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再现
——以青海土族盘绣图案文化符号共享现象为例

周 莹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民族服饰刺绣技艺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刺绣及其图案不仅承载着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精神纽带，还具有增强凝聚力、树立核心价值观、加深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

土族盘绣是青海颇具特色的民间手工艺之一，广泛应用于土族的服饰、日常生活及宗教等方面， 为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关系确立了重要的外显标志。 土族盘绣不仅体现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而且其表现形式及所蕴含的意义也呈现出多民族共享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文化认同。 爬梳学界对青海土族盘绣的相关研究成果， 有的以土族盘绣技艺技法、图案构成、艺术审美、符号象征等角度进行理论探讨，有的从视觉元素、旅游文创等方面分析实践经验， 也有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 文化资本等方面探寻其在当下的传承发展路径， 但就土族盘绣艺术与其他民族间的交融互鉴， 以及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方面展开的探讨尚不充分。 就现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问题研究成果所属学科范畴来看，尚缺乏更广泛的学科背景与更开阔的理论视野。[2]因此，本文从土族盘绣这一视觉符号出发，探索中华文化符号的共享与共通， 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跨学科视角的拓展与补充。

土族盘绣图案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是探讨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直观材料，印证着多民族共享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事实。 本文将通过挖掘青海土族与汉、 藏等民族自古以来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 探讨土族盘绣图案如何基于该地域各民族长期互动交融而形成共享的文化符号，在深入研究单一民族刺绣艺术的同时，也关照民族间刺绣艺术的交融， 尝试阐释服饰及其技艺作为中华民族视觉形象， 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路径与以土族盘绣技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以期增进文化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荣誉感、中华文化认同感，为共享中华民族文化符号象征体系的探索提供个案依据与历史记忆资源。

一、技艺共性：土族盘绣与中华民族刺绣的共通

青海地处我国西北， 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世居着土族、汉族、回族、藏族、蒙古族、撒拉族等民族，在民族文化上也呈现出多元交融的特性。土族主要聚居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以下简称互助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土族刺绣历史也比较悠远， 在青海省都兰县境内发掘出土的吐谷浑墓葬中便有绣品的出现， 由此可推知其早在公元4 世纪左右便已发端。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土族盘绣经过与周边民族文化和技艺的采借与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别致的刺绣风格。 如今，土族盘绣主要在青海互助县群众当中运用得较为广泛， 有被视为土绣①最具代表性的针法[3]。 2006 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技术层面来说， 技术系统与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因此，有必要首先从技术层面对土族盘绣加以分析。 青海互助县土族刺绣是两针同时施绣的，一根盘一根绣缝，不用棚架，可直接绣制。使用两根相同颜色但粗细不同的绣线，盘线粗，绣缝线细。绣制前通常先将双股丝线拆分成单股线，然后将三根单股线加捻合为一股作为盘线， 绣制中将粗盘线针插于绣制者上衣的左胸口， 左手拿布右手盘绣，且需不断将粗盘线进行搓捻。当绣缝针从绣布背面刺回正面时， 右手将搓捻好的粗盘线自左向右顺时针在绣缝针尖处盘绕一个圆圈，再用左手大拇指压住盘线，绣缝针向下穿针缝压，固定粗盘线形成的线圈。 如此反复上针盘、 下针缝，一针固定两线的针法，便形成似葡萄串的宽两毫米左右的盘线线圈。

在为数不多的可查阅到的土族盘绣学术研究成果中，多数学者认为，该绣法是独一无二的②，是区别于其他刺绣技法的， 甚至是当地民族创造的独有刺绣技艺，③也常常被作为当地民族文化的代表符号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土族盘绣风格蕴含着当地民族文化的特色，但就技艺本身来说，并非是“独有”和“独特”的。笔者在对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水族马尾绣的田野调查中发现， 用来为马尾绣“填心” 的绣法——螺形绣④，在绣制技法上与土族盘绣如出一辙（图1）。 绣制时同样用两根针分别穿同色的线，盘线为6 股，用来固定的线则为单股。 如此反复，便形成一圈压一圈的凸起线圈。 从盘绣和螺形绣的绣制步骤可以看出， 土族盘绣与水族螺形绣属于相同的刺绣技法。 在看到土族刺绣国家级传承人李发秀绣制土族盘绣的视频后， 水族马尾绣绣娘也认同二者是一样的绣法。⑤

