文主要探究“中国风”浪潮对欧洲绘画的影响，以荷加斯画作为例，讨论在中国风绘画艺术席卷的18世纪的欧洲，那些欧洲本土作家面对突如其来的异国风情，在当时时代的审美需求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以展现中国为主题，或将画作融入中国元素，或在技巧上中西并用，呈现出具有中国风格的西洋画作。

【关键词】中国热；荷加斯；欧洲绘画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2-009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2.029

一、18世纪中国热

公元1700年1月7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世纪舞会，名为“中国之王”，舞会上挤满了各色名流贵族，而他们尊贵的国王身着中式服装由一顶八抬大轿缓缓抬出。这次由上层贵族带头举办的轰动一时的“中式舞会”足以证明当时风靡欧洲的“中国热”有多么疯狂。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商品不断受到欧洲人的追捧和喜爱，以各类商品为媒介的中国文化和独特审美艺术也随之进入西方视野。中华艺术的特质在当时处于对本土艺术审美疲劳中的欧洲人来说眼前一亮，中西文化状况邂逅之时呈现出间性特质，能够满足西方新兴的审美需求。

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主要是中国文化西传和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所以有学者将该过程称之为“中学西传”。而为何偏偏就在18世纪出现了如此狂热的中国情结，恐怕是多重原因导致的结果。首先，自16世纪欧洲到东方的航线开辟以来，中国和欧洲的贸易往来愈加频繁，中国瓷器、丝绸、中式家具以商品的形式大量输入欧洲市场，受到欧洲人欢迎。在路易十四重商主义政策的推动下，东西方贸易交流进一步加强。例如，17世纪末，在欧洲贵族的室内装饰中发现有大量的清代外销壁纸。外销壁纸是一种专供海外贸易的手绘壁纸，由中国的市井画匠创作，主题多为中国风土人情和花鸟，虽为中国人所画，但为满足贸易的需求，符合欧洲人的审美需求[1]。1602年，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更是大大促成了中国商品跨洋流动。以贸易为契机，中国商品以及以此为媒介流入欧洲的文化意识迅速、广泛地进入欧洲的思想和艺术领域，对艺术和审美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次，18世纪的中国和欧洲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地中。欧洲持续将近百年的“中国热”刚好对应中国康熙、雍正、乾隆三位清朝皇帝的统治时期，历史上将其称为康雍乾盛世，不仅是清朝的发展高峰期，更是中国历史上全盛时期之一。盛世下的中国，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经济上更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虽然清朝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而实际上却是“禁而不止”，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始终没有停止[2]。相比之下，18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等众多破坏社会秩序、动摇社会根基的重大历史事件，国家和贵族处于分崩离析之际。在国内情况不容乐观时，远在东方的中国在欧洲人眼里就成了美好而又神秘的天堂，“中国”在西方人眼中不仅是遥远东方的地理实体，更是由艺术作品、文化形象建构起来的文明形式[3]。

二、中国风与欧洲绘画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是欧洲从“巴洛克”艺术风格向“洛可可”艺术风格转变的时期，而中国风是伴随着巴洛克风格发展起来的，在洛可可时期达到了鼎盛。洛可可的华丽风格激发了当时欧洲的浪漫主义情怀，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推崇下，全社会形成了一种求新猎奇的心态。在航海等各种条件的配合下，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洛可可艺术并不强调欧洲审美中特有的对称感，而经常是不对称的，通常使用各种曲线来装饰，打破了注重规律，以几何线条为主的装饰方法[4]，而这种曲线造型就是中国花纹和意大利花纹结合的产物，有很多早期画家如奥德朗、华托都会借用大自然巧夺天工的纹路加以艺术处理形成更为复杂而具有美感的花纹。

在欧洲流行的“中国风”绘画虽然带有中国气息，但始终与中国传统绘画不同，它是中西艺术审美交融的产物，在风格设计上始终逃不开西方艺术审美的规范和欧洲文化脉动的影响，与欧洲本土画作相比多了一份异国情调，而与中国传统画作相比又少了一丝东方特有的写意缥缈之感。这种被称为“西纳伍兹利”的新型建筑风格，完美再现了西方世界对神秘莫测的东方国度的自由想象和描摹。

关于当时那种充满异国风光的西方艺术，众多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艺术史学者苏立文认为：虽然这种中国风格，或者叫做似是而非的“中国美术趣味”，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却只限于对一些次要的或者装饰性的艺术产生影响，对高雅艺术的影响微乎其微[4]。他觉得18世纪流行起来的中国风的艺术形式强调混杂的异国风情，虽然与当时的法国时尚相联结，但是却没有影响到欧洲的古典艺术，只停留于一些“俗”的表面，未曾触及欧洲艺术的真正根基[5]。然而，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另一位艺术史学者雅各布森认为“真正的中国风不是对中国物品乏味且拙劣的模仿，而是西方对于东方想象的具体再现——一个充满异国情调遥远的国度。”霍纳尔也认为“中国风有其特殊且精彩的艺术表现。”[5]

