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闲暇：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比较研究

【摘要】 闲暇与劳动统一存在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二者共同促进人的幸福与自由全面发展。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与他的幸福思想休戚相关，他把闲暇当成实现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为后人研究幸福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在时代、阶层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马克思继承并超越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不仅认为闲暇是人们幸福的具体体现，而且从全人类解放的视角出发，诠释了劳动-闲暇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从资本逻辑的角度，批判了异化劳动下资本家对工人自由闲暇时间的无情挤占，从而揭示工人丧失生命自由与幸福的内在本质，对人们摆脱异化劳动、实现人生幸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亚里士多德；劳动闲暇；劳动幸福；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B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4-005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4.018

闲暇是人类为之追求的永恒目标。人类对闲暇的认识由来已久，被后人称为“休闲学之父”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首个提出闲暇问题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被后人高度重视并广泛关注，而作为幸福内容的闲暇观点却很少有人提及。马克思继承并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点，深入分析了劳动与闲暇的关系。尽管他没有专门的著作来系统论述劳动-闲暇问题，但马克思的全部学说的起始点都是人本身，因此，劳动-闲暇作为人之为人的重要条件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人民群众在满足基本物质资料需要的基础上，也在不断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作为人们幸福感来源之一的劳动与闲暇时间，则成了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美好生活与劳动-闲暇息息相关。新时代美好生活赋予劳动-闲暇新的价值意蕴。因此，在今天研究劳动-闲暇问题是构建美好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闲暇与思辨：亚里士多德视野中的闲暇

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与他的幸福思想息息相关。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认为幸福还似乎包含着闲暇。因此，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可以从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中得到解读。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在本质上是人的生命的自然意义，也就是最高等级的善，其幸福生活是一种合乎意愿的有德行的活动状态。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幸福和有德行完全等同起来，幸福生活意味着其行为必然是符合德行的，但有德行的生活卻未必是幸福的，如果有德行的行为是反人性的、痛苦的，抑或是带来不好的结果，都不能称之为幸福。快乐也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只有兼得快乐与德行，才能称之为是真正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两个必要条件“有德行的”和“快乐”正好可以准确理解和把握“闲暇”。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一个人整天为了利益而不断忙碌，这种生活本质上是一种被约束的生活，他的肉体被辛劳奔波所束缚，他的精神被内心欲望操控，很难得到长久的宁静与满足的快乐，闲暇也就无从谈起。亚里士多德还提到，德性是人们发自内心做出的决定，并且是与人的本质相契合。对此，他指出，真正的闲暇不仅仅是摆脱外在力量的压迫，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使得人们能够合乎自己的内心，真正从自由的角度去做出选择，是一种自愿自主的行为。

幸福包含闲暇，但闲暇却也不等同于消遣。亚里士多德认为，首先，消遣虽然也是人们出自内心想法而选择的活动，但消遣只是使人沉迷于表面的感官快乐，而不是闲暇带来的那种真正高尚的、深层次的身心愉悦。其次，消遣并不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而是人生短暂的停留，而闲暇是终其一生的现实活动。最后，消遣与忙碌的劳动相对立，而闲暇却可以与忙碌的劳动统一起来，这种内在统一的基础在于劳动为闲暇创造条件。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中所包含的闲暇不是短暂的快乐，不是劳碌，也不是消遣，而是有所节制、符合自己内心的、最高最完善的现实活动——思辨。拥有足够的闲暇时光，在自发的、最完善的思辨活动中倾听自我、挖掘潜能，才能实现最高级别的幸福，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闲暇观，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与人之本性相契合的美好世界。

二、闲暇与劳动：马克思视野中的闲暇

在马克思看来，闲暇是指个体从事劳动之后，所拥有的一段用于休息、娱乐、发展的自由支配时间。马克思强调，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自由闲暇时间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只有拥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人们才有机会去全面彰显本质、促进自身发展，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拥有充足的自由闲暇时间，是马克思为人类求解放思想中的又一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所描绘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条件下，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无偿占有工人的自由时间，工人付出辛勤的劳动，却只收获了贫穷与劳累，资本家则拥有闲暇的特权。通过对闲暇问题的思考，马克思逐渐转向了对资本的批判。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深刻揭示了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工人所处的悲惨境遇。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发现了分工的产生把工人变成生产过程的附庸，进一步加深了工人的受压迫程度。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才全面阐释了“闲暇”的本质与内涵。他指出闲暇是工人摆脱劳动时间之外的那部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接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不仅没有解放劳动，为劳动者带来更多的空闲时间，还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与劳动紧张程度，并且造成生态环境日益恶劣，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空间。但他到这时还只是停留在现象层面的批判，没有找到真正实现劳动幸福、获得闲暇时间的现实路径。直至《资本论》时，马克思深入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中去探讨工人的闲暇状况，找到了工人闲暇时间异化的本质。他认识到工人获得闲暇时间关键在于工作日的缩短，这个过程必然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产生的。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人拥有的空闲时间变成了缓解劳动痛苦的放纵时间，并没有给工人带来真正的自由。这反映出了资本逻辑隐蔽的对工人闲暇时间的支配与统治。因此，必须破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机制，构建合理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才能使人不用在抽象劳动的量化下去获得存在的规定性，甚至抹杀个性而无意识地迎合当下社会，从而真正得到自由的闲暇时光去发展充实自己。马克思要求无产阶级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在革命性的实践中去扬弃资本主义制度、消除异化劳动，进入一个使人能够全面发展的新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只有那时人们才能获得劳动幸福、拥有闲暇时间去实现自己的个性发展，过上真正属于人的生活。