图1 土族盘绣（左）与水族螺形绣（右）线圈绣品

无独有偶，贵州省雷山西江苗族的双针锁绣⑥也与上述二者属异曲同工的刺绣技法。 双针锁绣在绣制时也同样需要双针双线， 起针时亦将粗线盘成圈状， 再用同色细线自底布背面穿上来以固定盘线。 从针法操作步骤来看，土族盘绣、水族螺形绣、 苗族双针锁绣皆属于同种工艺——双针挽绣。只是因挽好的线圈密度、方向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成品外观。 土族盘绣线圈之间有很少的重叠部分， 使其挽好的外观呈现为明显的圆形线圈构成的刺绣线迹。水族螺形绣线圈挽得紧密，线圈间有较多的重叠部分，因而形成似螺形的视觉效果。苗族双针锁绣在绣制中线圈被挽向一边， 且线圈之间有较多重叠， 绣品外观一边为线形一边为辫状。 王亚蓉认为， 双针挽绣兴盛于明清时期的挽绣，绣制过程中两条绣线左右摆动穿挽，外观成立体圈绕效果，是当时北京地区常用的针法，其他地区较少使用，作为京绣的代表针法，在国际上被称为“北京针”。[4]

由此可见，土族盘绣从针法技艺上来说，并非土族所独有的， 在地域相隔较远的其他民族中有该针法的使用。正如莫斯（Marcel Mauss）所言，“在任何地方，技艺都是最出色的、具有扩张性和传播性的社会的物， 它们根据各自的性质在人类社会中各处扩散和积累”[5]。 土族盘绣、水族螺形绣、苗族双针锁绣是相同的绣制技艺在不同地域的不同审美表达与技艺演变， 也证实了民族刺绣与中华民族刺绣存有的技艺共性。 土族盘绣图案文化是建立在土族刺绣技艺基础之上的，反之，技术也是打开理解土族文化大门的一个通道。 土族盘绣与其他民族刺绣在技艺方面的共通、共源，是各民族形成合力来构筑中华文化的表现之一。不同民族独特技艺的共通，也是民族间文化交往互动的体现。

土族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北部、 祁连山南麓的河湟流域，是一个多民族地域与文化交叉的地带，与藏族、汉族、回族等民族民众间有着广泛深入的经济与社会交往。 尽管学界对土族族源的问题存有争议，但就其所处地区作为典型的民族杂居区，处于中原汉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交叉结合地带，使其在长期与汉、藏、回等民族杂居过程中保持和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对大量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这一事实给予认同。[6]史书中关于汉族进入河湟地区的历史可追溯至西汉时期，《后汉书·西羌传》载：“骠骑将军霍去病，取河西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7]公元663 年，吐蕃占领河湟地区，其推行的融合同化政策使得羌人部族、汉族、吐谷浑与吐蕃不断融合。至北宋时期，藏族成为继汉族后河湟地区的又一主体民族。这些历史记忆印证着在青海地区曾经发生过的文化涵化与族群融合现象。[8]土族在与这些民族的文化互动中，共享着多元文化的文化要素，不同民族的刺绣技艺中隐含着文化整合共享的力量。

从技术史角度分析， 土族盘绣技艺及文化在自我创新与他者采借中得以融合， 其图案样式与意蕴也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留有共享痕迹， 进而民族间在情感上的互近也日渐生成文化的共性。 土族盘绣技艺基本特征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相统一，既有土族的民族特色，也呈现出中华民族刺绣文化的共性，为中华民族多民族服饰史做出了贡献。