不管世人对18世纪的“中国风”有着怎样积极或消极的评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风”设计影响了当时的一批艺术家，并且渗入到各个领域。如布歇，他曾于1743年以中国的宴会、集市、舞会、渔钓、打猎、梳妆六个主题[6]，企图以西方艺术之眼观望东方中国人的生活场景。它以中国风设计为载体，运用华丽的幻想，融入东方异域符号，拼凑出了当时西方人眼中理想的中国。

三、荷加斯与中国風元素绘画

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是英国18世纪风俗画的奠基人也是欧洲连环画的先驱。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曾经说他是“拿着画笔的喜剧作家”。威廉·荷加斯的出现使得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绘画领域逐渐显现出独特的英国风格，画作开始展现英国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打破了外国画家在英国的主导局面。在不断觉醒的本土民族主义精神和清教伦理思想的影响下，他公共道德主题的绘画对18世纪的英国社会进行了嘲讽和批判，以一个弱势群体的视角揭露了真实的伦敦社会。他利用绘画复兴了叙事性的艺术，将社会真实丑陋的一面浓缩于几组版画之上，将自己的一腔愤懑注于令人沉重压抑的色彩中，以冲击视觉的方式唤醒人们已经麻木的道德感官。

荷加斯的绘画技术曾经受到以鲁本斯为代表的巴洛克艺术风格的影响。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是巴洛克风格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劫掠吕希普斯的女儿》将蛇形线运用得灵活自如，扭曲的女性身体完美展现青春的活力，男性则凸显出健硕阳刚之气。巴洛克时期的绘画体现了画家对蛇形线的钟愛，而这种热爱也被荷加斯继承并体现在他的美学著作《美的分析》中。在《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奇迹》中，鲁本斯描绘了多种不同族裔的人正在听从沙勿略的传教。画面中有一位亚裔男子，他身穿黄色长袍，头戴东坡巾，过去的研究认为他是一个韩国人，但是最近有学者提出或许这位亚洲代表不是韩国人，而是一位最早抵达荷兰的中国商人——兴浦（Yppong）。关于这位中国商人的描述有拉丁文记载为“大明之梵客兴浦”。因此，可以认为他是中国明朝人。鲁本斯能够画出东方穿着的人物，并将他与其他族裔一同置于画面中，可见，他对中国并不是全无了解。

（一）作品中的中国元素

荷加斯著名组画《时髦婚姻》描述的是一场发生在上层阶级的利益驱动下无爱婚姻的悲剧故事。贵族要钱，商贾要地位的现象，通过一场钱权交易的婚姻被讽刺地彻彻底底[7]。夫妻双方在权衡利弊下结婚，婚后彼此不忠，在一次通奸被发现后，双方先后死亡，留下一位已染上梅毒的无辜婴儿。作者通过这样一组绘画来抨击当时上流社会所谓的“时髦”。在《时髦婚姻》的第二张组画《早餐》中，可以看到壁炉上摆放了很多瓷人和瓷瓶。瓷器在18世纪英国的流行程度不言而喻。当时洛可可风格兴盛，而中国瓷器的大量传入为这一种新风格传播提供了新的物质载体，温文儒雅清脆高贵的中国舶来品顺应了大众对高品质和优雅的追求，一进入欧洲市场便成为王公贵族争相购买的香饽饽。加上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瓷器制造的顶峰时期，造型精巧、工艺精美、品种多样，瓷器上的花鸟园林等绘画满足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神秘遐想。

除此之外，画面中瓷瓶中间还放有两尊神似弥勒佛像的物件，所体现的也是中国人的“包容”和“宽以待人”的形象。他们分别置于柜子两边，对应两位主人公。妻子慵懒地伸着懒腰，仿佛刚起床，但地上散落的乐谱和椅子表明昨晚的派对十分疯狂，满脸疲倦的丈夫刚刚回到家，但是口袋里的女士帽分明表示他刚刚结束和情妇的约会。各怀心思彼此不忠的一对新婚夫妇与“包容”的象征同处一个画面，讽刺意味尤为强烈。

他们中间的桌子上摆了一套中国茶具。中国茶文化传播到西方是从17世纪中国明朝末年开始的。1610年，荷兰人将第一批茶叶从澳门运到欧洲，从此开始了茶叶在欧洲的上位之路。茶叶就像当时的瓷器一样成为地位的象征，身份的标榜。18世纪一部《茶迷贵夫人》的喜剧就充分表现了当时的饮茶风尚。画面中的瓷器和茶具等中国风格的物品，符合了当时在欧洲盛行一时的“中国热”，画家以此展现了十分真实的18世纪贵族的奢靡生活。左侧大厅椅子以及画面中部倾倒的椅子的“腿足”的形状都类似于中国古代传统家具的“三弯腿”造型。