三、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闲暇观的继承与超越

亚里士多德强调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闲暇是实现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人只有拥有充足的闲暇时光才有机会去追求终极幸福。马克思继承了这一观点，将闲暇阐释为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展现个性、超越自我，最终实现人的幸福与自由全面发展。

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闲暇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亚氏所提出的闲暇并非面向全体大众，只有城邦男性公民才拥有闲暇时光，而女性、奴隶、商人、外邦人等无权享受闲暇。《政治学》中提到，只有无需进行辛苦劳作的人才能拥有闲暇时光去参加政治活动。因此，那些为了生计奔波的商人、工匠等没有资格拥有闲暇，奴隶则更是劳动的机器，被城邦公民看作是会说话的工具罢了。此外，作为城邦公民的女性，也没有办法享受闲暇。在城邦，妻子只是家庭的奴隶，她们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存在，只能从事家务劳动。可见，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闲暇”主体只是城邦男性公民，并且他们拥有的闲暇时间是奴隶、妇女、商人等牺牲闲暇通过劳动创造的，具有阶层局限性。而马克思则对闲暇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提出闲暇主体应该是全体人类。他在中学时期就已经立下了为人类求解放的远大志向，正如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②马克思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终生，其全部学说都致力于人类的自由与解放。

同时，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们要达到幸福的终极境界就是思辨，闲暇是思辨的必要条件。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到人的理论活动是最高尚的活动，其中实践活动和制作活动是为了理论活动而进行的，理论活动就是在人脑中思考真理即思辨。这在本质上也体现了劳动是创造闲暇的手段，闲暇是劳动的更高阶段。而马克思则认为思辨不是闲暇的最终目的，而是强调人在拥有闲暇时光以后去从事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完善自己，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也不认为闲暇高于劳动，他指出劳动实践是人类从必然王国通往自由王国的唯一桥梁，与闲暇既对立又统一，二者并无高低之分。在马克思看来，首先，劳动创造人和人类社会，人们正是在劳动实践的发展中从古猿进化成人，并为人类社会的变迁创造了物质条件。其次，劳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是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活动。在劳动中人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与智力，并凝结在劳动产品之上，享受创造的乐趣。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动中蕴含着幸福，劳动创造幸福，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但是，在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中，劳动被异化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成为一种强迫性的、从属于他人的活动，人们在劳动中感到的只有不幸与压抑。马克思指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共产主义社会时劳动就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会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闲暇与劳动将从对立状态中解放出来，统一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之中，共同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真正的美好幸福生活。

四、马克思劳动-闲暇观的新时代启示

综上所述，通过对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闲暇观的解读，对探讨当今人的生存状态、追求美好幸福生活具有重要启示。尽管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在时间、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把闲暇与幸福相联系，认为只有在闲暇中才能获得幸福生活，为后人理解与发展闲暇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继承并超越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立足实践观点，深入到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方面去思考人的自由存在，构想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闲暇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关系，对人类实现本质复归、获得自由自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制度保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驾护航

观照当下，尽管近代以来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们逐渐拥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但资本逻辑不仅支配社会生产过程，而且统摄人本来可以充分展现创造力的闲暇时间。现实生活中“消费至上”的观念，正在消解人们的精神追求与价值追求，人们不再知道自己的真实需要，而是在资本无形的控制下把消费当成闲暇与劳动的唯一目的，并认为这是自己主动的选择，然而其背后隐藏着资本规划的殖民统治，这是一种虚假的自由，其本质仍是自我人格的丧失，造成了个体的单向度发展。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必须充分借鉴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关于闲暇观的合理部分对当代闲暇概念进行建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但同时还应该看到目前仍然存在许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利用资本实现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劳动-闲暇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异化现象。故而，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合理地去利用和限制资本，既发挥资本创造现代文明的积极作用，又很好地限制资本的负面影响。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与理解闲暇，增加人们的闲暇时间，赋予人民更多的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二）绿色幸福：树立劳动-闲暇尊重自然的生态理念

进入工业文明以来，资本按照自己的趋势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爆炸式增长以过度探索和征服自然界为基础，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近几十年来，我国在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人民幸福指数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自然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关乎人民美好生活的重大社会问题。自然界是人的生命存在、发展与延续的现实场所，对人类来说，如果失去了自然界，那么作为人与自然界物质变换过程的中介的劳动活动也将消逝，劳动-闲暇更是无从谈起。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实现劳动-闲暇幸福的基本前提。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劳动作为人类连接社会与自然界的纽带，一切劳动活动都应该以尊重自然为基础，从根本上超脱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局限性，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美好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③因此，全体人民都应该树立劳动-闲暇尊重自然的生态理念，从个人做起，变革传统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自身劳动活动与休闲活动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正确理解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实现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加快推动绿色持续健康发展，创造出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资源丰富的优美生态环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新时代高质量生活的向往，也为子孙后代留下清洁美丽的生存空间。由此可见，从绿色发展的维度去考察劳动-闲暇，是新时代实现长远发展的应有之义。

注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卷，第459页。

③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0，303-31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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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维意.论马克思的劳动现代性重建思想[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43（02）：35-43+213.

[6]张一兵.资本与雇佣劳动：作为社会总体性的生产关系构式——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再思考[J].贵州社会科学，2022，（02）：21-30.

[7]宗爱东.马克思的劳动观及其当代价值——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考察[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8（02）：76-82.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4.

作者简介：

张方圆，女，汉族，山东邹城人，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