二、符号共享：土族盘绣图案意蕴与中华文化符号共源

（一）图案表现：多元文化交融

技艺是一种整体的社会现象， 社会文化因素的介入体现到民族刺绣的技术层面， 使得刺绣物品成为文化的表征。 土族盘绣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也通过其技艺风格特色来体现。 在刺绣的针法结构与材料使用方面，土族盘绣以盘为主，绣品线圈清晰、平整、舒展，给人以大气夺目的视觉感受，比较质朴单纯。在图案构成方面，土族盘绣较少与其他刺绣针法搭配使用，组织结构更为灵活，既可盘为线条，也可盘为块面。 而在绣制技巧方面，绣制折角分明的盘绣线条更见绣者功力， 曲线柔和的盘绣块面则相对较为简单。⑦但无论是线条还是绣面，盘绣图案都较为连贯，且多为封闭图形，图案的风格鲜明（图2）。 土族盘绣色彩明快，妇女们擅用明度推移和色相推移的色彩处理手法， 绣品如彩虹般，色彩层叠过渡，形成别致的色彩光晕效果（图3）。 而汉末六朝时，佛教的传入使中原地区兴起刺绣人物形象的浪潮， 色彩上也出现了两三色渐变，绣线相间的视觉效果，足见盘绣在色彩配置上的渐变光晕效果也并非绝无仅有。

图2 土族盘绣封闭式图案

图3 土族盘绣明度推移和色相推移图案

“不同文化之间的互鉴互赏成了联结各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纽带。在不断的发展交融中，民族差异性越来越小，民族共同性越来越大。”[9]周边的民族服饰文化不断渗透到土族的服饰中， 盘绣图案的象征意义与其周边民族象征意义的不谋而合，证实了土族在与多民族交往过程中，民族服饰文化间互动、采借与融合的事实。例如土族盘绣的“富贵不断头”（也称“富贵无尽头”）纹样是对佛教象征标志——代表着稳定之意的“卐” 进行了借鉴，形成向四边延伸密闭的万字纹，表示万物生生不息的含义（图4）。“吉祥八宝”纹不仅借鉴了藏族传统纹样的形， 而且严格按照藏传佛教教义思想来设置纹样的构成与比例关系。 被称为“太阳花”的土族盘绣图案（图5），当地土族和藏族口语称为“装鉴”，是青海土族和安多藏族共同的文化符号。 在安多藏族妇女的辫套、钱袋上，土族男子衬衣袖口、腰带两端以及土族女子的钱袋上，都会有“装鉴”作为装饰。“太阳花”中心为一对“阴阳鱼”，外围为层层铺展开来的七瓣花。 有学者认为这一盘绣图案源于太极八卦， 而七瓣花则与吐谷浑“七部落联盟”有关。[10]也有学者认为“太阳花”既与宗教宝相花图案有关， 也是隋唐至明清以来被各民族广为使用的团花图案的一种创新， 并在当地人熟知的团格式基础上进行新的解释。[11]此外，历史上吐谷浑人在丝绸贸易活动中的表现，也为理解土族盘绣文化提供了东西文化交流视角。出土于都兰县、 现藏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的红地窠花瓣含绶鸟锦， 含绶鸟四周饰有似太阳花图案的纹样，这种图案又被称为“十样花”“团花”“宝相花”，是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也是青海土族与其他民族间在文化上互渗交融的印证。

图4 “富贵不断头”纹样

图5 土族盘绣“太阳花”纹样

自明代以来， 汉族人带着自己的文化迁徙到互助。 土族对汉族服饰的采借是互助土族服饰特定发展时期的必然结果。《皇清职贡图》记载有西宁“土妇”“裹足著履，多类民妇”，碾伯县李土司所辖“番民”“穿汉服，习汉字”。[12]《青海风土记》载“又缎子和布匹，是由内地商人手里拿羊毛皮子来换的”[13]。 文献证实了部分土族先民服饰曾深受周边汉族服饰的影响， 接纳吸收汉族服饰文化这一历史事实。 土族盘绣图案也充分吸收了汉族传统纹样，除将汉字进行重构外，方胜、龙凤、莲花、龙凤等吉祥图案，都是土族盘绣中常见的纹样，具有吉祥的寓意。作为道教标志的“阴阳鱼”，被土族人加以创新设计，如将双鱼绣成三鱼或四鱼（图6、图7）。“事实上，不同区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记忆整合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 由此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4]处于民族交错地带的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深厚交融历史， 不仅为今天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基础， 各民族文化与习俗等也于交融中逐渐形成共享的格局与记忆。