画面左侧大厅的壁纸纹路和中国瓷器中常出现的缠枝纹相似。缠枝纹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纹饰之一，是瓷瓶上常见的纹样，最早出现于元青花中，到明清时期，官窑和民窑上都随处可见缠枝纹的装饰。中国瓷器上的纹样如龙、凤凰、麒麟等动物纹样或者是梅兰竹菊等植物纹样以及云气纹、水波纹等都是洛可可时期中国风设计的典型样式。例如，该幅画中大厅的地毯上纹饰复杂，色彩丰富，依稀可见众多花卉植物类纹饰，这或许受到中国瓷器纹样的影响，也可能是受中国刺绣的启发。墙壁上所挂的《美杜莎》的画，边框也用花纹加以装饰，也与缠枝纹相似。洛可可时代是中国刺绣大量传入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大多数印花织物的主题都为自然花卉，法国织物尤为明显，甚至被称为“花的帝国”[8]。

中国传统服饰或许也曾同欧洲服饰发生双向影响。中国丝绸和织锦上的精美图案都被欧洲贵妇人搬到衣物上，鞋面也会饰以中国图案。如荷加斯《时髦婚姻：伯爵之死》中可以看到伯爵的衣服扣子与中国传统盘扣相似。

（二）相似的美学理念——蛇形曲线

荷加斯不仅创作了大量有名的画作，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艺术理论家，他著的《美的分析》既阐述了他的绘画理论，也提出了他的美学观点：蛇形线赋予美以最大的魅力。他关于对美的形式规律的研究在绘画美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绘画一般来说起源于古希腊雕刻，强调写实透视，因此是关于光的艺术，而东方绘画和书法结合，始于唐代王维的文人画则是绘画和书法融合的典型代表，因此可以认为是关于线的艺术[9]。东西方由于审美观念的不同，绘画技巧也各有风格。中国人重“内省”、重“风骨”，尊崇中庸之道，追求平和内敛的“神妙逸能”，所以作品多是“神似”。而西方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开始关注人本身，强调写实，绘画叙事功能强，常常“形似” [10]。但是在对蛇形线的认同上，荷加斯却与中国古代画家有相似之处。虽然不是荷加斯最早提出“蛇形线最美”的论断，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了系统的梳理，并提出了完整的命题，在强调光艺术的西方世界系统提出关于线条的美学理论，也是开创性的举动。

线条，作为绘画最基础的语言形式和构成形式，在绘画应用中有很多种表现形式。虽然东西方绘画有很多不同之处，但线条都是避不开的手段之一。在西方人眼中，线条是形态语言，是形状，是情感表现的突出表达，而在中国人眼中，线条是表意语言，是取像达意的骨架[11]。荷加斯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很多铜版画，如《妓女生涯》《浪子生涯》和《时髦婚姻》等，而恰巧线条就是铜版画基本的表现技法之一。他对线条的关注在18世纪的绘画领域是弥足珍贵的。荷加斯反对新古典主义美学观念，强调动态和变化。他说：“直线和圆弧线及其各种不同的组合和变化，可以界定和描绘出任何可视现象。”[12]蛇形线灵活生动，同时朝着各种方向旋转，可以使眼睛得到满足。

荷加斯所推崇的蛇形线条在中国古代绘画中经常被运用，尤其运用于仕女画中。18世纪的荷加斯提出“蛇形线是最美的线条”的结论，是否受到中国风物热的影响还有待考证，但他如果能亲自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古代那些仕女画，想必会对自己的结论更加笃定。蛇形曲线给人的柔和恬静之感，与中国古人眼中的女子气质相近，与中国古代文人所追求的飘渺写意之感也极为符合。而荷加斯也有相似的观点。例如，在他的作品《妓女生涯》中，他也运用蛇形线来描绘女子，妇女的长裙多用曲线描绘，体现人物圆滑多变的性情，同时交错的曲线也暗示人物错综复杂的命运。在《时髦婚姻》中，曲线更是无处不在，中国瓷瓶的曲线弧度、天花板吊灯的弯曲装饰、拱形的门廊、椅背的弧度等，都传达着荷加斯对蛇形线的追求。虽然蛇形线在东西方画作中，最终有各自不同的呈现效果，东方符合随“意”重“神”的传统，西方则重“形”，各具特点，但荷加斯和中国古代画家在蛇形曲线的审美意趣上则达到了统一。

四、总结

欧洲18世纪的“中国风”热潮充分展现了中国情趣的魅力，中国商品的流入对欧洲审美和艺术造成影响，并在欧洲洛可可风格形成中发挥了作用，东西方艺术交流实现了意义上一次大融合。18世纪的中国风设计与那个特殊的时代紧密相连，它使人们看到了中国艺术昔日的辉煌，也给了人们一个审视欧洲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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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雪睿，李翔宁.18世纪中国外销壁纸中的岭南园林：建筑文化的他者想象[J].建筑学报，2020，（12）：57-63.

[4]苏立文·M.东西方美术的交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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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威廉·霍加斯.时髦婚姻[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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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星.最具魅力的蛇形线——从中国古代仕女画剖析威廉·荷加斯的美学线条[J].美术界，2012，（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