图6 盘绣“三鱼”纹样

图7 腰带上的盘绣“四鱼”纹样

（二）符号意义：与中华民族文化共享

族群符号本身的获得是一个多种因素结合的社会历史过程。 忽略或无视客观生活中各民族分享的“文化共性”而刻意地寻找各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做法，对构建国家层面、以中华民族为单元的“共同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15]盘绣从技艺形式上虽然与明清时期盛行的挽绣艺术一致，却赋予了其新的内容（如图案、意义等）、风格与艺术魅力，达到了高度的本土化。而盘绣文化风格一旦形成，便被视为是本民族所固有的，进而成为塑造土族的标志性符号。 尤其在近年非遗保护背景下，民族文化的本真性或代表性得以凸显，对民族刺绣等非遗技艺的思考将容易忽略文化结构中的时空维度，而作出简单化的误判，狭隘地将某一文化风格视为本民族所固有的传统。因此，在对土族盘绣的研究中，既要看到文化特征与差异，同时不能忽视各族群分享的文化共性。 土族盘绣图案体现出的文化多样性， 符合多种不同特质文化因素相互杂糅整合的特点， 也呈现出不同族群间文化共享的结果。

“不同文化之间具有差异性的同时，也有某种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一方面来自共同的人性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在与其他人类群体的文化接触过程中向他者学习的产物。 ”[16]不同民族生活在同一地域，有着共同的生活需求，尽管在细节上保留有各民族的不同特征。 但在刺绣技艺方面的自然交流使得人们增进了相互间的理解与认同， 从而成为各民族间和谐共处的软实力。例如，中国传统纹样盘长纹在土族盘绣中也有应用， 象征着吉祥如意（图8）。 另外，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享的吉祥图案和吉祥物并不在少数。[17]表现在图案题材方面便是土族刺绣借鉴中原汉族刺绣的吉祥纹样，如“老鼠拉葡萄”“孔雀戏牡丹”“狮子滚绣球”“鹿鹤朝松”等，都体现了人们祈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图9）， 这些富有吉祥寓意的平绣钱褡裢与盘绣腰带（图10），表达着趋于求稳的图案文化心理的符号谱系，是多民族于历史长河中共创与共享的。尽管在不同地域与民族间会存有细节分化的表现，但因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 维系且增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 彰显着文化外在表征的共享性。

图8 盘绣“盘长纹”

图9 狮子滚绣球

图10 平绣钱褡裢与盘绣腰带

土族除了与蒙古族、 藏族杂居形成了地理位置上的地缘文化关系外，语言上与蒙古语、藏语也存在着亲缘关系， 这种亲缘关系一方面有助于与其他民族的互动交流， 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土族文化本身的多元性与融合性。 土族盘绣中的图案作为土族文化的另一种语言， 在与其他民族文化交往中，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传播与传承。在图案构图、色彩配置、符号意义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和谐美和对民族和谐的追求， 是中华自古和谐统一文化认同的基因， 蕴含的是从个人小家到多民族大国的能够将小我凝聚为更具包容性的大我之共同体思想基因。[1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 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19]土族盘绣作为民族的集体记忆，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与气节，呈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价值观。中华文化开放包容，兼容并蓄，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和谐共生，在“多元一体”中构建起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习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 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四海一家”“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等集体价值观都是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达成的共识。儒家经典《中庸》阐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和”“和衷”思想，是中华民族形成家国观念的思想基础。

简言之， 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也表现为主体对他者文化的认知、理解与采用，以及将其价值体系外现于日常生活。 图案中趋吉避邪保平安的文化认同，使得符号化的文化现象变得可见、可知、可感，使得中华民族“合”的价值观更为具体和形象，进而“合”的意识不断增强形成自觉，再通过图案这一文化符号得以承载和流传。

三、精神共存：土族盘绣图案文化多元性与中华民族文化互鉴共融

（一）民族文化交融之精神纽带

民族刺绣技艺牵涉着复杂的文化系统， 反映出该族群的审美观，发挥着族群认同、历史书写、文化传承、宗教信仰、传递情感等文化功能，同时也楔刻着民族文化间相互交融的烙印。 在某种程度上， 盘绣图案的象征意义更是构成民族文化交融的精神纽带。通过技艺的代际相传，精美的盘绣图案似文字般书写着土族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文化。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族成员在族群异质交融中的文化碰撞和价值集聚， 象征着多元族群和谐共生的文化习得和价值体系， 体现着多元主体命运共济的利益一致和价值共识， 也由此更加凸显其在多元文化交锋和多元价值冲突现实境遇中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和时代承传性。[20]丰富多样的中国民族刺绣文化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认同资源，呈现于民间社会的服饰、生活用品等多种载体， 沉淀着各自族群的历史文化因素，共同书写着异彩纷呈的中华文化。盘绣技艺与文化在与中华传统服饰文化和谐相融的过程，是民族性与交融性在互动转化的过程中整合形成的中华服饰文化共性的体现。

“在分析客观现象时，应更多考虑人的主观处境与认知，即人本身对结论的影响，从人与外在客观世界、内外关系的角度去分析我们所见到的‘真相’。 ”[21]中国刺绣针法、绣法种类丰富，不同绣种的命名和分类存在着差异。 在对民族主题的服饰与技艺研究中， 不能将其与其他民族服饰文化分别加以视之，就具体的绣法、针法、工具、工序、服饰应用情况等展开描述。 还需要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文化整体论视角来观照相近技艺之间的特点与差异性分析以及不同绣法、针法之间的关系，注重与中华刺绣、中华服饰文明关联性。而且盘绣在土族群众不同区域间也存在较大差异， 不能生硬地将某些文化特征与当地某个群体联系在一起，违背族群文化历史性多元性的事实。

（二）他族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双重认同

关于土族族源的学术争论恰恰说明了土族文化在历史演变过程中， 是在吸收周边民族文化特征并在族际间文化交流中逐渐形成的。 而在与周围民族的密切接触中， 土族人民仍能意识到自身与其他民族的不同，例如在婚礼中，土族服饰与现代婚纱二者并用，沿用传统的“道拉”“骂媒”等土族婚礼习俗， 都是在与多元文化碰撞中保留的民族特色。 李世武在对民族艺术“三维交融”中“同”的成分进行了分层理解，指出“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熔铸成的艺术之‘同’，可以分两个层面理解：首先，对其他民族的某种或多种艺术传统直接接受而表现出的‘同’；其次，对其他民族的某种或多种艺术传统进行借鉴，注入本民族的原生情感、艺术题材、艺术技法后创造出新的艺术经典，形成‘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意义上的‘同’”。[22]通过对土族盘绣技艺跨族际的比较， 可以看出土族刺绣艺术在民族迁徙、融居过程中，既有对其他民族技艺的采借认同，形成了“同中有异”的意义层面上的“同”。土族盘绣图案的多元文化呈现，体现出土族文化在与其他族群的交往中， 并非被异文化洪流所吞没，而是将异文化加以重构和创新性解释，进而形成适合自己的风格。 土族盘绣技艺与图案艺术中所呈现出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现象， 折射出了因时而动的进取精神和处于文化交融地带民族服饰文化变迁的逻辑，体现出了美美与共、交融共存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历史上中华民族关系的发展主流趋向是“和”，是中华凝聚力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正如方李莉所言，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与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 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23]民族间的文化认同是相互的， 是在长期交往中达成的文化共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4]民族艺术在促进文化认同方面具有有别于其他文化事项的独特性。 土族盘绣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刺绣文化， 是中华刺绣文化的瑰宝。研究和梳理民族文化历史，刺绣技艺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同时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尚且认知不够的一种文化资源。作为双针挽绣的重要呈现形式，承载着文化多元性，既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又呈现出中华文化相同的文化符号和文化理念， 唤醒了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传承民族文化。

（三）民族刺绣文化交流促进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创新

1995 年召开世界妇女大会时，盘绣传承人李发秀作为“中国传统工艺技术女能手”中的一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而如今伴随着旅游业的日益成熟， 土族盘绣也日趋市场化。颇具民族风格的盘绣旅游纪念品成为一种“本土”（原住）与“非本土”（非原住）（native and nonnativepeoples）民族、民众和世界之间的纽带。[25]盘绣的文化意义在市场化过程中被不断挖掘， 从出土文物与现有文化符号的关联性，再到以“彩虹部落” 隐喻盘绣服饰的色彩， 这些多面向的文化解释，在土族精英和其他民族的共同参与下，在当地政府的整合下，上升为共同的地方意识。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增强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性的重要途径。 ”[26]传承优秀文化要注重其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尤其在新时代背景下建立起具有传承性的、 不断进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 郝时远认为：“底蕴深厚、多元一体、文化多样构成的中华文化基质，是塑造当代中国国家形象最具代表性的内涵特质和外在表征。 ”[27]促进民族间刺绣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文化在相互尊重、包容中将“异”整合为“和”的力量，并不是刻意强调差异性和打造、凸显文化边界。 与现代文化元素结合产生的奥运会福娃、京剧脸谱等形象的盘绣装饰画、杯垫、挂饰等适合市场化的刺绣产品， 不断向外拓展社交空间，积累更多文化资本后逐渐由“绣得好”向“卖得好”观念转变，这也是当下文化交流中多元价值观参与和表达共同作用的结果，[28]更是土族人民基于文化多元融合—地方认同—民族国家认同的前提下， 在民族刺绣文化交流中塑造的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成为向外界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美的媒介，同时也是多民族艺术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独特“中国经验”。

结 语

工艺精湛、 意蕴深远的土族盘绣图案作为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代表之一，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 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青海土族盘绣图案凝结着多民族的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民族情感等内容，是经历漫长历史发展过程而形成的具有多民族文化交融特征的代表性民族文化符号， 是民族间联系的精神纽带， 直观具体地呈现出了中华民族视觉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视察时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以美为媒，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民族刺绣与充分体现中国文化内涵的刺绣图案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服饰艺术资源和美育资源， 为我们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 以服饰之美传递中华美育精神，打牢新时代中华文化认同思想根基、树立中华民族形象等提供了丰富多元且宝贵的财富。

当下， 随着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和表达媒介的现代化，民族间的技艺文化交流、互动、融合变得越来越频繁， 不同民族正在共同书写中华历史新篇章。以民族刺绣图案为代表的视觉形象，不仅在其中发挥了更为普遍和更为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国际表达，推动着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树立与突出”。 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实践中， 深入研究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知， 创新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新内容， 将内在精神与外在形象通过当代视觉传播手段充分加以展现， 创新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视觉形象谱系， 也是提升新时代中华民族认同和凝聚力的有效路径之一。

注释：

①“土绣“是民间对土族刺绣的一种简化叫法。 但这种叫法并不普遍，且有歧义。 土家族也善绣，民间也有“土绣”之称，湖北咸丰县更有“土绣之乡”的美誉。 为避免歧义，本文使用“土族刺绣”这一叫法。

②有学者认为：“盘绣的命名来源于它独特的针法，是我国刺绣艺术中唯一采用一针两线为刺绣方法的刺绣艺术”， 参见张捷丝：《青海土族盘绣视觉元素及其在当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研究》，重庆大学，2012 年。有学者认为：土族盘绣是土族妇女在生活中采用“一针二线”的独特针法，参见韩泽华：《土族盘绣的保护与传承》，中国艺术研究院，2016 年。 也有学者认为：土族盘绣“上盘下拉”制作工艺和“一针两线”的独特针法使其蜚声内外，参见彭煜清， 许玉花：《刍议土族盘绣的生产性保护》， 载《兰台世界》，2016 年第10 期。

③许多学者都持有盘绣针法特别、未发现其他民族和国外运用此针法的观点，参见金昱彤的《国家 市场 社会三维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徐显的《土族刺绣艺术的审美与象征意义研究》，载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0 年。

④水族马尾绣以马尾梗线定框作为绣品图案的外轮廓，而螺形绣是用来填充的一种刺绣针法，当地人谓之“填心”。

⑤被访谈人：潘玉敏，女，水族，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人。 访谈人：笔者。 访谈时间：2018 年9 月30 日。 访谈地点：贵州三都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基地。

⑥“双针锁绣”也称作“双针绕线绣”。 笔者曾对西江苗族服饰刺绣工艺进行跨度十余年的田野考察。 据当地刺绣名匠宋美芬说，双针锁绣这一绣法已几近失传。 在近期考察中看到，包括双针锁绣、皱绣等在内的针法常被作为民族技艺的代表而展示给外来的游客。

⑦被访谈人：李发秀，女，土族，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 访谈人：笔者。 访谈时间：2018 年7 月19 日。 访谈地点：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纳顿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